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点像每周一次的裸奔，大家在旁边评头论足。”《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以下简称《舌尖2》）开播以来，作为总导演的陈晓卿一到周五晚上，就得在5个网上平台上跟网友互动到深夜，不停地回答问题，连再看一遍片子的时间都没有。
　　为了给弟弟上大学凑学费上山挖灵芝和天麻的藏族小伙，为了养育两个孩子东奔西走的养蜂夫妇，无法撼动机械化带来的职业末路的中国最后一批麦客，因没有办法留住外出打工的父母而黯然落泪的留守儿童……
　　用味道编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展示人和食物之间的故事，透过美食来看社会，看到中国的急速变化，看到中国农业社会结束之前最后的容颜，正是陈晓卿拍《舌尖2》的良苦用心。从拍《舌尖1》开始，陈晓卿就没打算在“八大菜系”里纠缠，他的目的很明确，“人情比美食更有嚼头”。拍了20多年纪录片，给陈晓卿带来巨大荣耀的却是一部美食商业纪录片。可对他来说，《舌尖》不过是个盆景，远不是他向往的那片森林。
　　1992年拍《远在北京的家》时，陈晓卿到北京已经十几年了，可还是个跟别人挤集体宿舍的“外地人”。每次室友的老婆来了，他就得满大街溜达。看着街边那么多楼都亮着灯，心想怎么就没我一间呢？那时候，每次出差回来，陈晓卿还总是车站旅馆拉客争抢的目标。正是这种对一个城市疏离和亲切交织的复杂情感，让他把镜头对准了一个特殊的“北漂”群体——安徽小保姆。陈晓卿用一年半跟拍了22个保姆女孩，作品充满情感和关怀。
　　1993年底，有了些名气的陈晓卿接手了一部反映希望工程的片子《龙脊》，看哭了更多人。这两部纪录片后来分别获得了1993年四川国际电视节金熊猫大奖和1995年四川国际电视节特别奖。那几年，荧屏上到处都是对平凡人平凡生活的记录。陈晓卿以为自己会这样拍一辈子，一直关注生活的残酷、普通人的挣扎和隐忍。
　　但后来，反映社会现实的纪录片渐渐淡出主流荧屏，中国电视纪录片成为“文献纪录片大联展”。作为一个“体制内纪录片导演”，陈晓卿的镜头也自然地转向了中国现代史的领潮人物。
　　在博客里，陈晓卿也不止一次提到“体制里的隐忍”。但他现在更多的还是满足：“我算很幸运的，对美食感兴趣我可以拍《舌尖》，同时代的人都还没我自由……没人逼我必须去完成自己不愿做的命题作文。”
　　在导演的同事们看来，“人格魅力很强”的陈晓卿其实很懂管理艺术。编片子的时候，他坐在那里不怒而威，气场强大；导演们发生争执的时候，他就摇身一变，成了极有公信力的“居委会大妈”；剧组人困马乏“胃亏肉”的时候，他还会亲自下厨做一碗“憨厚的红烧肉”，激发大家的斗志……粗犷的外表背后，陈晓卿的心很细。
　　可陈晓卿对自己的评价却是：逻辑思维能力差、心软、耳根子也软，不会摆谱，不善公关，“拉赞助，谈一个崩一个”，“不是一个好的管理者”。
　　《舌尖1》之后，陈晓卿的生活有了不少变化，“但不是自己喜欢的那种变化”，最大的痛苦就是和朋友在一起吃饭的机会越来越少了。
　　陈晓卿有个著名的“老男人局”，一到饭点，他的手机上常会收到一个问号，他回复一个感叹号，那边就回一个地点，有点对暗号的意思。每周至少两次，陈晓卿和朋友们吃着特别低端美味的食物，有事没事凑一块瞎聊。“老男人局”阵容包括出版人、先锋戏剧导演、文化记者、主持人，见了面都互相挑毛病说狠话，不像其他的饭局，见面就互相抬举。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每一篇都写着两个字：吃人。”这是陈晓卿挂在嘴边的名言，意思是，最好吃的东西，必须和聊得来的、有共同志趣的人一起吃，才能吃出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