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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来，苏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成就得益于不断创新的“苏南模式”。“苏南模式”是一种政府主导下的发展模式，地方政府能紧紧抓住中央重大政策的出台契机，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及时进行经济发展战略调整和发展路径转换。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苏南地区能及时抓住“放开搞活”的政策时机，大举发展乡镇企业，成了全国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的“第一方阵”。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苏南地区能及时抓住“分税制”实施的政策时机，在实现农村工业向园区集中的基础上，以园区为载体大举发展外向型经济，成为全国吸引外资和经济国际化的“高地”。目前，苏南地区的经济发展面临着许多难以破解的问题，苏南地区应在全面参与国际竞争的基础上，加快国际化步伐，通过凸显区域功能来获得合理的国际区域分工，通过强化控制符合国际区域分工的产业关键“节点”来获得产业发展优势。
一、功能凸显：苏南地区下一轮经济发展的新契机
“分税制”的实施带来了GDP的崇拜，区域GDP的快速增长不能带来区域利润的快速增长。因为GDP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时间收益，利润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收益。利润快速增长的路径主要是在增强制度和环境的“引力”中实现要素的长程关联，在实现要素的长程关联中获得更多的优质要素，通过获得人才、资本和市场等核心资源来控制全球高端产业或中端产业的高端“节点”来实现利润增速。
1、世界经济一体化速度的加快为苏南地区功能凸显带来绝好的机会。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提高经济效率有两种最主要的两种途径：一是明晰产权；二是分工。如果站在经济学的视角下去思考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经验时，我们在明晰产权方面做的不错，八十年代的“放开搞活”实际上是企业之间的产权得到了清晰。九十年代的“分税制”政策的实施充分调动了地方政府增收的积极性，也使地方政府的“产权”得到了清晰。但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系尚未完善，市场规制不够健全。因此，激烈的市场竞争并未产生企业之间的快速分工，反而使质量低劣的产品充满全球市场。同样，“分税制”政策实施引发的激烈区域竞争并未导致区域功能的快速分工，反而使落后的生产工艺污染了大江南北。世界经济一体化速度的加快为苏南地区功能凸显带来了绝好的机会，区域的功能凸显不是追求贪多求全，而是在全球区域竞争中彰显区域特色。如：瑞士的日内瓦，全州人口37万，市区人口仅18万，是世界上国际组织最多的城市，除联合国驻欧洲办事处外，在日内瓦的国际组织还有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红十字会、世界气象组织、万国邮政联盟和国际劳工组织等国际组织和各种代表机构200多个，居住人口中有接近二分之一是外国人。苏黎世人1536.7万，连郊区83.9万。是瑞士的经济中心，也是3百多家银行所在的金融中心，其中半数以上是外国银行，故享有“欧洲百万富翁都市”的称号。西尔波尔特大街和交易所大街两旁银行林立，证券交易所的交易额在西欧交易所中首屈一指，苏黎世的班霍夫街则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富有的街。洛桑人口仅有12.6万。但它是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瑞士联邦法院和联邦理工学院的所在地。德国的法兰克福人口为61.5万。但法兰克福机场是全球第八大航空港，有260条航线通往世界各地，2006年客运量高达5281万人次，比排名全球第9位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多出420万人次。
2、下一轮区域经济发展的竞争是区域功能和“城市功能”的竞争。苏南地区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轮区域经济竞争中靠的是“能人经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苏南地区依靠“能人”与区位优势，从上海获得市场、技术、人才和资金，在我国第一轮区域经济竞争中“小试牛刀”。苏南地区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二轮区域经济竞争中靠的是“园区经济”。上世纪九十代中叶，借助扩大开放的东风和“分税制”实施的政策时机，苏南地区依靠“园区”硬件和政府服务我国软件优势，步珠三角的后尘快速切入了全球制造业产业链的加工、组装环节，紧紧依靠全球无限大的市场资源和资金资源，建立全球范围内屈指可数的制造业基地，使苏南地区成为全国外资高地和国际化的先行区。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快速的城市化，快速的城市化与相对滞后的城市软、硬件设施，必然会带来工业化中期的“城市病”。强大的制造业也带来了苏南地区体力劳动者的快速集聚，也带来了社会矛盾的集聚。“园区经济”的竞争导致工业用地价格过低，土地资源成本的低估导致了土地资源的大量消耗，使传统制造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而传统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又导致了环境资源的快速破坏，使苏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土地资源和环境资源投入难以为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第三轮区域竞争已经开始，区域之间的经济竞争靠的是区域功能和“城市功能”的凸显，苏南地区急需打造“城市功能经济”。
3、区域的功能品牌一旦形成将会形成先发优势。后发优势与先发优势近几年一直是我国经济学界争论的一个热点问题。后发优势说认为：后发国家或地区由于发展相对落后会比先发国家或地区少走许多发展中的“弯路”，只要不断地引进、模仿，其学习成本会大大低于创新成本，使后发国家或地区能以更高的发展速度赶超先发国家或地区。先发优势说认为：先发国家或地区由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获得高附加值的产品或服务，通过高报酬在全球范围内搜集优质的人力资源，通过人力资源的富集加快创新的步伐，从而达到始终控制产业链高附加值环节的目的。与此同时，先发国家或地区通过主导全球的话语权，设置一些比如：环境、人权、知识产权等话题，迫使后发国家或地区以更高的成本进行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从而使后发国家或地区可能追赶的概率降到最低。本人认为：在国家或地区发展的初期，由于发展的“势差”，后发优势说会产生更大的理论效益。但随着发展的“势差”的逐步缩小，先发优势说的理论将会更加有用。因为，越是接近追赶的“境地”，“肉搏战”就会越可能产生，为了降低“肉搏战”的机会成本，后发国家或地区应在尽量避开先发国家或地区人为设置的技术和制度“障碍”中进行赶超。从另一种角度分析，先发国家或地区的先发优势会导致产业分工更加细化，产业分工的细化会产生更多的服务环节。制造环节通过设备的引进、人员的培训可以使后发国家或地区在制造工艺方面可以快速缩小与先发国家或地区的差距。但服务消费的不可逆转性决定服务业的品牌效益要大于制造业的品牌效益，品牌形成在于品牌服务的“独到之处”，这种“独到之处”往往无法模仿，既使模仿、“克隆”可能也是“形”像而“神”不像，收到的效果也可能是“东施效颦”的效果，这就是“赢家通吃”规则形成的内在机理。服务业的“赢家通吃”规则会加大后发国家或地区与先发国家或地区的差距。江西有一句民谚叫“药不到樟树不灵”，指的是某个产业链中的若干个服务环节的聚集会形成产业“圣地”。产业“圣地”一旦形成，即使某个产业链中的最优质要素，如果不聚集产业 “圣地”，也是无法实现它的报酬最大化。环观世界，美女如云，但若想成为世界影坛明星，只好进军世界影视产业的“圣地”——好莱坞。因为好莱坞聚集着美国六百多家影视公司，云集了大量的世界各地顶级导演和编剧，影视产业也细化为许多个环节，每个环节中都有世界一流的服务资源，这些环节上的优质服务资源的聚集难度只能是其他影视基地追赶理想变成“幻影”。
4、我国正在进行的新一轮生产力布局给苏南地区功能凸显带来新的机会。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主体功能区建设不同于功能区建设，“主体功能区”强调的是“匀质性”，而“功能区”强调的是“独特性”。用一个通俗的例子来比方：在过去穷的时候，人们就有一间房子，既当卧室又当书房和客厅，是功能不分的。现在大家富了，有几间房子，有专门的起居室、卧室和书房。如果不是特别富裕，客厅同时当餐厅，主体功能就是客厅而不是餐厅。以后富有了，就有专门的餐厅了，这就是功能区和主体功能区的区别。功能区是更长远的发展规划，苏南地区作为长三角的核心地区和我国率先发展地区，其功能区的建设目标可以定得更远一些。目标定远一点，功能划分会更细一点，可以大大降低功能转换的成本。我国许多地区惨重的“发展”教训就是由于功能定位不准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青海省三江源地区中有一个县，20多年前是全国十大富裕县之一，那时候人均占有190多头牲畜。但现在它变成了全国十大贫困县。因为发展的功能定位不准，这个县原来有几千个湖泊，现在大多都干枯了，草地都变成了沙漠，鼠害非常严重，狐狸和鹰等野生动物都没有了。现在国家要花75亿元来解救这个地区，该地区只有35万人，人均要花2万元的国家财政资源。推动功能区建设有三股推力。首先，是宏观层面的调控力，其目标是追求产业的产能平衡、产业布局的战略安全、生态资源的保护和尽可能减少产业供需间的运输量。其次，是微观层面的主推力，企业为了实现赢利最大化，会选择适当时间、地点进入或退出某种产业的某个节点而进行决策。最后，是中观层面来自于地方政府的助推力，这种助推力力争使区域的无形资源能得到最好的使用，使区域的社会福利最大化。苏南地区的功能的凸显必须要认清调控力，用足主推力，巧用助推力。
二、政府转型：苏南地区获得产业优势的有效着力点
苏南区域功能的凸显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在区域功能凸显的过程中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又要防患市场机制的失灵，使宏观调控的力量起到应有的作用。同时，还要充分运用社会的力量，使其与地区政府的助推力产生“正向叠加”。
1、要实现从“筒子楼”思维向“公寓房”思维的转变。一是要对每个经济地理单元进行认真的研究，要根据每一单元的资源禀赋、潜在优势探寻出将来适宜于发展的产业，而潜在优势的判断标准就是在这个单元干某种产业发展速度快和干得“不吃力”。现在苏南地区干传统制造业，不仅得不到快速发展，而且干得非常“吃力”。因此，苏南地区干传统制造业是没有出路的。二是要对每个经济地理单元进行专门化的开发，不仅包括城市规划、建筑特色，而且也包括环境优化、文化资源的发掘。专门化的开发有利于城市空间资源的专门化和人力资源的专门化，有利于形成产业的“圣地”。三是要努力克服用“筒子楼”思维去指导“公寓房”的建设。在一次会议上，无锡高新区的一位同志在谈到高新区的发展业绩时说：“去年我区以全市15％的土地，10％的人口，创造了全市的40％的GDP”。这是一种典型的“筒子楼”思维，用这种思维去指导“公寓房”的建设，最后造出来“建筑物”的形是“公寓房”，但神是“筒子楼”。如果我是学校食堂的负责人，在年终总结工作成绩时说“去年我们食堂以全校×％的校舍面积和×％的职工总数，烧了全校100％的饭，做了全校100％的菜”，那不是笑掉牙的事吗?因为你的责职就是烧饭、做菜。
2、要实现硬资源的消耗向软资源使用的转变。制造业的发展往往会带来硬资源消耗的增加，而硬资源消耗往往是一次性的，不仅会带来“残留物”的增加，增加区域消化“残留物”的成本，而且硬资源消耗往往易于核算成本。生产者对消费者或下游生产者很难产生“信息不对称”，因此也很难获得高附加值。品牌、文化、技术等软资源不仅在生产、服务过程中可以多次重复使用，而且软资源使用往往很难计算。品牌、文化、技术等软资源优势一旦形成，其使用一次的成本几乎为零，因此必须获得更大的市场空间，才能获得更多的利润，这就是经济全球化速度加快的内在机理。苏南地区要想在某个产业链中获得高附加值，必须要获得产业链中某个节点的垄断地位。而要在某个节点上获得垄断地位不仅要依靠技术优势，更重要的是要用好媒体、舆论的力量，要用产业“圣地”的舆论去集聚更多的相关企业，通过相关企业集聚获得产业某个节点上的区域垄断。因此，媒体、舆论的等软实力要打造与区域获得产业某个节点垄断地位相适应的城市名片。
3、要实现从GDP考核向功能区建设考核的转变。一是要从综合考核向分类考核转变。目前，苏南地区的县域经济往往是“小而全”，其实是一根考核“指挥捧”的产物。无锡新区和有文化底蕴的南长区其考核指标应该有很大的不同，无锡新区应该同苏州的高新区和上海的浦东新区去比，而南长区则应该同苏州的平江区和上海的南市区去比。二是要围绕功能区建设完善市级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现在江苏省用于解决苏南、苏北发展不平衡的省级财政转移支付有三百多个亿。但目前苏南地区的地级市用于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和为凸显城市功能的财政转移支付较少。直接导致不管是“客厅”、“书房”，还是“餐厅”、“作坊”一直去揽“作坊”的活干，“公寓房”变成了实质上的“筒子楼”。三是要把“客厅”、“书房”、“餐厅”和“卧室”布置得更加人性化一点。我国工业用地占到5万平方公里，城市现有的面积只有3万平方公里，这里还包括大概1万平方公里左右的工业用地，工业用地太多，城市居住用地太少。日本只有1.3亿人口，但是他们的居住空间是1.1万平方公里，整个日本的钢铁、汽车、电视产业用地一共才1600平方公里。日本国土面积虽然狭小，但日本人住在20多层高楼的不多，很多人都住在2层小楼。人性化的“卧室”实质上是城市功能凸显支持平台的细化，产业支持平台越细化，专门化的人力资源积累速度就越快，专门化的人力资源获得高报酬的概率就越大，产业转移的概率就越低。
4、要实现从管理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一是城市功能的凸显要求政府要承担更多的公共服务提供责任。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推进和城市功能的进一步凸显，直接导致每个企业往往专注于在产业链的某个环节上进行发展，导致每个人往往专注于在某些特种能力上的提升，企业和家庭纷纷将自己干不好或不愿意干的事情统统推向社会，使得企业、家庭的正常运行越来越离不开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2007年我国财政总收入为51304亿元，其中税收总收入达49449亿元，税收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大约为96％。税收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越大，说明财政的公共性实质越显著，财政的公共性实质的凸显要求政府的职能必须从管理型政府转变为公其服务型政府，政府应当承担更多的为企业、家庭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这就要求政府必须是责任型政府、回应性政府、廉洁性政府、效率型政府和廉价型政府。二是政府要灵活运用公共选择机制创新公共管理方法。政府要学会由个人决策、集团决策变成公众决策，这样政府部门在提供公共服务时由个人、集团应该承担的责任也就变成了公众承担的责任。公共选择机制的灵活使用会使每个人更能适应公共生活。在追求人力资源禀赋时，要张扬个性。在适应公共生活时，会自觉地接受“多数人”选择的服务，做到“入乡随俗”。三是在公共服务领域要科学地引进竞争机制。公共需求的排序必须先满足受益面大的，再满足受益面小的，这样会使像就业、社保、环境、教育、医疗等民生问题得到优先考虑。公共服务引进竞争机制必须注意市场化服务的平台构建，在用足市场力量的同时必须注意配套法规的完善。否则，将会导致贫富分化的加快和对私人垄断的不满。四是要创新社会与政府的协作机制。巧用第三部门的专业精神和专业技能，创新社区公共服务产品供给的方法。公共服务产品的志愿提供既是推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同时也考验着政府驾驭社会的能力。
(作者单位：中共江苏省无锡市委党校)
一、功能凸显：苏南地区下一轮经济发展的新契机
“分税制”的实施带来了GDP的崇拜，区域GDP的快速增长不能带来区域利润的快速增长。因为GDP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时间收益，利润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收益。利润快速增长的路径主要是在增强制度和环境的“引力”中实现要素的长程关联，在实现要素的长程关联中获得更多的优质要素，通过获得人才、资本和市场等核心资源来控制全球高端产业或中端产业的高端“节点”来实现利润增速。
1、世界经济一体化速度的加快为苏南地区功能凸显带来绝好的机会。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提高经济效率有两种最主要的两种途径：一是明晰产权；二是分工。如果站在经济学的视角下去思考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经验时，我们在明晰产权方面做的不错，八十年代的“放开搞活”实际上是企业之间的产权得到了清晰。九十年代的“分税制”政策的实施充分调动了地方政府增收的积极性，也使地方政府的“产权”得到了清晰。但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系尚未完善，市场规制不够健全。因此，激烈的市场竞争并未产生企业之间的快速分工，反而使质量低劣的产品充满全球市场。同样，“分税制”政策实施引发的激烈区域竞争并未导致区域功能的快速分工，反而使落后的生产工艺污染了大江南北。世界经济一体化速度的加快为苏南地区功能凸显带来了绝好的机会，区域的功能凸显不是追求贪多求全，而是在全球区域竞争中彰显区域特色。如：瑞士的日内瓦，全州人口37万，市区人口仅18万，是世界上国际组织最多的城市，除联合国驻欧洲办事处外，在日内瓦的国际组织还有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红十字会、世界气象组织、万国邮政联盟和国际劳工组织等国际组织和各种代表机构200多个，居住人口中有接近二分之一是外国人。苏黎世人1536.7万，连郊区83.9万。是瑞士的经济中心，也是3百多家银行所在的金融中心，其中半数以上是外国银行，故享有“欧洲百万富翁都市”的称号。西尔波尔特大街和交易所大街两旁银行林立，证券交易所的交易额在西欧交易所中首屈一指，苏黎世的班霍夫街则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富有的街。洛桑人口仅有12.6万。但它是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瑞士联邦法院和联邦理工学院的所在地。德国的法兰克福人口为61.5万。但法兰克福机场是全球第八大航空港，有260条航线通往世界各地，2006年客运量高达5281万人次，比排名全球第9位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多出420万人次。
2、下一轮区域经济发展的竞争是区域功能和“城市功能”的竞争。苏南地区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轮区域经济竞争中靠的是“能人经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苏南地区依靠“能人”与区位优势，从上海获得市场、技术、人才和资金，在我国第一轮区域经济竞争中“小试牛刀”。苏南地区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二轮区域经济竞争中靠的是“园区经济”。上世纪九十代中叶，借助扩大开放的东风和“分税制”实施的政策时机，苏南地区依靠“园区”硬件和政府服务我国软件优势，步珠三角的后尘快速切入了全球制造业产业链的加工、组装环节，紧紧依靠全球无限大的市场资源和资金资源，建立全球范围内屈指可数的制造业基地，使苏南地区成为全国外资高地和国际化的先行区。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快速的城市化，快速的城市化与相对滞后的城市软、硬件设施，必然会带来工业化中期的“城市病”。强大的制造业也带来了苏南地区体力劳动者的快速集聚，也带来了社会矛盾的集聚。“园区经济”的竞争导致工业用地价格过低，土地资源成本的低估导致了土地资源的大量消耗，使传统制造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而传统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又导致了环境资源的快速破坏，使苏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土地资源和环境资源投入难以为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第三轮区域竞争已经开始，区域之间的经济竞争靠的是区域功能和“城市功能”的凸显，苏南地区急需打造“城市功能经济”。
3、区域的功能品牌一旦形成将会形成先发优势。后发优势与先发优势近几年一直是我国经济学界争论的一个热点问题。后发优势说认为：后发国家或地区由于发展相对落后会比先发国家或地区少走许多发展中的“弯路”，只要不断地引进、模仿，其学习成本会大大低于创新成本，使后发国家或地区能以更高的发展速度赶超先发国家或地区。先发优势说认为：先发国家或地区由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获得高附加值的产品或服务，通过高报酬在全球范围内搜集优质的人力资源，通过人力资源的富集加快创新的步伐，从而达到始终控制产业链高附加值环节的目的。与此同时，先发国家或地区通过主导全球的话语权，设置一些比如：环境、人权、知识产权等话题，迫使后发国家或地区以更高的成本进行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从而使后发国家或地区可能追赶的概率降到最低。本人认为：在国家或地区发展的初期，由于发展的“势差”，后发优势说会产生更大的理论效益。但随着发展的“势差”的逐步缩小，先发优势说的理论将会更加有用。因为，越是接近追赶的“境地”，“肉搏战”就会越可能产生，为了降低“肉搏战”的机会成本，后发国家或地区应在尽量避开先发国家或地区人为设置的技术和制度“障碍”中进行赶超。从另一种角度分析，先发国家或地区的先发优势会导致产业分工更加细化，产业分工的细化会产生更多的服务环节。制造环节通过设备的引进、人员的培训可以使后发国家或地区在制造工艺方面可以快速缩小与先发国家或地区的差距。但服务消费的不可逆转性决定服务业的品牌效益要大于制造业的品牌效益，品牌形成在于品牌服务的“独到之处”，这种“独到之处”往往无法模仿，既使模仿、“克隆”可能也是“形”像而“神”不像，收到的效果也可能是“东施效颦”的效果，这就是“赢家通吃”规则形成的内在机理。服务业的“赢家通吃”规则会加大后发国家或地区与先发国家或地区的差距。江西有一句民谚叫“药不到樟树不灵”，指的是某个产业链中的若干个服务环节的聚集会形成产业“圣地”。产业“圣地”一旦形成，即使某个产业链中的最优质要素，如果不聚集产业 “圣地”，也是无法实现它的报酬最大化。环观世界，美女如云，但若想成为世界影坛明星，只好进军世界影视产业的“圣地”——好莱坞。因为好莱坞聚集着美国六百多家影视公司，云集了大量的世界各地顶级导演和编剧，影视产业也细化为许多个环节，每个环节中都有世界一流的服务资源，这些环节上的优质服务资源的聚集难度只能是其他影视基地追赶理想变成“幻影”。
4、我国正在进行的新一轮生产力布局给苏南地区功能凸显带来新的机会。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主体功能区建设不同于功能区建设，“主体功能区”强调的是“匀质性”，而“功能区”强调的是“独特性”。用一个通俗的例子来比方：在过去穷的时候，人们就有一间房子，既当卧室又当书房和客厅，是功能不分的。现在大家富了，有几间房子，有专门的起居室、卧室和书房。如果不是特别富裕，客厅同时当餐厅，主体功能就是客厅而不是餐厅。以后富有了，就有专门的餐厅了，这就是功能区和主体功能区的区别。功能区是更长远的发展规划，苏南地区作为长三角的核心地区和我国率先发展地区，其功能区的建设目标可以定得更远一些。目标定远一点，功能划分会更细一点，可以大大降低功能转换的成本。我国许多地区惨重的“发展”教训就是由于功能定位不准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青海省三江源地区中有一个县，20多年前是全国十大富裕县之一，那时候人均占有190多头牲畜。但现在它变成了全国十大贫困县。因为发展的功能定位不准，这个县原来有几千个湖泊，现在大多都干枯了，草地都变成了沙漠，鼠害非常严重，狐狸和鹰等野生动物都没有了。现在国家要花75亿元来解救这个地区，该地区只有35万人，人均要花2万元的国家财政资源。推动功能区建设有三股推力。首先，是宏观层面的调控力，其目标是追求产业的产能平衡、产业布局的战略安全、生态资源的保护和尽可能减少产业供需间的运输量。其次，是微观层面的主推力，企业为了实现赢利最大化，会选择适当时间、地点进入或退出某种产业的某个节点而进行决策。最后，是中观层面来自于地方政府的助推力，这种助推力力争使区域的无形资源能得到最好的使用，使区域的社会福利最大化。苏南地区的功能的凸显必须要认清调控力，用足主推力，巧用助推力。
二、政府转型：苏南地区获得产业优势的有效着力点
苏南区域功能的凸显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在区域功能凸显的过程中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又要防患市场机制的失灵，使宏观调控的力量起到应有的作用。同时，还要充分运用社会的力量，使其与地区政府的助推力产生“正向叠加”。
1、要实现从“筒子楼”思维向“公寓房”思维的转变。一是要对每个经济地理单元进行认真的研究，要根据每一单元的资源禀赋、潜在优势探寻出将来适宜于发展的产业，而潜在优势的判断标准就是在这个单元干某种产业发展速度快和干得“不吃力”。现在苏南地区干传统制造业，不仅得不到快速发展，而且干得非常“吃力”。因此，苏南地区干传统制造业是没有出路的。二是要对每个经济地理单元进行专门化的开发，不仅包括城市规划、建筑特色，而且也包括环境优化、文化资源的发掘。专门化的开发有利于城市空间资源的专门化和人力资源的专门化，有利于形成产业的“圣地”。三是要努力克服用“筒子楼”思维去指导“公寓房”的建设。在一次会议上，无锡高新区的一位同志在谈到高新区的发展业绩时说：“去年我区以全市15％的土地，10％的人口，创造了全市的40％的GDP”。这是一种典型的“筒子楼”思维，用这种思维去指导“公寓房”的建设，最后造出来“建筑物”的形是“公寓房”，但神是“筒子楼”。如果我是学校食堂的负责人，在年终总结工作成绩时说“去年我们食堂以全校×％的校舍面积和×％的职工总数，烧了全校100％的饭，做了全校100％的菜”，那不是笑掉牙的事吗?因为你的责职就是烧饭、做菜。
2、要实现硬资源的消耗向软资源使用的转变。制造业的发展往往会带来硬资源消耗的增加，而硬资源消耗往往是一次性的，不仅会带来“残留物”的增加，增加区域消化“残留物”的成本，而且硬资源消耗往往易于核算成本。生产者对消费者或下游生产者很难产生“信息不对称”，因此也很难获得高附加值。品牌、文化、技术等软资源不仅在生产、服务过程中可以多次重复使用，而且软资源使用往往很难计算。品牌、文化、技术等软资源优势一旦形成，其使用一次的成本几乎为零，因此必须获得更大的市场空间，才能获得更多的利润，这就是经济全球化速度加快的内在机理。苏南地区要想在某个产业链中获得高附加值，必须要获得产业链中某个节点的垄断地位。而要在某个节点上获得垄断地位不仅要依靠技术优势，更重要的是要用好媒体、舆论的力量，要用产业“圣地”的舆论去集聚更多的相关企业，通过相关企业集聚获得产业某个节点上的区域垄断。因此，媒体、舆论的等软实力要打造与区域获得产业某个节点垄断地位相适应的城市名片。
3、要实现从GDP考核向功能区建设考核的转变。一是要从综合考核向分类考核转变。目前，苏南地区的县域经济往往是“小而全”，其实是一根考核“指挥捧”的产物。无锡新区和有文化底蕴的南长区其考核指标应该有很大的不同，无锡新区应该同苏州的高新区和上海的浦东新区去比，而南长区则应该同苏州的平江区和上海的南市区去比。二是要围绕功能区建设完善市级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现在江苏省用于解决苏南、苏北发展不平衡的省级财政转移支付有三百多个亿。但目前苏南地区的地级市用于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和为凸显城市功能的财政转移支付较少。直接导致不管是“客厅”、“书房”，还是“餐厅”、“作坊”一直去揽“作坊”的活干，“公寓房”变成了实质上的“筒子楼”。三是要把“客厅”、“书房”、“餐厅”和“卧室”布置得更加人性化一点。我国工业用地占到5万平方公里，城市现有的面积只有3万平方公里，这里还包括大概1万平方公里左右的工业用地，工业用地太多，城市居住用地太少。日本只有1.3亿人口，但是他们的居住空间是1.1万平方公里，整个日本的钢铁、汽车、电视产业用地一共才1600平方公里。日本国土面积虽然狭小，但日本人住在20多层高楼的不多，很多人都住在2层小楼。人性化的“卧室”实质上是城市功能凸显支持平台的细化，产业支持平台越细化，专门化的人力资源积累速度就越快，专门化的人力资源获得高报酬的概率就越大，产业转移的概率就越低。
4、要实现从管理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一是城市功能的凸显要求政府要承担更多的公共服务提供责任。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推进和城市功能的进一步凸显，直接导致每个企业往往专注于在产业链的某个环节上进行发展，导致每个人往往专注于在某些特种能力上的提升，企业和家庭纷纷将自己干不好或不愿意干的事情统统推向社会，使得企业、家庭的正常运行越来越离不开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2007年我国财政总收入为51304亿元，其中税收总收入达49449亿元，税收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大约为96％。税收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越大，说明财政的公共性实质越显著，财政的公共性实质的凸显要求政府的职能必须从管理型政府转变为公其服务型政府，政府应当承担更多的为企业、家庭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这就要求政府必须是责任型政府、回应性政府、廉洁性政府、效率型政府和廉价型政府。二是政府要灵活运用公共选择机制创新公共管理方法。政府要学会由个人决策、集团决策变成公众决策，这样政府部门在提供公共服务时由个人、集团应该承担的责任也就变成了公众承担的责任。公共选择机制的灵活使用会使每个人更能适应公共生活。在追求人力资源禀赋时，要张扬个性。在适应公共生活时，会自觉地接受“多数人”选择的服务，做到“入乡随俗”。三是在公共服务领域要科学地引进竞争机制。公共需求的排序必须先满足受益面大的，再满足受益面小的，这样会使像就业、社保、环境、教育、医疗等民生问题得到优先考虑。公共服务引进竞争机制必须注意市场化服务的平台构建，在用足市场力量的同时必须注意配套法规的完善。否则，将会导致贫富分化的加快和对私人垄断的不满。四是要创新社会与政府的协作机制。巧用第三部门的专业精神和专业技能，创新社区公共服务产品供给的方法。公共服务产品的志愿提供既是推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同时也考验着政府驾驭社会的能力。
(作者单位：中共江苏省无锡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