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其实没那么了不起”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电影为什么总是描写乱世？
　　姜文：什么时候不乱呢？都差不多吧。其实从戏剧构成上来说，乱世容易出故事，乱世也容易出英雄。生活一旦极端化，故事就容易出看点，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其实不单是我一个人这样，莎士比亚写的也都是乱世啊，生活太好了，就只能写太空了嘛。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自由选择的话，你是愿意生活在和平时期还是乱世？
　　姜文：我觉得还是和平点儿好，过日子嘛，上街安全点好。但是这个问题分岁数，说实话，在我小时候，甚至二十几岁的时候，也是恨不得每天期待着有点乱七八糟的事发生。现在我这种老男人当然喜欢安静一点，别折腾了，折腾了又能怎么样？上有老人，下有孩子，就别折腾了。要说打仗就干脆单挑一个儿，要不就“绝战南极”，全在那打，别在有人想过日子的地儿打。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看待最近很热的“民国范儿”？
　　姜文：风花雪月和才子佳人那都是传说，民国其实没那么了不起。不过是一个半脏、半臭、半殖民地的社会，整个国家的GDP是很低的，国军也穿着草鞋，我真想不通哪里有任何理由让我们对那个社会保持着一丝留恋。那时候的知识界也不高明，确实有些新的探索，但整体而言都还是幼稚的。我不是说幼稚不好，只是说，把“幼稚”夸张到一种“范儿”，就有点让人觉得可笑了。

　　我举一个例子，我看梁实秋的一篇文章，其中写当时他们读清华学校的时候，很多学生连洗澡都不愿意，不是没有条件，而是不愿意，宁可让跟班去替他们洗澡。所以，你说这民国的味道，能好闻到哪里去呢？所以，我觉得所谓的“民国范儿”里，一定有一些长期不梳头的头油味、长期不洗澡的人身上令人不愉快的体味，也许还有一点小脚味，究竟能有多牛×呢？其实，“民国范儿”不过是让一些浅薄的人给误解了，那不是民国的错，是他们自己没想明白。

“我永远是有困惑的”

　　中国新闻周刊：作为导演，是什么构成了你创作的冲动？
　　姜文：没有表达欲是拍不了东西的。我一个朋友跟我讲过一个故事，他也是学导演的，我曾经问他，怎么才能成为一个导演呢。他说，有话要说，还能说得好听、利索，这就是一个好导演;没话要说，但最后说得还行，不讨厌，这算个合格的导演;就怕本来就没话要说，最后还说得离了歪斜，就讨厌了。但其实总归只要有话要说，就是好的，哪怕最后说得不好，也还行。
　　人其实总是有一些自己的困惑，自己也表达不清楚的一些事，于是就通过影像、通过人和人之间的故事去讲，这样可以跟更多的人有一个有意思的交流。其实人和人都能共同体会的故事，无非也就是男男女女呗，友情、背叛呗。我们无非是通过这些把大家的情绪和共鸣带动出来，在这里面，让每个人都有一个稳妥的故事。
　　中国新闻周刊：你有困惑吗？你是因为解决不了的困惑才去拍电影吗？
　　姜文：我永远是有困惑的。或者说我有困惑才去拍电影，如果一个人没困惑才去拍电影，那最后能拍出个什么玩意儿呢。
　　拍一部新电影的时候，我是不会去想，跟以前的东西怎么罗列起来，其实真正的创作，是为了忘记。固定在胶片和文字上，困惑就此有了交代，或者说远离你了。
　　但困惑不是麻烦，不是难过，而是你意识到，你不是上帝，大家作为一个人，大家都有困惑。可能人们会通过各式各样的方式来排解困惑，比如说有人会去染个头发、有人去买件新衣服，有人去和朋友吃个饭，就把这种东西掩盖过去了。人为什么怕孤独呢，尤其是躺在床上将睡未睡的时候，这时候孤独就来了，焦虑就来了。焦虑，睡不着觉，瞎操心，你能怎么办呢？于是，有人就选择打坐，有人就选择看电影去了。
　　我觉得困惑是人普遍的感受，这玩意儿也不是人的错误或者社会的错误，上帝就是把人设计成这样了。这是上帝和人开的玩笑，一方面赋予你理智，另一方面又赋予你非理性感受的东西。
　　就像我每天都想，我能不能早起啊，但是我又控制不了自己早睡，然后等到明天起不来床的时候，我就想，我今天他妈一定早睡，再也不能惯着自己这种恶习了！然后晚上的时候，我又想，可没人了，我再上会网，看一页书，这本身就是一种矛盾和困惑，衍变成很多有趣的、有意思的、没意思、灾难性的释放。
　　俗话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其实你想也没用，但你不想也不可能。那你就干脆在过程中去享受这种困惑好了。我们每个人并不特殊，痛也没什么不好，别老较劲，怎么就我自己遭这么大罪啊？这是必须经历的过程啊，谁知道是不是福呢。

“我不喜欢假模三道的导演想法”

　　中国新闻周刊：感觉你身上一直带着一些青春时代的少年意气，这么多年过去，身上有过什么“变”与“不变”吗？
　　姜文：假如你说我没变，那是因为你和我一起在变。博尔赫斯同志说过一句话很有意思，他举了一个例子，说一个人看书，其实永远是在重读，比如拿一本书，小时候你画上了觉得有意思的一段话，再过五年，你又画了一段，等再几年时间，你不停地画，最后你发现，一本书都画满了。没画的那地儿，原来你是没有感觉的，而不是说那个东西没有意义。
　　但是你也别强迫自己，在我17岁刚进中戏的时候，看了俩电影，当时那场面大家跟看毛片儿似的，乱七八糟，根本看不清楚。看了一个《罗生门》，看了一个《教父》。你想啊，17岁的小孩肯定喜欢教父啊，那多帅啊，而且情感你也能理解，当时根本就不喜欢《罗生门》， 心想这什么破电影，而且黑不溜秋的，也不喜欢日本人那状态，跟猴蹦子似的。而且马龙·白兰度的台词多好听啊，多么从容不迫的感觉。但是随着你慢慢长大，你会觉得《罗生门》的故事很有意思，一个事儿，在不同人的嘴里愣讲成了不一样的故事，甚至死人都能回过来再讲一回，这种表达方式是一种多么不同的东西啊。
　　但回过头来，对我来说，我庆幸当时的我也没装懂，我确实不喜欢《罗生门》。有很多孩子就装懂，黑泽明，人家是金狮啊，人家是黑泽明啊，但我真不在乎这个，爱谁谁，黑泽明就是牛×吗？又能怎样，我就看不懂，就不喜欢。但过了多少年，你可以改变你的看法，但我依旧喜欢《教父》，只不过又产生了新的认识。这种变化，你也不用担心自己善变，女人就更不用担心，我就变了，怎么地吧！
　　中国新闻周刊：《教父》是你的电影圣经吗？
　　姜文：说《圣经》有点过，但确实是一部让我非常非常难以忘怀的电影，它其实是用了一种非常非常简单的手法去表达，这个很值得人们去回味、去注意的。换句话说，我17岁能看这个电影，是没有任何手段能阻挡我，包括剪接等等。但后来我学了一点电影知识，我才知道：这导演没想法啊。看的都是演员的事儿。现在你看昆汀同志的电影，你是能看出导演的手法了，很明显，但是他也并不阻碍演员的发挥，也不阻碍你去理解这个电影，这种昆汀式样导演手法的介入，是可爱的甚至是有孩童心的表达，这是我非常喜欢的。我不喜欢的是那种假模三道的导演想法，还不如让演员单纯在那演呢。
　　中国新闻周刊：但是，如今的观众看了你的电影，比如《太阳照常升起》，表示不懂，就像你当年看到《罗生门》一样。所以对那部电影反馈就很不好。
　　姜文：是啊，他们不但不看，还嘲笑我，说这个电影我看不懂。我原来以为看不懂会不好意思，起码得装懂吧，但结果人家都和我一样，就是不懂，就是不想看。票房很低，结果投资商也没怪我，还安慰我，问我你还想拍什么？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后来就拍了《让子弹飞》，把钱赚回去呗。
　　我真不喜欢聊票房。我们能不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让电影更有趣、更好看上？这总比死乞白赖掉进钱眼有意思啊。
　　我对电影的追求就是俩字，就是好看！好看！好看！其实，“子弹”和“太阳”是一样，我都是为了好看，但是观众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