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走在大街上和商场里时不时能听到他和莫文蔚那首《广岛之恋》，KTV里常常会飘出他的怀旧金曲《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江湖里还流传着他和林嘉欣扑朔迷离的师生情……不知不觉，作为音乐人和歌手的张洪量已淡出大众的视野差不多快10年，直到这一次携书出山。记得2011年莫文蔚在宣传“回蔚”演唱会的时候，记者问她会不会请圈内嘉宾比如张洪量来合唱《广岛之恋》，莫文蔚的回答是“请张洪量很难，比请谁都难”，从这一句话你就可以看出张洪量是何等怪咖。
当张洪量把他引以为傲的作品——俩孩子加一本书——摆出来，谜底终于揭晓：9年来，除了做好丈夫好爸爸好牙医，怪咖张洪量一直过着寻常人的生活，一直在埋头著“黄书”。
不想做学者的音乐人不是好医生
明星出书大抵有两种类型，一是写真，二是自传。可张洪量的书，名字颇有点意味深长，《黄书》。书的内容囊括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宗教学、历史学。“之所以要叫《黄书》，是因为这本书所讲述的，是黄种人的文明与发展，简而言之，这是一本反欧洲中心论的书。”如果不是今日阅读咖啡厅里在循环播放《广岛之恋》，险些要以为自己糊里糊涂搞错了采访对象。
音乐对于他来说，跟玩儿似的，是天然就会的东西，“高中有一天听到交响乐就觉得：我自己也可以写嘛。早在真正学理论作曲和配器什么的之前，我就已经写过二胡奏鸣曲和实验性电子音乐。写情歌更简单了，坐在琴前面自然而然就能弹出来，几乎不需要动脑筋。”考大学的时候，国文和历史成绩优秀的张洪量顺从父母的意见和期待选了医科，毕业之后开起了诊所做牙医。在中国台湾，医生可以说是最好的职业，有钱赚，也令人尊敬。
张洪量对音乐的喜欢从来没断过，很偶然地被唱片公司发掘。做第一张唱片的时候，张洪量还不太懂市场，所以做出来也没什么人知道，但第二张《你知道我在等你吗》让他一炮而红。
成名之后的张洪量进入了一个比较挣扎的阶段。1990年去了纽约，遍访全球顶尖录音师——他无法让自己止步于流行乐，真正想做的是更富有实验和探索性质的音乐，“那时候写了《有种》、《老子有理》这些根本无法卖得动的歌。”张洪量取出他随《黄书》发售的光碟，介绍说其中一首《yellow seed》（黄种子）用了24年时间才发表出来，“随书附赠就是想让大家回过头去听一下当时的张洪量在想些什么。”
“我现在还是一个愤青。”
当时，除了音乐，张洪量还在思考更为严肃的命题，比如说有些美国白人对于黄种人的歧视。2012年体育频道ESPN在官网登出一篇分析林书豪的报导，标题为《Chink in the armor》，意思是“盔甲出现裂缝”。词典上对“chink”的解释是“裂缝”，可在俚语中，chink指东方人的眼睛，和西方人不同，东方人的眼睛细而长。这个代称被当做种族歧视词汇使用始于中国人大量移民到美国的20世纪初，由于外形和发音与代指中国的英语单词china接近，就像泛指黑人的“黑鬼（nigger）”、蔑视犹太人的“kike（犹太人的姓氏大多以ky、ki结尾）”一样，被当成侮辱亚洲人的用语使用至今。
今天的美国尚且如此，可以想象，在1990年代的纽约，张洪量遇到了多少“不礼貌的美国人”，而对待这种白人至上主义者，张洪量从来不惮于直接骂回去，虽然从小到大不会打架，可没少骂架。
张洪量说自己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看毛时代的著述，喜欢听《黄河大合唱》，骨子里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无法忍受某些西方人的嚣张，就是“远东”这种称呼都能触到他敏感的民族神经。从1990年开始萌生著《黄书》的念头，十余年磨一剑，一出手便是极其富有煽动性的大作。
张洪量的哥哥倒是真正的文化研究学者，是台湾一所大学外语学院的院长，他在给弟弟这边书写序时中肯地评说：“洪量虽然不是一位科班出身的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经济学家、语言学家、政治学家、宗教学家或社会学家，但凭着他的聪颖好学以及孜孜不倦地深度阅读大量的文献、档案、数据、书籍，再加上他爱思辨的天性，作为一位学术庶民仍在《黄书》的字里行间表现了一定程度的真知灼见。”
严格来说，《黄书》不是一本学术专著，但书中所绽放出的知识火花非常值得学术圈内外之人的肯定。而张洪量的下一步，他说，如果条件允许，要用黄种人的视角重述世界史，“这一部世界史一定是以黄种人为中心”。
“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家庭”
除了著书立说，张洪量消失9年还因为妻子怀孕，一边在诊所动刀植牙赚钱养家，一边照顾妻儿。而今一儿一女分别9岁和6岁，“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常常是写着写着要站起来给儿子换尿布，完了坐下来继续写。”
张洪量把个体的幸福称为“小幸福”，而民族自豪感是“大幸福”，“对于我来说，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写歌，不是植牙，不是写作，而是我的家庭。常常等到孩子们睡了之后才有时间坐到书桌前思考大幸福。54岁才出第一本书，可以看出我多不会安排和控制自己的时间，不过和家人比起来，别的都不重要。”
他调侃道，如果自己的重写世界史课本计划被打断，只有可能是一个原因：“我太太又怀孕了，要照顾太太和孩子。”
张洪量虽然是“黄种人中心主义者”，他的太太却是不折不扣的金发碧眼白皮肤，她是立陶宛人。对此他有一番解释是：“我反对的是白人至上主义，而抱有白人至上主义思想的是不过是少数白人男性，其他大多数白人是好人，像我的太太就属于99%的那部分好欧洲人，我并不反对。”他毫不讳言自己对她一见钟情，“当年在波兰旅游时认识，见她第一面就知道就是她了。”
身份转换很有益
写出那么多张氏情歌被人传唱的张洪量，对自己的感情却谈得很少，尽管他对家人的爱意溢于言表，但极少形诸语言。张氏情歌究竟是如何出笼的？“写情歌真的很简单。骨子里我还是一个医生，如果你的牙坏了，我可以帮你切开黏膜、修骨头、放骨粉、盖上人工膜，最后缝起来；如果你缺少民族自信心，那么我的写作可以帮你系统梳理黄种人历史，给你民族自豪感，增强民族自信心；如果你在感情上受了伤，那我给你一首情歌。”
据说莫文蔚当年在香港出了两张专辑之后成绩平平，发展遭遇瓶颈，不辞千里、自掏腰包买机票从台湾飞到纽约，张洪量刚好欠着中间搭桥牵线的滚石老板一个人情，于是只好约莫文蔚在时代广场的一家破餐厅见面，就是在那家破餐厅里，张洪量快手写下那首著名的《广岛之恋》。
对他来说，写一首情歌简直就是分分钟的事情，但问题就在于太轻易了，他想做的是更严肃和宏大的东西——从头到尾目标明确系统明晰，谈的不是爱情，而是思想。但那几年碍于唱片公司，他做了一些“小情小爱”的东西，但在每张唱片中都会留下一些线索。唯一一张没被唱片公司管的唱片就是1992年的《有种》，蕴含了他的核心音乐体验，可是概念太超前，销量不佳。当时好多圈内人都笑张洪量傻，明明得到了成功却不延续，“我就是要专挑难做的事情做。”
直到现在，张洪量仍然在诊所做植牙专科医生，亲自操刀手术，“是刀刀见血，刀刀见骨。我把当医生看做是对自己的劳动改造，当明星艺人，总是被万人捧着，就像腾云驾雾一样不真实。而当我回到医生这个角色，就变成了一个‘服务者’，我需要这种角色的转换。”
当张洪量把他引以为傲的作品——俩孩子加一本书——摆出来，谜底终于揭晓：9年来，除了做好丈夫好爸爸好牙医，怪咖张洪量一直过着寻常人的生活，一直在埋头著“黄书”。
不想做学者的音乐人不是好医生
明星出书大抵有两种类型，一是写真，二是自传。可张洪量的书，名字颇有点意味深长，《黄书》。书的内容囊括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宗教学、历史学。“之所以要叫《黄书》，是因为这本书所讲述的，是黄种人的文明与发展，简而言之，这是一本反欧洲中心论的书。”如果不是今日阅读咖啡厅里在循环播放《广岛之恋》，险些要以为自己糊里糊涂搞错了采访对象。
音乐对于他来说，跟玩儿似的，是天然就会的东西，“高中有一天听到交响乐就觉得：我自己也可以写嘛。早在真正学理论作曲和配器什么的之前，我就已经写过二胡奏鸣曲和实验性电子音乐。写情歌更简单了，坐在琴前面自然而然就能弹出来，几乎不需要动脑筋。”考大学的时候，国文和历史成绩优秀的张洪量顺从父母的意见和期待选了医科，毕业之后开起了诊所做牙医。在中国台湾，医生可以说是最好的职业，有钱赚，也令人尊敬。
张洪量对音乐的喜欢从来没断过，很偶然地被唱片公司发掘。做第一张唱片的时候，张洪量还不太懂市场，所以做出来也没什么人知道，但第二张《你知道我在等你吗》让他一炮而红。
成名之后的张洪量进入了一个比较挣扎的阶段。1990年去了纽约，遍访全球顶尖录音师——他无法让自己止步于流行乐，真正想做的是更富有实验和探索性质的音乐，“那时候写了《有种》、《老子有理》这些根本无法卖得动的歌。”张洪量取出他随《黄书》发售的光碟，介绍说其中一首《yellow seed》（黄种子）用了24年时间才发表出来，“随书附赠就是想让大家回过头去听一下当时的张洪量在想些什么。”
“我现在还是一个愤青。”
当时，除了音乐，张洪量还在思考更为严肃的命题，比如说有些美国白人对于黄种人的歧视。2012年体育频道ESPN在官网登出一篇分析林书豪的报导，标题为《Chink in the armor》，意思是“盔甲出现裂缝”。词典上对“chink”的解释是“裂缝”，可在俚语中，chink指东方人的眼睛，和西方人不同，东方人的眼睛细而长。这个代称被当做种族歧视词汇使用始于中国人大量移民到美国的20世纪初，由于外形和发音与代指中国的英语单词china接近，就像泛指黑人的“黑鬼（nigger）”、蔑视犹太人的“kike（犹太人的姓氏大多以ky、ki结尾）”一样，被当成侮辱亚洲人的用语使用至今。
今天的美国尚且如此，可以想象，在1990年代的纽约，张洪量遇到了多少“不礼貌的美国人”，而对待这种白人至上主义者，张洪量从来不惮于直接骂回去，虽然从小到大不会打架，可没少骂架。
张洪量说自己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看毛时代的著述，喜欢听《黄河大合唱》，骨子里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无法忍受某些西方人的嚣张，就是“远东”这种称呼都能触到他敏感的民族神经。从1990年开始萌生著《黄书》的念头，十余年磨一剑，一出手便是极其富有煽动性的大作。
张洪量的哥哥倒是真正的文化研究学者，是台湾一所大学外语学院的院长，他在给弟弟这边书写序时中肯地评说：“洪量虽然不是一位科班出身的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经济学家、语言学家、政治学家、宗教学家或社会学家，但凭着他的聪颖好学以及孜孜不倦地深度阅读大量的文献、档案、数据、书籍，再加上他爱思辨的天性，作为一位学术庶民仍在《黄书》的字里行间表现了一定程度的真知灼见。”
严格来说，《黄书》不是一本学术专著，但书中所绽放出的知识火花非常值得学术圈内外之人的肯定。而张洪量的下一步，他说，如果条件允许，要用黄种人的视角重述世界史，“这一部世界史一定是以黄种人为中心”。
“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家庭”
除了著书立说，张洪量消失9年还因为妻子怀孕，一边在诊所动刀植牙赚钱养家，一边照顾妻儿。而今一儿一女分别9岁和6岁，“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常常是写着写着要站起来给儿子换尿布，完了坐下来继续写。”
张洪量把个体的幸福称为“小幸福”，而民族自豪感是“大幸福”，“对于我来说，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写歌，不是植牙，不是写作，而是我的家庭。常常等到孩子们睡了之后才有时间坐到书桌前思考大幸福。54岁才出第一本书，可以看出我多不会安排和控制自己的时间，不过和家人比起来，别的都不重要。”
他调侃道，如果自己的重写世界史课本计划被打断，只有可能是一个原因：“我太太又怀孕了，要照顾太太和孩子。”
张洪量虽然是“黄种人中心主义者”，他的太太却是不折不扣的金发碧眼白皮肤，她是立陶宛人。对此他有一番解释是：“我反对的是白人至上主义，而抱有白人至上主义思想的是不过是少数白人男性，其他大多数白人是好人，像我的太太就属于99%的那部分好欧洲人，我并不反对。”他毫不讳言自己对她一见钟情，“当年在波兰旅游时认识，见她第一面就知道就是她了。”
身份转换很有益
写出那么多张氏情歌被人传唱的张洪量，对自己的感情却谈得很少，尽管他对家人的爱意溢于言表，但极少形诸语言。张氏情歌究竟是如何出笼的？“写情歌真的很简单。骨子里我还是一个医生，如果你的牙坏了，我可以帮你切开黏膜、修骨头、放骨粉、盖上人工膜，最后缝起来；如果你缺少民族自信心，那么我的写作可以帮你系统梳理黄种人历史，给你民族自豪感，增强民族自信心；如果你在感情上受了伤，那我给你一首情歌。”
据说莫文蔚当年在香港出了两张专辑之后成绩平平，发展遭遇瓶颈，不辞千里、自掏腰包买机票从台湾飞到纽约，张洪量刚好欠着中间搭桥牵线的滚石老板一个人情，于是只好约莫文蔚在时代广场的一家破餐厅见面，就是在那家破餐厅里，张洪量快手写下那首著名的《广岛之恋》。
对他来说，写一首情歌简直就是分分钟的事情，但问题就在于太轻易了，他想做的是更严肃和宏大的东西——从头到尾目标明确系统明晰，谈的不是爱情，而是思想。但那几年碍于唱片公司，他做了一些“小情小爱”的东西，但在每张唱片中都会留下一些线索。唯一一张没被唱片公司管的唱片就是1992年的《有种》，蕴含了他的核心音乐体验，可是概念太超前，销量不佳。当时好多圈内人都笑张洪量傻，明明得到了成功却不延续，“我就是要专挑难做的事情做。”
直到现在，张洪量仍然在诊所做植牙专科医生，亲自操刀手术，“是刀刀见血，刀刀见骨。我把当医生看做是对自己的劳动改造，当明星艺人，总是被万人捧着，就像腾云驾雾一样不真实。而当我回到医生这个角色，就变成了一个‘服务者’，我需要这种角色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