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致富靠什么？农业、工业、房地产业？九星村因地制宜选择了村办市场。
　　
　　艰难的寻找
　　
　　“九星村办农业，行不通！”吴恩福首先否定了这个出路，“产出低，一亩田地年收入不过千元，九星人均三分地，只能糊口，谈何致富。况且，发达的交通已经拉近了农村与城市的距离，处于上海郊区并且业已部分城市化的九星，劳动力成本上升，同全国千千万万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农村相比，九星发展农业已经毫无优势可言。”
　　“搞工业？”吴恩福向记者摊开双手，“当时全国众多农村选择工业化、搞乡镇企业的路子，但乡镇企业也有先天不足，九星也面临办工业带来的风险，既缺少资金投入，也无专业人才。”
　　而当时的国情是，实力雄厚的国有企业尚且发展困顿，多以为国企做配件生产的村办企业的发展更是前景不甚明朗。
　　“搞房地产开发？看似有大笔资金进帐，但实质是‘卖地’，是对未来资源的一种挤占，如果把收入分摊到未来的几十年中去，其所得不过是极少的年租金而已。而失去土地的农民生计将无以依托。”看多了“失地既失业”的吴恩福拒绝重蹈其他村的覆辙。
　　吴恩福明白：上海近十多年来的城市开发，引发对土地需求的膨胀，其结果是让许多的郊区村子成为城市的一部分，村民成为市民，而作为代价的是村子失去了自己的土地。
　　事实上，上海许多郊区的村子就是这样，一步步地高楼林立，或者厂房林立，同时村子失去土地，村民成为市民，获得政府安置，至于安置之后的结果，则要看个人所在的单位的效益。确实有相当数量的农民扬眉吐气当征地工，又灰溜溜当下岗工；也有农民被征地补偿一次性买断而自谋职业。
　　
　　破冰“村办市场”
　　
　　“九星商行”是九星推出的第一个村属商业市场。当时的政策并不允许村级办市场，政策规定市场只能由工商部门来办。虽然取名为商行，但其提供场地、对外出租的性质，却是市场的范畴。
　　上级领导部门给了九星足够多创新的空间，在九星所属的七宝镇工商所向闵行区工商所作了汇报后，上级部门给出“试一试”的结论，由此，九星顶住压力开始了村办市场的探索。
　　1998年，政策瓶颈得以松动：这年7月，经闵行区人民政府批准，由闵行工商局注册颁证，九星综合市场正式成立。
　　于是，从8月至11月短短的3个月时间，九星村办起了五金、食品、南北干货、胶合板、农副产品五大批发市场。如今，更成功开设了包括五金、陶瓷、灯饰、石材、钢材、电器、茶叶、窗帘、家具、玻璃、菜场、水产、胶合板、防盗门、不锈钢在内的二十多类专业商品分市场区。
　　目前，九星村建成了占地面积10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60万平方米、营业用房1万多间、分设22个专业区域的上海规模最大的市场、吸引了全国各地5400多户商家、18000余名经商务工人员，被誉为华东地区最大的市场村和申城市场的航母。
　　
　　从前九星是远郊区，手中的土地没人看得上；同时，1600亩的土地足够建立市场，因为市场不是只有零星的土地就可以建起来的。随着上海城市化的推进，九星成为近郊而后是城郊，这个时候要再去想拿这块土地就要付出高昂的市场拆迁费用，这也是九星市场得以保留的重要原因。
　　九星的成功在于那套“种砖头”理论，其核心是“滚动发展模式”，九星十年里建造了60多万平方米的市场，由小到大，这期间，没有一分欠债。在建仓房没有钱付工程款时，采取的办法是给工程队免半年或者一年的租金，以商招商，而后再回收。以后的改造思路也是从低端到高端，不求一步到位。
　　另外，九星介入市场的时机非常微妙，80年代做，人们的思想还跟不上；进入20世纪再跟风做市场，门槛必然高出许多，并且已经错过了发展的大好时机。正是在90年代后期，在改革开放程度较高的时期，九星进入市场，得到政策的扶持，在用地性质合法的前提下，走出村办市场的路子。
　　在这种“天时、地利、人和”的大环境下，九星摸索出了一条“村办市场”的新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