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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编者按：曾经在一段时间里，人们无书可读，业余生活贫乏而苍白。于是，有人用嘴巴讲故事，有人用耳朵听故事，还有人用手来抄故事。手抄本便应运而生。这股在文化荒漠的地下暗暗涌动着的潺潺春溪，曾带给受难中的中国人巨大的精神慰藉。本期，手抄本文学代表作之一《一双绣花鞋》 的作者张宝瑞先生，为我们讲述这本小说及手抄本的由来。]
“地下文学”手抄本
手抄本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文革”时期，人们的文化生活比较贫乏、单调，因此地下文学开始活跃。1970年春天，我在 《一只绣花鞋》的基础上写了一部四万多字的中篇小说，然后给亲友们传看。我还记得，一天清晨在炉前，一个叫魏彦杰的工友一边翻看我写的手抄本一边笑的样子。后来，我的手抄本通过到内蒙古大草原插队的哥哥，到西北当兵的表哥，到东北军垦、山西、陕西插队的同学等人的传抄，流传了到社会上。在陕北高原窑洞的油灯下，在山西忻县村落的老槐树下，在东北军垦黑土地的篝火堆旁，在内蒙古大草原奶茶飘香的蒙古包里，在云南橡胶园高大的橡胶树下，在炉火熊熊的炼钢炉前……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庞，一盏盏烛火摇曳的油灯，一支支简陋的圆珠笔，一本本印有天安门圖案的日记本，汇成了手抄本文学浪潮。
有人说，手抄本犹如我们嚼过的玉米面窝头和菜团子。可是，别小看它们。一向富于想象力的中国人不能容忍文化沙漠中长途跋涉的饥渴，于是民间口头文学不胫而走，各种手抄本应运而生。
手抄本分三大类。第一类是悬疑惊悚传奇性的侦破、反特、谍战类题材小说。人们往往容易崇拜传奇人物，津津乐道于各种惊险故事，希冀在某种悬念中寻找一种寄托。这一类里最有名的就是 《一只绣花鞋》 《绿色尸体》 等。
第二类是反映科学家爱国题材的小说。代表作叫 《归来》，写的是周总理关怀从国外归来的老一代科学家的故事。
第三类属于比较有争议的题材。虽然有专家认为，这种小说对于冲破性禁锢也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它们写得过于自然主义，所以直到现在也不适宜出版，如 《曼娜回忆录》 （《少女之心》）等。
老三届的人，都会觉得手抄本很亲切。那时候，大家都偷偷地抄录。学生上着课，就在课桌底下抄，有的甚至连夜抄，因为只能借到一天。好多手抄本都是在过程中经过多人加工而成的，有的人在抄的过程中，觉得某个词不合适，就给改了，或者增加点儿细节。就这样，手抄本在长期的传抄中逐步被不同的人加工，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实际上是一种群体劳动，一种自由文学创作。正是这暗暗涌动着的充溢着蓬勃生命力的潺潺文化春溪，带给受难而顽强的一代中国人精神上和情感上的巨大慰藉。
从口耳相传走向手抄本
我是老三届中最小的一届毕业生，即所谓的“老初一毕业生”。1966年10月的一天，我和表哥姜立忠散步到王府井大街，看到一张大字报，上面写着：中国出现了梅花党，梅花党是国民党潜伏特务组织。这给我许多灵感，于是我写了一些短篇小说，如 《一只绣花鞋》 《梅花党案件》 《绿色尸体》 《太平间的滴答声》 等，在同学中传阅。
1969年3月1日，我被学校分配到北京铁合金厂工作。到1979年3月1日上大学为止，我在工厂整整待了十年时间。那时工厂的工作特别累，而且我们是三班倒，上夜班的时候最难熬，都爱犯困。我当时作为生产班长，为了调动大家干活的积极性，就给大家讲故事。我现编现讲，特别吸引人，大家都把眼睛瞪得溜圆地听。到了该干活的时候，我就结一个扣子：“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大家抄家伙干活！”于是，大家就吆喝一声拿起工具开始干活。其实他们还都在回味故事的情节，为了能继续听下面的故事发展，都铆足了劲儿，一干完又坐在一堆儿听故事。大家听得非常入迷，但有些故事很神秘，听了之后很害怕，越害怕又越愿意听，听完故事，一些胆子小的人都不敢上厕所了。
冬天上夜班时，寒风呼啸，炉前大火熊熊，火星四溅，全班十来个人围坐在炉前听我侃故事，风卷炉灰，我们都成了“雪人”。由于大家都爱听，劳动的积极性也被带动起来了，所以我所在的生产班组几乎年年都是厂里的生产冠军，我也因此“平步青云”，还当了车间团总支副书记，也是每年的先进生产者。可见在文化生活极度贫乏的时代里，文学对人们产生的巨大影响。
我讲的故事里流传最广的是梅花党系列，其中第一个就是 《一只绣花鞋》，描写解放前后我侦察员与敌特斗争的故事。敌特梅花组织的每个成员都带有梅花标志，绣花鞋是梅花党人接头的重要信物。我反间谍机关派出龙飞、肖克、南云等优秀特工人员，针锋相对，分头出击，有的打入梅花党内部，有的闯荡江湖，由此展开跌宕起伏、险象环生的惊险故事。
我在讲故事的同时用文字记录下来，最后形成了独特的手抄本。
《一只绣花鞋》 的
原型们
我于1952年8月23日出生在北京，1956年我们一家人移住东城喜鹊胡同十号大院，直至1975年搬走，共在这里居住了19年。应该说，十号大院对我创作手抄本 《一只绣花鞋》 等梅花党系列故事产生的影响非常大。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里正是我创作这些故事的源泉。
十号大院是一个典型的北京四合院，一共是三进院落，住着十几户人家。住户的身份很杂，有知识分子、工人，也有无业者。院子的厕所在三进院后面，每次去都要穿过幽长的回廊，从很多家窗户前经过。厕所的灯也不知是被哪个坏小子打坏了，门也破了，一到晚上，漆黑一片。环境造成了一种特殊的气氛，所以我小的时候对所有事物都充满了好奇，对院子里居住的形形色色的人也都观察得很仔细。
院子虽然不过十几户人家，却有三个人精神上有些问题。一个是女工，有人诬告她偷了工厂的布，她精神上受到了强烈的刺激；一个是男人，嘴里总是骂骂咧咧的；还有一个女孩，也就十五六岁，看见男人就笑。
在十号大院的三进院里，唯一一幢两层的建筑就在我家对面，也就是二进院的西厢房。二层的住户姓王，我们叫她王老师，带着两个女儿和父母一起生活。她家窗户上的所有布帘子总是挂得严严实实的，一年四季都一样，只是那两个漂亮女儿总是站在二楼的栏杆上眺望，我们叫她们姐姐妹妹。通往王老师家的木楼梯，一般不让别人上去。王老师的母亲是一个每天都出去买菜的老婆婆，她驼背，从楼上下来的时候，把楼梯地板踩得嘎吱嘎吱直响。我一听到这种奇怪的声音，就忍不住出去张望。
左邻唐家，住的是一条窄窄的院落。户主原是开滦煤矿的资本家，他满头银发，长得威严阴冷。他的腰有毛病，经常拄着拐杖，在门前晒太阳。他有三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大女儿厚道谦和；二女儿是教师，文雅恬静；三女儿穿着则比较摩登。
这些人，使十号大院充满了神秘的感觉。后来我创作 《一只绣花鞋》，王老师的两个女儿成为黄家姐妹的原型，而唐家三姐妹则成为白家三姐妹的原型。
十号大院西临一处法式建筑，很神秘。那栋建筑的院子有围墙，上面还有铁丝网；院子里有花园，可以看见里面的古槐树和秋海棠，开花的时候，飘来淡淡的幽香，那种感觉美极了。建筑的主体是一幢二层小洋楼，有地下室，这就是 《一只绣花鞋》 里描写的梅花党北京总部的原型建筑。
在写梅花党系列故事的时候，我家还居住在十号大院里，除去冬天，我几乎每天都坐在门前葡萄架下写稿子，如果写不下去了，看一看周围的环境就又有了思路。有时我难免也要遐想一下，院子里会不会有像故事里一样神奇的事物。有一天，我突然问我母亲：“妈，咱家的房子是什么时候建造的啊？”
母亲告诉我大约是民国的建筑，我又问：“这么老的房子，那院子里会不会有地穴？”
母亲看了我一眼：“你小说写多了吧！”
但我还是相信十号大院里一定有地穴之类的东西，后来，我从邻居家借来了一把铁锨，一有时间就在院子里四处乱挖。不过，还真被我挖着了！就在我家小屋窗户的前面，我挖开了一个洞口。那是一个无底洞，黑洞洞的，特别深。我把石头丢进去，半天才听到声音，而且里面有水流的响声，就赶紧把它填上了。这个“地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选自《纵横》2016年第8期）
“地下文学”手抄本
手抄本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文革”时期，人们的文化生活比较贫乏、单调，因此地下文学开始活跃。1970年春天，我在 《一只绣花鞋》的基础上写了一部四万多字的中篇小说，然后给亲友们传看。我还记得，一天清晨在炉前，一个叫魏彦杰的工友一边翻看我写的手抄本一边笑的样子。后来，我的手抄本通过到内蒙古大草原插队的哥哥，到西北当兵的表哥，到东北军垦、山西、陕西插队的同学等人的传抄，流传了到社会上。在陕北高原窑洞的油灯下，在山西忻县村落的老槐树下，在东北军垦黑土地的篝火堆旁，在内蒙古大草原奶茶飘香的蒙古包里，在云南橡胶园高大的橡胶树下，在炉火熊熊的炼钢炉前……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庞，一盏盏烛火摇曳的油灯，一支支简陋的圆珠笔，一本本印有天安门圖案的日记本，汇成了手抄本文学浪潮。
有人说，手抄本犹如我们嚼过的玉米面窝头和菜团子。可是，别小看它们。一向富于想象力的中国人不能容忍文化沙漠中长途跋涉的饥渴，于是民间口头文学不胫而走，各种手抄本应运而生。
手抄本分三大类。第一类是悬疑惊悚传奇性的侦破、反特、谍战类题材小说。人们往往容易崇拜传奇人物，津津乐道于各种惊险故事，希冀在某种悬念中寻找一种寄托。这一类里最有名的就是 《一只绣花鞋》 《绿色尸体》 等。
第二类是反映科学家爱国题材的小说。代表作叫 《归来》，写的是周总理关怀从国外归来的老一代科学家的故事。
第三类属于比较有争议的题材。虽然有专家认为，这种小说对于冲破性禁锢也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它们写得过于自然主义，所以直到现在也不适宜出版，如 《曼娜回忆录》 （《少女之心》）等。
老三届的人，都会觉得手抄本很亲切。那时候，大家都偷偷地抄录。学生上着课，就在课桌底下抄，有的甚至连夜抄，因为只能借到一天。好多手抄本都是在过程中经过多人加工而成的，有的人在抄的过程中，觉得某个词不合适，就给改了，或者增加点儿细节。就这样，手抄本在长期的传抄中逐步被不同的人加工，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实际上是一种群体劳动，一种自由文学创作。正是这暗暗涌动着的充溢着蓬勃生命力的潺潺文化春溪，带给受难而顽强的一代中国人精神上和情感上的巨大慰藉。
从口耳相传走向手抄本
我是老三届中最小的一届毕业生，即所谓的“老初一毕业生”。1966年10月的一天，我和表哥姜立忠散步到王府井大街，看到一张大字报，上面写着：中国出现了梅花党，梅花党是国民党潜伏特务组织。这给我许多灵感，于是我写了一些短篇小说，如 《一只绣花鞋》 《梅花党案件》 《绿色尸体》 《太平间的滴答声》 等，在同学中传阅。
1969年3月1日，我被学校分配到北京铁合金厂工作。到1979年3月1日上大学为止，我在工厂整整待了十年时间。那时工厂的工作特别累，而且我们是三班倒，上夜班的时候最难熬，都爱犯困。我当时作为生产班长，为了调动大家干活的积极性，就给大家讲故事。我现编现讲，特别吸引人，大家都把眼睛瞪得溜圆地听。到了该干活的时候，我就结一个扣子：“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大家抄家伙干活！”于是，大家就吆喝一声拿起工具开始干活。其实他们还都在回味故事的情节，为了能继续听下面的故事发展，都铆足了劲儿，一干完又坐在一堆儿听故事。大家听得非常入迷，但有些故事很神秘，听了之后很害怕，越害怕又越愿意听，听完故事，一些胆子小的人都不敢上厕所了。
冬天上夜班时，寒风呼啸，炉前大火熊熊，火星四溅，全班十来个人围坐在炉前听我侃故事，风卷炉灰，我们都成了“雪人”。由于大家都爱听，劳动的积极性也被带动起来了，所以我所在的生产班组几乎年年都是厂里的生产冠军，我也因此“平步青云”，还当了车间团总支副书记，也是每年的先进生产者。可见在文化生活极度贫乏的时代里，文学对人们产生的巨大影响。
我讲的故事里流传最广的是梅花党系列，其中第一个就是 《一只绣花鞋》，描写解放前后我侦察员与敌特斗争的故事。敌特梅花组织的每个成员都带有梅花标志，绣花鞋是梅花党人接头的重要信物。我反间谍机关派出龙飞、肖克、南云等优秀特工人员，针锋相对，分头出击，有的打入梅花党内部，有的闯荡江湖，由此展开跌宕起伏、险象环生的惊险故事。
我在讲故事的同时用文字记录下来，最后形成了独特的手抄本。
《一只绣花鞋》 的
原型们
我于1952年8月23日出生在北京，1956年我们一家人移住东城喜鹊胡同十号大院，直至1975年搬走，共在这里居住了19年。应该说，十号大院对我创作手抄本 《一只绣花鞋》 等梅花党系列故事产生的影响非常大。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里正是我创作这些故事的源泉。
十号大院是一个典型的北京四合院，一共是三进院落，住着十几户人家。住户的身份很杂，有知识分子、工人，也有无业者。院子的厕所在三进院后面，每次去都要穿过幽长的回廊，从很多家窗户前经过。厕所的灯也不知是被哪个坏小子打坏了，门也破了，一到晚上，漆黑一片。环境造成了一种特殊的气氛，所以我小的时候对所有事物都充满了好奇，对院子里居住的形形色色的人也都观察得很仔细。
院子虽然不过十几户人家，却有三个人精神上有些问题。一个是女工，有人诬告她偷了工厂的布，她精神上受到了强烈的刺激；一个是男人，嘴里总是骂骂咧咧的；还有一个女孩，也就十五六岁，看见男人就笑。
在十号大院的三进院里，唯一一幢两层的建筑就在我家对面，也就是二进院的西厢房。二层的住户姓王，我们叫她王老师，带着两个女儿和父母一起生活。她家窗户上的所有布帘子总是挂得严严实实的，一年四季都一样，只是那两个漂亮女儿总是站在二楼的栏杆上眺望，我们叫她们姐姐妹妹。通往王老师家的木楼梯，一般不让别人上去。王老师的母亲是一个每天都出去买菜的老婆婆，她驼背，从楼上下来的时候，把楼梯地板踩得嘎吱嘎吱直响。我一听到这种奇怪的声音，就忍不住出去张望。
左邻唐家，住的是一条窄窄的院落。户主原是开滦煤矿的资本家，他满头银发，长得威严阴冷。他的腰有毛病，经常拄着拐杖，在门前晒太阳。他有三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大女儿厚道谦和；二女儿是教师，文雅恬静；三女儿穿着则比较摩登。
这些人，使十号大院充满了神秘的感觉。后来我创作 《一只绣花鞋》，王老师的两个女儿成为黄家姐妹的原型，而唐家三姐妹则成为白家三姐妹的原型。
十号大院西临一处法式建筑，很神秘。那栋建筑的院子有围墙，上面还有铁丝网；院子里有花园，可以看见里面的古槐树和秋海棠，开花的时候，飘来淡淡的幽香，那种感觉美极了。建筑的主体是一幢二层小洋楼，有地下室，这就是 《一只绣花鞋》 里描写的梅花党北京总部的原型建筑。
在写梅花党系列故事的时候，我家还居住在十号大院里，除去冬天，我几乎每天都坐在门前葡萄架下写稿子，如果写不下去了，看一看周围的环境就又有了思路。有时我难免也要遐想一下，院子里会不会有像故事里一样神奇的事物。有一天，我突然问我母亲：“妈，咱家的房子是什么时候建造的啊？”
母亲告诉我大约是民国的建筑，我又问：“这么老的房子，那院子里会不会有地穴？”
母亲看了我一眼：“你小说写多了吧！”
但我还是相信十号大院里一定有地穴之类的东西，后来，我从邻居家借来了一把铁锨，一有时间就在院子里四处乱挖。不过，还真被我挖着了！就在我家小屋窗户的前面，我挖开了一个洞口。那是一个无底洞，黑洞洞的，特别深。我把石头丢进去，半天才听到声音，而且里面有水流的响声，就赶紧把它填上了。这个“地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选自《纵横》201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