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他们开枪了”

　　“在人潮中推荡着，好容易逆凫到了大马路。电车、汽车、黄包车，举凡交通工具都停止着。宽大的马路就像是崖礁突兀的浅海，形成着一片猛烈的人的漩涡。”这是十二年后，郭沫若笔下的五卅惨案发生的当天。人流在上海南京路上四散奔逃，如同乱礁密布的海岸，海潮奔涌的纷乱。郭沫若与二十四岁的周全平卷裹在人流中，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切搞得不知所措。在南京路西边从老闸巡捕房方向退下的人潮中，郭沫若看到了大夏大学的一名学生，他警告郭沫若不要再往前走了，“他们开了枪了，不要往前进！危险！”“谁开枪？”“工部局门前打死了好些人！打伤了好些人！交通断了。”

　　后来的郭沫若起笔回忆五卅惨案时，曾经怀疑过人的记忆—“仅仅十二年，要搜集当时的活鲜鲜的资料就已经不容易了。大家委实地都差不多。其所以差不多者，岂不是仅仅受动地在时代的潮流里被推荡，而没有能动地把各个时代的精神和面貌把握得着吗？”的确，人的记忆是靠不住的。上面这段回忆文字中，郭沫若就把事件发生的地点记错了。那屠杀发生于上海老闸巡捕房南京路的出口处，而不是上海工部局市政厅—后者在上海汉口路和江西路的交界处，位于去老闸巡捕房不远的东南面。在郭沫若的叙述中，五卅惨案在时间的流逝中逐渐蜕变为模糊的记忆；在模糊的记忆中，原本鲜活的一切突然之间无法确定；在无法确定的世界里，猛然跳出来的是学生急促的呼吸和急切的言语：“他们开了枪了。”而事件发生的地点的确模糊了，“工部局”作为一个残暴的形象符号凸显了出来，并与死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凝定于郭沫若的记忆世界！此前，二十四岁的郭沫若曾经历过个体的死亡，在终于成为日本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的一名学生之后，学习的压力和精神的抑郁曾让他在一段时间内产生过自杀的想法。郭沫若不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在很多时候他总是努力调和两种极端的观念。在死亡和生存中，郭沫若借助王阳明的哲学思想找到了精神的依托，通过静坐修养的方式，寻求个体内在世界的慰安。而在五卅惨案发生的当天，郭沫若再一次经历这种惨烈的事件；多年以后，他有些自嘲地表示，自己当日如果早些到达南京路的话，弄不好也会位忝烈士行列。
　　郭沫若并没有追随退却的人流，而是逆行到离老闸巡捕房不远的先施公司大楼上。在他眼中，阴晦的天空中，流荡的是浓重的灰云，在人流的裹挟中先施和永安两座大楼仿佛也一起摇晃起来。在人与人的推搡碰撞中，他和周全平终于冲进先施公司楼内，而几乎就在同时里边的员工关上了公司大门。惊慌之中，郭沫若和周全平看到楼内不多的人个个慌乱无措；在众人的惊悸中，他和周全平爬上了先施公司的三楼。
　　先施公司大楼高达七层，坐落在南京路和浙江中路交叉路口的西北角。在它南面，与它一路之隔的是同样七层高的永安公司大楼。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这座一九一五年由德和洋行设计的大楼，和对面永安公司大楼，被认为是创造了上海时尚生活的地方。现在，时尚生活也陷于惊恐之中了。在先施公司大楼西边不远处，就是上海老闸巡捕房，它与东边汉口路上的工部局市政厅新厦遥遥相望，成为英帝国势力在上海最主要的标志。现代上海的城市设计显然与欧洲资产阶级反抗封建专制权利的斗争实践有着某种关联。本雅明在《巴黎，十九世纪的都城》中写道，资产阶级为了控制城市，新修的街道要在“兵营和平民区间提供最短的线路”。这一线路设置为扑灭十九世纪蔓延于巴黎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烈火创造了物质条件。到了二十世纪初期，已经转身为帝国主义势力的欧洲资产阶级，将这种斗争实践应用到了它一直设法控制的殖民地城市设计上。
　　南京路最早形成于一八六二年，这条本是私人为盈利而修建的跑马场道路，因营运不善在一八六六年转由工部局管理。到一八九五年基本成形。上海租界道路的建设，从一开始即服务于两个要求：一是有利于商品生产与流通；二是为了便于军队和警察快速出动，如静安寺路（即今南京西路），路宽近二十四米，就是清政府为了方便租界驻军穿过中心区，西向前进协助镇压太平军而修建的，所以又被称为“军路”。在二十世纪初叶的城市发展中，由于商品经济的快速繁荣，上海租界道路的暴力功能往往被遮蔽了。直通外滩的南京路及其周边地带逐渐形成了上海最为繁华的商业街，这条街在上海人口语中被称为“大马路”。
　　在英国人主导的工部局市政厅附近，不仅有繁华的商业街，绵密的住宅区和紧凑杂乱的工厂，还有众多的巡捕房、监狱和兵营—它们构成了上海这座城市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另一幅景观，成为外滩风光背后真实的殖民统治力量。这种景观给丧失了主权的中国人带来了极大的屈辱和直接的伤害。在五卅惨案发生的过程中，南京路所隐含的暴力性就凸显了出来。参与镇压中国人抗议的不仅有英国巡捕、印度巡捕、日本陆战队，还有由租界外侨组成的所谓巡防“义勇队”。以保卫外侨安全的名义，他们骑着战马纵横于南京路上，在极短的时间内相互支援。这些武装力量对愤怒的中国人毫不留情，六十多个生命倒在了他们的枪下。

　　站在先施公司三楼西南角的窗前，郭沫若们俯视着不远处老闸巡捕房南京路出口。此时，在事件发生的地方，连地上留下的血痕都已经被冲洗干净了。“干得真迅速。”先施公司一名广东口音的员工站在窗前愤愤地说。街上，众多的英国、印度巡捕以及华捕手持步枪、手枪，有的与中国人混在一处，驱赶着人流；有的保持一段距离，与不远处的中国民众对峙。巡捕房附近的众多商铺都已经关上了门，喧嚣的南京路突然之间变得肃杀而萧条。一个英国巡捕焦躁不安地在巡捕房路口来回走动，四处张望。也是在这个时刻，这个英国人抬眼发现了站在先施公司楼窗前的郭沫若们，他举起手枪威慑他们，用手势要求他们马上退离，“他那一双眼睛就像要爆出弹丸来的一样，比他手中的一对手枪还要可怕。接着便有几位红头大汉和山东大汉举起步枪、手棍来楞着我们。”郭沫若记录道。先施公司的一名经理立刻吩咐员工拉下所有的窗帘；中国人的愤怒在手枪和步枪的威逼下，暂时退了下去。

二、《聂嫈》的诞生

　　如同郭沫若回忆中的那位先施公司的广东经理所言，“看这情形是只好弄到罢市的，终竟流了血，终竟被逼到了这步田地……”的确，“三罢”如期而至！
　　但出乎郭沫若所想的是，所有报道五卅事件的消息，在当天遭到了上海工部局管理方的新闻封锁。英方的态度极为蛮横，他们的武装力量在上海街头耀武扬威，这进一步激化了整个事件。此时，北京段祺瑞军政府正忙着通过密电了解上海发生的一切；一些军阀则利用事件囤积紧急物资；由共产党和国民党广州政府方面支持的罢工迅速展开，烈火在上海的大街里弄、工厂商户迅速燃烧，激愤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逐渐蔓延。随后，孱弱的北洋军政府除了抗议没有任何具体的措施，而进步的广州革命政权则被外国势力悬置—广州方面突然发现自己没有对事件的外交处置权。
　　被封锁的愤怒终于以各种形式爆发了出来！临时创办的《热血日报》于事件当日就将五卅惨案的消息传播了出去，但这份中共地下组织的报纸很快就被租界官方取缔。与此同时，上海工人在革命力量的有效组织下，迅速团结起来；上海各个阶层的政治力量也空前统一在了同一条阵线中，向英方施加了巨大压力。而罢工、罢市、罢课则成为上海民众表达愤怒的唯一形式。这斗争既让人感奋，也让人悲凉！尽管来自各个方面的捐助，从经济上到精神上支撑着投入罢工的力量，包括大量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民众以各种形式争辩着报复的方式；但显然，这种举国民众的团结和呐喊在强权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它根本无法撼动工部局的英国人，还有聚集于虹口的日本人。英国和日本的海军陆战队已经侵入上海，它们的军舰停泊于黄浦江的外滩上，黑洞洞的炮口遥指着街道上的人流。
　　在上海，革命力量建立起来的联合阵线无法掩饰其内在的脆弱性。恩格斯说，“不同阶级的联合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说总是一切革命的必要条件，这种联合却不能持久，—一切革命的命运都是如此。”这是恩格斯评价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发生于维也纳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它同样适用于一九二五年上海社会各阶层组织起来的联合阵线。一八四八年三月维也纳人民的革命使得当时地位不稳的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新的革命力量的代表，但这一切却不能持久，联合阵线的内部分裂最后毁灭了这个政权。一九二五年，力量薄弱的中国共产党凭借着五卅运动中的出色表现登上了历史舞台，但它没有力量阻止联合阵线的内部分裂，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国内大资产阶级为了一己之私出卖民族利益和阶级利益，与外国势力相妥协，中国共产党最终失去了斗争的主导权。
　　老闸巡捕房南京路的出口在一九三○年终于被封住了。但下令开枪屠杀中国人的巡官艾弗逊却无罪开释，为了平息中国人的愤怒，他在一九二五年底退役，每年领俸五百英镑。负责该地区警务的警务长麦云也于当年被除役，每年领俸一千五百英镑。这一结果显然无法与在五卅惨案发生前后失去的六十名中国人的生命划等号。但在这个事件中，中国革命的进步力量以血的代价学到了与老牌帝国主义斗争的第一课。五卅惨案发生之前，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党员不过二百九十七人；事件发生近一年之后，上海共产党员的人数已经达到了二千二百多人；而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上海总工会，则成为上海工人阶级当然的领导组织，这一组织的积极意义在随后的北伐战争中体现了出来。
　　有意味的是这期间郭沫若的文字。郭沫若表达了自己的愤怒，但因为新闻封锁，由他在是年六月撰写的《四川旅沪学界同学会五卅案宣言》，七月十三日才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刊发出来。这篇远离上海的抗议，除了言辞激愤之外并无多少实质的内容，它只是一种情绪的宣泄。而且对郭沫若而言，五卅惨案并没有成为他观察中国社会资本主义制度、欧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暴力本性和中国民众运动的契机；相反，这个事件却成为他文艺创作的一个促发，曾经被他一度放弃的话剧《棠棣之花》被部分激活，郭沫若完成了其中的核心部分《聂嫈》，并于七月公演，公演的收入也都捐给了罢工工人。在五卅惨案发生一年之后，郭沫若在其撰写的《写在〈三个叛逆的女性〉后面》一文中，明确地写道：“我时常对人说，没有五卅惨剧的时候，我的《聂嫈》的悲剧不会产生，但这是怎样的一个血淋淋的纪念品哟！”五卅惨案的文化意义，而不是社会意义，对郭沫若具有更为重要的价值。这意味着曾经为日本人河上肇所唤醒的阶级革命的观念，在这个时候依然外在于郭沫若的文学思考；文学的特殊性，依然在郭沫若的写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按照郭沫若的回忆，《聂嫈》剧中盲叟悼念刺客聂政的部分实际是为了纪念五卅惨案之前被日本工头杀害的工人顾正红，而它的故事背景则直接取材于惨案中被英方残害的上海圣约翰大学的一名学生。
　　彼时的郭沫若并不知道顾正红的共产党员的身份，在他的想象中，顾正红只是一名被压迫者。因了翻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郭沫若虽然获得了最初的阶级革命的观念，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相对立的认识，但不过是把河上肇的理论生硬地应用到中国的社会分析上。这也是为什么在一九二五年，郭沫若对上海这个罪恶城市的抨击，总是显得那么空洞而生硬。郭沫若也不可能知道，共产党作为重要的政治力量，已经借着五卅运动登上了历史舞台；他的社会观念的混乱状态，直接体现在《写在〈三个叛逆的女性〉后面》中。文中，郭沫若将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并置于一处；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关系的叙述中，混杂着浓重的庄子式的悲观意识。话剧《聂嫈》中，顾正红作为一位反抗强权的代言人，与司马迁笔下的刺客形象相结合，化身为一位为了被压迫者的解放而英勇献身的悲剧英雄。在性别斗争和阶级斗争中发现被压迫者的反抗，也使得女主人公聂嫈获得了为被压迫者代言的身份，她和店主女儿的死，不仅具有强烈的悲剧性，也召唤着民众对暴政的反抗意识；结尾处女主人公生硬的阶级分析式的宣言，则强化了话剧的现代性与现实性。
　　《聂嫈》的悲剧性，按照郭沫若的解释，直接侵染于爱尔兰剧作家约翰·沁孤（John Millington Synge）的影响，也回响着日本物哀美学的声音。“我自己在这样感觉着，只有真正地了解得深切的慈悲的人，才能有真切的救世的情绪。”这是郭沫若在译完约翰·沁孤的戏剧后的感受，他认为在约翰·沁孤的作品中有一种普遍的情调，平淡而深湛，“颇像秋天的黄昏时在洁净的山崖下静静地流泻着的清泉。”这种感受在日本文学中则以“物之哀”名之，有些近于虚无，而又沉浸着含蓄、深挚；或者如同印度文学家伽里达惹在《霞空特罗》中弥漫着的佛教情绪，如翡翠般的有深度的澄明。在这种情绪中，郭沫若重新开始了《棠棣之花》的写作。因此在《聂嫈》中，即可以感受到一种沉重的悲剧感—男女主人公最终以死的形式完成了对社会不公的抗争；也可以听到阶级革命的回响—底层被压迫者的呐喊正试图推翻不公正的社会结构。古典性、现代性、阶级性，还有女权主义，就这样以一种奇特的形式混合在一部话剧中。

三、观念剧变中的诗人

　　“残骸顶好是付诸火化，偏偏有朋友替我收集了拢来，还要叫我来作篇序。好，我就题这几句墓志铭在我这座坟墓上吧。”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上海，郭沫若在自己的新著《文艺论集》序言中，写下这样一段话。《文艺论集》是郭沫若第一部文艺理论论集，在这个集子的开篇，郭沫若这样写道，“这部小小的论文集，严格地说时，可以说是我的坟墓罢。”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部集子所收录的文字，都是张扬个性、景仰自由的。这自由、这个性，于彼时的郭沫若看来已是如此的僭妄；在经历了水平线下的悲惨生活之后，它们终于要为作者抛弃了。作者从此要走向一个为大众请命的时代，为大众挣回个性和自由的时代，“这儿是新思想的出发点，这儿是新文艺的生命。”
　　郭沫若的这种笔法自然让人想起鲁迅那部著名的杂文集《坟》。在《题记》中鲁迅也写道，“所以虽然明知道过去已经过去，神魂是无法追蹑的，但总不能那么决绝，还想将糟粕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葬，一面也是留恋。至于不远的踏成平地，那是不想管，也无从管了。”鲁迅的这段文字记录于一九二六年十月，彼时的鲁迅在厦门大学临海而居，风起的夜中，涛声阵阵；鲁迅对于过去的告别，不是诀别，而是带着不舍与留恋。如同他自己所讲，他站立于新旧交替的边界线上，而且永远只能如此。这种作为历史中间物的感受，郭沫若也曾强烈地体验过，在一年前所写的《孤鸿》中，他这样对成仿吾说道，“我们生在这个过渡时代的人是只能做个产婆的事业的。我们现在不能成为纯粹的科学家，纯粹的文学家，纯粹的艺术家，纯粹的思想家。要想成为这样的人不消说是要有相当的天才，然而也要有相当的物质。”而在物质世界的极端匮乏之中，像他这样的人是“没有这样的幸运以求自我的完成”的。历史的诡异之处在于，两位都以过渡历史中的人物自居的巨匠，都曾深信过医学对于民族国家的重要价值的医学院学生，在历史的紧要关头都抛弃了科学救国的幻想，而投入到思想解放的浪潮中，投入到呼唤革命巨变的时代中，尽管是以对立的形式。
　　一九二五年秋郭沫若出版了散文集《山中杂记》，其中一篇文章《卖书》，作者自注，“于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七日夜侨居于日本九州佐贺县北一小山村中写此”。文中郭沫若记录了自己在日本求学期间，因了生活的要求，不得不将曾经积攒的书籍或送或卖的经历。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相当长的时间内，郭沫若为了生存曾多次当卖藏书。一九二四年，在刚刚译完对他影响颇大的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后，郭沫若就将日文原版当了出去，换回五角日币；此前不久，他还曾将自己的《歌德全集》当出，换回五元日币以补贴家用。一九二五年，郭沫若创作了大量的短篇小说，《三诗人之死》《人力以上》《行路难》《落叶》……它们成为郭沫若重要的经济来源—写诗是挣不到稿费的。这便是郭沫若彼时的“相当的物质”。这种窘迫的生活状况恰是这位富于浪漫色彩的诗人没有最终走向象牙塔的重要原因，也是他抛弃此前“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观念，追求文学社会化、革命化的现实催化剂。
　　但是，阶级和社会革命的认识对郭沫若文学观念的影响显然要滞后得多，并不像社会观念来得那么快。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郭沫若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了社会批判论文《一个伟大的教训》，借用河上肇的阶级观念分析中国的民族工业的发展状况，指出其必然受到外国资本的压迫，而中国也将被迫选择走俄国的路。而在五卅惨案发生的前一个月，因了受聘于上海大夏大学讲授文学概论，郭沫若在授课之余开始认真考虑所谓的“文学的本质”问题。这个问题的凸显，既来自于郭沫若的文学写作实践，也来自于教学的压力。在他的思考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医学、生理学观念对他的文学观念的影响，“我那时对于文学，已经起了一种野心，很想独立树立一个文艺论的基础。”郭沫若说，他的方法就是利用近代医学和生理学的知识，从文艺的原始形态、原始人的文学记录以及儿童在文艺上的表现，发现出文学的基本“细胞”。比较于一九二一年前后的郭沫若的文学观，这的确意味着对文学认识的深入。此前的文学思考，郭沫若在与文学研究会诸人的争论中，回答的不过是文学与社会的关系这一所谓的文学的“外部”问题；现在，通过对文学意义上的生理细胞的发现，郭沫若切入了文学的“内部”问题。这一对文学内部问题的思考结果，就是在五卅惨案发生之后的七月，写下的两篇文学论文：《文学的本质》和《论节奏》。
　　论文中，郭沫若以为，“诗到同一句或同一字的反复，这是简到无以复简的地步的，我称呼这种诗为‘文学的原始细胞’，我们在这儿可以明了地看出文学的本质。”进而郭沫若发挥道：“这种文学的原始细胞所包含的是纯粹的情绪的世界，而它的特征是在有一定的节奏。”而节奏于诗是与生俱来的，它是使情绪得以美化的工具。因此，文学的问题就变成了语言节奏的问题，这语言节奏与宇宙节奏、生命节奏和生理节奏之间存在着神秘的相互呼应的关系，成为文学之为文学的根据。通过节奏论，郭沫若奠定了文学本质的基础。郭沫若这一观点的一个重要的支撑，可能是一九二五年初诗集《瓶》的发表。这部由一首献诗和四十二首情诗组成的组诗，是郭沫若创作中比较少见的纯爱情诗集，郭沫若于“献诗”中吟唱道：“我这个小小的瓶中/每日有清泉灌注，/梅花哟，我深深祝你长存，/永远的春风和煦。”这种诗行整齐、格律严谨的诗歌创作实践，为郭沫若思考诗的节奏本质，提供了直接的体验。
　　在《瓶》的《附记》中，郭沫若的挚友郁达夫却这样说道，“我们看过他的《文艺论集》序文的人，大概都该知道，沫若近来的思想剧变了。”这“剧变”在郁达夫看来，就是郭沫若思想的社会化，还有对社会革命的大声疾呼，“我说沫若，你可以不必自羞你思想的矛盾，诗人本来是有两重人格的。况且这过去的恋情的痕迹，把它们再现出来，也未始不可以做一个纪念。”这篇写于一九二六年三月的“附记”指出了彼时郭沫若的思想观念与文学实践的矛盾所在。所谓的“两重人格”恰恰说明郭沫若正在经历着思想剧变的混乱，也恰恰说明观念变革带给个体的精神阵痛，“我想一方面仍旧继续着自己的学艺生活，而在另一方面从事实际活动。这，是决定了我日后的动向的。”郭沫若日后回忆道。这种矛盾揭示了郭沫若的精神困厄，及对未来的思考。在屡次经历了精神的阵痛之后，郭沫若将这一思考转化为具体的社会实践—不久之后，他就毅然决然地抛弃了文学之路，走上了社会革命之途，直至成为北伐革命战争中的一位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