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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民族主义研究这个主题感兴趣与世界在1989年发生的历史变化有关,包括在东欧、前苏联以及世界其他地方。许多人把这种变化仅仅阐释为全球化,认为世界到处都在发生同样的变化,使得我们所有人都彼此联系在一起。我并不赞同这种观点。如果我们以不那么强烈的意识形态立场来观察这个世界,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在存在新的全球化与新的联系的同时,也存在更多冲突,许多国家也由此产生强烈的民族观念。中国就是其中一个例子。近百年来中国人一直有一种强烈的民族自强规划,非常强烈地想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另外,比如在俄罗斯,也同样呈现出强烈的民族观念。如果仅仅从全球化的角度来分析世界的变化趋势,会容易由于忽略民族主义在全球化时代的作用而产生判断偏差。
所以,驱使我研究这个议题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考察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以及社会学家们忽视或错过了什么。我第一本论民族主义的著作是由我以前撰写的几篇文章组合而成的,主要表达的观点是,我们需要把各种民族主义联系起来,包括极端民族主义与日常生活的民族主义。讨论民族主义的许多文献是会误导人的,因为它们只是关注侵略性的民族主义,这必然导向冲突,其基础是“我的国家一定比你的国家要更好”。我认为,民族主义的基础是民族的观念,这可以是积极的,因为民族主义可以对民族和民族主权有着建设性的作用,并不完全与侵略或挑战其他民族相关联。民族国家体系的世界都是取决于民族主义维系的民族这种真正组织。所以,我认为,民族主义,不仅仅有过度的、危险的一面,它也是我们思考这个世界的日常生活的基本方式。我想再一次用中国作为例子来讨论。中国在历史上出现一个转型,主要是在l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前期,表现为从思考中国历史观念上的帝国到思考中华民族的转变。中华民族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包括所有中国人,这并不是一个等级结构的概念,而是包容所有人。如果把这与改革联系起来的话,就将涉及到更多的中国语言和在全国建立沟通桥梁的相关政策。比较国民党统治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这一段时期,共产党的优势之一就是能够对整个民族更具有包容性,包括農民。也由此,中国人民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把中国视为一个民族。在整个20世纪和当前的21世纪,中国在绝大多数人民心目中被视为一个最基本的民族单位,是中国人民的民族,而不仅仅是一个帝国以及皇帝的臣民。所以,民族主义在很多方面有着非常积极正面的作用。
世界主义既是一种现实,也是一种神话,还是一种幻觉。我们应该明白,甄别差异不但是个体主观的选择,而且是需要人们在社会层面常常展示和经历才能获得的。所以,你不能简单地作出选择并说,“哦,我认同自己是瑞典人”,因为你要作为一个瑞典人就不得不获得瑞典的护照和签证,而这需要整个过程。所以,在我看来,人们从构建自己的认同关系到来自外部的强大制度压力,不仅仅是个体主观选择的结果。
个体与社会是同时到来的,你不能先有自我然后有社会。你惟有在社会背景下才成为个体的人,惟有在父母、文化以及语言等社会环境的影响下才能成就个体。语言是最强有力的例证,人们在获得语言之前不可能成为完整的个体,他们惟有在语言环境下成长并成为他们自己。所以,在我看来,我们不得不认为,个体与社会是平等地相互影响,并没有谁先谁后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在尽力解决不同的问题。
世界主义既是一种现实,也是一种神话,还是一种幻觉。问题在于我们只有一个世界,我们要为诠释这个世界尽力提出各种不同的观点。我们已经遇到很多全球性问题,比如气候、金融、战争等,我们需要全球合作。所以,世界主义提出的一个理由是我们如何进行全球合作。世界主义表明的观点是,如果人们把自己想象为世界公民,并且把世界设想为一个整体,我们就必然会思考更多的全球合作。如果存在一种强势的全球合作形式,那就是以人权为基础的一种普遍主义的模式。在这个模式里,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世界公民身份的感知,因为人权本不是民族的权利,也不是种族的群体权利,而是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权利。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看来,这就是世界主义的来源。
我之所以说世界主义只有一部分是现实,其原因在于,世界主义对于把自己视为世界公民的人来说是非常平等的,这部分人是人数很少的全球精英,他们有能力周游世界,并不是一辈子呆在山村里没有多少机会外出的普通人。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世界主义分为少数精英的现实与大多数人追求的理想区分开来。而且,我们要问的问题是,谁能拥有更多的世界主义呢?谁更倾向于差异化的事物?首先,现实是不平等的。其二,正如我在《民族有作用》一书中所说的那样,目前的现实是,人们依然生活在民族共同体中。所以,我们往往有一个错误的判断,总是认为倾向于世界主义立场的少数精英正在控制着世界。
虽然我们可以说这个世界越来越相互联系,但也产生不同的影响。相互联系的世界产生伊斯兰运动、基督教福音派运动、佛教慈善组织,每一种都是全球性的,并且与整个世界相联系,但它们彼此间都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全球化所出现的真正过程产生了各种把人们关联在一起的多层认同,虽然这些认同不是所有人都同时需要的或同时出现的。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世界主义是一种幻觉或一种神话,因为它只是把整个世界想象成为世界主义,民族国家似乎在消失,我们只有一个世界体系。而我们仍然需要更为复杂的划分。
世界主义是一种提升一类团结形式的方式。我以前区分过好几种不同的团结:民族团结、共同体团结和地方团结。世界主义的神话部分就是一种新的团结形式,因为它本身就似乎想取代所有其他的团结形式。我认为,世界主义是一种很重要的团结,如我们全世界都存在环境问题,我们所有人都需要理解我们共同面临的这些问题,这就是世界团结的观念基础。但是,世界团结往往是通过更多地方团结来强化的,我们不得不寻求让多种团结形式能共存的途径。
我不认为我所提出的“激进主义”概念包括抗争政治的所有内容。我正尽力解释的是,有些抗争政治并非是激进的,而是改良主义的。人们或许有很多主张,但不一定是关于宏大变迁的,而是关心小问题。所以,抗争政治只有一小部分是真正关乎实质上的激进转型。所以,我想尽力作出区分:在一个体制中,抗争政治的哪部分的确是提出了激烈变迁的可能性,如革命、经济的完全变革或其他更深层次的东西。我想说的是,绝大多数的抗争政治都是属于改良主义的范畴。更深层的历史分析有利于克服研究者的一些偏见。比如,为了理解当今的局势,我们需要理解宗教。为什么有时候会产生激进的宗教运动,如果我们只是从20世纪或者只是从启蒙运动开始思考这个问题,那么错过的事实是宗教有着漫长的历史,宗教有时候是相对保守的,有时候又相当激进。显然,我们需要理解其间的时空差异。
所以,驱使我研究这个议题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考察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以及社会学家们忽视或错过了什么。我第一本论民族主义的著作是由我以前撰写的几篇文章组合而成的,主要表达的观点是,我们需要把各种民族主义联系起来,包括极端民族主义与日常生活的民族主义。讨论民族主义的许多文献是会误导人的,因为它们只是关注侵略性的民族主义,这必然导向冲突,其基础是“我的国家一定比你的国家要更好”。我认为,民族主义的基础是民族的观念,这可以是积极的,因为民族主义可以对民族和民族主权有着建设性的作用,并不完全与侵略或挑战其他民族相关联。民族国家体系的世界都是取决于民族主义维系的民族这种真正组织。所以,我认为,民族主义,不仅仅有过度的、危险的一面,它也是我们思考这个世界的日常生活的基本方式。我想再一次用中国作为例子来讨论。中国在历史上出现一个转型,主要是在l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前期,表现为从思考中国历史观念上的帝国到思考中华民族的转变。中华民族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包括所有中国人,这并不是一个等级结构的概念,而是包容所有人。如果把这与改革联系起来的话,就将涉及到更多的中国语言和在全国建立沟通桥梁的相关政策。比较国民党统治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这一段时期,共产党的优势之一就是能够对整个民族更具有包容性,包括農民。也由此,中国人民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把中国视为一个民族。在整个20世纪和当前的21世纪,中国在绝大多数人民心目中被视为一个最基本的民族单位,是中国人民的民族,而不仅仅是一个帝国以及皇帝的臣民。所以,民族主义在很多方面有着非常积极正面的作用。
世界主义既是一种现实,也是一种神话,还是一种幻觉。我们应该明白,甄别差异不但是个体主观的选择,而且是需要人们在社会层面常常展示和经历才能获得的。所以,你不能简单地作出选择并说,“哦,我认同自己是瑞典人”,因为你要作为一个瑞典人就不得不获得瑞典的护照和签证,而这需要整个过程。所以,在我看来,人们从构建自己的认同关系到来自外部的强大制度压力,不仅仅是个体主观选择的结果。
个体与社会是同时到来的,你不能先有自我然后有社会。你惟有在社会背景下才成为个体的人,惟有在父母、文化以及语言等社会环境的影响下才能成就个体。语言是最强有力的例证,人们在获得语言之前不可能成为完整的个体,他们惟有在语言环境下成长并成为他们自己。所以,在我看来,我们不得不认为,个体与社会是平等地相互影响,并没有谁先谁后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在尽力解决不同的问题。
世界主义既是一种现实,也是一种神话,还是一种幻觉。问题在于我们只有一个世界,我们要为诠释这个世界尽力提出各种不同的观点。我们已经遇到很多全球性问题,比如气候、金融、战争等,我们需要全球合作。所以,世界主义提出的一个理由是我们如何进行全球合作。世界主义表明的观点是,如果人们把自己想象为世界公民,并且把世界设想为一个整体,我们就必然会思考更多的全球合作。如果存在一种强势的全球合作形式,那就是以人权为基础的一种普遍主义的模式。在这个模式里,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世界公民身份的感知,因为人权本不是民族的权利,也不是种族的群体权利,而是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权利。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看来,这就是世界主义的来源。
我之所以说世界主义只有一部分是现实,其原因在于,世界主义对于把自己视为世界公民的人来说是非常平等的,这部分人是人数很少的全球精英,他们有能力周游世界,并不是一辈子呆在山村里没有多少机会外出的普通人。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世界主义分为少数精英的现实与大多数人追求的理想区分开来。而且,我们要问的问题是,谁能拥有更多的世界主义呢?谁更倾向于差异化的事物?首先,现实是不平等的。其二,正如我在《民族有作用》一书中所说的那样,目前的现实是,人们依然生活在民族共同体中。所以,我们往往有一个错误的判断,总是认为倾向于世界主义立场的少数精英正在控制着世界。
虽然我们可以说这个世界越来越相互联系,但也产生不同的影响。相互联系的世界产生伊斯兰运动、基督教福音派运动、佛教慈善组织,每一种都是全球性的,并且与整个世界相联系,但它们彼此间都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全球化所出现的真正过程产生了各种把人们关联在一起的多层认同,虽然这些认同不是所有人都同时需要的或同时出现的。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世界主义是一种幻觉或一种神话,因为它只是把整个世界想象成为世界主义,民族国家似乎在消失,我们只有一个世界体系。而我们仍然需要更为复杂的划分。
世界主义是一种提升一类团结形式的方式。我以前区分过好几种不同的团结:民族团结、共同体团结和地方团结。世界主义的神话部分就是一种新的团结形式,因为它本身就似乎想取代所有其他的团结形式。我认为,世界主义是一种很重要的团结,如我们全世界都存在环境问题,我们所有人都需要理解我们共同面临的这些问题,这就是世界团结的观念基础。但是,世界团结往往是通过更多地方团结来强化的,我们不得不寻求让多种团结形式能共存的途径。
我不认为我所提出的“激进主义”概念包括抗争政治的所有内容。我正尽力解释的是,有些抗争政治并非是激进的,而是改良主义的。人们或许有很多主张,但不一定是关于宏大变迁的,而是关心小问题。所以,抗争政治只有一小部分是真正关乎实质上的激进转型。所以,我想尽力作出区分:在一个体制中,抗争政治的哪部分的确是提出了激烈变迁的可能性,如革命、经济的完全变革或其他更深层次的东西。我想说的是,绝大多数的抗争政治都是属于改良主义的范畴。更深层的历史分析有利于克服研究者的一些偏见。比如,为了理解当今的局势,我们需要理解宗教。为什么有时候会产生激进的宗教运动,如果我们只是从20世纪或者只是从启蒙运动开始思考这个问题,那么错过的事实是宗教有着漫长的历史,宗教有时候是相对保守的,有时候又相当激进。显然,我们需要理解其间的时空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