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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至今对现代化进行了一以贯之的长期探索，在这个过程中党对现代化的认识也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演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党对现代化的认识经历了抽象的先进与进步、军事现代化、国家现代化的发展阶段，这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对现代化的全面深入认识奠定了基础。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系统探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党对现代化认识的演进史并总结其历史启示，有助于深刻展现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两个时期对现代化认识的一脉相承性，对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大有裨益。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现代化;历史演进
近代以来，现代化是中国人民奋力追求的伟大目标，从大地主阶级为实现自强、求富发起的洋务运动，到资产阶级改良派发起的维新变法，到清王朝为挽救自身危机推行的“新政”，到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的辛亥革命，到知识分子追求民主和科学掀起的新文化运动，再到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其本质都是致力于实现中国现代化。但是由于没有触及到现代化的核心，再加上主客观条件不成熟，中国社会没有产生根本性变革。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历史性地扛起了带领中国人民向现代化进军的大旗，成为现代化探索的主心骨。纵观1921年至1949年这28年的历史，可以看到党对现代化的认识经历了抽象的先进与进步、军事现代化、国家现代化的台阶式跨越发展，其经验启示值得我们总结和借鉴。
一、现代化的概念界定
学界关于现代化的概念至今没有统一的认识，一直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在西方学界，现代化一直属于热门主题，其研究成果也较为丰硕。西方学界对于现代化概念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以社会变革的视角去认识现代化;其二，从社会学的角度去理解现代化;其三，以量化分析为手段去评判现代化。塞缪尔·P.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提出：“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进程，它涉及到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里的变革。”[1]戴维·波普诺在《社会学》中指出：“现代化指的是发生在一个传统的前工业社会向工业化和城市化社会转化的过程中发生的主要的内部社会变革。”[2]贝迪阿·纳思·瓦尔马则提出了五条评判现代化的标准：（1）合理性。在为达到目的而采用适当手段时，合理性产生于受目标指导的行动。（2）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尊严和追求，包括个人的倾向性和积极性、自我控制、独立工作能力、为自己的目标不懈奋斗。（3）现世主义。个人从宗教束缚中解脱出来，在世俗社会中发挥作用。（4）科学主义应用科学原理推进技术与个人目标。科学技术帮助人类去适应自然，建立人与人之间更为良好的关系。（5）平等主义。平等不仅指法律或民权方面，还意味着摆脱偏见、歧视和消除剥削[3]。总体来看，西方学界的现代化理论主要是对于十七到十八世纪以来西欧和北美工业化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带有浓厚的西方色彩。但西方现代化理论也有其历史合理性：它指出现代化是一种时代趋势，认为现代化的第一个目标是经济增长，对现代化进程的特征做了深入研究。所有这些对中国共产党现代化理论的提出会有某种启蒙作用，而发展中国家实践西方现代化理论所出现的“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弊端也给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现代化以深刻启示[4]。当然值得一提的是，根据罗荣渠的相关研究，现代化理论并不是西方资产阶级最先提出来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序言中就曾表达了现代化的思考：“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5]其中蕴含的工业化思想对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认识现代化都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
中国关于现代化的大讨论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就已有之，但中国学界关于现代化的有规模的集中研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了李秀林、罗荣渠、陈勤、彭明、虞和平、何传启等一批现代化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对于现代化概念的界定，中国学界同西方学界一样，都是不尽相同、无法统一的。李秀林等在《中国现代化之哲学探讨》中系统勾勒出了现代化的基本特征：第一，在经济方面，现代化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转变;第二，在政治方面，现代化是由专制制度、过渡型制度向民主制度的转变，政治上的现代化本质上是民主化;第三，在组织方面，现代化是由单一性的、不分化的社会组织向结构多样化、功能专门化的转变;第四，在观念方面，现代化是由宿命论、迷信和宗教热忱向理性化、知识化、世俗化的转变;第五，在活动方面，现代化是由压制人的创造性向解放人的创造力和发挥人的潜能的转变;第六，在交往方面，现代化是由封闭的、地域性的人际关系向开放的、全球性的人际关系的转变;第七，在生活方面，现代化是由以农村为主体向以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为中心的转变;第八，在能源方面，现代化是由以有生命动力源泉为主向以无生命动力源泉为主的转变;第九，在环境方面，现代化是由顺应自然条件向改造自然环境和与自然界实现协调的转变[6]。罗荣渠在《现代化新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中指出：现代化不是一个自然的社会演变过程，它是落后国家采取高效率的途径（其中包括可利用的传统因素），通过有计划的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带动广泛的社会改革，以迅速赶上世界先进工业国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7]。 陈勤等在《中国现代化史纲·无法告别的革命》中将现代化释义为：现代化是一个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工业化为动力，以科学技术发展为先导和纽带，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主体，涉及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组织管理、生活方式、人类活动空间等诸多领域的革命性、全球性、长期性和整体性的发展与变迁过程[8]。彭明在为其主编的《20世纪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系列丛书所做的总序中写道：“現代化大体上指的是：在经济上从封闭的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从自然经济走向商品经济;在政治上从封建专制走向民主;在思想文化上，应该有相应的精神文明。”[9]何传启则从现象、内涵和政策三个维度阐释了现代化的主要内涵：第一，从现象角度看，现代化是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发展的世界前沿，以及追赶、达到和保持世界前沿水平的行为和过程;第二，从内涵角度看，现代化是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范式转变，以及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然环境的合理保护，同时文化多样性长期存在并发挥作用;第三，从政策角度看，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现代化被作为一个发展目标[10]。 综上，学界对于现代化概念的界定至今仍无法达成共识。但我们从中西学界的各种概念中可以归纳出其共同点，那就是：作为世界各国孜孜以求的宏伟目标，现代化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民主化、城市化、文明化等都是其具体表现，在这期间必然伴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以及人类自身等各方面的重大深刻变革。实现现代化不是仅有一条路可以走，各国应根据实际情况摸索出一条自主现代化道路。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党对现代化认识的不同阶段
（一）萌芽起步阶段：先进与进步（1921—1937）
“在近代中国前面摆着两个问题：即一、如何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二、如何使中国近代化。这两个问题显然是密切相关的。”[11]实现民族解放和独立与推进现代化是互为前提、互为结果、不可偏废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准确把握住了这一点，通过革命促进现代化、又通过现代化推进革命，使得中国社会对现代化的认识产生了大的飞跃。
中国共产党成立早期，党内同志对于现代化的认识处于萌芽起步阶段，一般意义上用“现代化”抽象地代指先进与进步之义。这里的“先进和进步”是相对于旧中国和西方国家而论的，类似于“西化”或者“欧化”，但还不能完全等同。因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开始就坚持独立自主，对于现代化的认识自然也不会完全偏向走西方道路。在这个阶段，对现代化的认识集中于文化思想理论领域，直至现代化大讨论之后才开始转向现实经济领域。党内较早直接正式使用“现代化”表述的是陈独秀。1923年7月，他在《给萨法罗夫的信》中指出：中国“现代化工人的数量很少”[12]，这里的现代化作修饰用，是相对于宗法式思想、对政治持否定态度而言，指的是政治觉悟比较高、政治思想比较先进。1927年2月，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中国革命中之孟雪维克主义》中提及“经营商业方法的现代化”[13]，此处的现代化仍属进步的意思，用来表示经营商业方法的与时俱进和不断发展。1931年秋，瞿秋白在《苏维埃的文化革命》中提出：“要发动新的文字革命……直到实现中国现代化的罗马化。”[14]这里的现代化侧重于实现文化方面的先进和进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国的知识界展开了关于现代化问题的大讨论，社会主义思想掀起了这场大讨论的高潮，改变了知识界自“五四运动”以来主要从文化领域探寻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倾向，把现代化的探求从文化领域延伸到了经济领域，提出的建设方略也更加具体和实际[15]。 由此， 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认识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现代化”作为“先进与进步”的代名词从过去的专门形容文化转向描述与经济社会相关的事物。1934年1月，张闻天在《中国革命的社会经济基础》中两次提到“现代化”：一处是资本主义殖民下中国农民所受的剥削与束缚“有些已‘现代化’了”[16]475;另一处是地主经过土地的出租剥削农民，“这种剥削仍然是封建式的剥削，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剥削，不论地租的形式是自然生产品或是所谓‘现代化’的货币”[16]477。在该文中，现代化的语义依然是先进和进步，是与过去、陈旧、落后等概念相比较、相区别而论的，仍属抽象修饰之义，但其对象主体却发生了重要变化。
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在幼年时期对于现代化的认识主要源自新文化运动时期知识分子致力于从思想上改造中国的理论与实践，其脱胎于“西化”而又不同于“西化”。此番认识虽然只是现代化的冰山之一角，但这为中国共产党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认识现代化塑造了“先进和进步”的基本样态，并且奠定了走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的基础。因此，它在中国现代化认识史上的重要作用是不可小觑、不容遮蔽的。
（二）初步发展阶段：军事现代化（1937—1944）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日本侵华步伐不断加快，中国处在风雨如晦的战争年代，所以中国共产党对于现代化的认识主要还是来自于革命斗争的实践。在这个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现代化”的理解有着明显的具体所指，即不是围绕“国家现代化”的宏大论题过多地展开讨论，而是主要着眼于军事技术装备上的“现代化”，是一种军事的“器物现代化”观念[17]。 同时， 中国共产党也孕育出了军事队伍现代化的思想。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受时局的影响，党内同志在战略防御阶段和相持阶段有关现代化的表述多与军事领域相关，党和军队的领导人还曾多次直接阐述军事现代化的思想，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第一，指军事装备现代化。1937年9月，朱德在總结平型关战役时指出：“我们以劣势武器要战胜现代化的强敌，在战术上就必须善于灵巧机动地使用自己的兵力和兵器。”[18]次年，他又在《论抗日游击战争》中提出：“过去中国的游击战争，一般是以刀矛相战，与现在以劣势武装对现代化军队作战的抗日游击战争大不相同。”[19]331938年，周恩来明确指出：“军队技术的提高，装备的现代化，是迫切需要的。没有装备好的技术高的政治坚定的现代化的几十个师，是不能最后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20]81939年6月，叶剑英在《论日军的跳跃作战》中指出：“为了适应山地战放弃现代化的装备时，则跳跃作战将失去效用。”[21]2次年3月，叶剑英在重庆出席蒋介石召开的参谋长会议上谈到：“我游击队以劣势的装备与敌现代化的快速部队作战。”[21]32显然，党对军事现代化第一个层面的理解仍是以物的现代化为基础，这也反映了革命战争年代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是第一要求。第二，军事技术的现代化。1938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明确提到，要“发展新的军事工业”[22]470，“革新军制离不了现代化”[22]511。1939年，左权在《论军事思想的原理》中提到：“武器的量、质和人力决定全部战争的过程，没有现代化的军事技术，没有灵活的战略战术是不能把敌人赶到鸭绿江边的。”[23]864由此可见，党已经精准把握住了军事工业化是军事现代化的支撑和保障，并将发展军事工业和军事技术作为一项重要任务，这为下一阶段提出“以工业化促成国家现代化”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三，指军事队伍的现代化。1938年1月，周恩来在《怎样进行持久抗战？》中强调：“要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不仅要发挥我军在运动战中的特长，并且要在提高技术条件和军队现代化的基础上，使我军转入阵地战的壕沟工事里去。”[20]9同年，朱德还提出：“抗日的民族自卫战争要取得最后的胜利，……必须有政治坚定、指挥统一、装备优良的数百万正规的、现代化的国民革命军作为主力才能达到目的。”[19]34“现代化的军队之作战，前后方是同等的重要。……现代化的军队，在作战时如果前后方被隔断，那末，这个军队的作战力量就要大为减弱而不能持久，甚至有全师覆没之可能。所以交通对于现代化的军队，是一个决定胜负的要素。”[19]53在《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中，毛泽东等人表示：“为达到战胜日寇，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国家，那末，首先在军事上必须求得前线作战部队战斗力之加强，敌人占领区域中人民游击战争之大规模的发展及有现代化武装之坚强部队的创立。”[20]492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还提出，要“创立真正现代化的机械兵团”[20]614。1939年7月，贺龙在八路军冀中军区参谋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各级司令部要进步到能组织阵地战和现代化军队的战斗。”[23]5551941年5月，邓小平在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全师模范宣传队初赛会上指出：“尤其需要加强部队的文化科学知识的学习，使科学为指战员所掌握，创造现代化的正规兵团。”[24]这充分表现了党对军事现代化更深层次的认识——军队的现代化。军人是在战争中使用武器和技术的有主观能动性的主体，军队现代化则是军事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总而言之，无论是装备、技术还是队伍的现代化，从主体上看都是在革命斗争基础上围绕着军事领域的现代化。 这一时期，党对现代化的认识虽然大多囿于军事领域，但这是历史环境和革命形势的必然性和局限性所决定的。一方面，党要想挽救民族危亡、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就必须紧紧抓住枪杆子，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党在军事实力方面较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都有很大差距，所以党必须将主要精力放在军事上，这又是形势的局限所致。不过从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党关于改善军事装备、发展军事工业、创建机械化兵团和实现军队现代化的路子是非常正确的，也为之后进一步认识现代化定下了工业化的调子和方向。
（三）接续发展阶段：国家现代化（1944—1949）
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变化，党对现代化的认识逐渐由过去单纯的追求军事现代化转向实现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并且进一步拓宽延展到国民经济领域。这里所讲的国家现代化，就是当时条件下所称的国家工业化，但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共产党虽然将工业化视为现代化的核心和重中之重，但并没有将工业化狭隘、片面地理解为工业领域的现代化，而是以工业现代化为主要抓手来促进国家现代化的实现。
1944年，自战略反攻阶段到来以后，中国革命形势发生了重要的转折，中国共产党对于现代化的认识开始由军事现代化拓展至国家现代化。1944年5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工厂职工代表会议举行的招待会上明确表示：“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需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25]此时，工业化作为等同于或类似于现代化的代名词，被党的领袖置于巩固民族独立的高度多次突出强调。同年8月，毛泽东在致秦邦宪的信中写道：“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26]可见，毛泽东深刻认识到了农业基础转向工业基础是重要的一步，工业化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必经阶段，工业化是取得胜利的基础。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明确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27]1081在这个重大时刻，毛泽东所考虑的工业化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军事现代化，而是扩展到夺取全国政权之后发展重工业和轻工业，逐步实现国家现代化。毛泽东还认为，中国的工人阶级“不仅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27]1081。这就将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重大意义进一步提高，使其成为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并将其和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政权并列起来。虽说当时毛泽东关于国家工业化的思想还不能完全和现代化划等号，但这已经触及到了现代化的实质和核心。1947年5月，刘伯承在晋冀鲁豫中央局和边区政府机关干部会议上指出：“现代化没有铁路，就等于黄牛拉汽车，炮兵怎么办？吃饭怎么办？都解决不了。”[28]这番认识充分印证了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础，工业化如果推进缓慢，那一定会制约现代化的发展。就军事上来讲，工业基础设施跟不上，汽车、炮兵等所谓的现代化装备都毫无用武之地。1949年，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党对现代化的认识开始转向全国解放以后的经济社会领域。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古代有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现在被我们废除了，或者即将被废除，在这点上，我们已经或者即将区别于古代，取得了或者即将取得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29]1432针对党在全国执政之后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前途问题，他还指出：“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29]1432可以说，毛泽东在经济发展领域关于现代化、集体化的重要认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指明了发展方向。1949年4月，周恩来在《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中国太落后，现代性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只占百分之十左右，需要用极大的努力才能使国家现代化。”[30]在这番论述中，周恩来推动党对现代化的认识实现了一次重大的进展，即通过努力发展现代性工业来实现国家现代化，这不仅明确区分了工业化和现代化，还表达了工业化是实现现代化的手段和途径的含义。
这一阶段横跨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时期，还经历了抗日战争胜利和全国解放两次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认识也发生了比较明显的转变，即从军事现代化转向国家工业化。历史地看，工业化虽然不能和现代化完全等同起来，但至少说明党已经探索到了现代化的核心问题，而且还清醒地认识到工业化并不局限于具体工业，而是社会各领域的工业化，这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丰富与发展现代化理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结语
现代化兼过程、目标和理论等多重维度于一身，对其认识是一个非常庞大、复杂和艰巨的长期事业。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认识的历史演进，再结合中西方学界关于现代化概念的研究成果，我们完全可以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党对现代化的认识是基本正确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进一步认识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经验。应该承认，这些认识也有一定的缺陷和瑕疵，但这是由历史局限性所导致的，我們不能站在当今时代去苛求前人。值得注意的是，这28年的现代化认识演进史向我们提供了以下经验和启示：第一，必须注重发挥党的主心骨作用。“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只要继续坚持和加强党中央统筹全局、协调各方和对现代化的集中统一领导，那我们对现代化的认识也必将更加科学、全面、深刻和立体。第二，必须坚持立足中国实际的原则。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其内在要求就是要充分考虑本国国情的特殊性。在这条征程上，中国共产党既没有照搬西方模式，也没有照抄苏联模式，而是立足中国实际，义无反顾地走出了一条自主现代化之路[31]。我们还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推动认识与实践有机统一。第三，必须注重发扬与时俱进和勇于创新的精神。新时代，中国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危机相互交织叠加，在这种严峻形势下认识和推进现代化，我们就必须永葆与时俱进的精神，能迅速根据国内外局势的变化做出新判断。还要秉持敢为人先的精神，继续提出一些前人和外人都没有提过的现代化新认识，不断创造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更加光辉灿烂的新成就和新伟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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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现代化;历史演进
近代以来，现代化是中国人民奋力追求的伟大目标，从大地主阶级为实现自强、求富发起的洋务运动，到资产阶级改良派发起的维新变法，到清王朝为挽救自身危机推行的“新政”，到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的辛亥革命，到知识分子追求民主和科学掀起的新文化运动，再到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其本质都是致力于实现中国现代化。但是由于没有触及到现代化的核心，再加上主客观条件不成熟，中国社会没有产生根本性变革。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历史性地扛起了带领中国人民向现代化进军的大旗，成为现代化探索的主心骨。纵观1921年至1949年这28年的历史，可以看到党对现代化的认识经历了抽象的先进与进步、军事现代化、国家现代化的台阶式跨越发展，其经验启示值得我们总结和借鉴。
一、现代化的概念界定
学界关于现代化的概念至今没有统一的认识，一直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在西方学界，现代化一直属于热门主题，其研究成果也较为丰硕。西方学界对于现代化概念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以社会变革的视角去认识现代化;其二，从社会学的角度去理解现代化;其三，以量化分析为手段去评判现代化。塞缪尔·P.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提出：“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进程，它涉及到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里的变革。”[1]戴维·波普诺在《社会学》中指出：“现代化指的是发生在一个传统的前工业社会向工业化和城市化社会转化的过程中发生的主要的内部社会变革。”[2]贝迪阿·纳思·瓦尔马则提出了五条评判现代化的标准：（1）合理性。在为达到目的而采用适当手段时，合理性产生于受目标指导的行动。（2）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尊严和追求，包括个人的倾向性和积极性、自我控制、独立工作能力、为自己的目标不懈奋斗。（3）现世主义。个人从宗教束缚中解脱出来，在世俗社会中发挥作用。（4）科学主义应用科学原理推进技术与个人目标。科学技术帮助人类去适应自然，建立人与人之间更为良好的关系。（5）平等主义。平等不仅指法律或民权方面，还意味着摆脱偏见、歧视和消除剥削[3]。总体来看，西方学界的现代化理论主要是对于十七到十八世纪以来西欧和北美工业化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带有浓厚的西方色彩。但西方现代化理论也有其历史合理性：它指出现代化是一种时代趋势，认为现代化的第一个目标是经济增长，对现代化进程的特征做了深入研究。所有这些对中国共产党现代化理论的提出会有某种启蒙作用，而发展中国家实践西方现代化理论所出现的“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弊端也给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现代化以深刻启示[4]。当然值得一提的是，根据罗荣渠的相关研究，现代化理论并不是西方资产阶级最先提出来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序言中就曾表达了现代化的思考：“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5]其中蕴含的工业化思想对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认识现代化都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
中国关于现代化的大讨论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就已有之，但中国学界关于现代化的有规模的集中研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了李秀林、罗荣渠、陈勤、彭明、虞和平、何传启等一批现代化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对于现代化概念的界定，中国学界同西方学界一样，都是不尽相同、无法统一的。李秀林等在《中国现代化之哲学探讨》中系统勾勒出了现代化的基本特征：第一，在经济方面，现代化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转变;第二，在政治方面，现代化是由专制制度、过渡型制度向民主制度的转变，政治上的现代化本质上是民主化;第三，在组织方面，现代化是由单一性的、不分化的社会组织向结构多样化、功能专门化的转变;第四，在观念方面，现代化是由宿命论、迷信和宗教热忱向理性化、知识化、世俗化的转变;第五，在活动方面，现代化是由压制人的创造性向解放人的创造力和发挥人的潜能的转变;第六，在交往方面，现代化是由封闭的、地域性的人际关系向开放的、全球性的人际关系的转变;第七，在生活方面，现代化是由以农村为主体向以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为中心的转变;第八，在能源方面，现代化是由以有生命动力源泉为主向以无生命动力源泉为主的转变;第九，在环境方面，现代化是由顺应自然条件向改造自然环境和与自然界实现协调的转变[6]。罗荣渠在《现代化新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中指出：现代化不是一个自然的社会演变过程，它是落后国家采取高效率的途径（其中包括可利用的传统因素），通过有计划的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带动广泛的社会改革，以迅速赶上世界先进工业国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7]。 陈勤等在《中国现代化史纲·无法告别的革命》中将现代化释义为：现代化是一个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工业化为动力，以科学技术发展为先导和纽带，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主体，涉及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组织管理、生活方式、人类活动空间等诸多领域的革命性、全球性、长期性和整体性的发展与变迁过程[8]。彭明在为其主编的《20世纪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系列丛书所做的总序中写道：“現代化大体上指的是：在经济上从封闭的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从自然经济走向商品经济;在政治上从封建专制走向民主;在思想文化上，应该有相应的精神文明。”[9]何传启则从现象、内涵和政策三个维度阐释了现代化的主要内涵：第一，从现象角度看，现代化是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发展的世界前沿，以及追赶、达到和保持世界前沿水平的行为和过程;第二，从内涵角度看，现代化是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范式转变，以及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然环境的合理保护，同时文化多样性长期存在并发挥作用;第三，从政策角度看，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现代化被作为一个发展目标[10]。 综上，学界对于现代化概念的界定至今仍无法达成共识。但我们从中西学界的各种概念中可以归纳出其共同点，那就是：作为世界各国孜孜以求的宏伟目标，现代化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民主化、城市化、文明化等都是其具体表现，在这期间必然伴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以及人类自身等各方面的重大深刻变革。实现现代化不是仅有一条路可以走，各国应根据实际情况摸索出一条自主现代化道路。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党对现代化认识的不同阶段
（一）萌芽起步阶段：先进与进步（1921—1937）
“在近代中国前面摆着两个问题：即一、如何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二、如何使中国近代化。这两个问题显然是密切相关的。”[11]实现民族解放和独立与推进现代化是互为前提、互为结果、不可偏废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准确把握住了这一点，通过革命促进现代化、又通过现代化推进革命，使得中国社会对现代化的认识产生了大的飞跃。
中国共产党成立早期，党内同志对于现代化的认识处于萌芽起步阶段，一般意义上用“现代化”抽象地代指先进与进步之义。这里的“先进和进步”是相对于旧中国和西方国家而论的，类似于“西化”或者“欧化”，但还不能完全等同。因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开始就坚持独立自主，对于现代化的认识自然也不会完全偏向走西方道路。在这个阶段，对现代化的认识集中于文化思想理论领域，直至现代化大讨论之后才开始转向现实经济领域。党内较早直接正式使用“现代化”表述的是陈独秀。1923年7月，他在《给萨法罗夫的信》中指出：中国“现代化工人的数量很少”[12]，这里的现代化作修饰用，是相对于宗法式思想、对政治持否定态度而言，指的是政治觉悟比较高、政治思想比较先进。1927年2月，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中国革命中之孟雪维克主义》中提及“经营商业方法的现代化”[13]，此处的现代化仍属进步的意思，用来表示经营商业方法的与时俱进和不断发展。1931年秋，瞿秋白在《苏维埃的文化革命》中提出：“要发动新的文字革命……直到实现中国现代化的罗马化。”[14]这里的现代化侧重于实现文化方面的先进和进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国的知识界展开了关于现代化问题的大讨论，社会主义思想掀起了这场大讨论的高潮，改变了知识界自“五四运动”以来主要从文化领域探寻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倾向，把现代化的探求从文化领域延伸到了经济领域，提出的建设方略也更加具体和实际[15]。 由此， 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认识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现代化”作为“先进与进步”的代名词从过去的专门形容文化转向描述与经济社会相关的事物。1934年1月，张闻天在《中国革命的社会经济基础》中两次提到“现代化”：一处是资本主义殖民下中国农民所受的剥削与束缚“有些已‘现代化’了”[16]475;另一处是地主经过土地的出租剥削农民，“这种剥削仍然是封建式的剥削，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剥削，不论地租的形式是自然生产品或是所谓‘现代化’的货币”[16]477。在该文中，现代化的语义依然是先进和进步，是与过去、陈旧、落后等概念相比较、相区别而论的，仍属抽象修饰之义，但其对象主体却发生了重要变化。
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在幼年时期对于现代化的认识主要源自新文化运动时期知识分子致力于从思想上改造中国的理论与实践，其脱胎于“西化”而又不同于“西化”。此番认识虽然只是现代化的冰山之一角，但这为中国共产党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认识现代化塑造了“先进和进步”的基本样态，并且奠定了走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的基础。因此，它在中国现代化认识史上的重要作用是不可小觑、不容遮蔽的。
（二）初步发展阶段：军事现代化（1937—1944）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日本侵华步伐不断加快，中国处在风雨如晦的战争年代，所以中国共产党对于现代化的认识主要还是来自于革命斗争的实践。在这个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现代化”的理解有着明显的具体所指，即不是围绕“国家现代化”的宏大论题过多地展开讨论，而是主要着眼于军事技术装备上的“现代化”，是一种军事的“器物现代化”观念[17]。 同时， 中国共产党也孕育出了军事队伍现代化的思想。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受时局的影响，党内同志在战略防御阶段和相持阶段有关现代化的表述多与军事领域相关，党和军队的领导人还曾多次直接阐述军事现代化的思想，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第一，指军事装备现代化。1937年9月，朱德在總结平型关战役时指出：“我们以劣势武器要战胜现代化的强敌，在战术上就必须善于灵巧机动地使用自己的兵力和兵器。”[18]次年，他又在《论抗日游击战争》中提出：“过去中国的游击战争，一般是以刀矛相战，与现在以劣势武装对现代化军队作战的抗日游击战争大不相同。”[19]331938年，周恩来明确指出：“军队技术的提高，装备的现代化，是迫切需要的。没有装备好的技术高的政治坚定的现代化的几十个师，是不能最后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20]81939年6月，叶剑英在《论日军的跳跃作战》中指出：“为了适应山地战放弃现代化的装备时，则跳跃作战将失去效用。”[21]2次年3月，叶剑英在重庆出席蒋介石召开的参谋长会议上谈到：“我游击队以劣势的装备与敌现代化的快速部队作战。”[21]32显然，党对军事现代化第一个层面的理解仍是以物的现代化为基础，这也反映了革命战争年代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是第一要求。第二，军事技术的现代化。1938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明确提到，要“发展新的军事工业”[22]470，“革新军制离不了现代化”[22]511。1939年，左权在《论军事思想的原理》中提到：“武器的量、质和人力决定全部战争的过程，没有现代化的军事技术，没有灵活的战略战术是不能把敌人赶到鸭绿江边的。”[23]864由此可见，党已经精准把握住了军事工业化是军事现代化的支撑和保障，并将发展军事工业和军事技术作为一项重要任务，这为下一阶段提出“以工业化促成国家现代化”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三，指军事队伍的现代化。1938年1月，周恩来在《怎样进行持久抗战？》中强调：“要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不仅要发挥我军在运动战中的特长，并且要在提高技术条件和军队现代化的基础上，使我军转入阵地战的壕沟工事里去。”[20]9同年，朱德还提出：“抗日的民族自卫战争要取得最后的胜利，……必须有政治坚定、指挥统一、装备优良的数百万正规的、现代化的国民革命军作为主力才能达到目的。”[19]34“现代化的军队之作战，前后方是同等的重要。……现代化的军队，在作战时如果前后方被隔断，那末，这个军队的作战力量就要大为减弱而不能持久，甚至有全师覆没之可能。所以交通对于现代化的军队，是一个决定胜负的要素。”[19]53在《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中，毛泽东等人表示：“为达到战胜日寇，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国家，那末，首先在军事上必须求得前线作战部队战斗力之加强，敌人占领区域中人民游击战争之大规模的发展及有现代化武装之坚强部队的创立。”[20]492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还提出，要“创立真正现代化的机械兵团”[20]614。1939年7月，贺龙在八路军冀中军区参谋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各级司令部要进步到能组织阵地战和现代化军队的战斗。”[23]5551941年5月，邓小平在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全师模范宣传队初赛会上指出：“尤其需要加强部队的文化科学知识的学习，使科学为指战员所掌握，创造现代化的正规兵团。”[24]这充分表现了党对军事现代化更深层次的认识——军队的现代化。军人是在战争中使用武器和技术的有主观能动性的主体，军队现代化则是军事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总而言之，无论是装备、技术还是队伍的现代化，从主体上看都是在革命斗争基础上围绕着军事领域的现代化。 这一时期，党对现代化的认识虽然大多囿于军事领域，但这是历史环境和革命形势的必然性和局限性所决定的。一方面，党要想挽救民族危亡、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就必须紧紧抓住枪杆子，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党在军事实力方面较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都有很大差距，所以党必须将主要精力放在军事上，这又是形势的局限所致。不过从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党关于改善军事装备、发展军事工业、创建机械化兵团和实现军队现代化的路子是非常正确的，也为之后进一步认识现代化定下了工业化的调子和方向。
（三）接续发展阶段：国家现代化（1944—1949）
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变化，党对现代化的认识逐渐由过去单纯的追求军事现代化转向实现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并且进一步拓宽延展到国民经济领域。这里所讲的国家现代化，就是当时条件下所称的国家工业化，但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共产党虽然将工业化视为现代化的核心和重中之重，但并没有将工业化狭隘、片面地理解为工业领域的现代化，而是以工业现代化为主要抓手来促进国家现代化的实现。
1944年，自战略反攻阶段到来以后，中国革命形势发生了重要的转折，中国共产党对于现代化的认识开始由军事现代化拓展至国家现代化。1944年5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工厂职工代表会议举行的招待会上明确表示：“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需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25]此时，工业化作为等同于或类似于现代化的代名词，被党的领袖置于巩固民族独立的高度多次突出强调。同年8月，毛泽东在致秦邦宪的信中写道：“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26]可见，毛泽东深刻认识到了农业基础转向工业基础是重要的一步，工业化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必经阶段，工业化是取得胜利的基础。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明确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27]1081在这个重大时刻，毛泽东所考虑的工业化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军事现代化，而是扩展到夺取全国政权之后发展重工业和轻工业，逐步实现国家现代化。毛泽东还认为，中国的工人阶级“不仅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27]1081。这就将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重大意义进一步提高，使其成为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并将其和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政权并列起来。虽说当时毛泽东关于国家工业化的思想还不能完全和现代化划等号，但这已经触及到了现代化的实质和核心。1947年5月，刘伯承在晋冀鲁豫中央局和边区政府机关干部会议上指出：“现代化没有铁路，就等于黄牛拉汽车，炮兵怎么办？吃饭怎么办？都解决不了。”[28]这番认识充分印证了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础，工业化如果推进缓慢，那一定会制约现代化的发展。就军事上来讲，工业基础设施跟不上，汽车、炮兵等所谓的现代化装备都毫无用武之地。1949年，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党对现代化的认识开始转向全国解放以后的经济社会领域。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古代有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现在被我们废除了，或者即将被废除，在这点上，我们已经或者即将区别于古代，取得了或者即将取得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29]1432针对党在全国执政之后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前途问题，他还指出：“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29]1432可以说，毛泽东在经济发展领域关于现代化、集体化的重要认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指明了发展方向。1949年4月，周恩来在《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中国太落后，现代性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只占百分之十左右，需要用极大的努力才能使国家现代化。”[30]在这番论述中，周恩来推动党对现代化的认识实现了一次重大的进展，即通过努力发展现代性工业来实现国家现代化，这不仅明确区分了工业化和现代化，还表达了工业化是实现现代化的手段和途径的含义。
这一阶段横跨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时期，还经历了抗日战争胜利和全国解放两次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认识也发生了比较明显的转变，即从军事现代化转向国家工业化。历史地看，工业化虽然不能和现代化完全等同起来，但至少说明党已经探索到了现代化的核心问题，而且还清醒地认识到工业化并不局限于具体工业，而是社会各领域的工业化，这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丰富与发展现代化理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结语
现代化兼过程、目标和理论等多重维度于一身，对其认识是一个非常庞大、复杂和艰巨的长期事业。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认识的历史演进，再结合中西方学界关于现代化概念的研究成果，我们完全可以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党对现代化的认识是基本正确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进一步认识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经验。应该承认，这些认识也有一定的缺陷和瑕疵，但这是由历史局限性所导致的，我們不能站在当今时代去苛求前人。值得注意的是，这28年的现代化认识演进史向我们提供了以下经验和启示：第一，必须注重发挥党的主心骨作用。“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只要继续坚持和加强党中央统筹全局、协调各方和对现代化的集中统一领导，那我们对现代化的认识也必将更加科学、全面、深刻和立体。第二，必须坚持立足中国实际的原则。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其内在要求就是要充分考虑本国国情的特殊性。在这条征程上，中国共产党既没有照搬西方模式，也没有照抄苏联模式，而是立足中国实际，义无反顾地走出了一条自主现代化之路[31]。我们还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推动认识与实践有机统一。第三，必须注重发扬与时俱进和勇于创新的精神。新时代，中国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危机相互交织叠加，在这种严峻形势下认识和推进现代化，我们就必须永葆与时俱进的精神，能迅速根据国内外局势的变化做出新判断。还要秉持敢为人先的精神，继续提出一些前人和外人都没有提过的现代化新认识，不断创造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更加光辉灿烂的新成就和新伟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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