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海外的华裔新一代，发觉自己原来是夹在白人和华人移民两个族群中间的边缘人，不被两面所接受的所谓土生仔或（外黄里白）的香蕉人。他们都有一种程度不同的“不中不西”的尴尬。
　　在加拿大出生长大的华裔胡功勤，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写了一本名叫《Banana Boys》（香蕉仔）的书，此书一出就引起不小的轰动。
　　
　　身在异乡为异客
　　
　　胡功勤的父母是第一代华人移民。第一代华人终生眷恋自己文化上的根。在异域文化生活了几十年，第一代华人移民仍无法摆脱“身在异乡为异客”的感觉，一位在美国定居三十多年的华人教授说，这么多年来饱尝了“离开传统文化移植异乡风俗的各种甜酸苦辣滋味”。
　　经历着这种“甜酸苦辣”滋味的第一代华人移民寄希望于下一代。按理下一代融入主流社会不会有问题，但下一代也有下一代的难处。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加拿大人，胡功勤生活中所接触的白人并不都把他当作加拿大人，反而不时有人欺负他、排斥他，他迁到华人移民较多的多伦多后，接触到不少香港及台湾青年。他以为大家同是华人，一定可以融洽相处，随后却发现自己与他们也格格不入。因为他们对加拿大文化无甚兴趣。胡功勤发觉自己原来是夹在白人和华人移民两个族群中间的边缘人，不被两面所接受的所谓土生仔式（外黄里白）的“香蕉人”。
　　胡功勤说他写《Banana Boys》的目的，是希望向加拿大主流社会及华人社会吐一番苦水，使他们了解土生华裔在夹缝中生活的处境。
　　
　　两种文化夹缝中
　　
　　其实胡功勤们和他们的父辈们都是生活在两种文化夹缝中的“边缘人”。只是边缘化的程度不同而已，胡功勤们已经开始了“香蕉化”的过程。到了第三四代华裔，就差不多彻底“香蕉化”了。香蕉人、边缘人都有一种多少不同程度的“不中不西”的尴尬。
　　成年人移民西方，刚开始有一种新鲜感，对西方的富足和文明充满敬畏。文化差异上的震撼也接踵而来。过后又进入一种“适应”状态，对那些“震撼”过他们的事和物，也见怪不怪了。但华人文化中的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总是挥之不去，与西方的观念不时发生冲突，即使是那些当了议员、做了部门主管或者大学教授的华人，也难免如此。他们做着主流社会的事，却在主流社会中有时感到困惑与茫然，发现自己总是处在社会的“边缘”，这是第一代海外华人的“外边缘人”现象。
　　在省外居住多年后回到原居住地，他们又成了“内边缘人”。不论是大陆的“海归派”，还是台湾或港澳的“洋买办”，说话时嘴里不时地蹦出洋文单词，对当地人事关系待人接物的某些习俗，又有些看不惯了。由于阅历的特殊性，使他们觉得与原来属于自己的生活圈子，总是有段距离。
　　
　　家庭的“边缘现象”
　　
　　中西合璧的家庭中，华人配偶对这种“边缘现象”的体会最深。美国一家华文报刊上刊出这样一件事：
　　华人太太与美国丈夫一起看美中两国争夺世界女子足球冠军的电视转播。美国队踢进决胜的最后一球，丈夫兴奋地跳起来。太太无奈地笑笑，不知如何回应丈夫。女儿体贴妈妈，说：“我理解你。你是从那里来的，你也希望中国赢啊。我也是半个中国人。”
　　类似的事情在中西合璧的家庭中时有发生。在西方文化大背景下，这种“冲突”的“平息”，往往是华人配偶要做出妥协。有少数华人配偶为了避免“冲突”，做出不吃中餐，不和华人来往等等让步与牺牲。但这往往是以华人配偶内心深处造成更大痛苦为代价。
　　华人L博士在澳洲大学执教已三十多年，每年和他的洋夫人都要开几次家庭派对。双方的亲朋都应邀参加。每次派对刚开始时还是洋华混杂地相互交谈，慢慢地就成了两群人：一群西人，一群华人，泾渭分明。即使在华人的圈子里，也是讲广东话的和讲广东话的人话多，讲普通话的和会讲普通话的人话多。
　　L博士在分析这一现象时说，早年他曾试图扭转这种“泾渭分明”的现象，但任何努力都无济于事。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不能单从语言障碍上解释，更重要的是更深层次的文化问题。语言是“学”出来的，文化是从小就“泡”出来的。当澳洲人对澳洲板球大王巴德曼早年的球技津津乐道的时候，英文再好的第一代华人也插不上嘴。几个京油子用地道的京片子胡侃赵本山在春节联欢会上的小品时，中文再好的老外，也只能在旁当个丈二和尚。相反地，在派对上那些在澳洲长大的华人孩子，和他们的澳洲小伙伴混在一起却如鱼得水。在派对上人们是在休闲放松，谁也不愿在自己所不熟悉的文化中苦苦挣扎。
　　华人带着自己的洋配偶出席华人的聚会时，或者洋人带着自己的华人配偶出席洋人的派对时，这就苦了这位华人或洋人，他（她）不可能把同伴的话准确详细地讲解清楚给配偶听，又不得不照顾配偶的情绪和反应。在这样的派对上，这位配偶就成了名副其实的“边缘人”。
　　
　　价值观孰是孰非
　　
　　1978年小秋节，墨尔本一间资格颇老的华文学校请来了莫纳什大学退休教授端木锡琦发表演讲。演讲中端木教授提出一个问题：“一位先生带着太太、孩子和老母亲划船。船出了意外翻掉了，先生应该先去救谁？”
　　在座的有老一代华人，也有刚来自大陆、香港和台湾的新移民。还有不少澳州出生长大的“香蕉人”以及华人的洋配偶。此题一出听众哗然。端木教授曾在各种场合，对不同旅群和文化背景的听众作过调查。根据他的调查结果，西方文化背景的人，多数主张先救太太或者孩子，华人文化背景的人则认为应先救老母亲？
　　一位美国教授在课堂上提出过同样的问题。大部份美国学生认为救孩子最重要，少数说救妻子，没有一个美国学生说去救母亲。但大部份亚裔学生说应该去救母亲。这位教授说：“西方文化下长大的儿子，如果在母亲和太太之间，一定会选择太太。对于心中有上帝的母亲，一定不会责怪儿子。”
　　西方社会是个契约社会。在西方文化观中法律法规要高于传统的道义。所以两方父母总把“不要违法”作为管教子女的准则。婚姻也是一种契约。先生救太太就是对契约的履行。而忠孝仁义则是两千年来统治中国社会的基本伦理道德，忠孝伦理观促使华人先生去救母亲。
　　在对待子女的问题上，中西方文化之间也存在着鸿沟。一位美国“香蕉仔”兴奋地告诉妈妈，他有了一个白人女朋友。妈妈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不行，绝对不行，你必须找一个中国女子做妻子。”早已“香蕉化”了的儿子却愤愤下平：“难道我的生命要为别人活着吗？”
　　应该说，华人父母为孩子的付出，要比西方父母多得多。他们把自己的一切希望和理想寄托在孩子身上。为了孩子他们可以付出自己的一切精力和财力。为了孩子小时候择学校、家教、才艺班，到大了选择专业、交友、婚姻、找工作，甚至抚育孙儿，无不做到“鞠躬尽瘁”的地步。
　　西方父母对孩子的态度是超然性的包容相关。他们不会强迫子女一定要去实现父母的梦想，而是让孩子力所能及地发展。一个在做功课的孩子说：“妈妈，我要飞到月球上去!”华人妈妈会回答说：“别胡思乱想，好好做功课才是。”一个美国妈妈却会说：“好呀。可是别忘了飞回来。”
　　在西方家庭里，父母与孩子的关系不仅是长辈对晚辈关系，更是朋友关系。孩子成年后，更是各走各的路。然而在华人家庭里，孩子永远是孩子。
　　
　　“中华文化的绿洲”
　　
　　数千万海外华人的大约百分之七十居住在东南亚。这里的主流社会是华人一样的黄种人，“香蕉化”一词似不适用，但这一现象同样存在。
　　二战后，东南亚人民对自己民族国家的认同，加快了华人对当地主流社会的融入。菲律宾和泰国的华人被同化得最快。印尼等国华人文化上的优势也正在丧失。东南亚能够完整地保存华人文化的国家，只有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有一千二百八十三所华文小学，六十所私立华文中学（独中），及七十八所改制国民型华文中学，三所华文学院。最近董才统计划建立一所华文大学。这将是在大中国之外唯一的华文大学，从而使马华有从小学到大学完整的母语教育体系。马华社区成了两岸四地之外唯一的华人文化绿洲。
　　马华生活在大马社会的“边缘”，他们时刻面对着“华”还是“不华”的问题，而对被“贬化”的问题，马华顽强地抗争着。独中一度只剩下两万学生，但目前又增至六万。在这中华文化绿洲上，马华被同化的过程被阻缓着。
　　今天遗憾的是，“二等公民”马华的语言文化像石头下的野草顽强地成长着的时候，作为新加坡主流社会的华人正在名副其实地“香蕉化”着。新加坡的华人人口比例远远高于马来西亚，但这里华人的“边缘化”的问题与一水之隔的马华有着天壤之别。越来越多的新加坡华人青年只通英语而不懂华语，甚至不屑于当一个“华人”。他们为争遗产不惜兄弟反目，但对待祖辈留下的中文典籍像弃婴一样，任凭马来西亚华人“领养”。新加坡“香蕉化”与西方的“香蕉化”不全然一样。新加坡华人在失去华语能力的同时，多少还遵循着他们祖上的家庭价值观。
　　
　　妙用“第三种文化”
　　
　　文化没有对错，只有不同而已。生活在海外“社会边缘”的华人可以在保持中华文化传统的同时，吸收异文化的长处。海外华人如果不能在两种文化中游刃有余，就不能在商界、学界或政界取得出类拔萃的成就。加州柏克莱大学前任校长华人田长霖教授说：“与美国人在一起，就照美国人的方式习俗，去说话、办事。与中国人在一起，就按中国人的买价来做。千万不要洋不洋，中不中，而失去自己。”
　　有人认为，这是保持东方传统，遵循西方规范的“第三种文化”。第三种文化的积极性是可在双重文化中择优而用。海外华人天天和不同的文明打交道，久而久之就会接受各国文化的新东西，形成中外混合思维，融会贯通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的长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