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年四月十二日，这一天是星期六，在法国东部汝拉省首府隆勒索涅市的小镇德斯尼，本地姑娘玛丽亚-阿黛乐·拉尔都赛，正在镇政府举行一场隆重的婚礼。对于这个外省小镇的居民，这场婚礼相当特别，未来很长时间大概都会被人津津乐道，因为新郎是一位留着辫子的清朝官员，而且他的名字也奇怪，叫Tcheng-Ki-Tong（陈季同），听起来好像chien qui tombe(落水狗)。陈季同（一八五二——一九○七）这一年三十九岁，游历欧洲已经十几年，说一口流利的法语，时任清朝驻法国使馆参赞，而且他还是巴黎文坛颇有一点儿名气的法语作家。在镇政府的结婚仪式之后，举行了盛大晚宴。宴会上，新郎的从容自如，幽默风趣，让众多来宾大为倾倒。觥筹交错之际，他还当场向镇长捐献了三百法郎，用于赈济穷人，又给镇里的其他机构数目不小的布施。这也大得当地人的欢心。两天之后，星期一晚上，当他乘火车返回巴黎的时候，一大群人在站台上为他送行。面对热情的亲朋，他只好答应时常回来探望他们。
　　上述看起来像是小说中的场景，却并非出自笔者的虚构，而是依据当年四月十八日巴黎《时报》第三版“社会新闻”栏目的报道复原的。当然，为了使报道的内容更生动一点儿，这里面也添加了笔者的某些理解。
　　不过，陈季同离开之后，一生就再也没有机会重访汝拉省了。一八九○年，对于这位清朝外交官而言，实在是忙得不可开交的一年。本年，出使大臣刘瑞芬任满返国，继任者薛福成初来乍到，一切外交酬应，均须陈季同这个使馆的二号人物代办和谋划。此外，李鸿章为筹建江汉铁路，委托陈与欧洲银行家商谈借款事宜，这也让他大费脑筋。除了应对这些公事，陈季同还一直笔耕不辍。三月，他出版了《中国人的娱乐》一书，之后，他又马上投入新书的写作。十一月，《黄衫客传奇》在巴黎问世。
　　这已是陈季同在法国出版的第四本书了。在此之前，他先后撰述了《中国人自画像》、《中国人的戏剧》、《中国故事集》、《中国人的快乐》，以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文化和风俗而获得好评，不过，这些书都不属于纯文学的创作，还不能充分发挥作者的想象力和文学才能。《黄衫客传奇》这部长篇小说算是作者的一次新尝试。
　　小说以唐代传奇《霍小玉传》为蓝本，讲述了李益和小玉之间的爱情悲剧。与中国读者熟悉的《霍小玉传》中的人物相比，《黄衫客传奇》进行了相当大的改造。李益由一个薄情寡义的负心郎，一变而为深情款款，但性格软弱，值得同情的悲剧人物。李益的寡母也是小说着力刻画的人物，其固执强势、冷酷专横，又工于谋略的特点跃然纸上。原本是一神秘豪客的黄衫客，成为具有超常能力的、富于魔幻味道的人物。他多次出现在李益的幻觉中，为小说增添了迷离恍的色彩。鲍夫人的描摹也十分生动。
　　在写作技术上，大量心理描写的运用，也是小说的一大特点。作者在西方文化中浸淫多年，十分熟悉欧洲文学的表现手段。小说中描摹主人公等待会试结果时的心情，以及病中的内心激烈冲突和幻觉，都是相当成功的。
　　坦率地讲，这部小说虽称不上是第一流的文学作品，但作者在感情上还是相当投入的，一些章节颇有打动人心的力量。译者自以为做了多年相关研究，具有抵抗力，可在翻译到某些段落时，也不禁黯然神伤。我们读着这些从心里流出的文字，也可以想见作者的性情。实际上，在生活中，陈季同本人就是一个倜傥多情的诗人。
　　陈季同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精通法文。年轻时，就因外交方面的才能，得到李鸿章的赏识。后曾在一系列外交事件中发挥作用，本来会得到重用，但他身份虽是武职(总兵衔参赞)，性情却全是文士。比起官场中的规则，他对于舞文弄墨似乎更为在行，而且又风流多情。前文提到他迎娶法国夫人，风光无限，殊不知也正是为了给这位夫人购买珠宝首饰，他挥霍了不少公款，以至于不久便被撤职查办，悄然回国。
　　因为有李鸿章的关照，陈在偿还了欠款后，被重新起用，任职于李鸿章幕府。在甲午战争中，他参与了一系列军事活动。甲午战败，李鸿章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委派他协助办理割让台湾给日本事宜。可是陈抵台后，受到当地军民反对割让的热情感染，公然违抗军令，背叛他多年的保护人，站到了台湾人民一边。此时，他写了当时有名的《吊台湾》四律，哀悼台湾之割让，批评政府之无能。风格沉郁顿挫，感动人心。
　　此事之后，陈季同自然开罪了李鸿章，自己躲到上海赋闲。说是闲着，但他其实参与了一系列维新变法活动。办过报，开过矿，救济过庚子事变中的灾民，也曾与八国联军中的德国士兵拔刀相向。他的家庭生活也不安静，上海传出他的法国夫人与英国情人用手枪决斗的绯闻，陈挺身站在二女之间，舍命调停。这段情节后来被陈的学生、小说家曾朴写进了《孽海花》。法国夫人后来的独自回国，大概与此事不无关系。不过，从陈的诗集《学贾吟》中，我们还是能看出他对夫人的情感。世间感情之事，有许多难以预料之处。法国夫人之后，陈又娶了李氏姐妹做如夫人。一九○七年，陈病逝于南京。了解作者的这些经历，也许在我们阅读《黄衫客传奇》时，可以增加些趣味。
　　另外，从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角度来看，就笔者的闻见所及，这部书大概是中国人第一次用西文创作的长篇小说。我一向不是很喜欢用“第一”这样的表述，因为我们对于文化史深层次的内容，了解得还很不够，未来可能还会不时有新的发现。不过，我看到在网络上已经有不少朋友将其定义为“第一”，既然大家喜欢这个词，其实也未为不可。以后我们如果发现了更早的“第一”（我们期望那一天），那就再更正目前的提法，似乎也还不迟。或者，用杜丽女士的说法，这是一块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活化石”，是不是更好呢？这就留给大家自己去判断吧。
　　行文至此，也该收笔了，想起刚拿到样书时，曾在封底题了一绝，翻出来，博大家一笑：
　　倜傥乘槎客，遗编能断肠。
　　海外知音尽，诗魂返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