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块小小的铭牌被铺在路面上，却稍稍高出路面，行人若不注意的话，没准会被绊一下。这样的铭牌在欧洲各地已铺了25000块，每一块铭牌上都镌刻着一个人的名字，他们都是二战期间纳粹集中营的受难者。上海世博会期间，德国雕塑艺术家德姆尼西将他的“绊脚石”作品带到了中国。
上海世博会德国馆的二楼，一块不大的区域，被开辟成了“文化艺术坊”。
艺术坊本是一副西方城市街道的样子，但在“街道”的地面上，却出现了几块连在一起的绊脚石。而在一面背景墙上，有一幅照片同样引人注目：一个人单膝跪地，手里拿着的正是两块钉有黄铜铭牌的绊脚石。这个人就是德国雕塑艺术家昆特·德姆尼西(Gunter Demnig)。他手里拿着的绊脚石，正式的叫法是“纪念石”。
德姆尼西说，他希望以这种艺术的方式，唤醒人们对过往那段沉痛历史的记忆。
绊脚石计划
“当一个人的名字被忘却时，这个人才算真正被遗忘”——这句来自犹太法典的话，成为激发德姆尼西开展绊脚石计划的灵感源泉。
二战期间，数百万犹太人在德国纳粹集中营被害，成为那场战争留给世界的最惨痛的记忆之一。但是，那些受难者到底是谁?却没有几个人说得清楚。
德姆尼西知道的也不多，但他想让自己有更多的了解。不仅如此，他还想让后人记住所有受难者的名字，于是，他想到了一样东西——绊脚石。
在一块绊脚石上刻上受难者的名字，还有他的生卒日期，然后将其铺设在受难者曾经生活或工作过的街道上。绊脚石稍稍高出路面，行人若不注意的话，就会被绊一下脚。德姆尼西认为，历史不仅保存在博物馆里，也应当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触碰到，而街道上的绊脚石，就是一种让德国人、尤其是德国年轻一代铭记历史的载体。
“只有跪下来，才能看清那些字。”这是德姆尼西选择将铭牌钉在铺路石上的用意。
1 993年，德姆尼西在科隆铺设第一块绊脚石时，并没想到会发展成今天这样一个规模——如今，在德国，已有500多个城市的街道上铺有这种绊脚石，最小的城市只有4D0名居民。到今年10月份，随着挪威的加入，在欧洲将有9个国家参加这个项目。“这个项目是做给全欧洲的，并不只限于德国。”德姆尼西说。
其实，直到1997年，也就是德姆尼西铺设第一块绊脚石的第4个年头，该项目才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艺术项目，并进入与城市政府协商阶段。在德国公共空间进行的艺术项目，是要征得市政府同意才能进行的。经过3年的努力，绊脚石计划终于成为一项合法的艺术项目——“城市记忆”。
反对的声音
“城市记忆”项目被一些德国人反对，是德姆尼西预料之中的事儿。
科隆市有一个人将德姆尼西告上法庭，要求起出铺设在他家附近的绊脚石，理由是他个人认为，由于这块石头的存在，他家房子贬值了10万欧元。法官最后判该人败诉，因为绊脚石是铺设在大街这样的公共领域，他无权提出这样的要求。这位法官还说，这是一份送给我们城市的礼物，我们一定要乐于接受。
“在德国，只有慕尼黑一个城市不允许这个项目进入。”德姆尼西说。
在德姆尼西看来，慕尼黑市政府反对的两条理由很奇怪。其一，政府认为只有富人才能享有这种纪念，但德姆尼西觉得完全不是这样，一块绊脚石只花95欧元，根本算不上贵。其二，政府认为在慕尼黑还有纳粹分子，他们踩那些绊脚石，遇难者就得不到该有的尊重，还会受辱，而德姆尼西则认为，这样的理由同样站不住脚，因为纳粹分子不只是慕尼黑才有。
尽管没有得到市政府的同意，但绊脚石却以另一种方式进入慕尼黑，因为有人同意，绊脚石可以铺设在他们私人拥有的土地上。
反对的声音甚至变成了恐吓。曾经有三个人说，要杀死德姆尼西；两个属于纳粹的网站，也一直阻止他的项目，已经铺设的绊脚石，有500块被人抹上了涂料，还有50块被人挖了出来，德姆尼西只好又换上了新的。
德姆尼西说，反对的力量是他坚持将“城市记忆”做下去的动力，他开玩笑地说，“我是天蝎座的人。比较固执，所以能够坚持。”
当然，更大的动力还是大多数德国人的支持。
“现在的年轻人，大多是从书本上得知纳粹毁灭了600万犹太人以及500万其他种族的生灵，但并不能完全明白实际情形如何。他们也常常疑惑在一个我们这样的文明国家，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想要更深入地去了解。”德姆尼西说，“当你了解到住在某幢房屋的某人的命运时，那种感受和从书本中看来的完全不同。”
最初的8000块绊脚石，全部是德姆尼西亲自制做和铺设的。现在，他有了两个帮手，许多大学生也成为给他帮忙的志愿者。
让记忆延续
铺设绊脚石的基本程序是，受难者家属提出申请，并证明受难者曾在某个地方居住，德姆尼西证实后，就制作绊脚石，然后铺设在离受难者居住地最近的人行道上。也有一些绊脚石铺设在受难者曾经工作过的地方，铭牌上会特别注明的。
“个人非常重要，每个人的名字都应该单独呈现。”德姆尼西坚持一块石头只记录一个人的信息。
起初，德姆尼西也设想过把一个家庭的所有受难者集中在一块铭牌上，但后来的一次经历，让他打消了这个念头。“在一个家庭的门口，一次就铺设了16块，连起来就是很大的一片。”德姆尼西认为，这样的效果更具有震撼性。
让德姆尼西印象最深刻的是为一对活着的姐妹铺设绊脚石。两姐妹都是集中营的幸存者，被解救出来后，一个去了英国，一个去了格鲁吉亚，她们不知道彼此的存在，直到铺设绊脚石时，她们才有了60年后的第一次相遇。
“铺设绊脚石的资金全部来自捐款，没有接受任何官方资助。”德姆尼西举例说，有一个人想给他遇难的亲人铺一块绊脚石，与他住同一栋楼的邻居知道后，就立即捐款，满足他的心愿。“在欧洲有很多这样的捐款人，他们都不是遇难者的后人。”
在上海世博会德国馆，绊脚石展区也吸引了众多参观者的目光。德国馆发言人孔然蒂说，这些绊脚石不仅仅只是艺术品，更是记录德国人痛楚记忆的一个载体。
记者在德国馆遇到了菲利普。菲利普学了4年中文，徐立行是他的中文名字。如今，他是德国馆的一名工作人员，向记者讲解绊脚石展区正是他负责的。
菲利普说，第一次看到这种石头，也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后来问了朋友才知道。他告诉记者，他认识的所有朋友都支持这个计划，因为“这些历史、这些名字不应被忘记”。
上海世博会德国馆的二楼，一块不大的区域，被开辟成了“文化艺术坊”。
艺术坊本是一副西方城市街道的样子，但在“街道”的地面上，却出现了几块连在一起的绊脚石。而在一面背景墙上，有一幅照片同样引人注目：一个人单膝跪地，手里拿着的正是两块钉有黄铜铭牌的绊脚石。这个人就是德国雕塑艺术家昆特·德姆尼西(Gunter Demnig)。他手里拿着的绊脚石，正式的叫法是“纪念石”。
德姆尼西说，他希望以这种艺术的方式，唤醒人们对过往那段沉痛历史的记忆。
绊脚石计划
“当一个人的名字被忘却时，这个人才算真正被遗忘”——这句来自犹太法典的话，成为激发德姆尼西开展绊脚石计划的灵感源泉。
二战期间，数百万犹太人在德国纳粹集中营被害，成为那场战争留给世界的最惨痛的记忆之一。但是，那些受难者到底是谁?却没有几个人说得清楚。
德姆尼西知道的也不多，但他想让自己有更多的了解。不仅如此，他还想让后人记住所有受难者的名字，于是，他想到了一样东西——绊脚石。
在一块绊脚石上刻上受难者的名字，还有他的生卒日期，然后将其铺设在受难者曾经生活或工作过的街道上。绊脚石稍稍高出路面，行人若不注意的话，就会被绊一下脚。德姆尼西认为，历史不仅保存在博物馆里，也应当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触碰到，而街道上的绊脚石，就是一种让德国人、尤其是德国年轻一代铭记历史的载体。
“只有跪下来，才能看清那些字。”这是德姆尼西选择将铭牌钉在铺路石上的用意。
1 993年，德姆尼西在科隆铺设第一块绊脚石时，并没想到会发展成今天这样一个规模——如今，在德国，已有500多个城市的街道上铺有这种绊脚石，最小的城市只有4D0名居民。到今年10月份，随着挪威的加入，在欧洲将有9个国家参加这个项目。“这个项目是做给全欧洲的，并不只限于德国。”德姆尼西说。
其实，直到1997年，也就是德姆尼西铺设第一块绊脚石的第4个年头，该项目才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艺术项目，并进入与城市政府协商阶段。在德国公共空间进行的艺术项目，是要征得市政府同意才能进行的。经过3年的努力，绊脚石计划终于成为一项合法的艺术项目——“城市记忆”。
反对的声音
“城市记忆”项目被一些德国人反对，是德姆尼西预料之中的事儿。
科隆市有一个人将德姆尼西告上法庭，要求起出铺设在他家附近的绊脚石，理由是他个人认为，由于这块石头的存在，他家房子贬值了10万欧元。法官最后判该人败诉，因为绊脚石是铺设在大街这样的公共领域，他无权提出这样的要求。这位法官还说，这是一份送给我们城市的礼物，我们一定要乐于接受。
“在德国，只有慕尼黑一个城市不允许这个项目进入。”德姆尼西说。
在德姆尼西看来，慕尼黑市政府反对的两条理由很奇怪。其一，政府认为只有富人才能享有这种纪念，但德姆尼西觉得完全不是这样，一块绊脚石只花95欧元，根本算不上贵。其二，政府认为在慕尼黑还有纳粹分子，他们踩那些绊脚石，遇难者就得不到该有的尊重，还会受辱，而德姆尼西则认为，这样的理由同样站不住脚，因为纳粹分子不只是慕尼黑才有。
尽管没有得到市政府的同意，但绊脚石却以另一种方式进入慕尼黑，因为有人同意，绊脚石可以铺设在他们私人拥有的土地上。
反对的声音甚至变成了恐吓。曾经有三个人说，要杀死德姆尼西；两个属于纳粹的网站，也一直阻止他的项目，已经铺设的绊脚石，有500块被人抹上了涂料，还有50块被人挖了出来，德姆尼西只好又换上了新的。
德姆尼西说，反对的力量是他坚持将“城市记忆”做下去的动力，他开玩笑地说，“我是天蝎座的人。比较固执，所以能够坚持。”
当然，更大的动力还是大多数德国人的支持。
“现在的年轻人，大多是从书本上得知纳粹毁灭了600万犹太人以及500万其他种族的生灵，但并不能完全明白实际情形如何。他们也常常疑惑在一个我们这样的文明国家，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想要更深入地去了解。”德姆尼西说，“当你了解到住在某幢房屋的某人的命运时，那种感受和从书本中看来的完全不同。”
最初的8000块绊脚石，全部是德姆尼西亲自制做和铺设的。现在，他有了两个帮手，许多大学生也成为给他帮忙的志愿者。
让记忆延续
铺设绊脚石的基本程序是，受难者家属提出申请，并证明受难者曾在某个地方居住，德姆尼西证实后，就制作绊脚石，然后铺设在离受难者居住地最近的人行道上。也有一些绊脚石铺设在受难者曾经工作过的地方，铭牌上会特别注明的。
“个人非常重要，每个人的名字都应该单独呈现。”德姆尼西坚持一块石头只记录一个人的信息。
起初，德姆尼西也设想过把一个家庭的所有受难者集中在一块铭牌上，但后来的一次经历，让他打消了这个念头。“在一个家庭的门口，一次就铺设了16块，连起来就是很大的一片。”德姆尼西认为，这样的效果更具有震撼性。
让德姆尼西印象最深刻的是为一对活着的姐妹铺设绊脚石。两姐妹都是集中营的幸存者，被解救出来后，一个去了英国，一个去了格鲁吉亚，她们不知道彼此的存在，直到铺设绊脚石时，她们才有了60年后的第一次相遇。
“铺设绊脚石的资金全部来自捐款，没有接受任何官方资助。”德姆尼西举例说，有一个人想给他遇难的亲人铺一块绊脚石，与他住同一栋楼的邻居知道后，就立即捐款，满足他的心愿。“在欧洲有很多这样的捐款人，他们都不是遇难者的后人。”
在上海世博会德国馆，绊脚石展区也吸引了众多参观者的目光。德国馆发言人孔然蒂说，这些绊脚石不仅仅只是艺术品，更是记录德国人痛楚记忆的一个载体。
记者在德国馆遇到了菲利普。菲利普学了4年中文，徐立行是他的中文名字。如今，他是德国馆的一名工作人员，向记者讲解绊脚石展区正是他负责的。
菲利普说，第一次看到这种石头，也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后来问了朋友才知道。他告诉记者，他认识的所有朋友都支持这个计划，因为“这些历史、这些名字不应被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