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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汉武帝时期在汉代环境营造中有着独特的冲创力量，以致前朝传承下来及当权者自身所认可的思想范式不能框定住帝国这种生长期所滋生的活力，即使表现思想观念较为缓慢的环境建造也不时体现出这种态势。具体表现为：第一，重建明堂，实施系列的儒家礼制，凝聚雄厚的帝国力量；第二，开疆拓土，主要的伸展点是在帝国的西北部；第三，寻求仙境，地理空间的延伸处则是在帝国的东北部，后逐渐演变为精神世界的需求；第四，建造仙宫，与寻求仙境相关，由地理平面伸展式的求仙维度转变为直接从地面向天空诉求的立体式氛围营建。
[关键词]汉武帝；环境意识；环境美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环境美学史研究”（13﹠ZD072）的阶段性成果。
汉朝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继秦以后第二个大一统的国家政权，但直到第五位皇帝汉武帝继位，汉帝国才真正地成为强国。自周秦以来，一直困扰中原汉族政权的边境外族骚扰终于得到解决，一个空前强大的帝国在东方出现。与之相应，集中体现在汉武帝身上的大国意识雄起。汉朝作为中国第一个稳定的统一的大国，其环境意识的建构显现出鲜明的超越维度：一是在宫殿建筑上重建明堂，突出君主掌控天下的情怀；二是在国土意识上超越一味防御意识，开疆拓土，建立牢固的国防体系；三是在园林意识上超越先秦的“园囿”概念，将虚幻的神仙环境建构在尘世中。
一、重建明堂
汉代建立在秦亡的废墟上，当权者对前朝的速亡深有触动，故不敢冒然照搬秦朝的所作所为，而是采取了一套自然无为的黄老之术。文帝、景帝、窦太后和权臣萧何、曹参等皆好黄老，相应地，生活方式也以俭朴为美德，汉文帝就因建一处露台需要百金而取消。这种局面到了汉武帝时期因国力的增强以及帝王个人的兴趣被打破。汉武帝一即位，就在城南建起了用于皇帝朝见诸侯的重要场所——明堂。
明堂之制，据《礼记·明堂位》，本为周公朝见诸侯之所。周公因不是正王，为避嫌疑，才在明堂行使其理国的职责。《明堂·月令說》：“明堂高三丈，东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圆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户八牖，其宫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①从中可见规模自不一般。在明堂上，“天子负斧依，南乡而立。三公，中阶之前，北面东上。诸侯之位，阼阶之東，西面北上。诸伯之国，西阶之西，东面北上。诸子之国，门东，北面东上。诸男之国，门西，北面东上。九夷之国，东门之外，西面北上。八蛮之国，南门之外，北面东上。六戎之国，西门之外，东面南上。五狄之国，北门之外，南面东上。九采之国，应门之外，北面东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②。明堂表面看是一处所，可它俯瞰天下，呈现出“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气势，象征着整个帝国的力量和决心。
明堂制的重新确立，表明了汉武帝强烈的掌控天下的情怀。相应地，汉武帝于建元元年（前140年），举贤良方正极谏之士，招来了一百多位贤者的对策，其中以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极利于“大一统”的确立被认为是最佳治世良方，其他的治商鞅、韩非的刑名之法，习苏秦、张仪的纵横之言皆被罢黜。建元六年（前135年），窦太后去世，汉武帝真正掌权。他采纳大臣主父偃的推恩令，强制诸侯内部分封，以此来削弱诸侯王的势力。相应地，增设剌史职位来监察地方，将冶铁、煮盐、酿酒等民间生意归入中央管理，禁止诸侯国铸钱，把财政权也收归中央。此外，汉武帝又置五经博士，儒学所认同的天下诸种礼制纷纷被确立，如巡狩、封禅、郊祀、改制、礼乐等，莫不一一举行。元封元年，武帝到泰山封禅。过了五年（前104年），武帝接受司马迁的劝谏，宣布开始改制：定历法，不再推行秦以十月为岁首的颛顼历，而代之以正月为岁首；崇尚黄色；数用五；官名印章改为五个字。这些做法直接继承了孔子的道统，司马迁也自认为《史记》是承接了《春秋》的旨意。秦为水德而尚黑，汉为土德而尚黄，土能克水，汉家政权获得了五德说所赋予的合法性。
自然环境如没有人的参与，是一个自足的生态系统，但这是一种不可能存在的理想状态。有了人类社会，自然环境必然会被拉出它那种自生成的惯性，这种出离对自然来说一定意义上就是它的超越。人类社会对环境的改造样式皆出自其内在的思想模型。实际上，所有的环境均为人的环境，说透一点，就是人为环境。人为环境是人的特定的主观意图的“对象化”，或者说就是一个人的工具化的制品。虽然与精神性更强的产品如艺术品相比，人为环境反映思想的敏锐度较弱，但同样可看出其思想走向。在整个文化范定的框架中，环境的营造大致与其观念范式相符。如有某些异样的境遇出现，即可认定其为在原有基础上产生了不一样的超越因素。
从武帝始，汉帝国的力量从观念到各种制度，体现了一种日益集中的趋势，逐渐出现了汉族的称呼。吕振羽说：“华族自前汉的武帝、宣帝以后，便开始叫汉族。”①这种汉族族称的认同感和稳定性经受了历史的考验。这一切与“独尊儒术”的统一性话语相应和。儒家思想在具体的布设方面，其程式用的是阴阳五行。明堂的设置，君主依四时的变化而采取不同的坐向来主事，其依据即是阴阳五行之理。“汉代人思想的主干，是阴阳五行”②。从能固定化为一种程式的过程看，这是一个帝国富有力量的表现；可一旦遁入到统一的模式中，又有了一种僵化的危险。但是对处于上升期的帝国来说，倒反而强烈地体现出大国严整的国家制度与雄强的意识形态。
二、开疆拓土
依儒家由“中国”所辐射出的“天下”观念，中国外的诸国按照文明程度的不同，可划分出远近、亲疏之别。在汉武帝前后，汉代对蛮夷之地一般采取怀柔政策。较为典型的如在武帝之后，宣帝神爵四年（前58年），匈奴大乱，汉人认为正是乘机剿灭的大好时机，可大鸿胪萧望之却持异议，他说：“春秋晋士匄兴兵侵齐，闻齐侯卒而还，君子大其不伐丧，以为恩足以服孝子，义足以动诸侯。前单于慕化和亲，夷狄莫不闻矣。不幸为賊臣所杀，而今伐之，是乗乱而幸灾也。兵不以义动，恐劳而无功。宜遣使者弔问，辅其微弱，救其灾患，四夷闻之，咸贵中国之仁义。若遂蒙恩得复其位，必称臣服从，此德义之盛也。”③这方法倒是奏效，后来果然有呼韩邪单于过来归顺。萧望之以“德义”服邻，不愧深谙《孙子兵法》中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谋略。但此举背后，其德性不是建立在双方平等的基础上，所得到的功效暴露出来的是一种赤裸裸的狡计。可即使有诸多伪善之嫌，它在历史上却被列为可接受的通例。 怀柔政策也有另一种变体，事件同样发生在武帝之后。汉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南越珠崖郡山南县反叛，有人主张举兵平乱，待诏贾捐之从经义上找根据，他认为，《尚书·禹贡》里注明，尧、舜、禹三圣所管辖的地方尚不足三千里，四方夷狄愿来归化可以接受，不归化也不勉强。秦始皇不听圣人教训，一心拓殖疆土，以致基业溃败。珠崖只不过是一个小岛，多毒草蛇虫，又欠教化，不值得兴师动众。他最后的看法是：“本非冠带之国，《禹贡》所不及，《春秋》所不理，皆可宜废之，无以为。”①结果元帝采纳了他的意义，废了珠崖郡，当地百姓愿意归属可以接纳，不愿意的也不强求。
按照贾捐之的这种说法，海南岛就不能算为中国的地方。一切都以经书的道理为准绳，固守在《禹贡》所划定的疆域即已满足，那么中国就可能一直局限在黄河下游的那片区域。贾捐之的立场带有普遍性，事实上，在他的这种深层观念中并不认为蛮荒之地与中国无关，而是根深蒂固地相信它们就是当中的一部分，只是相对一个庞大帝国来说可有可无，视其作用大小随时都可以收编回来。
贾损之这样的腐儒认为，世界是一个天下，处于天下之中的中国人戴冠束带，为文明人，其他的国度围绕着中国铺设开去，其开化程度随距离中央远近也不同，大致距离越远的地方越不文明。求助教化的邦国只要有趋善的念头自然会归顺到这一文明系统来，构成一个和睦的天下。朝贡国如在礼仪上愿意承认中国的核心地位，从中央帝国属地多分出去一部分为其所有也没关系。天下主要是一个观念系统，如不危及到这一系统的运作，拘泥于外在疆域的大小，其意义不大。
当然，一直也有种对一味怀柔政策不满的声音，但基于汉人政权一直不能对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在军事上取得绝对优势的背景，自秦至汉武帝早期，一直在国土上采取保守的态势。秦汉时期能对中央帝国构成威胁的外部力量主要来自西北部的匈奴，从秦始皇开始就不断对匈奴进行征讨。汉初由于国力尚弱，且提倡修养生息，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
可到了元光六年起，汉武帝国防意识发生了重要变化，片面的防御变成了积极的进攻。
第一，重视战争手段，从元光六年起，汉武帝发动了长达30年的战争。其中以元朔二年、元狩二年和元狩四年由卫青、霍去病带领征讨的战役最为关键。汉帝国在征战中解除了长安的威胁，巩固了河套地区的势力，在浑邪王、休屠王故地陆续设立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汉得河西四郡地，不但隔断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系，而且沟通了内地与西域的直接交通。汉军占领了自朔方以西至张掖、居延海的大片土地，开渠屯田。
第二，重视移民与屯田。战后，汉武帝在边疆地带实施移民与屯田制度。大量的移民和戍卒、屯田兵在西北荒漠的原野上开辟耕地、垦殖发展、“宜西北万里”（汉镜铭文），成为当时社会的一大潮流。在汉代，全球气候正从一个漫长的温暖期向寒冷期转变，但整体上气候暖和，温带植被北移，因此，北方大地到处是牛马羊骡，出现了“渭川千亩竹”“齐鲁千亩桑麻”（《史记·货殖列传》）的壮观景象。人民在观念上有了“安居乐业”（《后汉书·仲长统传》）的说法，“安居”，成为人们的生活信念。中原的生产技术和先进文化在边地传播开来，农业生产的繁荣带来环境的新景观。
第三，加强边疆贸易。为加强对西北边疆的了解和统治，汉武帝分别于建元三年（前138年）和元狩四年（前119年）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汉帝国首次将中国目光投向了“世界”，汉使到达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即印度）、于阗、犁轩（今埃及亚历山大港，汉使到达最远的地方）等国，联络起了欧亚非的丝绸贸易。
第四，扩大长城的功能。长城不只是军事防御手段，还是经济文化交流的中介。
从令居（今甘肃永登境）西至敦煌，有一段屏蔽河西走廊的长城。汉武帝所修建西段长城，大约自额济纳旗的苏古诺尔湖畔起，沿额济纳至东岸至甘肃金塔县的北大河畔，西循北山山地南麓，经敦煌疏勒河畔，至玉门关为止。敦煌以西至盐泽（罗布泊）也修起了亭燧。屯田区、城堡和烽燧，是西汉在北方边境的政治、军事据点，也是中原经济、文化向外的传播站，它们对于匈奴以及其他相邻各游牧民族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影响①。
虽然汉武帝的开疆拓土是建立在国势强大的基础上，但也不能不指出，它与汉武帝超越一味保守的国防政策大有关系。
三、寻求仙境
早期较有影响力的从华夏东北部以实际行动寻求精神超升境地的是秦始皇。精神的这一出离而能获得自由境界的去处有其相应的实在的地域，那就是“海上三神山”。最早鼓吹这一学说的是战国时地处海边的燕、齐方士。当秦始皇巡狩到海上时，不少方士乘机怂恿他寻仙问药。始皇先后派出韩终、徐福去寻不死之药，虽皆无果而终，可这种愿念却一直启发着后来者。
武帝一生深信神仙之说，据《汉书·武帝纪》载，自元狩元年至后元二年（公元前122—前87年），他外出祠神、巡行、封禅共29次，其中远程出巡、祭祀达13次。其中，最大的两次：一次是元封元年（前110年）的东巡，先封泰山，后沿渤海边到有“神岳”之名的碣石而还，历时四个多月。碣石之行使这一带沿海地区的求仙活动在时隔百年以后又死灰复燃。另一次是元封五年（前106年），从冬十月开始至春四月封泰山而还，历时五个月。每次外出祭祀巡行，汉武帝都带着大队人马，沿途官府动员众多吏民修路、献礼、迎送，耗费了无数的民力、财力、物力。此外，武帝的求仙活动比秦始皇还复杂得多，除了召鬼神、候神外，还听信方士李少君之言，炼起了丹砂。李少君的理由是：“丹砂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可见。”②这种服丹药羽化成仙的途径，确实对汉武帝有极大的诱惑，以致大力躬身践行，同样产生了巨大的浪费。
神仙为人所羡慕，缘于其能给人带来“人之所无”以及“人之所不能”。远古神话中，住着“神人”“至人”“化人”的华胥古国、终北古国、古莽之国以及龙伯之国，皆是古人想象的最早的仙境。在道教的描述中，神仙的居所被称为“福地洞天”。《正统道藏》收录的《桓真人升仙记》对神仙胜境的描绘极为典型，说那里有：失去时间流动之“长年光景”和“不夜山川”；宫阙壮丽，“宝盖层台，四时明媚”；园囿精美，“桃树花芳，千年一谢”，珍禽祥兽毕现。这种外境的布设似乎遥远，但经书提醒人们仙境可以在“方寸两眉”即内境之中找到。修习内境，能搅动人身中三万六千精光神和一万二千魂魄神，致使二仪四象、八卦九宫、昆仑方壶、诸天宫阙等无不毕至，并与天地混同。内境修成后即自然通向外境，最终达到诸境合一，万物圆融浑成的大道。
[关键词]汉武帝；环境意识；环境美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环境美学史研究”（13﹠ZD072）的阶段性成果。
汉朝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继秦以后第二个大一统的国家政权，但直到第五位皇帝汉武帝继位，汉帝国才真正地成为强国。自周秦以来，一直困扰中原汉族政权的边境外族骚扰终于得到解决，一个空前强大的帝国在东方出现。与之相应，集中体现在汉武帝身上的大国意识雄起。汉朝作为中国第一个稳定的统一的大国，其环境意识的建构显现出鲜明的超越维度：一是在宫殿建筑上重建明堂，突出君主掌控天下的情怀；二是在国土意识上超越一味防御意识，开疆拓土，建立牢固的国防体系；三是在园林意识上超越先秦的“园囿”概念，将虚幻的神仙环境建构在尘世中。
一、重建明堂
汉代建立在秦亡的废墟上，当权者对前朝的速亡深有触动，故不敢冒然照搬秦朝的所作所为，而是采取了一套自然无为的黄老之术。文帝、景帝、窦太后和权臣萧何、曹参等皆好黄老，相应地，生活方式也以俭朴为美德，汉文帝就因建一处露台需要百金而取消。这种局面到了汉武帝时期因国力的增强以及帝王个人的兴趣被打破。汉武帝一即位，就在城南建起了用于皇帝朝见诸侯的重要场所——明堂。
明堂之制，据《礼记·明堂位》，本为周公朝见诸侯之所。周公因不是正王，为避嫌疑，才在明堂行使其理国的职责。《明堂·月令說》：“明堂高三丈，东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圆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户八牖，其宫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①从中可见规模自不一般。在明堂上，“天子负斧依，南乡而立。三公，中阶之前，北面东上。诸侯之位，阼阶之東，西面北上。诸伯之国，西阶之西，东面北上。诸子之国，门东，北面东上。诸男之国，门西，北面东上。九夷之国，东门之外，西面北上。八蛮之国，南门之外，北面东上。六戎之国，西门之外，东面南上。五狄之国，北门之外，南面东上。九采之国，应门之外，北面东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②。明堂表面看是一处所，可它俯瞰天下，呈现出“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气势，象征着整个帝国的力量和决心。
明堂制的重新确立，表明了汉武帝强烈的掌控天下的情怀。相应地，汉武帝于建元元年（前140年），举贤良方正极谏之士，招来了一百多位贤者的对策，其中以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极利于“大一统”的确立被认为是最佳治世良方，其他的治商鞅、韩非的刑名之法，习苏秦、张仪的纵横之言皆被罢黜。建元六年（前135年），窦太后去世，汉武帝真正掌权。他采纳大臣主父偃的推恩令，强制诸侯内部分封，以此来削弱诸侯王的势力。相应地，增设剌史职位来监察地方，将冶铁、煮盐、酿酒等民间生意归入中央管理，禁止诸侯国铸钱，把财政权也收归中央。此外，汉武帝又置五经博士，儒学所认同的天下诸种礼制纷纷被确立，如巡狩、封禅、郊祀、改制、礼乐等，莫不一一举行。元封元年，武帝到泰山封禅。过了五年（前104年），武帝接受司马迁的劝谏，宣布开始改制：定历法，不再推行秦以十月为岁首的颛顼历，而代之以正月为岁首；崇尚黄色；数用五；官名印章改为五个字。这些做法直接继承了孔子的道统，司马迁也自认为《史记》是承接了《春秋》的旨意。秦为水德而尚黑，汉为土德而尚黄，土能克水，汉家政权获得了五德说所赋予的合法性。
自然环境如没有人的参与，是一个自足的生态系统，但这是一种不可能存在的理想状态。有了人类社会，自然环境必然会被拉出它那种自生成的惯性，这种出离对自然来说一定意义上就是它的超越。人类社会对环境的改造样式皆出自其内在的思想模型。实际上，所有的环境均为人的环境，说透一点，就是人为环境。人为环境是人的特定的主观意图的“对象化”，或者说就是一个人的工具化的制品。虽然与精神性更强的产品如艺术品相比，人为环境反映思想的敏锐度较弱，但同样可看出其思想走向。在整个文化范定的框架中，环境的营造大致与其观念范式相符。如有某些异样的境遇出现，即可认定其为在原有基础上产生了不一样的超越因素。
从武帝始，汉帝国的力量从观念到各种制度，体现了一种日益集中的趋势，逐渐出现了汉族的称呼。吕振羽说：“华族自前汉的武帝、宣帝以后，便开始叫汉族。”①这种汉族族称的认同感和稳定性经受了历史的考验。这一切与“独尊儒术”的统一性话语相应和。儒家思想在具体的布设方面，其程式用的是阴阳五行。明堂的设置，君主依四时的变化而采取不同的坐向来主事，其依据即是阴阳五行之理。“汉代人思想的主干，是阴阳五行”②。从能固定化为一种程式的过程看，这是一个帝国富有力量的表现；可一旦遁入到统一的模式中，又有了一种僵化的危险。但是对处于上升期的帝国来说，倒反而强烈地体现出大国严整的国家制度与雄强的意识形态。
二、开疆拓土
依儒家由“中国”所辐射出的“天下”观念，中国外的诸国按照文明程度的不同，可划分出远近、亲疏之别。在汉武帝前后，汉代对蛮夷之地一般采取怀柔政策。较为典型的如在武帝之后，宣帝神爵四年（前58年），匈奴大乱，汉人认为正是乘机剿灭的大好时机，可大鸿胪萧望之却持异议，他说：“春秋晋士匄兴兵侵齐，闻齐侯卒而还，君子大其不伐丧，以为恩足以服孝子，义足以动诸侯。前单于慕化和亲，夷狄莫不闻矣。不幸为賊臣所杀，而今伐之，是乗乱而幸灾也。兵不以义动，恐劳而无功。宜遣使者弔问，辅其微弱，救其灾患，四夷闻之，咸贵中国之仁义。若遂蒙恩得复其位，必称臣服从，此德义之盛也。”③这方法倒是奏效，后来果然有呼韩邪单于过来归顺。萧望之以“德义”服邻，不愧深谙《孙子兵法》中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谋略。但此举背后，其德性不是建立在双方平等的基础上，所得到的功效暴露出来的是一种赤裸裸的狡计。可即使有诸多伪善之嫌，它在历史上却被列为可接受的通例。 怀柔政策也有另一种变体，事件同样发生在武帝之后。汉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南越珠崖郡山南县反叛，有人主张举兵平乱，待诏贾捐之从经义上找根据，他认为，《尚书·禹贡》里注明，尧、舜、禹三圣所管辖的地方尚不足三千里，四方夷狄愿来归化可以接受，不归化也不勉强。秦始皇不听圣人教训，一心拓殖疆土，以致基业溃败。珠崖只不过是一个小岛，多毒草蛇虫，又欠教化，不值得兴师动众。他最后的看法是：“本非冠带之国，《禹贡》所不及，《春秋》所不理，皆可宜废之，无以为。”①结果元帝采纳了他的意义，废了珠崖郡，当地百姓愿意归属可以接纳，不愿意的也不强求。
按照贾捐之的这种说法，海南岛就不能算为中国的地方。一切都以经书的道理为准绳，固守在《禹贡》所划定的疆域即已满足，那么中国就可能一直局限在黄河下游的那片区域。贾捐之的立场带有普遍性，事实上，在他的这种深层观念中并不认为蛮荒之地与中国无关，而是根深蒂固地相信它们就是当中的一部分，只是相对一个庞大帝国来说可有可无，视其作用大小随时都可以收编回来。
贾损之这样的腐儒认为，世界是一个天下，处于天下之中的中国人戴冠束带，为文明人，其他的国度围绕着中国铺设开去，其开化程度随距离中央远近也不同，大致距离越远的地方越不文明。求助教化的邦国只要有趋善的念头自然会归顺到这一文明系统来，构成一个和睦的天下。朝贡国如在礼仪上愿意承认中国的核心地位，从中央帝国属地多分出去一部分为其所有也没关系。天下主要是一个观念系统，如不危及到这一系统的运作，拘泥于外在疆域的大小，其意义不大。
当然，一直也有种对一味怀柔政策不满的声音，但基于汉人政权一直不能对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在军事上取得绝对优势的背景，自秦至汉武帝早期，一直在国土上采取保守的态势。秦汉时期能对中央帝国构成威胁的外部力量主要来自西北部的匈奴，从秦始皇开始就不断对匈奴进行征讨。汉初由于国力尚弱，且提倡修养生息，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
可到了元光六年起，汉武帝国防意识发生了重要变化，片面的防御变成了积极的进攻。
第一，重视战争手段，从元光六年起，汉武帝发动了长达30年的战争。其中以元朔二年、元狩二年和元狩四年由卫青、霍去病带领征讨的战役最为关键。汉帝国在征战中解除了长安的威胁，巩固了河套地区的势力，在浑邪王、休屠王故地陆续设立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汉得河西四郡地，不但隔断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系，而且沟通了内地与西域的直接交通。汉军占领了自朔方以西至张掖、居延海的大片土地，开渠屯田。
第二，重视移民与屯田。战后，汉武帝在边疆地带实施移民与屯田制度。大量的移民和戍卒、屯田兵在西北荒漠的原野上开辟耕地、垦殖发展、“宜西北万里”（汉镜铭文），成为当时社会的一大潮流。在汉代，全球气候正从一个漫长的温暖期向寒冷期转变，但整体上气候暖和，温带植被北移，因此，北方大地到处是牛马羊骡，出现了“渭川千亩竹”“齐鲁千亩桑麻”（《史记·货殖列传》）的壮观景象。人民在观念上有了“安居乐业”（《后汉书·仲长统传》）的说法，“安居”，成为人们的生活信念。中原的生产技术和先进文化在边地传播开来，农业生产的繁荣带来环境的新景观。
第三，加强边疆贸易。为加强对西北边疆的了解和统治，汉武帝分别于建元三年（前138年）和元狩四年（前119年）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汉帝国首次将中国目光投向了“世界”，汉使到达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即印度）、于阗、犁轩（今埃及亚历山大港，汉使到达最远的地方）等国，联络起了欧亚非的丝绸贸易。
第四，扩大长城的功能。长城不只是军事防御手段，还是经济文化交流的中介。
从令居（今甘肃永登境）西至敦煌，有一段屏蔽河西走廊的长城。汉武帝所修建西段长城，大约自额济纳旗的苏古诺尔湖畔起，沿额济纳至东岸至甘肃金塔县的北大河畔，西循北山山地南麓，经敦煌疏勒河畔，至玉门关为止。敦煌以西至盐泽（罗布泊）也修起了亭燧。屯田区、城堡和烽燧，是西汉在北方边境的政治、军事据点，也是中原经济、文化向外的传播站，它们对于匈奴以及其他相邻各游牧民族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影响①。
虽然汉武帝的开疆拓土是建立在国势强大的基础上，但也不能不指出，它与汉武帝超越一味保守的国防政策大有关系。
三、寻求仙境
早期较有影响力的从华夏东北部以实际行动寻求精神超升境地的是秦始皇。精神的这一出离而能获得自由境界的去处有其相应的实在的地域，那就是“海上三神山”。最早鼓吹这一学说的是战国时地处海边的燕、齐方士。当秦始皇巡狩到海上时，不少方士乘机怂恿他寻仙问药。始皇先后派出韩终、徐福去寻不死之药，虽皆无果而终，可这种愿念却一直启发着后来者。
武帝一生深信神仙之说，据《汉书·武帝纪》载，自元狩元年至后元二年（公元前122—前87年），他外出祠神、巡行、封禅共29次，其中远程出巡、祭祀达13次。其中，最大的两次：一次是元封元年（前110年）的东巡，先封泰山，后沿渤海边到有“神岳”之名的碣石而还，历时四个多月。碣石之行使这一带沿海地区的求仙活动在时隔百年以后又死灰复燃。另一次是元封五年（前106年），从冬十月开始至春四月封泰山而还，历时五个月。每次外出祭祀巡行，汉武帝都带着大队人马，沿途官府动员众多吏民修路、献礼、迎送，耗费了无数的民力、财力、物力。此外，武帝的求仙活动比秦始皇还复杂得多，除了召鬼神、候神外，还听信方士李少君之言，炼起了丹砂。李少君的理由是：“丹砂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可见。”②这种服丹药羽化成仙的途径，确实对汉武帝有极大的诱惑，以致大力躬身践行，同样产生了巨大的浪费。
神仙为人所羡慕，缘于其能给人带来“人之所无”以及“人之所不能”。远古神话中，住着“神人”“至人”“化人”的华胥古国、终北古国、古莽之国以及龙伯之国，皆是古人想象的最早的仙境。在道教的描述中，神仙的居所被称为“福地洞天”。《正统道藏》收录的《桓真人升仙记》对神仙胜境的描绘极为典型，说那里有：失去时间流动之“长年光景”和“不夜山川”；宫阙壮丽，“宝盖层台，四时明媚”；园囿精美，“桃树花芳，千年一谢”，珍禽祥兽毕现。这种外境的布设似乎遥远，但经书提醒人们仙境可以在“方寸两眉”即内境之中找到。修习内境，能搅动人身中三万六千精光神和一万二千魂魄神，致使二仪四象、八卦九宫、昆仑方壶、诸天宫阙等无不毕至，并与天地混同。内境修成后即自然通向外境，最终达到诸境合一，万物圆融浑成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