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本文运用“镜像”理论来分析解读《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两位女主人公特蕾莎和萨宾娜。人永远不能实现其“理想自我”和永远不能得到“自我”的完整统一，特蕾莎和萨宾娜这两位女性的人物性格和生活经历体现了“镜像阶段”带给人的终生不可逃脱的巨大影响。
关键词：镜像阶段；自我；理想自我；真实自我；自我认证
拉康的关于主体心理发展的理论从分析初生婴儿的未定状态开始，提出了著名的“镜像理论”。“镜像阶段就是通过我认同处在我之外部的镜中形象，把我自身构成一个具有整体性的肯定的形象的过程。”[１]《镜像阶段》一文是拉康修改后1949年发表的，在文中拉康发展了弗氏的《论自恋》一文中关于自我的概念。
“镜像阶段”是在研究猿与人的活动差异时发现的一种理论。猿与人面对自己的镜像（在镜子或反光物前）其反应各不相同。猿发现有个物体随自己的移动而动，一旦意识到便感到厌倦。6～18个月的婴儿不能区别主体与客体，自身与外部世界，此为“想像态”。此时婴儿还没有明确的自我中心，自我与客体处于一种封闭状态，它经历三个步骤：婴儿与母亲同时出现于镜子面前时，婴儿只看到镜像，不能区分镜像与自身，自身镜像与母亲镜像；可以区分镜像与自身；因认出镜像是自己而高兴。拉康称婴儿与镜像的同一为“初次同化”，其本质是自恋的。婴儿从外在客体的反射中得出“我”的观念，这便是误认，它既是自身，又是异己，这一行为误认了自我。然而，这种镜中映象并不是真正的“自我”（“I”），而是存在于婴儿幻想中的“理想自我”（“the ideal I”）。也就是说，婴儿所看见的镜中映象并不是他（她）自己，而是一个疏离的“他者”（“理想自我”）――以完整统一的自我映象的伪装来代替真实自我的一种假相。为了得到统一完整的自我映象，人必须丢掉真正的自我，穿上“他者”的外衣。由此可见，人在首次自我认证之际，主体（人类个体成之为真正的“人”的心理和生理的总称）也在自己内部刻上了自我和“他者”这一矛盾的本源性裂痕。
拉康认为，“镜像阶段”的幻象建构了人本身的内部世界与他周围的外部世界的联系。[2]因此，虽然“镜像阶段”从时间上说只占据了人一生中短短的一年，但它给人带来了终生不可磨灭的巨大影响。这种自我的幻象能从我们在成人以后所树立的作为自己镜像的他人那里得到实现。尽管如此，这种幻象只是一个镜像，它永远不可能作为真正的“自我”而得以实现，由此引来了人终生不可避免的悲剧：人永远不能实现自我的“理想自我”。
与此同时，人还必须承受另一不可逃避的悲剧，那就是人永远不能得到“自我”的完整统一。“镜像阶段”可以理解为主体变容（orthopaedy）的戏剧。通过具有外在统一性的镜像与自我的认同，主体固然摆脱了自身的不可协调性的感觉；但正是由于主体接受了视觉上的这个自我的统一映象，它反而被这种映象蒙蔽而变容。这个从支离破碎的主体到披上完整统一的“他者”外衣的主体的这种变容发挥了与人终身相伴的决定性力量。[3]实际上，在遭受变容后的主体虽然有了漂亮的完整的表象，然而主体必须通过其镜像——那个疏离的“他者”才能获得自我认证这一性质使主体永不可逃脱其永不能达到统一的本质。因此，“镜像阶段”中的主体具有一种分裂的、破碎的性质，而这种具有疏离性的认证将会在人终生的精神发展中留下深深的印记。[4]即使人在“镜像阶段”中获得了完整的个人形象，这种完整形象不过是掩盖主体的分裂性这一实质的虚假的表象；而人永不能得到完整的主体。这种自相矛盾的境况使人在疏离感、异化感和分裂感中度过终生。
米兰·昆德拉所著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小说中的两位女主人公特蕾莎和萨宾娜是性格反差很大的两位女性，她们各自代表着作者想要通过这本小说阐释的生命的两极：特蕾莎代表重；萨宾娜代表轻。然而，这两位女性都有一个共同的嗜好，那就是长时间站在镜子前凝视自己在镜中形象。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场景可以看作是拉康“镜像阶段”（“the mirror stage”）的象征。以下我将运用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对小说中的这两个女性角色做一些粗浅的分析。
特蕾莎，小说中“重”的代表者，她是以弱者的形象出现的。对于她痴迷于照镜子的这种嗜好，作者有着这样的解释：“吸引她走到镜子前面的并不是虚荣心，而是在镜中能看到‘自我’令她震惊。”[5]从小说中可以看出，特蕾莎对自己的肉体是厌恶的，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她长得非常像她的母亲。从孩提时代开始，特蕾莎就认为她母亲占据了她的五官和“自我”而感到羞耻。她尽己所能的逃离她母亲的世界--一个没有羞耻感、不存在个性的世界，一个“所有肉体都是一摸一样的世界”。[6]特蕾莎体现了灵与肉的不协调性，“镜中映象”与真实“自我”的不协调性。她在镜子中看见的并不是真正的“自我”，而是一个和她母亲有着相似外形的形象。自己的形象并不是她真正的“自我”，因此，“她更固执的看着自己，调动自己的意志力，以虚化母亲的影子，然后将之彻底抹去，让完全属于她自己的东西留在脸上。”[7]她努力逃离镜中形象的支配和俘获以此看见她真正的“自我”。也就是说，特蕾莎想透过她自己完整统一的镜中形象这一假面看见她真实的“自我”。
这样看来，特蕾莎希望看见镜中的自我形象与真正的“自我”的不协调的这一愿望（特蕾莎希望在镜子中看见的那个具有和她母亲相似外形的形象并不是她的“自我”）似乎与拉康的“镜像”理论有相悖之处。但如果我们更深入的思考就会发现特蕾莎想从镜中透过她酷似母亲的外形看见的她自己所谓“自我”并不是她的的真实的“自我”，而是她的“理想自我”。特蕾莎想逃离她母亲所处的“最底层的世界”而追求“更高的东西”，因此她厌恶她酷似自己母亲的外形。由此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特蕾莎在现实的镜子中那个和她母亲相象的自我形象并不是她的“理想自我”。相反，她的“理想自我”是逃离她在现实中的镜中形象，逃离她母亲的世界，进入到一个她自己的特点和个性能被认证的世界。因此，她无数次的站在镜子面前想透过自己的身体看到灵魂，以此来证实她在现实中的镜中形象与她自己所谓的“自我”的分裂。她的这一举动正是她寻找自己“理想自我”的体现。由于特蕾莎的“理想自我”存在于她在现实中的镜中形象与她自己所谓的“自我”的分裂和异化之中，这种分裂反而在她的幻想中印证了她的“理想自我”和她所谓的“自我”的统一。在拉康的理论中，自我的认证过程由三个部分组成：主体，存在于某种媒介质中关于主体的视觉象以及主体根据映象得到的自我存在的认证。[8]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特蕾莎看见她“理想自我”的媒介质并不是真实的镜子，而是存在于她的想象中的虚构的镜子。
拉康认为，缺失和匮乏深深的植根于人的内心。在“镜像阶段”，我们逐渐意识到某些特定的事物（身体的排泄物、母亲的声音和胸部、自己的语言等）同我们自身是有区别的。由于在“前镜子阶段”时，我们尚不能将自己同周围事物区分开来，并且怀有一种“母子同体”的想象，因此在“镜子阶段”中这种能把自己与他事物区别开来的意识使我们体验到匮乏。同时，这些东西的不在场特别是“母亲的缺席（或离弃）”使得我们产生了原始的缺失和匮乏。这种原始的缺失感将困扰我们的一生。[9]对于特蕾莎来说，母亲是她自从童年就缺失的（她的母亲对她的恨超过了爱），她终生都被这种原始的缺失所困扰着。由于母爱的缺席，特蕾莎转向她深爱的托马斯企图填补她的缺失。因此，特蕾莎想从托马斯——“他者”的目光那里获得她独特性和个性（即她的“理想自我”）的确认。不幸的是，托马斯对她的不忠“在她和所有其他女人之间画了一个等号，重新又把她扔回了她原以为已经逃离的世界。”[10]至此，特蕾莎意识到了她的“理想自我”和真实的“自我”之间的差距。
我们可以说“镜像阶段同时启动了一个自恋或自卑的心路历程。人通过“镜像阶段”看见了自己的“理想自我”，他（她）有可能沉醉在自己正是那个镜中的“理想自我”的幻想中颇为自得而产生自恋；也有可能终其一生渴望和追逐到达“理想自我”的高度而厌弃“自我”的现实生产而产生自卑。[１1]当托马斯的不忠打破了她实现自己“理想自我”的幻想时，特蕾莎陷入了深深的自卑中。
同特蕾莎一样，萨宾娜，也酷爱站在镜子前久久的凝视自己的镜中映象。不同的是，萨宾娜在现实之镜中看见的自我的映象正是她的“理想自我”。在她的“理想自我”的完整统一的映象之中，她的黑色圆顶礼帽充当了一个重要的元素，虽然这顶礼帽在镜中与萨宾娜美丽的身体十分不协调。对于萨宾娜来说。那顶旧的黑色圆顶礼帽，她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唯一遗产，是“她公然培植的个性的标志”[１2]。它成了萨宾娜独特个性和她的背叛本质的象征。萨宾娜认为，她终生的使命就是反对媚俗：她戴着礼帽凝视镜子的古怪行为是她厌恶媚俗的标记。那个古怪奇特的镜中映象显示了萨宾娜惊世骇俗、背叛传统的独特个性。它代表了她的“理想自我”——抛弃所有的媚俗，“叛己所叛”到极至，永远投身于未知之中。它“成了萨宾娜生命乐章中的动机”。[１3]（这顶礼帽是小说中最重要的道具以至小说英文译本的封面采用了一双手高举这顶礼貌的图片）
从孩提时代开始，萨宾娜就被教导背叛是世界上可以想得到的最可恨的事。但在萨宾娜眼中，“背叛，就是脱离自己的位置。背叛，就是摆脱原位，投向未知。萨宾娜觉得再没有比投身未知更美妙的了”。[１4]她背叛父母嫁给了一个平庸的演员，只因为他有离经叛道的坏名声：而后她背叛了自己的丈夫，再一次的投身于未知。她一反常规的作画，用以背叛丑恶的所谓的社会现实主义。然而，萨宾娜背叛的目的实质上是空虚的。如上文所述，人不能逃脱永远不能达到自己“理想自我”的这一悲剧命运，萨宾娜也是这样。
通过上述对特蕾莎和萨宾娜这两位女主人公在拉康“镜像阶段”理论下的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镜像阶段”对人的一生所产生的巨大的，不可逃避的影响。人永远不能实现其“理想自我”和永远不能得到“自我”的完整统一这两个悲剧在人的一生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如此，人们仍然坚持不懈的为实现幻想中的“理想自我”而斗争，这不得不说是我们终生的自相矛盾式的讽刺。
参考文献：
[1]、[３]福原泰平(日) 著，李濯凡，王小峰 译.拉康镜像阶段[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2]见Jacques Lacan， The Mirror Stage as Formative of the Function of the “I” as Revealed In PsychoanalyticExperience ，selected in A Cultural Studies Readers-History ，Theory ，Practice， edited by Jessica Munns ＆Gita Rajan， Longman Singapore Publishers Ltd，1995，p135.
[4]见Jacques Lacan，Ecrus ， by Alan Sheridan. New York :Norton.1977.p5.
[5] 、[6]、[7]、[10]、[12]米兰﹒昆得拉著，许均译.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8] 方汉文.后现代主义文化心理：拉康研究[M].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11.
[9]见Charles E. Bressler， Literary Criticism. Houghton College.1994.p157.
[11]、[13]、[14]戴锦华.电影批评[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3.
[15]杜声锋.拉康结构及其精神分析[M].台湾远流出版社，1999.
[16]赖特著，王文华译.拉康与后女性主义[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7]黄然 译.拉康[M].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
[18]王小章，郭本禹.潜意识的诠释[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
[19]Charles E. Bressler， Literary Criticism， Houghton College，1994.
[20]Jacques Lacan ，The Mirror Stage as Formative of the Function of the “I as Revealed In Psychoanalytic Experience.
[21]Jacques Lacan ， Ecrits， by Alan Sheridan， New York:Norton，1977.
[22]Milan Kundera，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translated by Michael Henry Heim ，Harper＆Row， Publisher， 1984.
关键词：镜像阶段；自我；理想自我；真实自我；自我认证
拉康的关于主体心理发展的理论从分析初生婴儿的未定状态开始，提出了著名的“镜像理论”。“镜像阶段就是通过我认同处在我之外部的镜中形象，把我自身构成一个具有整体性的肯定的形象的过程。”[１]《镜像阶段》一文是拉康修改后1949年发表的，在文中拉康发展了弗氏的《论自恋》一文中关于自我的概念。
“镜像阶段”是在研究猿与人的活动差异时发现的一种理论。猿与人面对自己的镜像（在镜子或反光物前）其反应各不相同。猿发现有个物体随自己的移动而动，一旦意识到便感到厌倦。6～18个月的婴儿不能区别主体与客体，自身与外部世界，此为“想像态”。此时婴儿还没有明确的自我中心，自我与客体处于一种封闭状态，它经历三个步骤：婴儿与母亲同时出现于镜子面前时，婴儿只看到镜像，不能区分镜像与自身，自身镜像与母亲镜像；可以区分镜像与自身；因认出镜像是自己而高兴。拉康称婴儿与镜像的同一为“初次同化”，其本质是自恋的。婴儿从外在客体的反射中得出“我”的观念，这便是误认，它既是自身，又是异己，这一行为误认了自我。然而，这种镜中映象并不是真正的“自我”（“I”），而是存在于婴儿幻想中的“理想自我”（“the ideal I”）。也就是说，婴儿所看见的镜中映象并不是他（她）自己，而是一个疏离的“他者”（“理想自我”）――以完整统一的自我映象的伪装来代替真实自我的一种假相。为了得到统一完整的自我映象，人必须丢掉真正的自我，穿上“他者”的外衣。由此可见，人在首次自我认证之际，主体（人类个体成之为真正的“人”的心理和生理的总称）也在自己内部刻上了自我和“他者”这一矛盾的本源性裂痕。
拉康认为，“镜像阶段”的幻象建构了人本身的内部世界与他周围的外部世界的联系。[2]因此，虽然“镜像阶段”从时间上说只占据了人一生中短短的一年，但它给人带来了终生不可磨灭的巨大影响。这种自我的幻象能从我们在成人以后所树立的作为自己镜像的他人那里得到实现。尽管如此，这种幻象只是一个镜像，它永远不可能作为真正的“自我”而得以实现，由此引来了人终生不可避免的悲剧：人永远不能实现自我的“理想自我”。
与此同时，人还必须承受另一不可逃避的悲剧，那就是人永远不能得到“自我”的完整统一。“镜像阶段”可以理解为主体变容（orthopaedy）的戏剧。通过具有外在统一性的镜像与自我的认同，主体固然摆脱了自身的不可协调性的感觉；但正是由于主体接受了视觉上的这个自我的统一映象，它反而被这种映象蒙蔽而变容。这个从支离破碎的主体到披上完整统一的“他者”外衣的主体的这种变容发挥了与人终身相伴的决定性力量。[3]实际上，在遭受变容后的主体虽然有了漂亮的完整的表象，然而主体必须通过其镜像——那个疏离的“他者”才能获得自我认证这一性质使主体永不可逃脱其永不能达到统一的本质。因此，“镜像阶段”中的主体具有一种分裂的、破碎的性质，而这种具有疏离性的认证将会在人终生的精神发展中留下深深的印记。[4]即使人在“镜像阶段”中获得了完整的个人形象，这种完整形象不过是掩盖主体的分裂性这一实质的虚假的表象；而人永不能得到完整的主体。这种自相矛盾的境况使人在疏离感、异化感和分裂感中度过终生。
米兰·昆德拉所著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小说中的两位女主人公特蕾莎和萨宾娜是性格反差很大的两位女性，她们各自代表着作者想要通过这本小说阐释的生命的两极：特蕾莎代表重；萨宾娜代表轻。然而，这两位女性都有一个共同的嗜好，那就是长时间站在镜子前凝视自己在镜中形象。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场景可以看作是拉康“镜像阶段”（“the mirror stage”）的象征。以下我将运用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对小说中的这两个女性角色做一些粗浅的分析。
特蕾莎，小说中“重”的代表者，她是以弱者的形象出现的。对于她痴迷于照镜子的这种嗜好，作者有着这样的解释：“吸引她走到镜子前面的并不是虚荣心，而是在镜中能看到‘自我’令她震惊。”[5]从小说中可以看出，特蕾莎对自己的肉体是厌恶的，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她长得非常像她的母亲。从孩提时代开始，特蕾莎就认为她母亲占据了她的五官和“自我”而感到羞耻。她尽己所能的逃离她母亲的世界--一个没有羞耻感、不存在个性的世界，一个“所有肉体都是一摸一样的世界”。[6]特蕾莎体现了灵与肉的不协调性，“镜中映象”与真实“自我”的不协调性。她在镜子中看见的并不是真正的“自我”，而是一个和她母亲有着相似外形的形象。自己的形象并不是她真正的“自我”，因此，“她更固执的看着自己，调动自己的意志力，以虚化母亲的影子，然后将之彻底抹去，让完全属于她自己的东西留在脸上。”[7]她努力逃离镜中形象的支配和俘获以此看见她真正的“自我”。也就是说，特蕾莎想透过她自己完整统一的镜中形象这一假面看见她真实的“自我”。
这样看来，特蕾莎希望看见镜中的自我形象与真正的“自我”的不协调的这一愿望（特蕾莎希望在镜子中看见的那个具有和她母亲相似外形的形象并不是她的“自我”）似乎与拉康的“镜像”理论有相悖之处。但如果我们更深入的思考就会发现特蕾莎想从镜中透过她酷似母亲的外形看见的她自己所谓“自我”并不是她的的真实的“自我”，而是她的“理想自我”。特蕾莎想逃离她母亲所处的“最底层的世界”而追求“更高的东西”，因此她厌恶她酷似自己母亲的外形。由此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特蕾莎在现实的镜子中那个和她母亲相象的自我形象并不是她的“理想自我”。相反，她的“理想自我”是逃离她在现实中的镜中形象，逃离她母亲的世界，进入到一个她自己的特点和个性能被认证的世界。因此，她无数次的站在镜子面前想透过自己的身体看到灵魂，以此来证实她在现实中的镜中形象与她自己所谓的“自我”的分裂。她的这一举动正是她寻找自己“理想自我”的体现。由于特蕾莎的“理想自我”存在于她在现实中的镜中形象与她自己所谓的“自我”的分裂和异化之中，这种分裂反而在她的幻想中印证了她的“理想自我”和她所谓的“自我”的统一。在拉康的理论中，自我的认证过程由三个部分组成：主体，存在于某种媒介质中关于主体的视觉象以及主体根据映象得到的自我存在的认证。[8]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特蕾莎看见她“理想自我”的媒介质并不是真实的镜子，而是存在于她的想象中的虚构的镜子。
拉康认为，缺失和匮乏深深的植根于人的内心。在“镜像阶段”，我们逐渐意识到某些特定的事物（身体的排泄物、母亲的声音和胸部、自己的语言等）同我们自身是有区别的。由于在“前镜子阶段”时，我们尚不能将自己同周围事物区分开来，并且怀有一种“母子同体”的想象，因此在“镜子阶段”中这种能把自己与他事物区别开来的意识使我们体验到匮乏。同时，这些东西的不在场特别是“母亲的缺席（或离弃）”使得我们产生了原始的缺失和匮乏。这种原始的缺失感将困扰我们的一生。[9]对于特蕾莎来说，母亲是她自从童年就缺失的（她的母亲对她的恨超过了爱），她终生都被这种原始的缺失所困扰着。由于母爱的缺席，特蕾莎转向她深爱的托马斯企图填补她的缺失。因此，特蕾莎想从托马斯——“他者”的目光那里获得她独特性和个性（即她的“理想自我”）的确认。不幸的是，托马斯对她的不忠“在她和所有其他女人之间画了一个等号，重新又把她扔回了她原以为已经逃离的世界。”[10]至此，特蕾莎意识到了她的“理想自我”和真实的“自我”之间的差距。
我们可以说“镜像阶段同时启动了一个自恋或自卑的心路历程。人通过“镜像阶段”看见了自己的“理想自我”，他（她）有可能沉醉在自己正是那个镜中的“理想自我”的幻想中颇为自得而产生自恋；也有可能终其一生渴望和追逐到达“理想自我”的高度而厌弃“自我”的现实生产而产生自卑。[１1]当托马斯的不忠打破了她实现自己“理想自我”的幻想时，特蕾莎陷入了深深的自卑中。
同特蕾莎一样，萨宾娜，也酷爱站在镜子前久久的凝视自己的镜中映象。不同的是，萨宾娜在现实之镜中看见的自我的映象正是她的“理想自我”。在她的“理想自我”的完整统一的映象之中，她的黑色圆顶礼帽充当了一个重要的元素，虽然这顶礼帽在镜中与萨宾娜美丽的身体十分不协调。对于萨宾娜来说。那顶旧的黑色圆顶礼帽，她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唯一遗产，是“她公然培植的个性的标志”[１2]。它成了萨宾娜独特个性和她的背叛本质的象征。萨宾娜认为，她终生的使命就是反对媚俗：她戴着礼帽凝视镜子的古怪行为是她厌恶媚俗的标记。那个古怪奇特的镜中映象显示了萨宾娜惊世骇俗、背叛传统的独特个性。它代表了她的“理想自我”——抛弃所有的媚俗，“叛己所叛”到极至，永远投身于未知之中。它“成了萨宾娜生命乐章中的动机”。[１3]（这顶礼帽是小说中最重要的道具以至小说英文译本的封面采用了一双手高举这顶礼貌的图片）
从孩提时代开始，萨宾娜就被教导背叛是世界上可以想得到的最可恨的事。但在萨宾娜眼中，“背叛，就是脱离自己的位置。背叛，就是摆脱原位，投向未知。萨宾娜觉得再没有比投身未知更美妙的了”。[１4]她背叛父母嫁给了一个平庸的演员，只因为他有离经叛道的坏名声：而后她背叛了自己的丈夫，再一次的投身于未知。她一反常规的作画，用以背叛丑恶的所谓的社会现实主义。然而，萨宾娜背叛的目的实质上是空虚的。如上文所述，人不能逃脱永远不能达到自己“理想自我”的这一悲剧命运，萨宾娜也是这样。
通过上述对特蕾莎和萨宾娜这两位女主人公在拉康“镜像阶段”理论下的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镜像阶段”对人的一生所产生的巨大的，不可逃避的影响。人永远不能实现其“理想自我”和永远不能得到“自我”的完整统一这两个悲剧在人的一生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如此，人们仍然坚持不懈的为实现幻想中的“理想自我”而斗争，这不得不说是我们终生的自相矛盾式的讽刺。
参考文献：
[1]、[３]福原泰平(日) 著，李濯凡，王小峰 译.拉康镜像阶段[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2]见Jacques Lacan， The Mirror Stage as Formative of the Function of the “I” as Revealed In PsychoanalyticExperience ，selected in A Cultural Studies Readers-History ，Theory ，Practice， edited by Jessica Munns ＆Gita Rajan， Longman Singapore Publishers Ltd，1995，p135.
[4]见Jacques Lacan，Ecrus ， by Alan Sheridan. New York :Norton.1977.p5.
[5] 、[6]、[7]、[10]、[12]米兰﹒昆得拉著，许均译.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8] 方汉文.后现代主义文化心理：拉康研究[M].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11.
[9]见Charles E. Bressler， Literary Criticism. Houghton College.1994.p157.
[11]、[13]、[14]戴锦华.电影批评[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3.
[15]杜声锋.拉康结构及其精神分析[M].台湾远流出版社，1999.
[16]赖特著，王文华译.拉康与后女性主义[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7]黄然 译.拉康[M].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
[18]王小章，郭本禹.潜意识的诠释[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
[19]Charles E. Bressler， Literary Criticism， Houghton College，1994.
[20]Jacques Lacan ，The Mirror Stage as Formative of the Function of the “I as Revealed In Psychoanalytic Experience.
[21]Jacques Lacan ， Ecrits， by Alan Sheridan， New York:Norton，1977.
[22]Milan Kundera，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translated by Michael Henry Heim ，Harper＆Row， Publisher， 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