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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术评价是一个多方参与且受多种因素影响的学术活动过程。学术生产者道德失范下的学术不端乱象、学术评价者利益驱使下的学术腐败泛滥、逻辑起点偏离下评价体系的转借、学术生态危机下的学术发展障碍、学术评价制度异化下的负面作用等，这些学术评价过程中的问题，无不引起对学术评价制度的反思。构建科学、合理、完备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学术评价制度，是遏制以致杜绝学术评价乱象的根本途径。而这一制度应以量化评价为基础、以代表作评价为主，能够保证综合性地全面对学术创新及其质量进行公正评价。
关键词：学术评价；量化评价；代表作评价；评价制度
中图分类号：G6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8）09-0026-04
学术评价是一个多方参与且受多种因素影响的学术活动过程。在一般情况下，影响学术评价的主要各方和因素包括学术生产者、评价者、评价体系、评价标准、评价环境、评价制度等；在学术评价中，每一方或每个因素出现偏差或问题，都会行成评价目标的价值误判，导致评价结果的价值扭曲，造成对个人、团队、甚至社会的伤害，给国家、社会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因此，剖析学术评价弊端，反思学术评价制度缺陷，无论在社会层面上还是在学术层面上，都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一、生产者道德失范下的学术不端乱象
从学术生产者角度考察学术评价存在的问题，观察学术不端乱象，比较典型的是学术道德失范。有学者通过对4所高校380名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的调查和访谈，发现研究生学术不端行为的确普遍存在，学术道德失范现象已是不争的事实[1]。
学术道德失范，是学术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未能约束自己的学术行为，不遵守学术道德，抄袭、剽窃他人学术成果的种种现象。学术生产者出现学术道德失范的主观因素，不外乎急功近利、修养不足。这种学术道德失范的危害，不仅挫伤了学者学术研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还亵渎了学术的科学性和纯洁性，败坏了学术风气[2]。
有学者困惑，不管是“制度的”，还是“技术的”，甚至“法律的”，以及普通意义上的道德说教，都难以有效地唤起学者们的“敬畏心”和“羞耻心”，也难以达到大家期望的“自律”与“他律”的有效互动[3]。也就是说，仅仅从学术生产者角度解决学术不端问题，似乎难以有解。
其实，学术道德失范的主因并不是很复杂。如果不考虑学者道德等其他因素，仅从制度层面考察，这应该是学术制度不完善造成的，比如学术评价有失公正、管理体制存在缺陷、奖惩机制不够健全等等，都会直接或间接导致学术道德失范现象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说，重构学术评价体系，完善学术评价制度，有助于从根本上防治学术道德失范现象。
二、评价者利益驱使下的学术腐败泛滥
从学术评价者角度探究学术评价，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基于利益驱使的学术腐败。学术腐败，通常是指利用学术权力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现象。利益博弈和权力环境的强势存在，是导致学术腐败存在并蔓延的深層根源[4]。
不同视角对于学术腐败产生的原因会有不同的认知。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学术腐败日益猖獗的根本原因是研究经费供需矛盾或羊群效应，即学术腐败者的收益高于成本[5]。从法律角度分析，学术腐败行为呈递增态势的原因，一是行政权力越位导致的学术权力受制于行政权力或权力勾兑学术，二是监管机构的缺失和惩处的乏力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和司法的不介入，三是社会诚信意识淡薄[6]。从社会失范理论角度看，学术腐败本质上是社会性道德失范在学术界的缩影。从理性选择理论角度看，学术腐败是社会成员基于效益最大化原则的理性选择。从社会控制理论角度看，学术腐败现象从产生到蔓延在相当程度上是对学术腐败行为控制失误造成的[7]。关于学术腐败的内生性机理，有学者认为是制度乏力、集体功利、弱视产权、权位搅和、评价失范[8]。
学术评价过程中的腐败现象，主要体现在利用学术权力干预公平，谋取非正当利益。学术腐败的表现形式包括学术评价活动中的功利化和非理性行为[9]。造成学术腐败众多原因中不合理的学术评价体制是其重要诱因[10]。也就是说，学术评价体制不合理是造成学术腐败愈演愈烈的主因，纠正学术腐败弊病，去除学术腐败恶瘤，必须从学术评价体制源头上下功夫，而学术评价体制则是学术评价过程中的规则或制度，杜绝学术腐败现象，必须从制度层面着手解决。
学术腐败不等同于学术道德失范，两者虽联系紧密但本质上不同。学术腐败是指利用权力、金钱或其他利益，以非法或不正当手段为自己或者帮他人获得学术成果、学术声誉、学术地位及其他与学术有关的利益；学术失范则是指违背学术道德，有意不遵守学术规范，在学术活动中剽窃、抄袭、弄虚作假，在学术评价中不顾及事实，任意拔高或贬低，或敷衍塞责、草率从事等[11]。
三、逻辑起点偏离下评价体系的转借
近年来，学术评价尤其是量化评价，大多转借期刊评价标准，其逻辑起点的转借之风导致学术评价陷入危机。危机的主要表象是学术评价的被异化和被简化成排行榜，信息不对称则是危机背后评价机构与评价对象之间的双重障碍，学术批评的式微与学术诚信的缺失是造成危机的主要后果[12]。
长期以来，备受诟病的是传统学术评价体系的圈子化、封闭化、数量化、等级化[13]。为了减少或杜绝这种不良现象，转借“以刊评文”“被引数量评文”“累计影响因子评文”“查新结论评文”等方式应时而生。
“以刊评文”是指以刊物层次或学术界认可度评价判断学术成果价值的评价方式。转借期刊评价等级“以刊评文”，虽然频遭诟病和批评，但在学术评价中因其“公正性”“可操作性”“可量化性”，具有某些正面和积极功能，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信度[14]而大行其道。何况，“以刊评文”通常是“以文评刊”结果[15]。然而，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来说，SSCI、A&HCI、CPCI-SHH、CSSCI等期刊评价工具，本质上或主要只是文献检索工具，其对学术成果的评价只不过是其衍生的一种功能而已。利用期刊评价工具，转借和强化其学术评价功能，难免会造成误判，毕竟期刊不等于论文。 引文在客观上能够反映学术发展轨迹，在主观上能够反映个人观点，因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文献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以及被引文献的学术价值和权威性。引文作为科学对话的一种方式是避免学术剽窃和保证学术研究可靠性的重要方法，其存在具有客观必然性[16]。从这一意义上说，根据被引数量评价学术成果，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客观性。因为，学术成果被同行引用，往往代表该成果具有创造性和前沿性[17]。然而，总被引用次数与学术贡献并不能等同，况且引用还存在形式性引文、程序性引文和实质性引文的不同。
影响因子指的是某种期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引证报告年份中被引用的总次数除以该期刊两年内发表的论文总数。由于影响因子能够测度期刊有用性和显示度，高影响因子期刊影响力相对较高，所以学术评价中转借其测度论文质量。然而，影响因子虽有其合理性，但同时也因被评成果的学科专业及成果形式等的不同，而造成评价结果的不公平，且易引发科研与学术投机行为，有必要淡化弱化这些不能直接衡量科学研究成果质量和创新水平的间接评价指标。
查新通常是指具有业务资质的查新机构根据查新委托人提供的需要，查证其成果新颖性的学术内容，并做出结论（查新报告）。查新的基本作用，是为科研立项或学术成果鉴定、评估、验收、转化、奖励等在客观上提供依据。由于可以为成果的鉴定、评估、验收、转化、奖励提供客观依据，所以被转借用于学术成果评价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查新结论只是针对学术成果新颖性即独一无二性所做的判断，不涉及学术成果的先进性判断，更不涉及科学性等正误判断。
学术评价体系是若干个有关学术评价问题互相联系而构成的整体。扭转学术评价体系转借之风，只能从学术评价体系本身着眼，构建符合学术成果自身实际的评价体系。从制度层面对学术评价体系建章立制，是保证学术评价体系可靠性和科学性的跟班途径。
四、学术生态危机下的学术发展障碍
学术生态特指学术共同体参与并追求学术的有机环境，是一个动态、开放而复杂的生态系统，包含学术、学术环境与学术人员三大要素。学术一般是指系统而专门的学问，是对存在物及其规律认知的学科化。学术环境是特定时期内影响某个学科生成、存在和发展的社会环境。学术人员是指参与学术活动各级各类专业人员。上述学术生态是广义上的学术生态，而本文关注的则是狭义的学术生态。
狭义的学术生态特指学术环境，即特定时期内影响学术生成、存在和发展的社会环境。目前，学术生态的危机主要表现在“污染”方面，其学术评价数量化、学术行政化、学术市场化构成三大问题[18]。
学术生态存在的首个问题是学术评价数量化倾向。学术评价是学术管理的一个核心环节，事关学术生产者的业绩考核、职称晋升和学术奖励，在学术科研工作中具有指挥棒式的导向作用。由于学术评价数量化相对客观、更有效率、管理方便，所以越来越受到追捧，不少学者为追求数量而忽略质量，甚至在追求数量的过程中不惜道德沦丧，其附属产物则是学术垃圾堆积。学术量化评价导致三大隐忧，一是对工具理性和形式合理性的崇拜遮蔽了學术的本真意义与价值，二是学术评价的技术理性束缚了学者主体性，三是个人主义与工具理性的结合让学术道德陷入危机[19]。
学术生态存在的第二大问题是学术行政化。学术行政化与学术资本化的联姻，导致了权力的同谋和学术的异化，是传统官本位观念和现实趋利心理两种社会习性共同作用的结果[20]。学术行政化违背学术发展规律，制约创新型人才培养，产生不正确的行为导引，引发不同群体之间隐性对抗[21]。就我国而言，学术不端行为的最大根源是官本位文化，它的直接表现形式就是学术行政化[22]。学术行政化不仅制约创新人才发展，甚至会造成“人才逆淘汰”恶果。如果再任由学术行政化继续存在，我国学术公信力将会荡然无存，甚至会毁掉学术本身。
学术生态存在的第三大问题是学术市场化。经济与市场因素日益以无孔不入的方式漫过学术边界，使学术市场化之风愈演愈烈，其表现形式有花钱买文凭、花钱雇枪手、花钱买版面，甚至花钱“买”专家投赞成票等[19]。学术市场化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学科发展的平衡，导致的人才市场的供需失衡[23]。学术成果消费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特征，而学术市场化运行必然造成市场失灵，导致学者价值观功利化，滋生学术腐败。
营造良好的学术评价生态环境，需要政府在政策层面制订有助于学术生态优化的制度；需要学术系统内部在学术生态层面营造尊重学术、尊重创新的学术氛围；需要学者个人在自身修养层面求真务实，坚守自立与自律。
五、学术评价制度异化下的负面作用
道德失范引起的学术不端、利益驱使造成的学术腐败、评价体系转借造成的逻辑起点偏离、生态危机阻碍学术发展……这种种不良现象，虽然各自原因不同，但都与制度内在地相关。制度的缺陷与异化，必然导致弊端的进一步加剧和泛滥。当制度设计出现扭曲时，人的行为必然会随之发生扭曲。
学术评价制度异化的主要原因，一是社会工具理性主义泛化使然，二是正当化主义职业伦理驱使[24]。工具理性主义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曾经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我国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迅速实现与建立，工具理性主义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社会工具理性主义的泛化也因此产生。反映在学术评价制度上，就是过度使用量化手段[25]。正当化主义职业伦理即旧职业伦理，强调绝对不允许出现谬误，常常偏向于非理性。但是，学者在追求科学探索与知识创新的时候，难以穷尽全部真理，思维的深度与知识的广度都有相对的边界，而且会出现一定的认知偏差与价值歪曲，这种谬误的责任与价值，让我们拥有了自由的抉择和判断。
在学术评价的实践中，利益相关者行为失范是学术评价制度异化的又一个主要表现。其中，内容评价与形式评价相互倒置、评价效果与评价目的偏离、评价者主体错位或共谋、被评价者精神压抑致使学术研究枯竭等等，都是其典型现象。完善相关制度是治愈学术弊端的一剂良药，确立相对公平、比较合理、科学完善的学术评价制度，是克服和破解学术评价种种难题的根本出路。应从建立严厉的学术惩戒机制、健全完善的学术评价组织体系、改进学术评价方法与技术、强化学术道德建设四个方面，加强和完善我国学术评价制度建设。 六、结语：构建完善的评价制度是根本出路
基于以上对近年学术评价问题的观察及制度层面的思考，我们认为，构建科学、合理、完备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学术评价制度，是遏制乃至杜绝学术评价乱象的根本途径。而这一制度应是以量化评价为基础以代表作评价为主，能够综合性对学术质量和创新水平评价的保证。这一制度强调的是：
第一，实行多指标量化办法。克服现行学术评价过分依赖引文率的问题，而强调将引文率、转载率、获奖及下载量等多项指标纳入量化范围。
第二，加强评审专家库建设，注重内容评价和效用评价相结合。把评审专家库建设作为学术评价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抓好落实。专家库建设，当前特别要强调适应分类评价的要求，按学科、专业遴选专家，并將其分成若干学科同行组，以为真正实现小同行评价、精准评价奠定基础。内容评价要把对成果在主要观点、研究方法、资料采集、内容论证等方面是否有所创新，以及其学术理论价值的大小作为考量的重点。效用评价，主要应考量成果在解决学术难题、推动学科建设上的贡献，以及在提出和解决社会主义建设建设中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文明进步方面的实践意义。只有把学术贡献与实践意义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引导学术研究坚持正确方向。
第三，突出对代表作论文、著作的评价。代表作评价制是国内外公认并被不断强化、正在被实施的一套较为合理的学术评价体制。唯有通过同行专家对代表性论文、著作的准确评价，并辅之以量化的分析，才是评价一个学者学术水平和学术贡献的优化的途径。
第四，营造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对于同行评价的功能、程序、环节完善，实行双向匿名制、利益相关者回避及无记名投票。同时，对同行评价行为进行有效监督，加强评价信誉度建设，建立评审信誉档案，实行被评人申诉、投诉制度，对评审的公正性及客观性等做出事后评价。
第五，增设研究者自评自荐和同行专家评议制。对于量化评价和代表作评价有异议，可以自述创新性及其价值和影响，从而重新认定。这样既认同学术研究的自主性，又有助于改变体制对于学术研究及其评价的异化弊端。
第六，注重评价程序的设计、评价组织的构建及其完善和健全。程序规范、组织完善，才能够使评价制度真正达到科学、合理与全面，克服漏洞，公正、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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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学术评价；量化评价；代表作评价；评价制度
中图分类号：G6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8）09-0026-04
学术评价是一个多方参与且受多种因素影响的学术活动过程。在一般情况下，影响学术评价的主要各方和因素包括学术生产者、评价者、评价体系、评价标准、评价环境、评价制度等；在学术评价中，每一方或每个因素出现偏差或问题，都会行成评价目标的价值误判，导致评价结果的价值扭曲，造成对个人、团队、甚至社会的伤害，给国家、社会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因此，剖析学术评价弊端，反思学术评价制度缺陷，无论在社会层面上还是在学术层面上，都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一、生产者道德失范下的学术不端乱象
从学术生产者角度考察学术评价存在的问题，观察学术不端乱象，比较典型的是学术道德失范。有学者通过对4所高校380名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的调查和访谈，发现研究生学术不端行为的确普遍存在，学术道德失范现象已是不争的事实[1]。
学术道德失范，是学术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未能约束自己的学术行为，不遵守学术道德，抄袭、剽窃他人学术成果的种种现象。学术生产者出现学术道德失范的主观因素，不外乎急功近利、修养不足。这种学术道德失范的危害，不仅挫伤了学者学术研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还亵渎了学术的科学性和纯洁性，败坏了学术风气[2]。
有学者困惑，不管是“制度的”，还是“技术的”，甚至“法律的”，以及普通意义上的道德说教，都难以有效地唤起学者们的“敬畏心”和“羞耻心”，也难以达到大家期望的“自律”与“他律”的有效互动[3]。也就是说，仅仅从学术生产者角度解决学术不端问题，似乎难以有解。
其实，学术道德失范的主因并不是很复杂。如果不考虑学者道德等其他因素，仅从制度层面考察，这应该是学术制度不完善造成的，比如学术评价有失公正、管理体制存在缺陷、奖惩机制不够健全等等，都会直接或间接导致学术道德失范现象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说，重构学术评价体系，完善学术评价制度，有助于从根本上防治学术道德失范现象。
二、评价者利益驱使下的学术腐败泛滥
从学术评价者角度探究学术评价，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基于利益驱使的学术腐败。学术腐败，通常是指利用学术权力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现象。利益博弈和权力环境的强势存在，是导致学术腐败存在并蔓延的深層根源[4]。
不同视角对于学术腐败产生的原因会有不同的认知。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学术腐败日益猖獗的根本原因是研究经费供需矛盾或羊群效应，即学术腐败者的收益高于成本[5]。从法律角度分析，学术腐败行为呈递增态势的原因，一是行政权力越位导致的学术权力受制于行政权力或权力勾兑学术，二是监管机构的缺失和惩处的乏力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和司法的不介入，三是社会诚信意识淡薄[6]。从社会失范理论角度看，学术腐败本质上是社会性道德失范在学术界的缩影。从理性选择理论角度看，学术腐败是社会成员基于效益最大化原则的理性选择。从社会控制理论角度看，学术腐败现象从产生到蔓延在相当程度上是对学术腐败行为控制失误造成的[7]。关于学术腐败的内生性机理，有学者认为是制度乏力、集体功利、弱视产权、权位搅和、评价失范[8]。
学术评价过程中的腐败现象，主要体现在利用学术权力干预公平，谋取非正当利益。学术腐败的表现形式包括学术评价活动中的功利化和非理性行为[9]。造成学术腐败众多原因中不合理的学术评价体制是其重要诱因[10]。也就是说，学术评价体制不合理是造成学术腐败愈演愈烈的主因，纠正学术腐败弊病，去除学术腐败恶瘤，必须从学术评价体制源头上下功夫，而学术评价体制则是学术评价过程中的规则或制度，杜绝学术腐败现象，必须从制度层面着手解决。
学术腐败不等同于学术道德失范，两者虽联系紧密但本质上不同。学术腐败是指利用权力、金钱或其他利益，以非法或不正当手段为自己或者帮他人获得学术成果、学术声誉、学术地位及其他与学术有关的利益；学术失范则是指违背学术道德，有意不遵守学术规范，在学术活动中剽窃、抄袭、弄虚作假，在学术评价中不顾及事实，任意拔高或贬低，或敷衍塞责、草率从事等[11]。
三、逻辑起点偏离下评价体系的转借
近年来，学术评价尤其是量化评价，大多转借期刊评价标准，其逻辑起点的转借之风导致学术评价陷入危机。危机的主要表象是学术评价的被异化和被简化成排行榜，信息不对称则是危机背后评价机构与评价对象之间的双重障碍，学术批评的式微与学术诚信的缺失是造成危机的主要后果[12]。
长期以来，备受诟病的是传统学术评价体系的圈子化、封闭化、数量化、等级化[13]。为了减少或杜绝这种不良现象，转借“以刊评文”“被引数量评文”“累计影响因子评文”“查新结论评文”等方式应时而生。
“以刊评文”是指以刊物层次或学术界认可度评价判断学术成果价值的评价方式。转借期刊评价等级“以刊评文”，虽然频遭诟病和批评，但在学术评价中因其“公正性”“可操作性”“可量化性”，具有某些正面和积极功能，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信度[14]而大行其道。何况，“以刊评文”通常是“以文评刊”结果[15]。然而，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来说，SSCI、A&HCI、CPCI-SHH、CSSCI等期刊评价工具，本质上或主要只是文献检索工具，其对学术成果的评价只不过是其衍生的一种功能而已。利用期刊评价工具，转借和强化其学术评价功能，难免会造成误判，毕竟期刊不等于论文。 引文在客观上能够反映学术发展轨迹，在主观上能够反映个人观点，因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文献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以及被引文献的学术价值和权威性。引文作为科学对话的一种方式是避免学术剽窃和保证学术研究可靠性的重要方法，其存在具有客观必然性[16]。从这一意义上说，根据被引数量评价学术成果，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客观性。因为，学术成果被同行引用，往往代表该成果具有创造性和前沿性[17]。然而，总被引用次数与学术贡献并不能等同，况且引用还存在形式性引文、程序性引文和实质性引文的不同。
影响因子指的是某种期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引证报告年份中被引用的总次数除以该期刊两年内发表的论文总数。由于影响因子能够测度期刊有用性和显示度，高影响因子期刊影响力相对较高，所以学术评价中转借其测度论文质量。然而，影响因子虽有其合理性，但同时也因被评成果的学科专业及成果形式等的不同，而造成评价结果的不公平，且易引发科研与学术投机行为，有必要淡化弱化这些不能直接衡量科学研究成果质量和创新水平的间接评价指标。
查新通常是指具有业务资质的查新机构根据查新委托人提供的需要，查证其成果新颖性的学术内容，并做出结论（查新报告）。查新的基本作用，是为科研立项或学术成果鉴定、评估、验收、转化、奖励等在客观上提供依据。由于可以为成果的鉴定、评估、验收、转化、奖励提供客观依据，所以被转借用于学术成果评价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查新结论只是针对学术成果新颖性即独一无二性所做的判断，不涉及学术成果的先进性判断，更不涉及科学性等正误判断。
学术评价体系是若干个有关学术评价问题互相联系而构成的整体。扭转学术评价体系转借之风，只能从学术评价体系本身着眼，构建符合学术成果自身实际的评价体系。从制度层面对学术评价体系建章立制，是保证学术评价体系可靠性和科学性的跟班途径。
四、学术生态危机下的学术发展障碍
学术生态特指学术共同体参与并追求学术的有机环境，是一个动态、开放而复杂的生态系统，包含学术、学术环境与学术人员三大要素。学术一般是指系统而专门的学问，是对存在物及其规律认知的学科化。学术环境是特定时期内影响某个学科生成、存在和发展的社会环境。学术人员是指参与学术活动各级各类专业人员。上述学术生态是广义上的学术生态，而本文关注的则是狭义的学术生态。
狭义的学术生态特指学术环境，即特定时期内影响学术生成、存在和发展的社会环境。目前，学术生态的危机主要表现在“污染”方面，其学术评价数量化、学术行政化、学术市场化构成三大问题[18]。
学术生态存在的首个问题是学术评价数量化倾向。学术评价是学术管理的一个核心环节，事关学术生产者的业绩考核、职称晋升和学术奖励，在学术科研工作中具有指挥棒式的导向作用。由于学术评价数量化相对客观、更有效率、管理方便，所以越来越受到追捧，不少学者为追求数量而忽略质量，甚至在追求数量的过程中不惜道德沦丧，其附属产物则是学术垃圾堆积。学术量化评价导致三大隐忧，一是对工具理性和形式合理性的崇拜遮蔽了學术的本真意义与价值，二是学术评价的技术理性束缚了学者主体性，三是个人主义与工具理性的结合让学术道德陷入危机[19]。
学术生态存在的第二大问题是学术行政化。学术行政化与学术资本化的联姻，导致了权力的同谋和学术的异化，是传统官本位观念和现实趋利心理两种社会习性共同作用的结果[20]。学术行政化违背学术发展规律，制约创新型人才培养，产生不正确的行为导引，引发不同群体之间隐性对抗[21]。就我国而言，学术不端行为的最大根源是官本位文化，它的直接表现形式就是学术行政化[22]。学术行政化不仅制约创新人才发展，甚至会造成“人才逆淘汰”恶果。如果再任由学术行政化继续存在，我国学术公信力将会荡然无存，甚至会毁掉学术本身。
学术生态存在的第三大问题是学术市场化。经济与市场因素日益以无孔不入的方式漫过学术边界，使学术市场化之风愈演愈烈，其表现形式有花钱买文凭、花钱雇枪手、花钱买版面，甚至花钱“买”专家投赞成票等[19]。学术市场化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学科发展的平衡，导致的人才市场的供需失衡[23]。学术成果消费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特征，而学术市场化运行必然造成市场失灵，导致学者价值观功利化，滋生学术腐败。
营造良好的学术评价生态环境，需要政府在政策层面制订有助于学术生态优化的制度；需要学术系统内部在学术生态层面营造尊重学术、尊重创新的学术氛围；需要学者个人在自身修养层面求真务实，坚守自立与自律。
五、学术评价制度异化下的负面作用
道德失范引起的学术不端、利益驱使造成的学术腐败、评价体系转借造成的逻辑起点偏离、生态危机阻碍学术发展……这种种不良现象，虽然各自原因不同，但都与制度内在地相关。制度的缺陷与异化，必然导致弊端的进一步加剧和泛滥。当制度设计出现扭曲时，人的行为必然会随之发生扭曲。
学术评价制度异化的主要原因，一是社会工具理性主义泛化使然，二是正当化主义职业伦理驱使[24]。工具理性主义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曾经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我国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迅速实现与建立，工具理性主义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社会工具理性主义的泛化也因此产生。反映在学术评价制度上，就是过度使用量化手段[25]。正当化主义职业伦理即旧职业伦理，强调绝对不允许出现谬误，常常偏向于非理性。但是，学者在追求科学探索与知识创新的时候，难以穷尽全部真理，思维的深度与知识的广度都有相对的边界，而且会出现一定的认知偏差与价值歪曲，这种谬误的责任与价值，让我们拥有了自由的抉择和判断。
在学术评价的实践中，利益相关者行为失范是学术评价制度异化的又一个主要表现。其中，内容评价与形式评价相互倒置、评价效果与评价目的偏离、评价者主体错位或共谋、被评价者精神压抑致使学术研究枯竭等等，都是其典型现象。完善相关制度是治愈学术弊端的一剂良药，确立相对公平、比较合理、科学完善的学术评价制度，是克服和破解学术评价种种难题的根本出路。应从建立严厉的学术惩戒机制、健全完善的学术评价组织体系、改进学术评价方法与技术、强化学术道德建设四个方面，加强和完善我国学术评价制度建设。 六、结语：构建完善的评价制度是根本出路
基于以上对近年学术评价问题的观察及制度层面的思考，我们认为，构建科学、合理、完备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学术评价制度，是遏制乃至杜绝学术评价乱象的根本途径。而这一制度应是以量化评价为基础以代表作评价为主，能够综合性对学术质量和创新水平评价的保证。这一制度强调的是：
第一，实行多指标量化办法。克服现行学术评价过分依赖引文率的问题，而强调将引文率、转载率、获奖及下载量等多项指标纳入量化范围。
第二，加强评审专家库建设，注重内容评价和效用评价相结合。把评审专家库建设作为学术评价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抓好落实。专家库建设，当前特别要强调适应分类评价的要求，按学科、专业遴选专家，并將其分成若干学科同行组，以为真正实现小同行评价、精准评价奠定基础。内容评价要把对成果在主要观点、研究方法、资料采集、内容论证等方面是否有所创新，以及其学术理论价值的大小作为考量的重点。效用评价，主要应考量成果在解决学术难题、推动学科建设上的贡献，以及在提出和解决社会主义建设建设中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文明进步方面的实践意义。只有把学术贡献与实践意义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引导学术研究坚持正确方向。
第三，突出对代表作论文、著作的评价。代表作评价制是国内外公认并被不断强化、正在被实施的一套较为合理的学术评价体制。唯有通过同行专家对代表性论文、著作的准确评价，并辅之以量化的分析，才是评价一个学者学术水平和学术贡献的优化的途径。
第四，营造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对于同行评价的功能、程序、环节完善，实行双向匿名制、利益相关者回避及无记名投票。同时，对同行评价行为进行有效监督，加强评价信誉度建设，建立评审信誉档案，实行被评人申诉、投诉制度，对评审的公正性及客观性等做出事后评价。
第五，增设研究者自评自荐和同行专家评议制。对于量化评价和代表作评价有异议，可以自述创新性及其价值和影响，从而重新认定。这样既认同学术研究的自主性，又有助于改变体制对于学术研究及其评价的异化弊端。
第六，注重评价程序的设计、评价组织的构建及其完善和健全。程序规范、组织完善，才能够使评价制度真正达到科学、合理与全面，克服漏洞，公正、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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