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推进行政审批改革步履维艰，阻力重重，其核心障碍是利益相关方打死不肯放权。有的地方萬般无奈之下权力的栅栏被拆除，又另筑高墙门槛，打着市场的旗号搞第三方审批，把原来尚可作为财政收入的那部分收费纳入个人或部门腰包，这就是所谓“红顶中介”的由来。
　　有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红顶中介”大抵以三种方式生存。一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主管部门通过变身协会等继续垄断业务谋利；二是政府直接指定，让退休官员换“马甲”搞审批，合谋利益分成；三是官员私下推荐，勾结中介从中受贿。“红顶中介”肆无忌惮截留简政放权改革红利，败坏了政府名声，也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
　　有两个数字触目惊心。
　　据2014年6月审计署的一份审计报告统计，13个中央部门主管的35个社会组织和61个所属事业单位利用所在部门影响，采取违规收费、未经批准开展评比达标、有偿提供信息等方式取得收入近30亿元。
　　更早一些时间的2008年至201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关数据显示，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中介组织贪污贿赂犯罪达923人，分布于工程建设、执法司法、金融信贷、土地矿产、财政税收、国有企业等行业，涉案领域十分广泛。
　　在中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长期不正常。政府靠有形之手垄断吃饭，市场为生存被迫容忍权力寻租，致使权力腐败渗透中国官场的各个系统。一朝权在手，胆大妄为者往往不顾党纪国法公开贪腐，更多手段隐蔽的，则通过部下、熟人或某个政府外机构当代理攫取巨额利益，“红顶中介”成为腐败的重要推手。
　　最典型的莫过于在原铁道部窝案中，山西那个大字不识的粗鄙妇人丁书苗，经部长刘志军的授意，打通各种关节，帮助23家企业在57个铁路建设工程项目中中标，共收取“中介费”30余亿元之巨，其中丁书苗违法所得20余亿元。这中间，刘志军成为丁书苗的利益输送者，丁书苗扮演的正是刘志军的“红顶中介”角色。
　　“红顶中介”现象的愈演愈烈，甚至惊动了北京高层。国务院不久前召开的一次常务会议上，整治“红顶中介”成为议题之一。在会上，李克强总理以亲身经历为例呵斥：“我去一些地方考察时看到，政务大厅里面的收费都取消了，但大厅隔一条马路就是一家咨询服务的中介公司，里面还坐着几个‘大盖帽’，要办事的民众，都要来这里先走一趟，这不是‘暗渡陈仓’吗？！”
　　作为附生在政府身上的怪胎，“红顶中介”的屡禁不止显示政府治理的明显滞后。“红顶中介”所以能替代行政收费，在于政府部门通过隐藏部分职能，至今掌握着不合理的审批权。这里既有本该取消的审批权没有取消，故意残留尾巴；也有早应下放的审批事项下放不彻底，存心藕断丝连，由此导致行政审批“灰色地带”普遍存在，为“红顶中介”的蔓延提供了温床。
　　无论行政审批权在体制内作怪还是在审批权取消后的权力外溢，无不缘起政府权力独大，且缺少严格的监督。整治“红顶中介”，归根结底，政府不能手伸得太长，要让权力退出那些不该待的地方。比如大幅减少投资项目前置审批，比如取消全部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比如加快建立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等等。当务之急是要将所有协会、中介机构与行政主管部门脱钩，明令禁止退休官员在任何协会担任职务，从制度上斩断利益输送链。
　　让市场归位，真正发挥其自行配置资源的作用，方能造就公平公正透明的竞争环境。中介是市场的润滑剂，市场从来离不开中介。在中国，中介机构不是多了，而是远远不够；中介的作用不是发挥到位，而是被扭曲变形了。决不能让“红顶中介”毁了中介组织的名声。这就要像有专家强调的那样，大力推进中介机构产权改革，实现中介机构设置和人事安排的完全市场化，让所有中介组织平等竞争，铲除滋生“红顶中介”的土壤。
　　整治“红顶中介”不能一味坐而论道。对那些假放权、真放水，千方百计利用“红顶中介”从中作梗，维护既得利益的无良行为，一定要依法追究，发现一个查处一个，为简政放权清除障碍，否则，不足以对“红顶中介”产生威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