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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岁末之际，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播出了四集文献纪录片《贺子珍》，全片拍得厚重而感人，对这位传奇而又命运多舛的红军女英雄的一生，作了客观公正的评述。尤其是第三集，摄制组专程赴莫斯科，通过踏访原址、查阅档案和寻访当事人，还原了贺子珍自1938年至1947年在苏联生活近10年的真实境况，首次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
一力操持并终于摄制成功这部文献片的，是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和她的儿子、也就是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嫡亲外孙孔继宁。
外婆留给世人的东西太少了，作为外孙，有责任为她做点事
小时候的孔继宁，曾在贺子珍身边生活过一段时间。在童年的记忆里，外婆慈祥、和善，然而又是个胸中始终奔涌着激情，充满活力的老人。而小孔继宁的天真可爱，童趣盎然，又成为慰藉外婆孤独心灵的一颗“开心果”，祖孙俩相依为命，共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岁月。
让孔继宁至今想起都不禁伤感的一件事，是有一次外婆去洗澡时，幼小的他看见外婆后背上有几处深深的凹坑，他好奇地问外婆：“这是什么呀？”外婆若无其事地告诉他，那是敌人的飞机炸的！事后继宁才知道，那是外婆为掩护战友，自己趴在战友身上才负了如此重的伤。
孔继宁曾告诉笔者，他外婆身上残留的弹片究竟有多少，连外婆自己都说不清，直到她75岁那年去世后，遗体火化时才最终从身体里把弹片分离出来，一共有十好几枚呀！孔继宁感叹地说，外婆一生没得过任何勋章，这些残留的弹片就是她金戈铁马一生最好的勋章！
外婆在他心中的形象是那样高大，他怎能不在为纪念外婆诞辰100周年时为她老人家做点事呢？
然而，当片子开始筹备后才发现，无论是档案史料还是图片资料，外婆留下的东西实在太少了，甚至没有哪怕一秒钟的影像资料！尤其是长征到达陕北后不久，外婆因为养伤去了苏联，直到10年后才回到中国，这段经历几乎成了一块空白。这10年外婆究竟干了些什么？又经历了哪些事情？这些问题沉重地压在孔继宁心头。如果搞不清外婆在苏联的经历，这片子肯定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
就在此际，同为毛家后人、毛泽民的外孙曹耘山给他带来了好消息。曹耘山也是为了搞清自己外公毛泽民在苏联的一些情况，专程去了一趟莫斯科，由于前苏联大批档案已经解密，曹耘山得以通过前苏联国家档案馆，查到了许多在国内根本无法得知的有关中国共产党人的大量资料。既然毛泽民在苏联的情况可以查到，那么贺子珍也必然在那里留下了檔案资料。无疑，这是唯一能为外婆解密的一条途径。
2006年夏天，经多次联系并颇费一番周折后，孔继宁率领摄制组，飞往莫斯科，踏上了寻访外婆在苏联10年足迹的难忘之旅。
柳克斯宾馆与外婆第一份档案的发现
半个多世纪以前的莫斯科，曾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圣地。由于历史的原因，当年的中共曾是共产国际下面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总部也设在这里，因此，很多中国共产党人，与这里有着密切联系。
位于莫斯科市中心高尔基大街10号的柳克斯宾馆，曾是共产国际的接待公寓，只要来往过苏联的中共人士，如周恩来、瞿秋白、任弼时、李立三，甚至包括冼星海等，都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同样，这里也成为贺子珍到莫斯科的第一个落脚点。
饭店的名字“柳克斯”，俄语的意思是“豪华”。孔继宁此刻站在房间内硕大的玻璃窗前，眺望着街面上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脑子里努力想象着外婆住在这里的情景。
的确，对于60多年前来自延安的贺子珍来说，这里和陕北的窑洞有着天壤之别。孔继宁了解到，当时出于保密的考虑，贺子珍到苏联后改名“文云”，入住“柳克斯”当然也就用了这个化名，而这个名字就伴随着她在异国度过整整10年。
接下来，孔继宁寻访之旅最重要的一站，就是直奔俄罗斯社会历史政治档案馆。在俄方的友好配合下，没费多大的劲，孔继宁和摄制组就找到了有关贺子珍的珍贵档案资料。
在一本编号为495－225－g71的卷宗里，其中有两页用中文书写的简历，填表人就是“文云”（贺子珍）。这是1938年11月贺子珍在苏联填写，并经任弼时修改审定提交共产国际的毛泽东履历表。在俄罗斯的15卷毛泽东档案中，这是第一份详尽、切实的毛泽东个人简历。
一份字迹工整的表格，可能是贺子珍一生中最正式的简历，也是目前贺子珍惟一的文字档案。这本建于1938年4月的档案，在孔继宁和摄制组来此之前的60多年间，几乎没有过任何查阅记录。
档案材料长达33页，除个人履历表和相关证明外，还有贺子珍的亲笔信。让孔继宁倍感惊喜是，档案中竟还夹带着外婆的一张照片。这是1938年间的贺子珍。照片上的外婆，面容清瘦，但眉宇间写满坚强与刚毅……孔继宁仔细翻阅着这些档案，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述。这是多么珍贵的历史记录啊，睹物思人，外婆那伟大崇高的形象，一次又一次浮现在眼前——井冈山的第一位红军女战士、与外公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10年战友夫妻生活、艰苦备尝九死一生的长征、以及晚年长期与病魔作斗争，且时时准备着还要为党和人民再做工作的期盼和悬望……
在共产国际的党校里，外婆第五次痛失爱子
1938到1940年间，贺子珍一直生活在共产国际专门为中国共产党开设的党校。后来，学校迁至莫斯科市郊的库奇诺。
孔继宁手上，存留着一张好不容易搜集来的照片。照片正是在1939年那座党校搬迁后不久拍摄的。照片上的学员有许多是人们熟悉的历史人物，穿着苏式大衣的贺子珍坐在前排的中间。
来莫斯科之前，孔继宁曾采访了与外婆同在这所党校学习的林伯渠之女林利。林利的回忆清晰而明了，她肯定地说——
这张照片是1939年照的，大概是下午吧。那一年我十六七岁。除了我还活着，其他人都走了……
乘坐莫斯科城际列车，孔继宁他们来到了库奇诺。可哪里是当年党校的遗址呢？好不容易找到了，询问当地人，有的说以前曾是野战医院，有的说这所学校有75年历史，再往前就不知道了。
据林利回忆——
贺子珍学习很认真。学习认真嘛，课堂讨论我常与她发生争论，她性急，不过这么争一下过后她就好像什么事都没有了。
不难想象，从延安走出的革命者能够来到红色圣地苏联生活学习，会是怎样一种兴奋之情。包括贺子珍在内，都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憧憬，因为那时候他们都怀揣着美好的理想：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不过，同在苏联学习的瞿秋白女儿瞿独伊，却有一段不寻常的回忆，她告诉孔继宁——
那个时候我带他们早上做操，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你外婆老不去。我就问她：“你为什么不去做操”，她说“晚上睡不好觉，我得睡觉”。她那个时候已经跟主席关系不那么好了，她实际上心情不太愉快，而且她怀孕了，但是我们不知道……
外婆怀孕了？原来，外婆在来苏联之前，就已经有孕在身。孔继宁再次通过外婆在苏联的档案，弄清了这一事实。
在贺子珍档案中，有一份医院开具的证明，上面清楚地记载着1938年4月6日，也就是贺子珍到苏联的第四个月，在谢奇诺娃产科医院产下一个男婴。
这是贺子珍与毛泽东的第六个孩子，贺子珍给这个男孩取了一个叫“廖瓦”的俄文名字。然而，贺子珍却低估了由此带来的困难。之前，因长征路上受伤的弹片散留在头部、肺部，又被骨骼、肌肉、神经、血管包裹成为身体的一部分而无法手术，她将长期忍受由此带来的头痛和神经疾病。
在这种情形下贺子珍又经历分娩，奶水不足，没有帮手，又要上课。不幸终于又一次降临。1938年冬季来临的时候，已经6个月大的廖瓦，因感冒引发肺炎，不幸夭折。
这是贺子珍第五次痛失爱子。仅从母亲这个角度来说，又有多少人能够多次承受自己的亲生骨肉要么送人、要么丢失、要么死亡的打击呢？
孔继宁反复端详这张照片，也终于对照片中的外婆为何面容显得憔悴得到了新的解读——那是因为此时照片上的外婆刚刚痛失爱子啊……
战争改变了一切。由于妈妈的到来，外婆被编入国际儿童院
两年的学习结束了，很多学员都急切地回国，而贺子珍却按照组织安排留在了苏联。孔继宁从外婆的档案中找到了一张证明，正是1939年8月21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干部部签发的贺子珍在苏联延期居住的证明。
不久，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到延安，向毛泽东讲述了贺子珍在苏联的情况，毛泽东决定把女儿娇娇（即孔继宁的妈妈李敏）送到贺子珍身边，以抚慰陪伴贺子珍。和娇娇一起走的还有朱德14岁的女儿朱敏。
母女重逢对贺子珍来讲，是天大的惊喜。贺子珍离开延安时娇娇还不满周岁，如今已是３岁多的女孩了。
娇娇来后，也和毛泽东同杨开慧的两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见了面，一起生活在莫斯科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在这之前，贺子珍也经常去看望岸英和岸青，兄弟俩称她为“贺妈妈”。
孔继宁能够想象得到，妈妈的到来对外婆来说有多么重要。
然而，幸福在贺子珍身上总是显得那样短暂。1941年6月22日，德国突然入侵苏联，苏联进入战争状态。随着德军逼近莫斯科，原来共产国际接待和管理的各类人员都要疏散。因为有李敏、毛岸青等，1941年7月28日，贺子珍和孩子们来到伊万诺沃第一国际儿童院。
孔继宁从莫斯科驱车300多公里，来到了今天仍然还在的儿童院。这是苏联政府专门抚养教育各国共产党人和烈士们的遗孤而设立的。几十年来，世界各地30多个国家的2000多名儿童在此学习生活，其中来自中国的孩子最多。
突如其来的战争改变了一切。原本以治病、学习为主的贺子珍被编入国际儿童院，和张梅（林彪前妻）一起学习缝纫、帮厨，为低年级学生补衣服、教中文。
从这封写给共产国际的信中，不难看出贺子珍当时的处境——
“我们不懂俄文，工作困难，加之身体不好，时常多病，尤其我身上还有四个弹片不能取出……影响到神經不好，时常头痛、背痛腰痛，睡眠很不好……”
妈妈李敏的回忆也是佐证——
到伊万诺沃以后生活就比较困难了，就是光吃土豆，面包要留给哥哥他们吃。我记得夏天时候，她（贺子珍）炒黄豆，黄豆都在锅里蹦，蹦出来以后我在地上捡黄豆吃……
战争使物质供应极度匮乏，儿童院的食品和燃料异常紧张。所有旅居苏联的外国共产党人的生活费停发，人人都要支援前线。贺子珍也领受了为前线战士织毛衣、袜子的任务，规定的定额是一个月内要织出九双袜子和一件毛衣，给战士送到前方。为此，贺子珍几乎是夜以继日，晚上睡在被窝里也在不停地织……
1942年的冬天格外寒冷。更让贺子珍担心的是，李敏患上了同廖瓦一样的肺炎，病情十分危重，被送进了隔离室，奄奄一息。
孔继宁找到了1943年3月29日贺子珍写给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的信。信中这样写到——
“几乎小小的生命没有了。因为这里去年冬天完全没有生火，女孩子身体很弱，受不起这样剧烈的寒冷……这样完全不省人事经过九天，完全自己不会吃饭，从肛门灌输滋养料……眼前最困难的就是没有炉子，也没有电炉，房子冷得不行，小孩要烧点茶、温点水都没有……”
为了前线，贺子珍可以少吃饭、不睡觉，甚至夜以继日地织毛衣、织袜子，但不能再失去女儿！她从隔离室抱回气若游丝的娇娇，这是她目前惟一的亲人。
面对奄奄一息不停抽搐的娇娇，和屋内结冰的桌面，急疯了的母亲已不顾一切了……
终于，贺子珍因取暖用木材而违反了院方规定。院方劈头盖脸的批评，激怒了倔强的贺子珍。她始终认为，这一切是为了抢救女儿。母亲救孩子，错了吗？可她半生不熟的俄语却无法表达这一切。就这样，受到院方误解的贺子珍被强行送进了精神病院……
在伊万诺沃市郊，孔继宁他们找到了那家医院，遗憾的是没能得到拍摄许可。
不过他们知道，在这栋神秘的建筑里，贺子珍和所有病人一样被剃光了头发。张梅是惟一来这里探望过她的人。张梅回忆说——
当时她抓住我不让我走，说让我把她带出来。我没权力带出来啊，我就劝她，我说你在这呆，我回去跟你们领导讲，把你放回去。告诉她孩子也挺好，我就给她买了点吃的，还买了鞋什么东西送给她。
送贺子珍去精神病院的那个俄国人执意说她精神失常。但在俄罗斯所有关于贺子珍的档案中，没有发现相关的医院证明。
不过，对于这样一个身处异国、弹伤累累、痛失爱子、女儿病危且饱受战火、连遭挫折的女性来说，即便真的精神失常，又何足为奇！谁能面对如此劫难而无动于衷呢？
再次来到柳克斯宾馆，母女得以重逢
由于种种原因，孔继宁在这部文献纪录片中，外婆进入精神病院后的内容仍然是个空白。但孔继宁很清楚的是，关于这段特殊经历，即便外婆晚年时也不愿提及，她只是说“比长征还苦”。
徘徊在今天的伊万诺沃市中心，孔继宁看到许多伫立着的有关战争的纪念碑和雕塑，每一座纪念碑和雕塑背后，一定有很多曲折委婉、鲜为人知的故事，这里面，也肯定包括自己的外婆……
1947年初，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王稼祥、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罗荣桓先后到苏联养病，他们几经周折终于打听到了贺子珍的下落。
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回忆说——
当时见她（贺子珍）不容易，共产国际不回答。等了很久以后，王稼祥同志因为他的俄文很好，也在共产国际当过代表，认识的人不少，经过一步一步地（努力），最后到了斯大林那儿，直接向他表示，我们要把贺子珍同志接回国去。
在王稼祥夫妇的安排下，贺子珍母女得以在莫斯科的柳克斯宾馆再次相聚。
李敏这样对孔继宁讲述——
那是两年以后，我9岁多了，说我妈妈要见我，就把我从保育院送到莫斯科。她身体还可以，就是头发剃光了，戴了一顶毛线织的帽子。她很少说话，叫了“娇娇”以后抱了我。
朱仲丽也回忆说——
我还记得我去开门，一眼就见到贺子珍大姐，娇娇在后头，我赶快拉着她进到屋里坐下。当时给我的印象是，子珍同志不太爱讲话，颜面表情呆板一些，不很活泼，但是有没有病我没看出来……
柳克斯宾馆对贺子珍来讲并不陌生，这既是她苏联生活的起点，又是结束苏联生活的终点，只不过这中间已过去了近10年。
最后，孔继宁又拿出了一张照片，这是外婆和妈妈回国前的合影。照片上的外婆最刺眼的就是那曾被剃光的头。继宁告诉我：妈妈跟我讲起过，她还清楚地记得，照片洗出来之后，外婆亲手拿起铅笔，在自己被剃光的头上，浓浓“画”上了一圈秀发……
这是1947年的春天。这一年，贺子珍38岁。
责任编辑 华南
一力操持并终于摄制成功这部文献片的，是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和她的儿子、也就是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嫡亲外孙孔继宁。
外婆留给世人的东西太少了，作为外孙，有责任为她做点事
小时候的孔继宁，曾在贺子珍身边生活过一段时间。在童年的记忆里，外婆慈祥、和善，然而又是个胸中始终奔涌着激情，充满活力的老人。而小孔继宁的天真可爱，童趣盎然，又成为慰藉外婆孤独心灵的一颗“开心果”，祖孙俩相依为命，共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岁月。
让孔继宁至今想起都不禁伤感的一件事，是有一次外婆去洗澡时，幼小的他看见外婆后背上有几处深深的凹坑，他好奇地问外婆：“这是什么呀？”外婆若无其事地告诉他，那是敌人的飞机炸的！事后继宁才知道，那是外婆为掩护战友，自己趴在战友身上才负了如此重的伤。
孔继宁曾告诉笔者，他外婆身上残留的弹片究竟有多少，连外婆自己都说不清，直到她75岁那年去世后，遗体火化时才最终从身体里把弹片分离出来，一共有十好几枚呀！孔继宁感叹地说，外婆一生没得过任何勋章，这些残留的弹片就是她金戈铁马一生最好的勋章！
外婆在他心中的形象是那样高大，他怎能不在为纪念外婆诞辰100周年时为她老人家做点事呢？
然而，当片子开始筹备后才发现，无论是档案史料还是图片资料，外婆留下的东西实在太少了，甚至没有哪怕一秒钟的影像资料！尤其是长征到达陕北后不久，外婆因为养伤去了苏联，直到10年后才回到中国，这段经历几乎成了一块空白。这10年外婆究竟干了些什么？又经历了哪些事情？这些问题沉重地压在孔继宁心头。如果搞不清外婆在苏联的经历，这片子肯定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
就在此际，同为毛家后人、毛泽民的外孙曹耘山给他带来了好消息。曹耘山也是为了搞清自己外公毛泽民在苏联的一些情况，专程去了一趟莫斯科，由于前苏联大批档案已经解密，曹耘山得以通过前苏联国家档案馆，查到了许多在国内根本无法得知的有关中国共产党人的大量资料。既然毛泽民在苏联的情况可以查到，那么贺子珍也必然在那里留下了檔案资料。无疑，这是唯一能为外婆解密的一条途径。
2006年夏天，经多次联系并颇费一番周折后，孔继宁率领摄制组，飞往莫斯科，踏上了寻访外婆在苏联10年足迹的难忘之旅。
柳克斯宾馆与外婆第一份档案的发现
半个多世纪以前的莫斯科，曾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圣地。由于历史的原因，当年的中共曾是共产国际下面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总部也设在这里，因此，很多中国共产党人，与这里有着密切联系。
位于莫斯科市中心高尔基大街10号的柳克斯宾馆，曾是共产国际的接待公寓，只要来往过苏联的中共人士，如周恩来、瞿秋白、任弼时、李立三，甚至包括冼星海等，都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同样，这里也成为贺子珍到莫斯科的第一个落脚点。
饭店的名字“柳克斯”，俄语的意思是“豪华”。孔继宁此刻站在房间内硕大的玻璃窗前，眺望着街面上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脑子里努力想象着外婆住在这里的情景。
的确，对于60多年前来自延安的贺子珍来说，这里和陕北的窑洞有着天壤之别。孔继宁了解到，当时出于保密的考虑，贺子珍到苏联后改名“文云”，入住“柳克斯”当然也就用了这个化名，而这个名字就伴随着她在异国度过整整10年。
接下来，孔继宁寻访之旅最重要的一站，就是直奔俄罗斯社会历史政治档案馆。在俄方的友好配合下，没费多大的劲，孔继宁和摄制组就找到了有关贺子珍的珍贵档案资料。
在一本编号为495－225－g71的卷宗里，其中有两页用中文书写的简历，填表人就是“文云”（贺子珍）。这是1938年11月贺子珍在苏联填写，并经任弼时修改审定提交共产国际的毛泽东履历表。在俄罗斯的15卷毛泽东档案中，这是第一份详尽、切实的毛泽东个人简历。
一份字迹工整的表格，可能是贺子珍一生中最正式的简历，也是目前贺子珍惟一的文字档案。这本建于1938年4月的档案，在孔继宁和摄制组来此之前的60多年间，几乎没有过任何查阅记录。
档案材料长达33页，除个人履历表和相关证明外，还有贺子珍的亲笔信。让孔继宁倍感惊喜是，档案中竟还夹带着外婆的一张照片。这是1938年间的贺子珍。照片上的外婆，面容清瘦，但眉宇间写满坚强与刚毅……孔继宁仔细翻阅着这些档案，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述。这是多么珍贵的历史记录啊，睹物思人，外婆那伟大崇高的形象，一次又一次浮现在眼前——井冈山的第一位红军女战士、与外公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10年战友夫妻生活、艰苦备尝九死一生的长征、以及晚年长期与病魔作斗争，且时时准备着还要为党和人民再做工作的期盼和悬望……
在共产国际的党校里，外婆第五次痛失爱子
1938到1940年间，贺子珍一直生活在共产国际专门为中国共产党开设的党校。后来，学校迁至莫斯科市郊的库奇诺。
孔继宁手上，存留着一张好不容易搜集来的照片。照片正是在1939年那座党校搬迁后不久拍摄的。照片上的学员有许多是人们熟悉的历史人物，穿着苏式大衣的贺子珍坐在前排的中间。
来莫斯科之前，孔继宁曾采访了与外婆同在这所党校学习的林伯渠之女林利。林利的回忆清晰而明了，她肯定地说——
这张照片是1939年照的，大概是下午吧。那一年我十六七岁。除了我还活着，其他人都走了……
乘坐莫斯科城际列车，孔继宁他们来到了库奇诺。可哪里是当年党校的遗址呢？好不容易找到了，询问当地人，有的说以前曾是野战医院，有的说这所学校有75年历史，再往前就不知道了。
据林利回忆——
贺子珍学习很认真。学习认真嘛，课堂讨论我常与她发生争论，她性急，不过这么争一下过后她就好像什么事都没有了。
不难想象，从延安走出的革命者能够来到红色圣地苏联生活学习，会是怎样一种兴奋之情。包括贺子珍在内，都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憧憬，因为那时候他们都怀揣着美好的理想：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不过，同在苏联学习的瞿秋白女儿瞿独伊，却有一段不寻常的回忆，她告诉孔继宁——
那个时候我带他们早上做操，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你外婆老不去。我就问她：“你为什么不去做操”，她说“晚上睡不好觉，我得睡觉”。她那个时候已经跟主席关系不那么好了，她实际上心情不太愉快，而且她怀孕了，但是我们不知道……
外婆怀孕了？原来，外婆在来苏联之前，就已经有孕在身。孔继宁再次通过外婆在苏联的档案，弄清了这一事实。
在贺子珍档案中，有一份医院开具的证明，上面清楚地记载着1938年4月6日，也就是贺子珍到苏联的第四个月，在谢奇诺娃产科医院产下一个男婴。
这是贺子珍与毛泽东的第六个孩子，贺子珍给这个男孩取了一个叫“廖瓦”的俄文名字。然而，贺子珍却低估了由此带来的困难。之前，因长征路上受伤的弹片散留在头部、肺部，又被骨骼、肌肉、神经、血管包裹成为身体的一部分而无法手术，她将长期忍受由此带来的头痛和神经疾病。
在这种情形下贺子珍又经历分娩，奶水不足，没有帮手，又要上课。不幸终于又一次降临。1938年冬季来临的时候，已经6个月大的廖瓦，因感冒引发肺炎，不幸夭折。
这是贺子珍第五次痛失爱子。仅从母亲这个角度来说，又有多少人能够多次承受自己的亲生骨肉要么送人、要么丢失、要么死亡的打击呢？
孔继宁反复端详这张照片，也终于对照片中的外婆为何面容显得憔悴得到了新的解读——那是因为此时照片上的外婆刚刚痛失爱子啊……
战争改变了一切。由于妈妈的到来，外婆被编入国际儿童院
两年的学习结束了，很多学员都急切地回国，而贺子珍却按照组织安排留在了苏联。孔继宁从外婆的档案中找到了一张证明，正是1939年8月21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干部部签发的贺子珍在苏联延期居住的证明。
不久，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到延安，向毛泽东讲述了贺子珍在苏联的情况，毛泽东决定把女儿娇娇（即孔继宁的妈妈李敏）送到贺子珍身边，以抚慰陪伴贺子珍。和娇娇一起走的还有朱德14岁的女儿朱敏。
母女重逢对贺子珍来讲，是天大的惊喜。贺子珍离开延安时娇娇还不满周岁，如今已是３岁多的女孩了。
娇娇来后，也和毛泽东同杨开慧的两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见了面，一起生活在莫斯科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在这之前，贺子珍也经常去看望岸英和岸青，兄弟俩称她为“贺妈妈”。
孔继宁能够想象得到，妈妈的到来对外婆来说有多么重要。
然而，幸福在贺子珍身上总是显得那样短暂。1941年6月22日，德国突然入侵苏联，苏联进入战争状态。随着德军逼近莫斯科，原来共产国际接待和管理的各类人员都要疏散。因为有李敏、毛岸青等，1941年7月28日，贺子珍和孩子们来到伊万诺沃第一国际儿童院。
孔继宁从莫斯科驱车300多公里，来到了今天仍然还在的儿童院。这是苏联政府专门抚养教育各国共产党人和烈士们的遗孤而设立的。几十年来，世界各地30多个国家的2000多名儿童在此学习生活，其中来自中国的孩子最多。
突如其来的战争改变了一切。原本以治病、学习为主的贺子珍被编入国际儿童院，和张梅（林彪前妻）一起学习缝纫、帮厨，为低年级学生补衣服、教中文。
从这封写给共产国际的信中，不难看出贺子珍当时的处境——
“我们不懂俄文，工作困难，加之身体不好，时常多病，尤其我身上还有四个弹片不能取出……影响到神經不好，时常头痛、背痛腰痛，睡眠很不好……”
妈妈李敏的回忆也是佐证——
到伊万诺沃以后生活就比较困难了，就是光吃土豆，面包要留给哥哥他们吃。我记得夏天时候，她（贺子珍）炒黄豆，黄豆都在锅里蹦，蹦出来以后我在地上捡黄豆吃……
战争使物质供应极度匮乏，儿童院的食品和燃料异常紧张。所有旅居苏联的外国共产党人的生活费停发，人人都要支援前线。贺子珍也领受了为前线战士织毛衣、袜子的任务，规定的定额是一个月内要织出九双袜子和一件毛衣，给战士送到前方。为此，贺子珍几乎是夜以继日，晚上睡在被窝里也在不停地织……
1942年的冬天格外寒冷。更让贺子珍担心的是，李敏患上了同廖瓦一样的肺炎，病情十分危重，被送进了隔离室，奄奄一息。
孔继宁找到了1943年3月29日贺子珍写给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的信。信中这样写到——
“几乎小小的生命没有了。因为这里去年冬天完全没有生火，女孩子身体很弱，受不起这样剧烈的寒冷……这样完全不省人事经过九天，完全自己不会吃饭，从肛门灌输滋养料……眼前最困难的就是没有炉子，也没有电炉，房子冷得不行，小孩要烧点茶、温点水都没有……”
为了前线，贺子珍可以少吃饭、不睡觉，甚至夜以继日地织毛衣、织袜子，但不能再失去女儿！她从隔离室抱回气若游丝的娇娇，这是她目前惟一的亲人。
面对奄奄一息不停抽搐的娇娇，和屋内结冰的桌面，急疯了的母亲已不顾一切了……
终于，贺子珍因取暖用木材而违反了院方规定。院方劈头盖脸的批评，激怒了倔强的贺子珍。她始终认为，这一切是为了抢救女儿。母亲救孩子，错了吗？可她半生不熟的俄语却无法表达这一切。就这样，受到院方误解的贺子珍被强行送进了精神病院……
在伊万诺沃市郊，孔继宁他们找到了那家医院，遗憾的是没能得到拍摄许可。
不过他们知道，在这栋神秘的建筑里，贺子珍和所有病人一样被剃光了头发。张梅是惟一来这里探望过她的人。张梅回忆说——
当时她抓住我不让我走，说让我把她带出来。我没权力带出来啊，我就劝她，我说你在这呆，我回去跟你们领导讲，把你放回去。告诉她孩子也挺好，我就给她买了点吃的，还买了鞋什么东西送给她。
送贺子珍去精神病院的那个俄国人执意说她精神失常。但在俄罗斯所有关于贺子珍的档案中，没有发现相关的医院证明。
不过，对于这样一个身处异国、弹伤累累、痛失爱子、女儿病危且饱受战火、连遭挫折的女性来说，即便真的精神失常，又何足为奇！谁能面对如此劫难而无动于衷呢？
再次来到柳克斯宾馆，母女得以重逢
由于种种原因，孔继宁在这部文献纪录片中，外婆进入精神病院后的内容仍然是个空白。但孔继宁很清楚的是，关于这段特殊经历，即便外婆晚年时也不愿提及，她只是说“比长征还苦”。
徘徊在今天的伊万诺沃市中心，孔继宁看到许多伫立着的有关战争的纪念碑和雕塑，每一座纪念碑和雕塑背后，一定有很多曲折委婉、鲜为人知的故事，这里面，也肯定包括自己的外婆……
1947年初，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王稼祥、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罗荣桓先后到苏联养病，他们几经周折终于打听到了贺子珍的下落。
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回忆说——
当时见她（贺子珍）不容易，共产国际不回答。等了很久以后，王稼祥同志因为他的俄文很好，也在共产国际当过代表，认识的人不少，经过一步一步地（努力），最后到了斯大林那儿，直接向他表示，我们要把贺子珍同志接回国去。
在王稼祥夫妇的安排下，贺子珍母女得以在莫斯科的柳克斯宾馆再次相聚。
李敏这样对孔继宁讲述——
那是两年以后，我9岁多了，说我妈妈要见我，就把我从保育院送到莫斯科。她身体还可以，就是头发剃光了，戴了一顶毛线织的帽子。她很少说话，叫了“娇娇”以后抱了我。
朱仲丽也回忆说——
我还记得我去开门，一眼就见到贺子珍大姐，娇娇在后头，我赶快拉着她进到屋里坐下。当时给我的印象是，子珍同志不太爱讲话，颜面表情呆板一些，不很活泼，但是有没有病我没看出来……
柳克斯宾馆对贺子珍来讲并不陌生，这既是她苏联生活的起点，又是结束苏联生活的终点，只不过这中间已过去了近10年。
最后，孔继宁又拿出了一张照片，这是外婆和妈妈回国前的合影。照片上的外婆最刺眼的就是那曾被剃光的头。继宁告诉我：妈妈跟我讲起过，她还清楚地记得，照片洗出来之后，外婆亲手拿起铅笔，在自己被剃光的头上，浓浓“画”上了一圈秀发……
这是1947年的春天。这一年，贺子珍3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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