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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襄先生无疑是当代成就卓著的文物学家，对于收藏者而言，他还是最具影响力、品牌效应的玩家、收藏家。他所涉足的画论、音乐史、漆器、竹刻、家具、竹木牙角、鸽哨、葫芦、蟋蟀谱等领域，学术成就非凡，家具、漆器、竹刻、葫芦、鸽哨的研究更具开创之功。
1952年王世襄先生与故宫博物院绝缘后，放弃了诸如书画一类“高大上”的研究门类，学术视野定位为重新发现、挖掘那些长时间被研究者忽视但却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物艺术品、民俗工艺领域。失去了利用故宫庞大资源的便利，遂转向民间市场搜罗，寻找那些隐藏着的依旧鲜活的文化。
备受收藏者推崇也在于此，王世襄先生以一己之力，就己所学，实践于社会，再将体悟著书立说，著作清新自然，朴素平实，实用而不花哨。他涉足的各个领域都构建丰厚的收藏，笔下言之有物，言之可信。仅此一端，已胜某些所谓的收藏家甚至是某些国家级博物馆大量精印的藏品图录百倍。藏品是死物，所蕴含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才是生命，才是活态的文化，重要的是谁来解读，只有像王世襄先生这类有高超学术水平的人才能挖掘其内涵，探寻其脉络、规律，延续其生命。
王世襄先生的藏品、学问源自市场、源于生活，经过滤、“消化”、提纯，终成专门学问。因此，学习他的著作，研究他的藏品，不应该忽视对市场的作用。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拍卖兴起，王世襄藏品开始流入拍场，品类咸备，且越来越受追捧，价格涨幅惊人。2003年中国嘉德秋拍推出“俪松居长物——王世襄、袁荃猷珍藏中国艺术品”专拍，掀起了持续至今的王世襄藏品热。经过2010年“锦灰吉金——王世襄藏铜炉专场”、2011年唐琴“大圣遗音”专拍，以及2013年“王世襄先生藏古籍文献”“王世襄先生藏工艺品”专场的巩固，王世襄藏品产生了极强的品牌效应。
幸运的是，自2003年11月“俪松居长物”在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首展以降，笔者有幸在博物馆、拍场看到王世襄先生大部分藏品。十余年来的行情涨跌，价格变化，也并非一如某些媒体所言，王世襄先生藏品就一定能增值保值，一定能拍出高价。市场是发展变化的，即便王世襄藏品，一旦进入市场，就会有涨有跌，甚至流拍。
王世襄藏品的市场认知过程
1993年2月，王世襄收藏的79件明清家具以100万美元，转手香港实业家庄贵仑，庄贵仑又捐赠上海博物馆。百万美元可谓天价，可若按当时1：5.75的外汇中间汇率算，平均每件价格约1.27万美元（约合人民币7.29万元）。而是年6月，上海朵云轩举办的首场中国书画拍卖会上，诞生了中国大陆最贵的艺术品——张大千（《晚上看云》立轴拍至143万港币（约合人民币200万元）。可见，79件家具百万美元的价格的确是象征性的。
1994年中国嘉德秋拍，长88厘米的明代黄花梨木三弯腿大方香几拍至18.7万元，长87厘米的明代黄花梨木圆里圆条桌拍至14.3万元。也可看出，当时收藏、拍卖市场起步，明清家具的知名度和市场接受度远逊中国书画。
20年前的数据过于遥远，人们对房价更为敏感：1993年国家开始房改，北京地区标准价是每平方米427元人民币，工龄、级别等折算后，最低每平米不到200元。
从掌握的资料看，迟至1996年，王世襄藏品已流向拍场，除有明确著录的藏品外，多难确证。1996年、1997年上拍的十数件王世襄藏品，未受到收藏者特别关注，流拍率很高。
1996年4月，中国嘉德上拍两件王世襄著录于《说葫芦》的葫芦器：清晚期葫芦押花福寿纹鼻烟壶拍至12.1万元，“乾隆赏玩”款清代模印云龙纹葫芦碗拍至15.4万元。次年该公司舂拍，上拍12件（一件瓷器、五件葫芦器、一件漆器、四件铜炉、一件帽筒）无著录的王世襄藏品，五件葫芦器流拍四件。10.5厘米的明成化青花葡萄叶纹小盖罐（图一）拍至3.52万元，这是罕见的王世襄藏瓷。四件明代铜香炉悉数拍出，最贵者明代“玉堂清玩”款撒金铜三足炉（图二）拍至9.35万元。
当时收藏者未关注王世襄藏品，可能源于拍品尚未著录，鲜为人知，即便收藏者、买家确知为王世襄藏品，也难识价值，对高估价更难认同。
六年后的“俪松居长物”专拍，一举奠定了王世襄藏品的市场品牌。143件成交额6301.35万元，是中国大陆1993年以来成交额最高的私人收藏专拍，凡铜炉、木器、漆器、雕刻、竹刻、石雕、古琴、匏器、铜雕九类，891万元的唐代“大圣遗音”伏羲式琴、264万元的明代朱三松竹根雕老僧（图三）、166.1万元的明崇祯冲天耳金片三足炉、清顺治冲天耳三足炉创造了中国古琴、竹刻、铜炉的历史最高成交纪录。专拍之前，全部拍品先在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展出。拍卖吸引了海内外各界人士，甚至上海博物馆等公立收藏机构也参与竞拍。143件拍品自此流散，十余年来屡见重现拍场者，古琴、铜炉两度掀起热潮。
去年11月，中国嘉德再推王世襄旧藏古籍文献、工艺品两大专拍，拍品规模，数量为历年之最，只是藏品的文物、艺术、经济价值大不如“俪松居长物”专拍。371件古籍文献拍出97.30%，成交额1490.4万元；83件（组）工艺品拍出90.36%，成交额4064.33万元。
或许是时值艺术市场调整期，拍品估价过高，四件估价超过千万元的铜炉全数流拍，王世襄先生设计、田家青制花梨木独板大画案、脚踏及桌上小案仅拍至1265万元（图四），陪伴袁荃猷先生一生的明末清初黄花梨琴案拍至517.5万元。
近20年来，王世襄藏品在拍场上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被认知、接受的过程——从最初收藏者缺少认知，经过著作出版后的知识传播，对藏品的追捧，到如今逐渐回归到理性评判。
王世襄藏品的品牌价值，或者说市场价值，首先起作用的是他一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这些重回市场的藏品，承载、记录着王世襄的学术成长轨迹，是其学术的基因。另一个成因，则是王世襄先生作为一个收藏玩家的个人品牌——王世襄是当代收藏界境界最高的一位玩家，鲜有人像他那样全面了解老北京的民间游艺。启功先生评价王世襄“玩物不丧志……是一位最不丧志的玩物大家……他的玩物既有广度，又有深度。……不是‘玩物’而是‘研物’；他不但不曾丧志而是立志。他向古今典籍、前辈耆献、民间艺师取得的和自己几十年辛苦实践相印证，写出了已出版、未出版、将出版的书。……无一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注脚……”尽管王世襄先生生前颇不喜“玩家”之称，但事实上，在收藏者的心目中，“玩家”王世襄来的更亲切也更贴切，他所达到的境界，收藏者梦寐以求。
1952年王世襄先生与故宫博物院绝缘后，放弃了诸如书画一类“高大上”的研究门类，学术视野定位为重新发现、挖掘那些长时间被研究者忽视但却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物艺术品、民俗工艺领域。失去了利用故宫庞大资源的便利，遂转向民间市场搜罗，寻找那些隐藏着的依旧鲜活的文化。
备受收藏者推崇也在于此，王世襄先生以一己之力，就己所学，实践于社会，再将体悟著书立说，著作清新自然，朴素平实，实用而不花哨。他涉足的各个领域都构建丰厚的收藏，笔下言之有物，言之可信。仅此一端，已胜某些所谓的收藏家甚至是某些国家级博物馆大量精印的藏品图录百倍。藏品是死物，所蕴含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才是生命，才是活态的文化，重要的是谁来解读，只有像王世襄先生这类有高超学术水平的人才能挖掘其内涵，探寻其脉络、规律，延续其生命。
王世襄先生的藏品、学问源自市场、源于生活，经过滤、“消化”、提纯，终成专门学问。因此，学习他的著作，研究他的藏品，不应该忽视对市场的作用。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拍卖兴起，王世襄藏品开始流入拍场，品类咸备，且越来越受追捧，价格涨幅惊人。2003年中国嘉德秋拍推出“俪松居长物——王世襄、袁荃猷珍藏中国艺术品”专拍，掀起了持续至今的王世襄藏品热。经过2010年“锦灰吉金——王世襄藏铜炉专场”、2011年唐琴“大圣遗音”专拍，以及2013年“王世襄先生藏古籍文献”“王世襄先生藏工艺品”专场的巩固，王世襄藏品产生了极强的品牌效应。
幸运的是，自2003年11月“俪松居长物”在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首展以降，笔者有幸在博物馆、拍场看到王世襄先生大部分藏品。十余年来的行情涨跌，价格变化，也并非一如某些媒体所言，王世襄先生藏品就一定能增值保值，一定能拍出高价。市场是发展变化的，即便王世襄藏品，一旦进入市场，就会有涨有跌，甚至流拍。
王世襄藏品的市场认知过程
1993年2月，王世襄收藏的79件明清家具以100万美元，转手香港实业家庄贵仑，庄贵仑又捐赠上海博物馆。百万美元可谓天价，可若按当时1：5.75的外汇中间汇率算，平均每件价格约1.27万美元（约合人民币7.29万元）。而是年6月，上海朵云轩举办的首场中国书画拍卖会上，诞生了中国大陆最贵的艺术品——张大千（《晚上看云》立轴拍至143万港币（约合人民币200万元）。可见，79件家具百万美元的价格的确是象征性的。
1994年中国嘉德秋拍，长88厘米的明代黄花梨木三弯腿大方香几拍至18.7万元，长87厘米的明代黄花梨木圆里圆条桌拍至14.3万元。也可看出，当时收藏、拍卖市场起步，明清家具的知名度和市场接受度远逊中国书画。
20年前的数据过于遥远，人们对房价更为敏感：1993年国家开始房改，北京地区标准价是每平方米427元人民币，工龄、级别等折算后，最低每平米不到200元。
从掌握的资料看，迟至1996年，王世襄藏品已流向拍场，除有明确著录的藏品外，多难确证。1996年、1997年上拍的十数件王世襄藏品，未受到收藏者特别关注，流拍率很高。
1996年4月，中国嘉德上拍两件王世襄著录于《说葫芦》的葫芦器：清晚期葫芦押花福寿纹鼻烟壶拍至12.1万元，“乾隆赏玩”款清代模印云龙纹葫芦碗拍至15.4万元。次年该公司舂拍，上拍12件（一件瓷器、五件葫芦器、一件漆器、四件铜炉、一件帽筒）无著录的王世襄藏品，五件葫芦器流拍四件。10.5厘米的明成化青花葡萄叶纹小盖罐（图一）拍至3.52万元，这是罕见的王世襄藏瓷。四件明代铜香炉悉数拍出，最贵者明代“玉堂清玩”款撒金铜三足炉（图二）拍至9.35万元。
当时收藏者未关注王世襄藏品，可能源于拍品尚未著录，鲜为人知，即便收藏者、买家确知为王世襄藏品，也难识价值，对高估价更难认同。
六年后的“俪松居长物”专拍，一举奠定了王世襄藏品的市场品牌。143件成交额6301.35万元，是中国大陆1993年以来成交额最高的私人收藏专拍，凡铜炉、木器、漆器、雕刻、竹刻、石雕、古琴、匏器、铜雕九类，891万元的唐代“大圣遗音”伏羲式琴、264万元的明代朱三松竹根雕老僧（图三）、166.1万元的明崇祯冲天耳金片三足炉、清顺治冲天耳三足炉创造了中国古琴、竹刻、铜炉的历史最高成交纪录。专拍之前，全部拍品先在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展出。拍卖吸引了海内外各界人士，甚至上海博物馆等公立收藏机构也参与竞拍。143件拍品自此流散，十余年来屡见重现拍场者，古琴、铜炉两度掀起热潮。
去年11月，中国嘉德再推王世襄旧藏古籍文献、工艺品两大专拍，拍品规模，数量为历年之最，只是藏品的文物、艺术、经济价值大不如“俪松居长物”专拍。371件古籍文献拍出97.30%，成交额1490.4万元；83件（组）工艺品拍出90.36%，成交额4064.33万元。
或许是时值艺术市场调整期，拍品估价过高，四件估价超过千万元的铜炉全数流拍，王世襄先生设计、田家青制花梨木独板大画案、脚踏及桌上小案仅拍至1265万元（图四），陪伴袁荃猷先生一生的明末清初黄花梨琴案拍至517.5万元。
近20年来，王世襄藏品在拍场上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被认知、接受的过程——从最初收藏者缺少认知，经过著作出版后的知识传播，对藏品的追捧，到如今逐渐回归到理性评判。
王世襄藏品的品牌价值，或者说市场价值，首先起作用的是他一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这些重回市场的藏品，承载、记录着王世襄的学术成长轨迹，是其学术的基因。另一个成因，则是王世襄先生作为一个收藏玩家的个人品牌——王世襄是当代收藏界境界最高的一位玩家，鲜有人像他那样全面了解老北京的民间游艺。启功先生评价王世襄“玩物不丧志……是一位最不丧志的玩物大家……他的玩物既有广度，又有深度。……不是‘玩物’而是‘研物’；他不但不曾丧志而是立志。他向古今典籍、前辈耆献、民间艺师取得的和自己几十年辛苦实践相印证，写出了已出版、未出版、将出版的书。……无一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注脚……”尽管王世襄先生生前颇不喜“玩家”之称，但事实上，在收藏者的心目中，“玩家”王世襄来的更亲切也更贴切，他所达到的境界，收藏者梦寐以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