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是谁在中国播撒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火种?是谁掀开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序幕?中国在军阀割据的年代，如何走上共产主义道路?在探究这些的同时，一座与中国命运和走向息息相关的建筑走进了我们的视野——北大红楼，一批先进思想的代表者、共产党的先驱在这里留下了光辉的足迹。
每每走过车水马龙的北京市东城区五四大街，都会被一座西洋风格的砖红色建筑所吸引。在时代的喧嚣中，这座楼宇像是历史沉淀下来的见证，让你刚一靠近，就被它那厚重的氛围所感染，浮躁的心情也一下子归于平静。
红楼是名副其实的红色，整个建筑都是用红砖砌成。往事钩沉，北大校友、已故著名学者邓云乡曾提到当年的情形：“说起老北大，人们自然想起沙滩红楼，说起红楼，人们又自然想起沙滩北大，在北京，红楼几乎成了北大的代名词。”可见当年红楼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走进红楼，现在这里是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据工作人员介绍，红楼建成于1918年，当年作为北京大学文科、图书馆及校部所在地。因其主体建筑为红色，被称为红楼。红楼因见证了五四运动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1961年成为第一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在红楼旧址上建立的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对外开放。纪念馆开放了红楼一层和西侧平房，并恢复了图书馆主任室、第二阅览室、《新潮》杂志社、登录室以及第十四书库、学生大教室等六处旧址，再现了90多年前的情景。
当年在红楼，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鲁迅曾在这里授课中国小说史，而毛泽东也曾在这里任职北大图书馆助理员。这里培养的前辈们，发起了五四爱国运动，这次运动作为新文化运动的起点，猛烈冲击了封建主义、旧礼教、旧思想、旧文化，由此，民主、科学的旗帜被高高擎起。与此同时，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这里播撒了革命火种，使这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中国如何走向马克思主义
位于红楼一层东南角的两间屋子宽敞明亮，这里是当时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办公的地方。李大钊来到北大，使北大图书馆从旧式藏书楼转变成为现代大学图书馆，这位“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令北大图书馆变成了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宣传马克思主义、领导革命活动的重要阵地。他也成为了中国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
走到办公室门口，依稀可见往日风貌。据说办公桌、座椅、墙上的电话和桌上的按铃等都是当年的原物。这间办公室也被人们称为“饱无堂”，许多教师和学生在这里畅所欲言、自由辩论、互相问难，在这样的碰撞和争论中，许多新知识得以传播，许多新思想得以激发。
两间陈设简单的小屋内，新思想一天天地形成、蒙发。在这里，经常聚集许多青年与李大钊共同探讨社会问题；在这里，李大钊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真理；在这里，1920年3月，李大钊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讨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在这里，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3人正式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早期组织“共产党小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重要成员相继加入。
在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和推动下，武汉、广州、长沙、济南等地区也相继建立起共产党早期组织，有计划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两位党的缔造者为党建立全国统一组织做着最后的筹备工作，为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创造了条件。
在北大红楼，李大钊用自己的行为证明了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无私。1921年，李大钊被北大聘为政治系教授。除北大外，他还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开设了一些课程。随着他声望越来越高，薪金也日益丰盈，可家里却经常面临无米下锅的窘境，迫不得已，妻子赵纫兰找到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一调查才发现，原来李大钊时常周济家庭生活困难的学生和工友，兜里没钱就写条子让人到会计科预支，发薪时扣除借款所剩无几。也就在这个时期，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经费无从筹集，李大钊又从自己每月薪金中抽出2／3的钱作为组织活动经费，家中的日子就更加窘迫。蔡元培得知了李家的情况，破例“干涉”李大钊的家庭生活开支，直接出面让会计科每月发薪时扣除一部分送到赵纫兰手中，一时传为北大佳话。
毛泽东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
从李大钊办公室走出来，参观完登录室、第十四书库，我们很快就来到了毛泽东当年工作的地方——第二阅览室。1918年8月，毛泽东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工作来到北京。9月底，他经杨昌济介绍，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
毛泽东担任图书馆助理员时月薪8块大洋，李大钊月薪120元，而校长蔡元培月薪600元。当时的毛泽东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持有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但这三个月的经历，却让年轻的毛泽东接受了一次“头脑风暴”。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大是先进代表人物的荟萃之地。毛泽东在红楼工作期间，各类学术政治团体纷纷成立，各种政治、学术报刊相继出现。他参加了新闻学研究会，作为新闻学研究会的早期成员之一，他每周听邵飘萍和徐宝璜讲授新闻工作的理论实践。他参加过哲学研究会，阅读了大量西方哲学著作。
毛泽东在这里广泛地涉猎了各种新思潮，并结识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蔡元培、傅斯年、罗家伦等许多著名的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并阅读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这些经历丰富了他的思想，毛泽东开始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逐步摒除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很快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1919年3月毛泽东离开北京，同年底，因为湖南省开展的驱张运动再次到北京，虽然没有在北大校内工作，但他的活动许多是在北大校内进行，或是与北大有密切关系。毛泽东加入了李大钊和王光祈发起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他常常到“亢慕义斋”
(“亢慕义斋”是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建立的收藏共产主义图书的藏书室)看书，那里有很多俄国革命的新书。毛泽东利用北大良好的学习条件，抓紧时间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加坚定地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谁能想到正是当年这个不起眼的图书馆助理员，后来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成为了新中国的缔造者。
在那个特殊年代，北大红楼见证中国新文化运动和共产党的成长。在这里培养了～大批仁人志士，投身于艰苦卓绝的革命征途。这座饱经沧桑的建筑，以其红色的基调，赫然屹立在那里，把人们带回到那个非凡的年代，用现代的眼光去审视近百年的历史风雨变幻，让人们更加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发祥与历史。
每每走过车水马龙的北京市东城区五四大街，都会被一座西洋风格的砖红色建筑所吸引。在时代的喧嚣中，这座楼宇像是历史沉淀下来的见证，让你刚一靠近，就被它那厚重的氛围所感染，浮躁的心情也一下子归于平静。
红楼是名副其实的红色，整个建筑都是用红砖砌成。往事钩沉，北大校友、已故著名学者邓云乡曾提到当年的情形：“说起老北大，人们自然想起沙滩红楼，说起红楼，人们又自然想起沙滩北大，在北京，红楼几乎成了北大的代名词。”可见当年红楼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走进红楼，现在这里是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据工作人员介绍，红楼建成于1918年，当年作为北京大学文科、图书馆及校部所在地。因其主体建筑为红色，被称为红楼。红楼因见证了五四运动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1961年成为第一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在红楼旧址上建立的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对外开放。纪念馆开放了红楼一层和西侧平房，并恢复了图书馆主任室、第二阅览室、《新潮》杂志社、登录室以及第十四书库、学生大教室等六处旧址，再现了90多年前的情景。
当年在红楼，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鲁迅曾在这里授课中国小说史，而毛泽东也曾在这里任职北大图书馆助理员。这里培养的前辈们，发起了五四爱国运动，这次运动作为新文化运动的起点，猛烈冲击了封建主义、旧礼教、旧思想、旧文化，由此，民主、科学的旗帜被高高擎起。与此同时，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这里播撒了革命火种，使这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中国如何走向马克思主义
位于红楼一层东南角的两间屋子宽敞明亮，这里是当时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办公的地方。李大钊来到北大，使北大图书馆从旧式藏书楼转变成为现代大学图书馆，这位“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令北大图书馆变成了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宣传马克思主义、领导革命活动的重要阵地。他也成为了中国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
走到办公室门口，依稀可见往日风貌。据说办公桌、座椅、墙上的电话和桌上的按铃等都是当年的原物。这间办公室也被人们称为“饱无堂”，许多教师和学生在这里畅所欲言、自由辩论、互相问难，在这样的碰撞和争论中，许多新知识得以传播，许多新思想得以激发。
两间陈设简单的小屋内，新思想一天天地形成、蒙发。在这里，经常聚集许多青年与李大钊共同探讨社会问题；在这里，李大钊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真理；在这里，1920年3月，李大钊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讨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在这里，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3人正式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早期组织“共产党小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重要成员相继加入。
在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和推动下，武汉、广州、长沙、济南等地区也相继建立起共产党早期组织，有计划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两位党的缔造者为党建立全国统一组织做着最后的筹备工作，为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创造了条件。
在北大红楼，李大钊用自己的行为证明了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无私。1921年，李大钊被北大聘为政治系教授。除北大外，他还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开设了一些课程。随着他声望越来越高，薪金也日益丰盈，可家里却经常面临无米下锅的窘境，迫不得已，妻子赵纫兰找到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一调查才发现，原来李大钊时常周济家庭生活困难的学生和工友，兜里没钱就写条子让人到会计科预支，发薪时扣除借款所剩无几。也就在这个时期，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经费无从筹集，李大钊又从自己每月薪金中抽出2／3的钱作为组织活动经费，家中的日子就更加窘迫。蔡元培得知了李家的情况，破例“干涉”李大钊的家庭生活开支，直接出面让会计科每月发薪时扣除一部分送到赵纫兰手中，一时传为北大佳话。
毛泽东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
从李大钊办公室走出来，参观完登录室、第十四书库，我们很快就来到了毛泽东当年工作的地方——第二阅览室。1918年8月，毛泽东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工作来到北京。9月底，他经杨昌济介绍，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
毛泽东担任图书馆助理员时月薪8块大洋，李大钊月薪120元，而校长蔡元培月薪600元。当时的毛泽东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持有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但这三个月的经历，却让年轻的毛泽东接受了一次“头脑风暴”。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大是先进代表人物的荟萃之地。毛泽东在红楼工作期间，各类学术政治团体纷纷成立，各种政治、学术报刊相继出现。他参加了新闻学研究会，作为新闻学研究会的早期成员之一，他每周听邵飘萍和徐宝璜讲授新闻工作的理论实践。他参加过哲学研究会，阅读了大量西方哲学著作。
毛泽东在这里广泛地涉猎了各种新思潮，并结识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蔡元培、傅斯年、罗家伦等许多著名的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并阅读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这些经历丰富了他的思想，毛泽东开始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逐步摒除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很快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1919年3月毛泽东离开北京，同年底，因为湖南省开展的驱张运动再次到北京，虽然没有在北大校内工作，但他的活动许多是在北大校内进行，或是与北大有密切关系。毛泽东加入了李大钊和王光祈发起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他常常到“亢慕义斋”
(“亢慕义斋”是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建立的收藏共产主义图书的藏书室)看书，那里有很多俄国革命的新书。毛泽东利用北大良好的学习条件，抓紧时间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加坚定地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谁能想到正是当年这个不起眼的图书馆助理员，后来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成为了新中国的缔造者。
在那个特殊年代，北大红楼见证中国新文化运动和共产党的成长。在这里培养了～大批仁人志士，投身于艰苦卓绝的革命征途。这座饱经沧桑的建筑，以其红色的基调，赫然屹立在那里，把人们带回到那个非凡的年代，用现代的眼光去审视近百年的历史风雨变幻，让人们更加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发祥与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