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网友Q张友桦A
2006年之前我只有额头的头发是白的，3年过去了，快白完了。只有我母亲在过世前对我说的——不要管别人的评论，就当做善事了，这句话让我比较开心
Q:揭弊案一路走来，您总是壮怀激烈，想问您内心里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A:现实政治把一个人的社会角色都混淆了，我对这套政府体系的评价就是失智、失控、失灵、失望。我们扮演了不该扮演的社会角色。
今天的台湾人民都有一种焦虑症，就是这些案子到底要拖到什么时候？从2003到2009，6年了！台湾人民和政府体系都不该备受煎熬。
Q:经历过那么多的风风雨雨，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A:就是司法不独立，检调系统沆瀣一气。比如高捷弊案开始切割成31个案子，到现在连拿钱的都无罪，这也是另外一种悲哀——这个政府到底发生了什么？
所有的弊案到今天一个结案的都没有，我们付出了那么多的心血，政府也在努力，但畏首畏尾，结果到今天一个真相都没有。老百姓就想，你总得给我一个真相吧！我们这么辛苦地揭弊，我们的努力只不过是帮助了政党轮替，基本上本质没有改变。
直到今天，从sogo案（台湾一家著名百货公司，其负责人送礼券给陈水扁家人行贿）到今天，一个官方的报告都没有！真相是什么，没有人知道。
Q:那在揭弊这个过程中，您有过开心的时候吗？比如陈水扁都被抓起来了。
A:完全没有，2006年之前我只有额头的头发是白的，3年过去了，快白完了。如果真要说开心，只有我母亲在过世前对我说的——不要管别人的评论，就当做善事了，只有这句话让我比较开心。
Q:我有时会在网上看到您的节目，感觉您的方式过分激烈，而且有时候语言不是我特别能接受的，您怎么看待自己的工作方式？
A:刚刚开始我们并不激烈，但是会越来越激烈。因为揭弊，我自己卷入12个官司，等我打赢和那些人（陈水扁之流）的官司，弊案还是没有完结啊。
法律是社会最后一道防线啊！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要遵守法律，那为什么他们却不遵守呢？
我们当然要用很激烈的语言把我们内心的愤怒表达出来，我们面对的是国家暴力，还有社会舆论和朋友的压力。
他们可以运用国家暴力来整你的时候，我们耍耍嘴皮子，语言暴力算什么暴力啊！我承认我们或许有语言暴力，但我要务必和网友说清楚，我们的暴力不是针对人民的，而是针对政府的。
Q:我也是一个传媒人，想知道您觉得自己的路对后辈新闻人有什么借鉴价值？
A:我希望我们的后辈不要走上同一条路，我们一定要扮演守门人的角色，不能扮演调查者和审判者的角色，更不能扮演舆论审判和道德审判。毕竟风险太高，压力太大，而且良心交战下让人太失望了，付出代价太大。
Q:如果现在真想大白，您转行会去做什么？
A:其实不再揭弊时，我已经做了很多历史讲评的工作。如果真的没有弊案了或者我厌倦了，我会静下心写几本书，关于新闻采访实务的书，还有从实际政治操作角度出发，探寻历史真相的书。
如果真去改行，我还可以做军事评论的事情。我在军事方面比政治方面更在行。
Q:您从事这样一种工作，您对自己的收入满意吗？
A:满意，但其实我现在的工作比我20年前收入还低。我那时在研究机构做事，又能拿研究计划收入，还经常演讲。能为政府制定政策，比如参与国统纲领和“国防部”精兵政策，而且上下班不打卡，去开会一去就是准假两个礼拜，多么逍遥自在。
Q:您平时在业余生活中会做什么？
A:我会运动，会跑步、打网球，骑单车至少一天10公里，第一是维持身材，第二是靠运动减压，不然真的撑不下去。
Q:面对这么多无聊的政治现实，您怎么支撑下来的？
A:我要先感谢我在民进党的一些朋友，他们能够认清大局，把资料给我。我也感谢台湾人民，至少能让台湾公平正义是非的价值不会和现实脱节。
Q:您觉得自己现在幸福吗？
A:非常不幸福。我在揭弊过程中，还有打官司时，不会让太太介入，一定要减轻她的压力。即便事情发生，她问:“啊！怎么会这样？”我和她说：“我在你面前经常说谎，那也是善意的，而我在揭弊中讲的都是真的。”
压力都自己扛下来，尤其是12个官司，两年6个多月，内心实在不好过。
（文字整理本刊记者张欢）
2006年之前我只有额头的头发是白的，3年过去了，快白完了。只有我母亲在过世前对我说的——不要管别人的评论，就当做善事了，这句话让我比较开心
Q:揭弊案一路走来，您总是壮怀激烈，想问您内心里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A:现实政治把一个人的社会角色都混淆了，我对这套政府体系的评价就是失智、失控、失灵、失望。我们扮演了不该扮演的社会角色。
今天的台湾人民都有一种焦虑症，就是这些案子到底要拖到什么时候？从2003到2009，6年了！台湾人民和政府体系都不该备受煎熬。
Q:经历过那么多的风风雨雨，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A:就是司法不独立，检调系统沆瀣一气。比如高捷弊案开始切割成31个案子，到现在连拿钱的都无罪，这也是另外一种悲哀——这个政府到底发生了什么？
所有的弊案到今天一个结案的都没有，我们付出了那么多的心血，政府也在努力，但畏首畏尾，结果到今天一个真相都没有。老百姓就想，你总得给我一个真相吧！我们这么辛苦地揭弊，我们的努力只不过是帮助了政党轮替，基本上本质没有改变。
直到今天，从sogo案（台湾一家著名百货公司，其负责人送礼券给陈水扁家人行贿）到今天，一个官方的报告都没有！真相是什么，没有人知道。
Q:那在揭弊这个过程中，您有过开心的时候吗？比如陈水扁都被抓起来了。
A:完全没有，2006年之前我只有额头的头发是白的，3年过去了，快白完了。如果真要说开心，只有我母亲在过世前对我说的——不要管别人的评论，就当做善事了，只有这句话让我比较开心。
Q:我有时会在网上看到您的节目，感觉您的方式过分激烈，而且有时候语言不是我特别能接受的，您怎么看待自己的工作方式？
A:刚刚开始我们并不激烈，但是会越来越激烈。因为揭弊，我自己卷入12个官司，等我打赢和那些人（陈水扁之流）的官司，弊案还是没有完结啊。
法律是社会最后一道防线啊！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要遵守法律，那为什么他们却不遵守呢？
我们当然要用很激烈的语言把我们内心的愤怒表达出来，我们面对的是国家暴力，还有社会舆论和朋友的压力。
他们可以运用国家暴力来整你的时候，我们耍耍嘴皮子，语言暴力算什么暴力啊！我承认我们或许有语言暴力，但我要务必和网友说清楚，我们的暴力不是针对人民的，而是针对政府的。
Q:我也是一个传媒人，想知道您觉得自己的路对后辈新闻人有什么借鉴价值？
A:我希望我们的后辈不要走上同一条路，我们一定要扮演守门人的角色，不能扮演调查者和审判者的角色，更不能扮演舆论审判和道德审判。毕竟风险太高，压力太大，而且良心交战下让人太失望了，付出代价太大。
Q:如果现在真想大白，您转行会去做什么？
A:其实不再揭弊时，我已经做了很多历史讲评的工作。如果真的没有弊案了或者我厌倦了，我会静下心写几本书，关于新闻采访实务的书，还有从实际政治操作角度出发，探寻历史真相的书。
如果真去改行，我还可以做军事评论的事情。我在军事方面比政治方面更在行。
Q:您从事这样一种工作，您对自己的收入满意吗？
A:满意，但其实我现在的工作比我20年前收入还低。我那时在研究机构做事，又能拿研究计划收入，还经常演讲。能为政府制定政策，比如参与国统纲领和“国防部”精兵政策，而且上下班不打卡，去开会一去就是准假两个礼拜，多么逍遥自在。
Q:您平时在业余生活中会做什么？
A:我会运动，会跑步、打网球，骑单车至少一天10公里，第一是维持身材，第二是靠运动减压，不然真的撑不下去。
Q:面对这么多无聊的政治现实，您怎么支撑下来的？
A:我要先感谢我在民进党的一些朋友，他们能够认清大局，把资料给我。我也感谢台湾人民，至少能让台湾公平正义是非的价值不会和现实脱节。
Q:您觉得自己现在幸福吗？
A:非常不幸福。我在揭弊过程中，还有打官司时，不会让太太介入，一定要减轻她的压力。即便事情发生，她问:“啊！怎么会这样？”我和她说：“我在你面前经常说谎，那也是善意的，而我在揭弊中讲的都是真的。”
压力都自己扛下来，尤其是12个官司，两年6个多月，内心实在不好过。
（文字整理本刊记者张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