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南生:一个外交官眼中的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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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印度新德里,小贩和游客聚集在印度门附近的街上

  是“龙象之争”,还是“龙象共舞”,关于中印关系的走向一直不乏讨论。
  但眼下的事实是,亚洲这两个举足轻重的大国,今年在边界上发生了45年来最严重的暴力冲突。双方人员的伤亡没有结束对峙,后续影响扩大至社会经济领域。
  印度看起来尤为怒气冲冲,在民间的“抵制中货”运动及政府下令封杀涉中软件之后,又进一步在签证与投资层面对中国设置限制。有人评价,新冠疫情就像催化剂,使得莫迪的对华政策加速调整,当下已站在了遏制中国的最前线。
  相较于日韩俄,印度虽然也是邻国,但中国人对其认知程度并不算高,独特的社会文化和浓厚的宗教色彩像是给印度蒙上一层纱丽。在宝莱坞的歌舞片和猎奇的社会新闻中,我们只能管中窥豹;不少人的印象停留在“穷、乱、慢、差”上,对于印度人在想什么,该如何与之交往,却了解甚少。
  是时候重新审视这个国家了。以冲突为契机,了解其真正意图和交往方式,有助于我们作出更妥当的战略判断。为此,南风窗专访了国际关系专家、中国原驻印度孟买总领事袁南生,请他来谈谈真实的印度是怎么样的,以及又该如何打破彼此的信息不对称,构筑更加良性的中印关系。

经济地位互换后


  南風窗:你曾说过,印度是古代首个对中国影响巨大的国家。我们的宗教、农业、音乐、雕塑、医药等都受过其很深的影响。但近现代后,中国对印度的了解在下降,双方产生了很深的隔阂,你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
  袁南生:自古以来,有三个国家对中国的影响最大:首先是印度,然后是俄罗斯(苏联),现在是美国。19世纪以前,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国家是印度,印度对中国的影响有几千年。但近现代以后,中国了解印度的愿望与动力衰减了,印度对中国的影响逐渐降低了。这与中国和印度的自身变化紧密相关。
  按照当代最著名的经济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计算的结论,从公元元年起长达1500年的时间里,古印度的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一。古代印度的经济对中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而在明朝的时候,印度的经济被中国超越。经济地位互换后,印度对中国的影响自然便降低了。
  宗教层面也是如此,古印度对东亚的一个主要影响就是佛教的传播。唐代以前,佛教在中亚一带都是主流宗教。从汉代开始,一直到唐朝,先后六百年,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到“西天”取经。但之后,印度的佛教衰落,经文典籍毁的毁,残的残。眼下佛教教徒在印度,不超过1000万。而印度教教徒达数亿人,伊斯兰教徒也超过1亿。许多中国人仍把印度看作佛教国家,这是不对的。
  在近现代,世界中心从亚洲逐渐转向欧美。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影响一步步超过印度的影响,中国人的注意力也自然从印度转向西方列强。双方的隔阂,也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中印战争之后变得更深了。
  南风窗:不少印度媒体影响力很高,在舆论场上活跃。但中国人所接触的报道中,好像有关中国的正面形象并不多,更多的是一种“潜在威胁”的论调,侧重于关注中国的军事和政治动向。据你的观察,在有关中国报道上,印度媒体实际上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格呢?
  袁南生:印度政府不直接掌管媒体,但媒体受西方影响。印度媒体主要报道的是西方世界,中国一直不是印度媒体报道的重点对象,印度读者更关注有关西方世界的新闻。
印度媒体经常采用西方媒体的消息,印度记者通过自己采访来报道中国的第一手消息比较少,长此以往,在对华舆论上,印度媒体几乎成了西方媒体的传声筒。

  我常驻印度期间,通常情况下,印度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中,特别正面和特别负面的都不多。印度媒体经常采用西方媒体的消息,印度记者通过自己采访来报道中国的第一手消息比较少,长此以往,在对华舆论上,印度媒体几乎成了西方媒体的传声筒。

大气候与小气候


  南风窗:近十年不少中国公司在印度投资建厂,在商业领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今年中印关系日趋紧张,印度政府开始大力禁止中国公司参与印度商贸,发展似乎戛然而止。你认为未来有缓和的可能性吗,我们的企业家该如何面对印度市场?
  袁南生:上世纪60年代初中印战争之后,中印之间的经贸往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本来就规模不大。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印度经济状况比中国要好。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水平迅速超越印度,中国企业开始一步步进入印度市场。但印度整体上对中国企业拓展印度市场的态度是防范大于欢迎,不是乐于合作,而是经常设卡。
  我在印度孟买担任总领事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盛华仁访问印度,到南亚的“硅谷”班加罗尔访问。当时他提出要去参观印度某个信息技术机构,但印度方面并不愿意。他们私下跟我讲,印度比中国先进的地方不多了。这个潜台词,就是不太乐意。
  此外,中国港湾集团、中土集团到印度投标孟买海湾疏浚、航道疏通这些项目,本来都竞标成功了,最后都被印度国防部否了,说涉及国家安全。
  印度抵制中国产品,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行为,并非单纯经济利益上的考量。莫迪出的是经济牌,算的却是政治账:通过此举迎合印度国内的民粹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把对华强硬包装成政治正确,由此煽动民意来扩大人民党执政的民意基础。
  印度对华不友善,既和美国极限施压中国的“国际大气候”相关,也和国内抗疫失败、政局不稳的“小气候”有关。印度政府故意在中印经贸往来上做文章,是企图转移民众的注意力,以走出目前的困境。印度防范中国企业进入印度市场,实质上也损害了印度自身的利益。
  南风窗:有人评价印度的海外移民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群体之一,很多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层都是印度裔的。21世纪以来,中国精英们也深度参与了国际知名公司的运作,但比起印度移民的成功仍存在不小差距。印度移民是如何站上国际商界的主舞台的?   袁南生:我担任驻旧金山总领事期间,沈向洋是微软的全球执行副总裁,我曾应邀到其在西雅图的家中做客。之后,环顾苹果、微软、亚马逊、谷歌、甲骨文等美国科技巨头的核心管理层里,不见了华人的身影。其实能在美国科技公司进入核心管理层级别的华人,本来也只有陆奇、沈向洋、汪静寥寥几位。
  为什么印度裔在美国科技行业、在国际商界如鱼得水,而不少华裔则遭遇玻璃天花板呢?这个话题有很多原因,概要地说首先是沟通能力,印度裔的英语水平普遍较高,即便存在口音问题,也完全不影响他们和美国同事交流时的表达能力。而华人相对比较低调和谦逊,缺乏主动表达和展现自我的意愿。
  其次,印度裔人才内部团结,抱团发展是常态,在公司内部互相扶持提携,带动了整个部门高层、中层和基层的印度裔化。由于华裔中高层近年来的严重断层,华裔科技人才必须依靠更强的能力才能得到上层的认可。华裔的内耗在不少单位几乎是常态,事实上也阻挡了自身上升的空间。
  此外,印度和中国的科技行业不在一个级别。大量华裔技术人才选择了回国创业或加入中国科技巨头,而印度裔技术人才很少有回国创业的机遇。印度裔等待绿卡一般需要长达8~10年,他们可能更倾向于在一家公司长远发展。
  印度人落叶归根和反哺家乡的观念并不强烈,这使得移民海外的印度裔能专注于本职工作,效忠于所移民居住的国家和供职的单位。相应地,供职的单位也对他们放心。

相悖的认知


  南风窗:印度有“可摧毁的省邦组成的不可摧毁的联邦”一说,中央政府所掌握的权力很大。但新冠疫情以来,印度的防疫效果一直不佳。反对党呼吁中央政府放权,下放决策权至各个省邦。你如何看待抗疫现场中印度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矛盾?
  袁南生:新冠疫情给印度带来了空前的灾难,飞机停飞、工厂停工、学校停学、楼堂馆所停业,许多行业停摆,经济运行停滞。过去几天来,印度每天报告近10万例新冠感染病例,成为了全球感染新冠病例第二多的国家。未来几个月里,印度有可能会超越排名第一的美国。
  在印度社会与冠状病毒肺炎较量的同时,印度朝野之间相互叫板,多党之间相互较劲,由此导致印度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矛盾激化。目前印度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矛盾,本质上是执政党与主要反对党国大党之间的矛盾。
印度人落叶归根和反哺家乡的观念并不强烈,这使得移民海外的印度裔能专注于本职工作,效忠于所移民居住的国家和供职的单位。相应地,供职的单位也对他们放心。

  疫情的恶化对莫迪领导的中央政府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挑战,感染人数越来越多,死亡人数越来越多,失业在家、吃不上饭的人越来越多,人民党失去执政地位的现实危险就越大。
  国大党是百年老党,控制了拉贾斯坦邦、中央邦、切蒂斯格爾邦、卡纳塔克邦等邦。国大党在这些邦组成的政府,与人民党控制的中央政府,在许多问题上相互对立,在抗击新冠病毒疫情方面更是相互激烈指责。
  如果中央政府答应了地方政府的要求,国大党可以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如果中央政府拒绝了地方政府的要求,国大党可以把抗疫中的各种责任都推给中央政府,并借此把屎盆子扣到人民党头上,为国大党在新的大选中击败人民党造势。
  南风窗:中印两国的国民认知中,都存在相当程度的偏见与信息不对称。这既不利于两国交往,也对亚洲的和平繁荣有负面作用。你认为哪些领域的认知偏差最大?未来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改善这一问题?
  袁南生:两国国民在认知方面存在一些明显的相悖。中国民众认为中国人比印度人幸福,印度民众坚信印度人比中国人幸福。中国人相信自己国家的制度优势,印度人为自己国家是所谓最大的民主国家而自豪。中国人对印度人信神信鬼不可理解,印度人认为中国人不信神不信鬼不可思议。中国民众认为建立中巴经济走廊有利于南亚福祉,印度民众认为建立中巴经济走廊威胁印度安全。中印两国民众在相互认知方面明显相悖的情况,还可以列举出不少。
  中印民众相互认知中相悖的方面越少,则中印双边关系改善的空间越大。改善这一问题,一是要坚持战略清醒,要充分讲清楚,只有龙象共舞,才能造福于两国。中印两国是千年友好的邻国,友好是中印两国关系几千年来的本质特征,龙象失和,对中印都没有好处。
  二是保持战略主动,发展中印关系与中巴关系并举。发展中巴关系不影响发展中印关系,发展中印关系也不影响发展中巴关系。
  三是守住战略耐心,稳步推进双边往来,坚决抵制“中印必有一战”之类的言论,适度照顾印度关切。坚持数年,必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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