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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书法，乱世而兴，承上启下，各种性情，既有清末余脉，又有独特气质，形成了代表性的“民国书风”。民国时期，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社会动荡不安，国家重大变革，新文化运动汹涌澎湃，文艺界迎来了新的发展生机，而这一时期的书法不可避免地迎来新旧交替和转折的重要时期。
民国时期可以说是书法史上最后的黄金时代，虽然兵戈不断，劳苦大众颠沛流离，但是书法界依然异常活跃。民国时期的书法家除了清末遗老，还有接受新式教育或有留学经历的年青一代书法家。他们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开阔的见识和不凡的心胸等，使其书法呈现一派超凡脱俗的大家风范。俗话说“书品即人品”，民国书法家们有着他们独特的“文人气节”，铁骨铮铮，追求独立自由之精神，不畏强权。
新乡市博物馆藏历代大家书法作品乃是众多藏品中的典型代表，其中不乏民国书法精品，有康有为、于右任、徐世昌、翁同龢、华世奎等民国大家之作品。
一、康有为《楷书五言联》（图1）
此藏品为纸本，书法内容为：“析理辨昭昧;秉心崇塞渊。”引首题款“敏修仁兄”，尾款“康有为”，尾款下有钤印两方，上方为“康有为印”白文方印，下方为“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朱文方印。这是康有为晚年为其好友河南卫辉名儒李敏修所书。此行楷对联结体自然多变，字体古朴雄峻，落笔遒劲有力，融草书之情、隶书之意、篆书之形、楷书之法为一体，是其独具特色的书写风格。
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明夷、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广东南海人，其弟子尊其为“南海先生”，世称“康南海”。康有为在书法上力倡北碑，其书自成一格。一生书法风格多变，早年为馆阁体帖学风格，中年呈碑帖融合之势，晚年形成独立风貌—“康体”。康体，指的是清末著名思想家康有为的书法风格，学术界又称康体为“破体”。北京大学教授陈玉龙曾评价：“纵观20世纪中国书坛，真正凭深厚书法功力胜出，达力可扛鼎境界者，要数康有为、于右任、李志敏、沙孟海等几人。”
二、徐世昌《行书条轴》（图2）
此藏品为纸本，书法内容为：“余嘗论画，以为人禽宫室器用皆有常形。至于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凡人知之。”此内容选自北宋文学大家苏轼于宋熙宁三年（1070）所著《净因院画记》，收录于《苏轼文集》中。这是苏轼论画时所作，体现了其格物致知的哲学思想。左侧题款“勉之大兄属，徐世昌”，款下有钤印两方，上方为“徐世昌印”白文方印，下方为“鞠人”朱文方印。
徐世昌（1855—1939），字卜五，号菊人，亦作鞠人、菊存，又号东海、弢斋、涛斋，晚号水竹邨人、石门山人、东海居士，直隶（今河北省）天津人，出生于河南省卫辉府（今河南省卫辉市）。光绪十二年（1886）中进士，光绪三十一年（1905）曾任军机大臣，与袁世凯为同道盟友，民国七年（1918），徐世昌被推选为民国大总统。徐世昌虽置身官场，但国学底蕴深厚，不仅著书立说，写诗作文，亦善书法，被后人称为“文治总统”。徐世昌书法师欧、颜、柳诸家，又学苏、黄、米、蔡之风，取各家之长，为其所用，运笔自然流畅，笔墨随意而有深意，落笔瘦劲利落，自成一家。
三、郑孝胥《行楷七言联》（图3）
此藏品为纸本，书法内容为：“便向蛟龙觅云雨;如语蟪蛄易春秋。”上下联分别出自北宋文学大家苏轼所作《蝎虎》与《和蔡准郎中见邀游西湖三首·其二》，大概意思是有才能的人才有机会，要及时实现人生价值。有题款“孝胥”，款下有钤印两方，上方为“郑氏孝胥”白文方印，下方为“苏戡”朱文方印。
郑孝胥（1860—1938），字苏龛（苏戡），一字太夷，号海藏、海藏楼主人、夜起庵叟，取苏东坡“万人如海一身藏”之诗意取斋号为“海藏楼”，世称“郑海藏”，福建省闽侯县（今福建省福州市）人，中国近代政治人物、诗人、书法家。郑孝胥幼承家学，诗文一绝，为诗坛“同光体”代表人物之一，善书法，名重一时，尤善楷书，将楷书与隶书融合，取碑帖之长，融会贯通，自成一体，书写风格为字势偏长而又苍劲有力，沉稳雄健，精悍松秀，在当时民国书法界可谓一枝独秀。
四、华世奎《楷书七言诗轴》（图4）
此藏品为纸本，书法内容为：“急须乘兴赏春英，莫待空枝谩寄声。淑景晴（暖）风前日事，淡云微雨此时情。”这是北宋诗人程颢所写《和诸公梅台》一诗。左侧题款“峻卿尊兄大人雅属，华世奎”，款下有钤印两方，上方为“华世奎印”白文方印，下方为“北海逸民”朱文方印，引首钤白文长方印“诗书琴砚之娱”一枚。此件楷书作品是华世奎为友人所写，从书写风格看可以说是其代表作品之一，通篇气韵贯通，字体厚重丰满，结构布置均匀，笔力精到强健。
华世奎（1863—1942），字启臣，号璧臣、思闇、北海逸民等，近代天津四大书法家（华世奎、严修、孟广慧、赵元礼）之首，祖籍江苏无锡。自4岁起，华世奎便随父学书，书法主攻颜体，后临摹各家碑帖，融汇各家之长，形成了“学古不泥，自出机杼”的独特风格，世人称之为“华派”。华世奎的书法，楷、草、隶、篆等诸体皆精，尤以楷书为长，有颜书风骨，功力雄厚，苍劲挺拔，有馆阁之气魄。
五、史绪任《行书四条屏》（图5）
此藏品为纸本，书法内容为：“道之在天下，其实原于天命之性，而行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其文则出于圣人之手，而存于《易》《书》《诗》《礼》《乐》《春秋》、孔孟氏之籍，本末相须，人言相发，皆不可以一日而废焉者也。盖天理民彝自然之物，则其大伦大法之所在，固有不依文字而立者。然古之圣人欲明是道于天下，而垂之万世，则其精微曲折之际，非托于文字亦不能以自传也。故自伏羲以降，列圣继作。至于孔子，然后所以垂世立教之具，粲然大备。天下后世之人，自非生知之圣，则必由是以穷其理，然后知有所至而力行以终之，固未有饱食安坐，无所猷为，而忽然知之，兀然得之也。故傅说之告高宗曰‘学于古训乃有获’，是则为学之方，亦可知已。”此文出自宋代理学大家朱熹于南宋淳熙三年（1176）应时任婺源知县张汉所请所作的《徽州婺源县学藏书阁记》。左侧题款“朱子婺源县学藏书阁记，癸丑冬日史绪任书”，款下有钤印两方，上方为“史绪任印”白文方印，下方为“筱周大字荷樵”朱文方印。 史绪任（1863—1924），字小周，亦作筱周或晓洲，又字荷樵，晚号效迟，河南辉县人。光绪十二年（1886）中进士，曾任刑部主事、济源县令等，后回乡讲学于河朔书院，与当时著名学者李敏修、企业家王锡彤、新乡王安澜等创办经正书舍，此为清末河南最早的新式学堂之一，也是豫北最大的藏书和学习场所。史绪任善书法，尤以楷书为长，隽秀工整，在中国书法史上颇有影响，与其父史春荃、其子史延章被当地人尊称为“一门三进士”。
六、张伯英《行楷七言联》（图6）
此藏品为纸本，书法内容为：“试碾露芽烹白雪;请君章草赋黄楼。”上下联分别出自北宋文学大家苏轼所作《九日寻臻阇梨遂泛小舟至勤师院二首》与《答王定民》，主要讲述苏轼任苏州太守时的一段典故。引首款“拙樵先生正集坡诗”，尾款“张伯英”，款下有钤印两方，上方为“张伯英印”白文方印，下方为“勺圃”朱文方印。
张伯英（1871—1949），字勺圃，又字少溥，号云龙山民、榆庄老农，晚号东涯老人、老勺、勺叟，斋号远山楼、小来禽馆，江苏徐州人，民国时期著名书法家、碑帖学家、金石鉴赏家、诗人、政治家。张伯英出身徐州望族、世代书家，自幼秉承国学文脉，书法造诣深厚，先学颜体，后学魏碑，自成一家。其书法以行楷为长，亦善篆隶，楷书端正严整、宽博雄放，行书朴拙秀逸，落笔凝重含蓄，不拘泥，不谄媚，具有独特的自身风格，任性洒脱，意境高远。张伯英在当时的书法界地位颇高，与赵声伯并称“南北二家”，又与傅增湘、华世奎、郑孝胥并称“书法四大家”，亦是著名画家齐白石之师。
七、陈筍禅《隶书条轴》（图7）
此藏品为纸本，书法内容为：“《尚书》五教，君崇其宽;诗云恺悌，君隆其恩;东里润色，君垂其仁。邵伯分陕，君懿子棠。晋阳珮玮，西门带弦。君之体素，能双其勋。流化八基，迁荡阴令。”此文出自东汉晚期佚名书法家所书、东汉碑刻家孙兴刻石而成的《张迁碑》。此碑文是东汉隶书成熟时期的代表作品，书法造诣极高，为历代书法家所推崇。文下题款“拙樵先生雅教，筍禅书于青邱”，款下有钤印两方，上方为“陈以正长寿印信”白文方印，下方为“谷荪壹字筍禅”朱文方印。
陈筍禅（1875—？），本名以正，字谷荪，又字筍禅，别署竹隐头陀，斋号月长圆斋，浙江人，民国时期生活于山东青岛。早年曾随康有为参与“戊戌变法”，是民国时期著名文人，工书法，善花鸟，诗、书、画三绝，书法以隶书为长，厚重而灵逸，在当时青岛文化界地位颇高，为世人所重。
八、于右任《行草五言联》（图8）
此藏品为纸本，书法内容为：“前辈飞腾入;余波绮丽为。”此对联出自唐代文学大家杜甫所作《偶题》一诗，为杜甫晚年对诗歌创作的见解与总结。引首款“林英先生正之”，尾款“于右任”，款下有“右任”朱文方印一枚。此草书作品虽笔画简单但形态优美，用笔蓄力内发，墨酣力足，饱满浑厚。
于右任（1879—1964），原名伯循，字诱人（后以谐音“右任”为名），号骚心、髯翁，晚号太平老人，早年是同盟会成员，后在国民政府担任高级官员，是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创办人和复旦大学、私立南通大学校董等，中国近现代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于右任精于书法，尤善行草书，其书法人称“于体”，早年学赵孟，后转学魏碑，形成了风格独具的“碑味”行草书，又创立了“标准草书”，成立草书研究社，集前人优秀草书作品编成《标准草书千字文》，使草书标准化，影响深远。
九、王静澜《行书条轴》（图9）
此藏品为纸本，书法内容为：“爰自所历之国，总将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译布中夏，宣扬胜业。引慈云于西极，注法雨于东垂，圣教缺而复全，苍生罪而还福。湿火宅之干焰，共拔迷途;朗爱水之昏波，同臻彼岸。”此文出自《大唐三藏圣教序》，由唐太宗为弘福寺玄奘法师撰写，最早为唐初四大书法家之一的褚遂良所书，称为《雁塔圣教序》，后唐太宗命弘福寺沙门怀仁以王羲之书法集成，刻制碑文，称《唐集右军圣教序并记》，或《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左侧题款“子安大兄属，用吉王静澜”，款下有钤印两方，上方为“王静澜印”白文方印，下方为“用吉”朱文方印。
王静澜（1888—1935），字用吉，晚号澄斋，河南汲县（今河南省卫辉市）人。王静澜家风甚严，其父尤重“训子苦学励行，俾从贤师友游”，家道中落后，在李敏修等人的资助和鼓励下，发奋读书，后从政，颇有政声，曾任民国河南省教育厅主任秘书。王静澜文采卓然，尤善书法，精通各体，民国教育家张嘉谋曾称其“性喜书画，篆隶茂美”，其书法淳朴渾厚，笔力充沛，古拙而有灵气。
民国时期可以说是书法史上最后的黄金时代，虽然兵戈不断，劳苦大众颠沛流离，但是书法界依然异常活跃。民国时期的书法家除了清末遗老，还有接受新式教育或有留学经历的年青一代书法家。他们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开阔的见识和不凡的心胸等，使其书法呈现一派超凡脱俗的大家风范。俗话说“书品即人品”，民国书法家们有着他们独特的“文人气节”，铁骨铮铮，追求独立自由之精神，不畏强权。
新乡市博物馆藏历代大家书法作品乃是众多藏品中的典型代表，其中不乏民国书法精品，有康有为、于右任、徐世昌、翁同龢、华世奎等民国大家之作品。
一、康有为《楷书五言联》（图1）
此藏品为纸本，书法内容为：“析理辨昭昧;秉心崇塞渊。”引首题款“敏修仁兄”，尾款“康有为”，尾款下有钤印两方，上方为“康有为印”白文方印，下方为“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朱文方印。这是康有为晚年为其好友河南卫辉名儒李敏修所书。此行楷对联结体自然多变，字体古朴雄峻，落笔遒劲有力，融草书之情、隶书之意、篆书之形、楷书之法为一体，是其独具特色的书写风格。
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明夷、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广东南海人，其弟子尊其为“南海先生”，世称“康南海”。康有为在书法上力倡北碑，其书自成一格。一生书法风格多变，早年为馆阁体帖学风格，中年呈碑帖融合之势，晚年形成独立风貌—“康体”。康体，指的是清末著名思想家康有为的书法风格，学术界又称康体为“破体”。北京大学教授陈玉龙曾评价：“纵观20世纪中国书坛，真正凭深厚书法功力胜出，达力可扛鼎境界者，要数康有为、于右任、李志敏、沙孟海等几人。”
二、徐世昌《行书条轴》（图2）
此藏品为纸本，书法内容为：“余嘗论画，以为人禽宫室器用皆有常形。至于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凡人知之。”此内容选自北宋文学大家苏轼于宋熙宁三年（1070）所著《净因院画记》，收录于《苏轼文集》中。这是苏轼论画时所作，体现了其格物致知的哲学思想。左侧题款“勉之大兄属，徐世昌”，款下有钤印两方，上方为“徐世昌印”白文方印，下方为“鞠人”朱文方印。
徐世昌（1855—1939），字卜五，号菊人，亦作鞠人、菊存，又号东海、弢斋、涛斋，晚号水竹邨人、石门山人、东海居士，直隶（今河北省）天津人，出生于河南省卫辉府（今河南省卫辉市）。光绪十二年（1886）中进士，光绪三十一年（1905）曾任军机大臣，与袁世凯为同道盟友，民国七年（1918），徐世昌被推选为民国大总统。徐世昌虽置身官场，但国学底蕴深厚，不仅著书立说，写诗作文，亦善书法，被后人称为“文治总统”。徐世昌书法师欧、颜、柳诸家，又学苏、黄、米、蔡之风，取各家之长，为其所用，运笔自然流畅，笔墨随意而有深意，落笔瘦劲利落，自成一家。
三、郑孝胥《行楷七言联》（图3）
此藏品为纸本，书法内容为：“便向蛟龙觅云雨;如语蟪蛄易春秋。”上下联分别出自北宋文学大家苏轼所作《蝎虎》与《和蔡准郎中见邀游西湖三首·其二》，大概意思是有才能的人才有机会，要及时实现人生价值。有题款“孝胥”，款下有钤印两方，上方为“郑氏孝胥”白文方印，下方为“苏戡”朱文方印。
郑孝胥（1860—1938），字苏龛（苏戡），一字太夷，号海藏、海藏楼主人、夜起庵叟，取苏东坡“万人如海一身藏”之诗意取斋号为“海藏楼”，世称“郑海藏”，福建省闽侯县（今福建省福州市）人，中国近代政治人物、诗人、书法家。郑孝胥幼承家学，诗文一绝，为诗坛“同光体”代表人物之一，善书法，名重一时，尤善楷书，将楷书与隶书融合，取碑帖之长，融会贯通，自成一体，书写风格为字势偏长而又苍劲有力，沉稳雄健，精悍松秀，在当时民国书法界可谓一枝独秀。
四、华世奎《楷书七言诗轴》（图4）
此藏品为纸本，书法内容为：“急须乘兴赏春英，莫待空枝谩寄声。淑景晴（暖）风前日事，淡云微雨此时情。”这是北宋诗人程颢所写《和诸公梅台》一诗。左侧题款“峻卿尊兄大人雅属，华世奎”，款下有钤印两方，上方为“华世奎印”白文方印，下方为“北海逸民”朱文方印，引首钤白文长方印“诗书琴砚之娱”一枚。此件楷书作品是华世奎为友人所写，从书写风格看可以说是其代表作品之一，通篇气韵贯通，字体厚重丰满，结构布置均匀，笔力精到强健。
华世奎（1863—1942），字启臣，号璧臣、思闇、北海逸民等，近代天津四大书法家（华世奎、严修、孟广慧、赵元礼）之首，祖籍江苏无锡。自4岁起，华世奎便随父学书，书法主攻颜体，后临摹各家碑帖，融汇各家之长，形成了“学古不泥，自出机杼”的独特风格，世人称之为“华派”。华世奎的书法，楷、草、隶、篆等诸体皆精，尤以楷书为长，有颜书风骨，功力雄厚，苍劲挺拔，有馆阁之气魄。
五、史绪任《行书四条屏》（图5）
此藏品为纸本，书法内容为：“道之在天下，其实原于天命之性，而行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其文则出于圣人之手，而存于《易》《书》《诗》《礼》《乐》《春秋》、孔孟氏之籍，本末相须，人言相发，皆不可以一日而废焉者也。盖天理民彝自然之物，则其大伦大法之所在，固有不依文字而立者。然古之圣人欲明是道于天下，而垂之万世，则其精微曲折之际，非托于文字亦不能以自传也。故自伏羲以降，列圣继作。至于孔子，然后所以垂世立教之具，粲然大备。天下后世之人，自非生知之圣，则必由是以穷其理，然后知有所至而力行以终之，固未有饱食安坐，无所猷为，而忽然知之，兀然得之也。故傅说之告高宗曰‘学于古训乃有获’，是则为学之方，亦可知已。”此文出自宋代理学大家朱熹于南宋淳熙三年（1176）应时任婺源知县张汉所请所作的《徽州婺源县学藏书阁记》。左侧题款“朱子婺源县学藏书阁记，癸丑冬日史绪任书”，款下有钤印两方，上方为“史绪任印”白文方印，下方为“筱周大字荷樵”朱文方印。 史绪任（1863—1924），字小周，亦作筱周或晓洲，又字荷樵，晚号效迟，河南辉县人。光绪十二年（1886）中进士，曾任刑部主事、济源县令等，后回乡讲学于河朔书院，与当时著名学者李敏修、企业家王锡彤、新乡王安澜等创办经正书舍，此为清末河南最早的新式学堂之一，也是豫北最大的藏书和学习场所。史绪任善书法，尤以楷书为长，隽秀工整，在中国书法史上颇有影响，与其父史春荃、其子史延章被当地人尊称为“一门三进士”。
六、张伯英《行楷七言联》（图6）
此藏品为纸本，书法内容为：“试碾露芽烹白雪;请君章草赋黄楼。”上下联分别出自北宋文学大家苏轼所作《九日寻臻阇梨遂泛小舟至勤师院二首》与《答王定民》，主要讲述苏轼任苏州太守时的一段典故。引首款“拙樵先生正集坡诗”，尾款“张伯英”，款下有钤印两方，上方为“张伯英印”白文方印，下方为“勺圃”朱文方印。
张伯英（1871—1949），字勺圃，又字少溥，号云龙山民、榆庄老农，晚号东涯老人、老勺、勺叟，斋号远山楼、小来禽馆，江苏徐州人，民国时期著名书法家、碑帖学家、金石鉴赏家、诗人、政治家。张伯英出身徐州望族、世代书家，自幼秉承国学文脉，书法造诣深厚，先学颜体，后学魏碑，自成一家。其书法以行楷为长，亦善篆隶，楷书端正严整、宽博雄放，行书朴拙秀逸，落笔凝重含蓄，不拘泥，不谄媚，具有独特的自身风格，任性洒脱，意境高远。张伯英在当时的书法界地位颇高，与赵声伯并称“南北二家”，又与傅增湘、华世奎、郑孝胥并称“书法四大家”，亦是著名画家齐白石之师。
七、陈筍禅《隶书条轴》（图7）
此藏品为纸本，书法内容为：“《尚书》五教，君崇其宽;诗云恺悌，君隆其恩;东里润色，君垂其仁。邵伯分陕，君懿子棠。晋阳珮玮，西门带弦。君之体素，能双其勋。流化八基，迁荡阴令。”此文出自东汉晚期佚名书法家所书、东汉碑刻家孙兴刻石而成的《张迁碑》。此碑文是东汉隶书成熟时期的代表作品，书法造诣极高，为历代书法家所推崇。文下题款“拙樵先生雅教，筍禅书于青邱”，款下有钤印两方，上方为“陈以正长寿印信”白文方印，下方为“谷荪壹字筍禅”朱文方印。
陈筍禅（1875—？），本名以正，字谷荪，又字筍禅，别署竹隐头陀，斋号月长圆斋，浙江人，民国时期生活于山东青岛。早年曾随康有为参与“戊戌变法”，是民国时期著名文人，工书法，善花鸟，诗、书、画三绝，书法以隶书为长，厚重而灵逸，在当时青岛文化界地位颇高，为世人所重。
八、于右任《行草五言联》（图8）
此藏品为纸本，书法内容为：“前辈飞腾入;余波绮丽为。”此对联出自唐代文学大家杜甫所作《偶题》一诗，为杜甫晚年对诗歌创作的见解与总结。引首款“林英先生正之”，尾款“于右任”，款下有“右任”朱文方印一枚。此草书作品虽笔画简单但形态优美，用笔蓄力内发，墨酣力足，饱满浑厚。
于右任（1879—1964），原名伯循，字诱人（后以谐音“右任”为名），号骚心、髯翁，晚号太平老人，早年是同盟会成员，后在国民政府担任高级官员，是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创办人和复旦大学、私立南通大学校董等，中国近现代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于右任精于书法，尤善行草书，其书法人称“于体”，早年学赵孟，后转学魏碑，形成了风格独具的“碑味”行草书，又创立了“标准草书”，成立草书研究社，集前人优秀草书作品编成《标准草书千字文》，使草书标准化，影响深远。
九、王静澜《行书条轴》（图9）
此藏品为纸本，书法内容为：“爰自所历之国，总将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译布中夏，宣扬胜业。引慈云于西极，注法雨于东垂，圣教缺而复全，苍生罪而还福。湿火宅之干焰，共拔迷途;朗爱水之昏波，同臻彼岸。”此文出自《大唐三藏圣教序》，由唐太宗为弘福寺玄奘法师撰写，最早为唐初四大书法家之一的褚遂良所书，称为《雁塔圣教序》，后唐太宗命弘福寺沙门怀仁以王羲之书法集成，刻制碑文，称《唐集右军圣教序并记》，或《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左侧题款“子安大兄属，用吉王静澜”，款下有钤印两方，上方为“王静澜印”白文方印，下方为“用吉”朱文方印。
王静澜（1888—1935），字用吉，晚号澄斋，河南汲县（今河南省卫辉市）人。王静澜家风甚严，其父尤重“训子苦学励行，俾从贤师友游”，家道中落后，在李敏修等人的资助和鼓励下，发奋读书，后从政，颇有政声，曾任民国河南省教育厅主任秘书。王静澜文采卓然，尤善书法，精通各体，民国教育家张嘉谋曾称其“性喜书画，篆隶茂美”，其书法淳朴渾厚，笔力充沛，古拙而有灵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