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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正言若反”是《老子》的主要表达方式，对社会现实的否定性批判是其主要内容。王弼用“寄言出意”的诠释方式对《老子》的“正言若反”之现实内容予以消解，并将《老子》的内容置于魏晋玄学探讨有无、本末、体用的层面上来进行新的阐发和重建。
关键词：正言若反；《老子》；王弼；寄言出意；魏晋玄学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1-050-02
《老子》一书具有明显的现实否定性特征，老子以“正言若反”的方式将此特征表达出来，这在《老子》中俯拾即是。“寄言出意”是王弼注解《易》《老》的新方法，王弼以此注解《老子》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之《言意之辨》一文认为“寄言出意”是新时代新学术赖以托始的新方法，“王弼首唱得意忘言，虽以解《易》，然实则无论天道人事之任何方面，悉以之为权衡，故能建树有系统之玄学。”①“得意忘言”即“寄言出意”之谓，汤用彤认为这是一种“会通其文义而不拘拘于文字者”②的方法。不光是对《易》的注解，王弼用这种方法对《老子》的注解在魏晋玄学中具有重要意义。
王弼如此注解《老子》，势必会与“正言若反”之表达方式有所交锋。不过，王弼没有停留在老子“正言若反”之具体社会内容的解释上，而是展开了以“寄言出意”对“正言若反”进行消解的工作。这一工作具体表现为王弼将《老子》中的具体现实内容剥离并放置在魏晋玄学探讨有无、本末、体用的层面上加以阐发和重构。
一
《老子》第七十八章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正言若反。”③“正言若反”一语出于此，王弼无注。任继愈解释为：“正面的话恰像是反面的。”④高延弟云：“此语并发明上下篇玄言之旨。凡篇中所谓‘曲则全’，‘用枉直’，‘洼则盈’，‘敝则新’，‘柔弱胜坚强’，‘不益则生则久生’，‘无为则有为’，‘不争莫与争’，‘知不言，言不知’、‘损而益，益而损’，言相反而理相成，皆‘正言’也。”⑤任继愈和高延弟对“正言若反”有所理解，但都没有跳出“正言若反”的表达范畴而进入到哲学意识层面中去。
现实生活中，人们总是追求人生的完满。但老子为什么还要说“大成若缺”、“大巧若拙”、“明道若昧”、“上德若谷”、“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呢？如果说“道”是《老子》哲学的最高规定，那么“正言若反”则是把这抽象的哲学概念与具体的社会现象相连接的纽带。老子处在既定社会里，冯友兰说：“《老子》对付新兴地主阶级斗争的策略的主要原则是以退为进、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等。”⑥这个策略正是《老子》文本中的“正言若反”的表达方式，针对的是现实问题。冯友兰论老子的政治理论时说：“老子认为，圣人治国的第一桩事乃是废除这些事情。”⑦圣人治国首要废除的恰恰是治国一事，这是冯友兰的理解，这是对“正言若反”的顺取之说。老子并非不要一个好的世界，不是不要一个河清海晏的天地。在此点上，先秦各家无大的差异，道儒两家都一样。但是，儒家是正面而积极的去言说和实行。老子则不是，更具有否定批判性，《老子》第三章说：“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不为，则无不为”⑧。老子所处的时代，名实早已相乱。“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故老子有意识地回避名实问题，想回到没有名实关系的自然之态中去，故采取“正言若反”的表达方式。所以，“正言若反”正是老子处理那个时代具体现实问题的一种方法，同时也是其应对所处时代的各种形势、问题，以及将各种思想汇集并组织在一起的方法和原则。
《老子》一书到魏晋时期，注解已不少。王弼注解《老子》，并不是简单将老子反过来的言说恢复过来，而是“寄言出意”。王弼此方法首先用在解《易》上，汤用彤说：“吾人解《易》要当不滞于名言，忘言忘象，体会其所蕴之义，则圣人之意乃昭然可见。王弼依此方法，乃将汉易象数之学一举而廓清之，汉代经学转为魏晋玄学，其基础由此而奠定矣。”⑨名言、象是文本的表面，而不是意义层，它们是意识活动的结果。康中乾说：“他从手段和目的两个方面阐述了言意关系。一方面，他认为‘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言是明象的工具和手段，而象是出意的工具和手段，所以，没有言、象是不行的，无法明意；但另一方面，他认为‘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之所以要言和象，目的在于明意，故只要达到了明意的目的，言、象可忘并必须忘，这就是庄子的‘得鱼忘筌’、‘得兔忘蹄’的思想。”⑩言和象是作为手段而非目的，所谓“必须忘”是由于这些手段时常会由于具体现象的缘故而阻碍其中内涵的阐发，以至最终的目的不能出来。牟宗三说：“王弼之忘言忘象，其所忘者非一一对应之指实语言，乃启发指点之象征语言也。其所尽者亦非外延真理，而乃内容真理也，即超形名之道、无、至寂至静之一，以及神、化、自然、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也。”(11)牟宗三把“内容真理”限定在“形名之道”、“无”、“至寂至静之一”，以及“神”、“化”、“自然”、“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这些范围内，而这些基本上都是老子的抽象思想的具体表现处，也是要出于若反之言的。
二
王弼的“寄言出意”是要将老子“正言若反”下的社会内容消解掉，并作哲学意识的沟通，哲学之意识才是主导的，是本是根。所以王弼认为“《老子》之书，其几乎可一言以蔽之。噫！崇本息末已矣。”(12)王弼《老子指略》中说：“《老子》之文，欲辩而诘者，则矢其旨也；欲名而责者，则违其义也。故其大归也，论太始之原以明自然之性，演幽冥之极以定惑妄之迷。因而不为，损而不施；崇本以息末，守母以存子；贱夫巧术，为在未有；无责于人，必求诸己；此其大要也。而法者尚乎齐同，而刑以检之。名者尚乎定真，而言以正之。”(13)王弼“寄言出意”出的是“崇本息末”的意。这个意，老子没有说出，但王弼替老子说清楚了。下面试举几处并予以笺梳：
《老子》第一章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王弼
注释为：“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型，非其常也。故不可道，不可名也。”(14)老子采取反言之的方法，王弼对老子这种反言之的方法是通过“寄言出意”来这样正面消解的。
《老子》第五章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芻狗。”王弼
注释“天地不仁”为：“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15)老子反言天地的不仁，而王弼则正面地将自然放置在天地从其任之的地位上，由此自然之本体地位得以突出出来。
《老子》第二十八章说：“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王弼
注释为：“此三者，言常反终，后乃德全其所处也。下章云，反者道之动也。功不可取，常处其母也。”(16)老子说的还是荣辱的社会现实问题，德和朴也是具足了社会层面的含义的，而王弼“言常反终”则将老子此社会现实的批评转化为抽象的常、母等本体之道上来。
《老子》第四十章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王弼
注释“反者，道之动”为“高以下为基，贵以贱为本，有以无为用，此其反也。动皆知其所无，则物通矣。故曰‘反者，道之动’也”，
关键词：正言若反；《老子》；王弼；寄言出意；魏晋玄学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1-050-02
《老子》一书具有明显的现实否定性特征，老子以“正言若反”的方式将此特征表达出来，这在《老子》中俯拾即是。“寄言出意”是王弼注解《易》《老》的新方法，王弼以此注解《老子》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之《言意之辨》一文认为“寄言出意”是新时代新学术赖以托始的新方法，“王弼首唱得意忘言，虽以解《易》，然实则无论天道人事之任何方面，悉以之为权衡，故能建树有系统之玄学。”①“得意忘言”即“寄言出意”之谓，汤用彤认为这是一种“会通其文义而不拘拘于文字者”②的方法。不光是对《易》的注解，王弼用这种方法对《老子》的注解在魏晋玄学中具有重要意义。
王弼如此注解《老子》，势必会与“正言若反”之表达方式有所交锋。不过，王弼没有停留在老子“正言若反”之具体社会内容的解释上，而是展开了以“寄言出意”对“正言若反”进行消解的工作。这一工作具体表现为王弼将《老子》中的具体现实内容剥离并放置在魏晋玄学探讨有无、本末、体用的层面上加以阐发和重构。
一
《老子》第七十八章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正言若反。”③“正言若反”一语出于此，王弼无注。任继愈解释为：“正面的话恰像是反面的。”④高延弟云：“此语并发明上下篇玄言之旨。凡篇中所谓‘曲则全’，‘用枉直’，‘洼则盈’，‘敝则新’，‘柔弱胜坚强’，‘不益则生则久生’，‘无为则有为’，‘不争莫与争’，‘知不言，言不知’、‘损而益，益而损’，言相反而理相成，皆‘正言’也。”⑤任继愈和高延弟对“正言若反”有所理解，但都没有跳出“正言若反”的表达范畴而进入到哲学意识层面中去。
现实生活中，人们总是追求人生的完满。但老子为什么还要说“大成若缺”、“大巧若拙”、“明道若昧”、“上德若谷”、“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呢？如果说“道”是《老子》哲学的最高规定，那么“正言若反”则是把这抽象的哲学概念与具体的社会现象相连接的纽带。老子处在既定社会里，冯友兰说：“《老子》对付新兴地主阶级斗争的策略的主要原则是以退为进、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等。”⑥这个策略正是《老子》文本中的“正言若反”的表达方式，针对的是现实问题。冯友兰论老子的政治理论时说：“老子认为，圣人治国的第一桩事乃是废除这些事情。”⑦圣人治国首要废除的恰恰是治国一事，这是冯友兰的理解，这是对“正言若反”的顺取之说。老子并非不要一个好的世界，不是不要一个河清海晏的天地。在此点上，先秦各家无大的差异，道儒两家都一样。但是，儒家是正面而积极的去言说和实行。老子则不是，更具有否定批判性，《老子》第三章说：“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不为，则无不为”⑧。老子所处的时代，名实早已相乱。“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故老子有意识地回避名实问题，想回到没有名实关系的自然之态中去，故采取“正言若反”的表达方式。所以，“正言若反”正是老子处理那个时代具体现实问题的一种方法，同时也是其应对所处时代的各种形势、问题，以及将各种思想汇集并组织在一起的方法和原则。
《老子》一书到魏晋时期，注解已不少。王弼注解《老子》，并不是简单将老子反过来的言说恢复过来，而是“寄言出意”。王弼此方法首先用在解《易》上，汤用彤说：“吾人解《易》要当不滞于名言，忘言忘象，体会其所蕴之义，则圣人之意乃昭然可见。王弼依此方法，乃将汉易象数之学一举而廓清之，汉代经学转为魏晋玄学，其基础由此而奠定矣。”⑨名言、象是文本的表面，而不是意义层，它们是意识活动的结果。康中乾说：“他从手段和目的两个方面阐述了言意关系。一方面，他认为‘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言是明象的工具和手段，而象是出意的工具和手段，所以，没有言、象是不行的，无法明意；但另一方面，他认为‘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之所以要言和象，目的在于明意，故只要达到了明意的目的，言、象可忘并必须忘，这就是庄子的‘得鱼忘筌’、‘得兔忘蹄’的思想。”⑩言和象是作为手段而非目的，所谓“必须忘”是由于这些手段时常会由于具体现象的缘故而阻碍其中内涵的阐发，以至最终的目的不能出来。牟宗三说：“王弼之忘言忘象，其所忘者非一一对应之指实语言，乃启发指点之象征语言也。其所尽者亦非外延真理，而乃内容真理也，即超形名之道、无、至寂至静之一，以及神、化、自然、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也。”(11)牟宗三把“内容真理”限定在“形名之道”、“无”、“至寂至静之一”，以及“神”、“化”、“自然”、“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这些范围内，而这些基本上都是老子的抽象思想的具体表现处，也是要出于若反之言的。
二
王弼的“寄言出意”是要将老子“正言若反”下的社会内容消解掉，并作哲学意识的沟通，哲学之意识才是主导的，是本是根。所以王弼认为“《老子》之书，其几乎可一言以蔽之。噫！崇本息末已矣。”(12)王弼《老子指略》中说：“《老子》之文，欲辩而诘者，则矢其旨也；欲名而责者，则违其义也。故其大归也，论太始之原以明自然之性，演幽冥之极以定惑妄之迷。因而不为，损而不施；崇本以息末，守母以存子；贱夫巧术，为在未有；无责于人，必求诸己；此其大要也。而法者尚乎齐同，而刑以检之。名者尚乎定真，而言以正之。”(13)王弼“寄言出意”出的是“崇本息末”的意。这个意，老子没有说出，但王弼替老子说清楚了。下面试举几处并予以笺梳：
《老子》第一章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王弼
注释为：“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型，非其常也。故不可道，不可名也。”(14)老子采取反言之的方法，王弼对老子这种反言之的方法是通过“寄言出意”来这样正面消解的。
《老子》第五章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芻狗。”王弼
注释“天地不仁”为：“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15)老子反言天地的不仁，而王弼则正面地将自然放置在天地从其任之的地位上，由此自然之本体地位得以突出出来。
《老子》第二十八章说：“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王弼
注释为：“此三者，言常反终，后乃德全其所处也。下章云，反者道之动也。功不可取，常处其母也。”(16)老子说的还是荣辱的社会现实问题，德和朴也是具足了社会层面的含义的，而王弼“言常反终”则将老子此社会现实的批评转化为抽象的常、母等本体之道上来。
《老子》第四十章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王弼
注释“反者，道之动”为“高以下为基，贵以贱为本，有以无为用，此其反也。动皆知其所无，则物通矣。故曰‘反者，道之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