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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达尔文逝世一百周年
达尔文生于一八○九年二月十二日，死于一八八二年四月十九日，今年是他逝世一百周年。
如所周知，第一次以充分事实和完整理论来说明生物进化，把亚当、夏娃和伊甸园的编造故事彻底推翻的，就是达尔文。恩格斯指出：“卡·弗·沃尔弗在一七五九年对物种不变进行了第一次攻击，并且宣布了种源论。但在他那里，不过是天才的、预先的东西，到了奥肯、拉马克、贝尔那里才具有了确定的形式，而在整整一百年之后，即一八五九年，才被达尔文胜利地完成了。”(《自然辩证法》中译本，一九七一年版，15页)
一八五九年就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的那一年。
《物种起源》写作的前提
和达尔文同年同月同日来到这个世界的，还有一位资产阶级革命的代表人物，即颁布黑奴解放令的美国第十六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这虽然是偶然的巧合，但他们的事业的成功，却都是以当时处于上升阶段的资本主义制度为条件的。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主义之后，工业、农业、自然科学、文学、艺术以及其它领域都繁荣发展起来了，达尔文学说就是这一历史时代的产物。
当时，在自然科学中的各个分枝，如细胞学、胚胎学、分类学、比较解剖学、古生物学、地质学等方面都获得了新的成就，有了新的发展，这就为达尔文学说的产生和完成提供了前提和条件。特别是英国地质学家莱伊尔于一八三一年出版的《地质学原理》对达尔文的进化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为莱伊尔证明了地球表层的一切变异都是在环境条件的影响下发生的，这等变异是缓慢的、逐渐的，而不是激变的。这一“变异”的思想体系同达尔文亲自观察的和搜集的大量自然界事实正相符合。
然而，当时教会势力和宗教偏见依然统治着意识形态领域，当达尔文认识到物种不是不变的、也不存在什么“独立创造的物种”时，他感到自己“好象是承认谋杀罪”一样。但他的毅力和勇气终于使他“把一颗炸弹投到了神学阵营的心脏”。
从特创论到进化论
达尔文从小热爱博物学，不断坚持自学并从事科学实践；后来遵从父命，进入剑桥大学神学院，准备完成学业后当一名牧师。达尔文那时的自然观当然属于特创论、物种不变论和目的论；所谓特创论就是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上帝创造的，猫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吃老鼠，老鼠被创造出来则是为了给猫吃。一八三一年四月他在神学院毕业后，十二月便以博物学者的身份参加了贝格尔号的环球航行。这次航行的目的在于探测航路、调查自然资源，为英国对外侵略、掠夺殖民地做准备工作；达尔文的任务就是从事动物、植物和地质矿物的调查。
达尔文在《自传》中写道：“贝格尔号的航行在我一生中是极其重要的一件事，它决定了我的一生”。这次航行持续了五年，他游历了世界许多地方，观察到大量以前没有看过的、也没有听过的自然界事实，它们同特创论、物种不变论、目的论大相径庭，当然无法用这些理论加以说明。在崭新事实不断积累的过程中，科学的革命家们必然要发展他们创造性的想象能力和批判地分析问题的能力；有人说，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就是一位诗人，因为科学
上的创新既需要科学家的精确性，也需要诗人的想象力。达尔文就是这样跳出特创论的旧范畴，把进化论置于真正的科学基础之上的。
从事实开始，不是从理论出发
五年航行之后，在大量自然界的客观事实面前，虽然他已认识到物种是可变的，物种之间是有承续性的，但一连串有关物种起源的问题，他还弄不清楚，例如：物种是怎样变异的？适应性是怎样起源和发展的？什么力量或条件决定了新物种的形成？什么力量或条件决定了生物对环境的适应性，等等。达尔文是在一八三六年十月由海外回到英国的，一八三七年七月他写出有关物种起源事实的第一册笔记，他“根据真正的培根原则进行工作，印发调查表，同熟练的动物饲养家和植物育种家进行谈话，阅读大量书刊，不根据任何理论，全面地搜集事实，特别是有关家养生物的事实”(《自传》)。这样，他“很快就发现了，在创造有用的动物族和植物族方面，人类成功的关键，在于选择”(《自传》)。这就是他从家养动、植物的大量事实中总结出来的“人工选择”原理，从这一原理出发，结合他所观察到的生物界中的生存斗争的事实，创造了“自然选择”理论。“自然选择”理论是达尔文学说的核心，即：生物普遍发生变异，很多变异能够遗传给后代；由于生物都有高度的生殖率，而食物和空间有限，生物为了生存和传留后代，必须同周围环境条件进行斗争；在这种生存斗争过程中，具有有利变异的个体将被保存下来，具有有害变异的个体将被淘汰掉，这样就会导致新物种的产生。达尔文把这一过程称为“自然选择”或“最适者生存”。
一八三八年十月，即他开始系统调查的十五个月之后，他就做出了上述“物种起源”的蓝图，但直到一八四二年他才第一次用铅笔写出了三十五页关于物种起源的提纲。之后，他又在生物性状的分歧、适应性等方面进行了探讨，这使他的学说更趋于完善。一八四四年他又把上述提纲扩大到二百三十页。一九○九年剑桥大学举行达尔文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时，曾把这两个稿本出版，名为《物种起源的基础》(“Foundation of Origin of Species”)。
一八四四年，他的学说虽已大体完成，但他并不准备立刻发表，甚至为此给他夫人写过一封信，嘱托在他身后请几位朋友帮助整理他的材料再行出版。可是到了一八五六年，在地质学权威莱伊尔的劝导之下，他开始写一部有关物种起源的著作，到了一八五八年六月，已经写完计划中的第十章，约为全书的二分之一，其内容要比以后出版的《物种起源》多三、四倍。正在这时，达尔文收到了在马来群岛从事生物调研工作的英国生物学家华莱斯(一七九七——一八七五)的来信和一篇论文，他提出了与达尔文学说大致相同的自然选择理论。由于各种条件的成熟，不同的科学家在不同地点对同一问题做出相同的结论，在科学技术史上是屡见不鲜的；这同样说明了任何重大的科学发现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科学技术史上的一段佳话
华莱斯寄给达尔文的那篇论文，题为《论变种无限偏离其原始模式的倾向》。其实华莱斯在三年之前，即一八五五年，就发表过一篇有关物种问题的论文——《论支配新种引进的法则》。这件事使达尔文大为震惊，正如他在给莱伊尔信中所说的，“我从未看过比这更为明显巧合的事；即使华莱斯手中有过我在一八四二年写出的那份原稿，他也不会写出一个较此更好的摘要来！甚至他用的术语都成了我那些章节的标题。”虽然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的问题上已经工作了二十年，但他开始还想单独发表华莱斯的论文，把这一发现的“优先权”让给华莱斯。可是熟知达尔文研究工作的莱伊尔和植物学权威胡克则坚决主张同时发表华莱斯的这篇论文和达尔文的一八四四年原稿摘要以及一八五七年九月五日达尔文致爱沙·葛雷教授的一封讨论“物种起源”的信。达尔文同意了这一建议，于是由莱伊尔和胡克联名把这篇“联合论文”送交林纳学会宣读并发表，题为《论物种形成变种的倾向；并论变种和物种通过自然选择的存续》。
华莱斯对如此处理也深感满意，以后他写了一部题为《达尔文主义》的论著，以表明首先发现“自然选择”理论的是达尔文。直到达尔文去世之后，华莱斯在一八七七年十二月三日给牛顿的信中还这样写道：“当时我完全没有预料到达尔文已经抢先我的前面那么远了。现在我可以诚恳地说，正如多年以前我说过的那样，我高兴如此；因为我并不热爱著作、试验和详细描述，而达尔文在这些方面则是杰出的，缺少这些，我写的任何东西都无法取信于世。”
由此可见，在这两位大科学家之间，“文人相轻”这一条不能适用了。把科学当作人类共同财富的人们决不会计较个人得失、谁先谁后那样庸俗的问题，他们所不倦追求的乃是如何使科学更有效地为人类的福利服务，任何伟大的科学家都有这样的胸襟气魄！
二十一年一部书
上述“联合论文”发表之后，在莱伊尔和胡克的极力敦促下，达尔文于一八五八年九月再度开始写作有关“物种起源”的论著，距离一八三八年他对生物进化做出全面结论，已经整整二十年了。这次他改变了以前的写作计划，大力压缩内容，精心挑选材料，用最有代表性的事实来说明“物种起源”的问题。经过十三个月零十天的辛勤劳动，这部震撼世界的伟大著作完成了，书的全名为《依据自然选择或在生存斗争中适者生存的物种起源》(简名《物种起源》)。该书于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问世，第一版一千二百五十册于出版当日即被抢购一空，第二版三千册很快也卖光了，当时这确是一部使英国社会大为震动的书。
第二版是在一八六○年一月印行的；一八六一年第三版；一八六六年第四版；一八六九年第五版；一八七二年一月第六版。第三版以后的各版均有修正，第三版新加入一章《本书第一版刊行前有关“物种起源”见解的发展史略》，列于各章之首。在第六版中，又在第六和第七章之间加入《对于自然选择学说的种种异议》一章，在以前各版中这是第四章的一部分。
《物种起源》出版后不久，就流传到英国以外，并有各种语言、甚至希伯来文字的译本。法文译本第一版于一八六一年末问世，翻译人为罗叶(C.Royer)女士。达尔文非常重视译文的质量，直接和译者通信，商订译文中的问题。一八六五年四至十二月，他曾亲自校订法文译本第二版，他在给胡克的信中写道：“呵，我的天！这种校订工作是很辛苦的。”一八六九年罗叶的法文译本第三次重印，但没有加入原著第四版和第五版的修正部分，这使达尔文很不高兴；跟着雷因瓦尔(Reinwald)答应把原著第五版译成法文，这又使达尔文感到十分满意。此外还有一个巴尔比埃(Ed.Bar－bier)的法文译本。
德文的第一个译本是在勃龙(Bronn)的监译下完成的，于一八六○年出版；但这个译本晦涩难读，而且译者任意删去了他不同意的一些部分，例如“这对于人类的起源及其历史将会提出说明那一段就略而未译”。一八六六年卡鲁斯(J.Victor Carus)忠实地翻译了原著第四版，达尔文在给卡鲁斯的信中写道：“当我知道译文确是忠实的，我感到非常满意。”此后卡鲁斯还陆续把达尔文的其他著作译成了德文。此外，还有一个海克(D.Haek)的德文译本，是Kv
日文译本最多，截止现在一共有七种。即，立花铣三郎译：《生物始源一名种源论》(一八九六)；开成馆译：《种之起原(生存竞争适者生存の原理)》(一九○五)；大杉荣译：《种の起原》(一九一七)；松平道夫译：《种の起源》(一九二五)；内山贤次译：《种の起原》(一九二七)；小泉丹译：《种の起原》(一九三○)，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版的八杉
第一个中文译本为马君武的《物种由来第一卷》(原著第一至第五章和“史略”)，一九○四年出版，一九○六年再版。一九○七年马氏游学欧洲，归国后，于一九一八年续译第六至第十五章，并重译前五章，一九一九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在序言中慨然叹曰：“此书为全世界文明国所尽翻译，吾国今既不能不为文明国，为国家体面故，亦不可无此书译本。”此外他还译过达尔文的《人类原始及类择》和赫克尔的《自然创造史》。这位工学博士当时大译进化论诸书，诚为一有心人也！此后，周建人于解放战争期间重译此书，由香港生活书店出版。解放后，周建人、叶笃庄、方宗熙重新合译，一九五四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后转给商务印书馆重印，一九八二年纳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一九五五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谢蕴贞的译本，其译稿是在一九四二至一九四四年完成的。一九七二年科学出版社又出版了陈世骧等的译本，这是在谢译本的基础上完成的。为了译文更臻于完善，看来今后还会有新的中文译本出现。
《物种起源》出版以后，就受到了教会和守旧势力的反对和攻击，即使在今天，已经经过了一百多年，美国各地的宗教势力还在要求教育当局批准凡是讲授进化论的学校必须同时讲授圣经的《创世记》，企图以此抵销进化论的影响，宣传上帝的存在。看来这一斗争今后还要继续下去，因此我以为今天在我们学校里讲一点进化论，使学生对自然界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还是很有必要的。
恩格斯把达尔文的进化论誉为十九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之一，它为现代生物学奠定了基础。不仅如此，他的学说甚至对社会科学的进展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达尔文离开人间已经一百年了，但他严谨的治学方法，他勇于接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他虚怀若谷、平易近人的风度，他至死方休的求知精神，总之，他的学说和一切美德将传于千秋万世，受人景仰，永远是人们学习的榜样。
叶笃庄
纪念达尔文逝世一百周年
达尔文生于一八○九年二月十二日，死于一八八二年四月十九日，今年是他逝世一百周年。
如所周知，第一次以充分事实和完整理论来说明生物进化，把亚当、夏娃和伊甸园的编造故事彻底推翻的，就是达尔文。恩格斯指出：“卡·弗·沃尔弗在一七五九年对物种不变进行了第一次攻击，并且宣布了种源论。但在他那里，不过是天才的、预先的东西，到了奥肯、拉马克、贝尔那里才具有了确定的形式，而在整整一百年之后，即一八五九年，才被达尔文胜利地完成了。”(《自然辩证法》中译本，一九七一年版，15页)
一八五九年就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的那一年。
《物种起源》写作的前提
和达尔文同年同月同日来到这个世界的，还有一位资产阶级革命的代表人物，即颁布黑奴解放令的美国第十六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这虽然是偶然的巧合，但他们的事业的成功，却都是以当时处于上升阶段的资本主义制度为条件的。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主义之后，工业、农业、自然科学、文学、艺术以及其它领域都繁荣发展起来了，达尔文学说就是这一历史时代的产物。
当时，在自然科学中的各个分枝，如细胞学、胚胎学、分类学、比较解剖学、古生物学、地质学等方面都获得了新的成就，有了新的发展，这就为达尔文学说的产生和完成提供了前提和条件。特别是英国地质学家莱伊尔于一八三一年出版的《地质学原理》对达尔文的进化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为莱伊尔证明了地球表层的一切变异都是在环境条件的影响下发生的，这等变异是缓慢的、逐渐的，而不是激变的。这一“变异”的思想体系同达尔文亲自观察的和搜集的大量自然界事实正相符合。
然而，当时教会势力和宗教偏见依然统治着意识形态领域，当达尔文认识到物种不是不变的、也不存在什么“独立创造的物种”时，他感到自己“好象是承认谋杀罪”一样。但他的毅力和勇气终于使他“把一颗炸弹投到了神学阵营的心脏”。
从特创论到进化论
达尔文从小热爱博物学，不断坚持自学并从事科学实践；后来遵从父命，进入剑桥大学神学院，准备完成学业后当一名牧师。达尔文那时的自然观当然属于特创论、物种不变论和目的论；所谓特创论就是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上帝创造的，猫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吃老鼠，老鼠被创造出来则是为了给猫吃。一八三一年四月他在神学院毕业后，十二月便以博物学者的身份参加了贝格尔号的环球航行。这次航行的目的在于探测航路、调查自然资源，为英国对外侵略、掠夺殖民地做准备工作；达尔文的任务就是从事动物、植物和地质矿物的调查。
达尔文在《自传》中写道：“贝格尔号的航行在我一生中是极其重要的一件事，它决定了我的一生”。这次航行持续了五年，他游历了世界许多地方，观察到大量以前没有看过的、也没有听过的自然界事实，它们同特创论、物种不变论、目的论大相径庭，当然无法用这些理论加以说明。在崭新事实不断积累的过程中，科学的革命家们必然要发展他们创造性的想象能力和批判地分析问题的能力；有人说，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就是一位诗人，因为科学
上的创新既需要科学家的精确性，也需要诗人的想象力。达尔文就是这样跳出特创论的旧范畴，把进化论置于真正的科学基础之上的。
从事实开始，不是从理论出发
五年航行之后，在大量自然界的客观事实面前，虽然他已认识到物种是可变的，物种之间是有承续性的，但一连串有关物种起源的问题，他还弄不清楚，例如：物种是怎样变异的？适应性是怎样起源和发展的？什么力量或条件决定了新物种的形成？什么力量或条件决定了生物对环境的适应性，等等。达尔文是在一八三六年十月由海外回到英国的，一八三七年七月他写出有关物种起源事实的第一册笔记，他“根据真正的培根原则进行工作，印发调查表，同熟练的动物饲养家和植物育种家进行谈话，阅读大量书刊，不根据任何理论，全面地搜集事实，特别是有关家养生物的事实”(《自传》)。这样，他“很快就发现了，在创造有用的动物族和植物族方面，人类成功的关键，在于选择”(《自传》)。这就是他从家养动、植物的大量事实中总结出来的“人工选择”原理，从这一原理出发，结合他所观察到的生物界中的生存斗争的事实，创造了“自然选择”理论。“自然选择”理论是达尔文学说的核心，即：生物普遍发生变异，很多变异能够遗传给后代；由于生物都有高度的生殖率，而食物和空间有限，生物为了生存和传留后代，必须同周围环境条件进行斗争；在这种生存斗争过程中，具有有利变异的个体将被保存下来，具有有害变异的个体将被淘汰掉，这样就会导致新物种的产生。达尔文把这一过程称为“自然选择”或“最适者生存”。
一八三八年十月，即他开始系统调查的十五个月之后，他就做出了上述“物种起源”的蓝图，但直到一八四二年他才第一次用铅笔写出了三十五页关于物种起源的提纲。之后，他又在生物性状的分歧、适应性等方面进行了探讨，这使他的学说更趋于完善。一八四四年他又把上述提纲扩大到二百三十页。一九○九年剑桥大学举行达尔文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时，曾把这两个稿本出版，名为《物种起源的基础》(“Foundation of Origin of Species”)。
一八四四年，他的学说虽已大体完成，但他并不准备立刻发表，甚至为此给他夫人写过一封信，嘱托在他身后请几位朋友帮助整理他的材料再行出版。可是到了一八五六年，在地质学权威莱伊尔的劝导之下，他开始写一部有关物种起源的著作，到了一八五八年六月，已经写完计划中的第十章，约为全书的二分之一，其内容要比以后出版的《物种起源》多三、四倍。正在这时，达尔文收到了在马来群岛从事生物调研工作的英国生物学家华莱斯(一七九七——一八七五)的来信和一篇论文，他提出了与达尔文学说大致相同的自然选择理论。由于各种条件的成熟，不同的科学家在不同地点对同一问题做出相同的结论，在科学技术史上是屡见不鲜的；这同样说明了任何重大的科学发现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科学技术史上的一段佳话
华莱斯寄给达尔文的那篇论文，题为《论变种无限偏离其原始模式的倾向》。其实华莱斯在三年之前，即一八五五年，就发表过一篇有关物种问题的论文——《论支配新种引进的法则》。这件事使达尔文大为震惊，正如他在给莱伊尔信中所说的，“我从未看过比这更为明显巧合的事；即使华莱斯手中有过我在一八四二年写出的那份原稿，他也不会写出一个较此更好的摘要来！甚至他用的术语都成了我那些章节的标题。”虽然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的问题上已经工作了二十年，但他开始还想单独发表华莱斯的论文，把这一发现的“优先权”让给华莱斯。可是熟知达尔文研究工作的莱伊尔和植物学权威胡克则坚决主张同时发表华莱斯的这篇论文和达尔文的一八四四年原稿摘要以及一八五七年九月五日达尔文致爱沙·葛雷教授的一封讨论“物种起源”的信。达尔文同意了这一建议，于是由莱伊尔和胡克联名把这篇“联合论文”送交林纳学会宣读并发表，题为《论物种形成变种的倾向；并论变种和物种通过自然选择的存续》。
华莱斯对如此处理也深感满意，以后他写了一部题为《达尔文主义》的论著，以表明首先发现“自然选择”理论的是达尔文。直到达尔文去世之后，华莱斯在一八七七年十二月三日给牛顿的信中还这样写道：“当时我完全没有预料到达尔文已经抢先我的前面那么远了。现在我可以诚恳地说，正如多年以前我说过的那样，我高兴如此；因为我并不热爱著作、试验和详细描述，而达尔文在这些方面则是杰出的，缺少这些，我写的任何东西都无法取信于世。”
由此可见，在这两位大科学家之间，“文人相轻”这一条不能适用了。把科学当作人类共同财富的人们决不会计较个人得失、谁先谁后那样庸俗的问题，他们所不倦追求的乃是如何使科学更有效地为人类的福利服务，任何伟大的科学家都有这样的胸襟气魄！
二十一年一部书
上述“联合论文”发表之后，在莱伊尔和胡克的极力敦促下，达尔文于一八五八年九月再度开始写作有关“物种起源”的论著，距离一八三八年他对生物进化做出全面结论，已经整整二十年了。这次他改变了以前的写作计划，大力压缩内容，精心挑选材料，用最有代表性的事实来说明“物种起源”的问题。经过十三个月零十天的辛勤劳动，这部震撼世界的伟大著作完成了，书的全名为《依据自然选择或在生存斗争中适者生存的物种起源》(简名《物种起源》)。该书于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问世，第一版一千二百五十册于出版当日即被抢购一空，第二版三千册很快也卖光了，当时这确是一部使英国社会大为震动的书。
第二版是在一八六○年一月印行的；一八六一年第三版；一八六六年第四版；一八六九年第五版；一八七二年一月第六版。第三版以后的各版均有修正，第三版新加入一章《本书第一版刊行前有关“物种起源”见解的发展史略》，列于各章之首。在第六版中，又在第六和第七章之间加入《对于自然选择学说的种种异议》一章，在以前各版中这是第四章的一部分。
《物种起源》出版后不久，就流传到英国以外，并有各种语言、甚至希伯来文字的译本。法文译本第一版于一八六一年末问世，翻译人为罗叶(C.Royer)女士。达尔文非常重视译文的质量，直接和译者通信，商订译文中的问题。一八六五年四至十二月，他曾亲自校订法文译本第二版，他在给胡克的信中写道：“呵，我的天！这种校订工作是很辛苦的。”一八六九年罗叶的法文译本第三次重印，但没有加入原著第四版和第五版的修正部分，这使达尔文很不高兴；跟着雷因瓦尔(Reinwald)答应把原著第五版译成法文，这又使达尔文感到十分满意。此外还有一个巴尔比埃(Ed.Bar－bier)的法文译本。
德文的第一个译本是在勃龙(Bronn)的监译下完成的，于一八六○年出版；但这个译本晦涩难读，而且译者任意删去了他不同意的一些部分，例如“这对于人类的起源及其历史将会提出说明那一段就略而未译”。一八六六年卡鲁斯(J.Victor Carus)忠实地翻译了原著第四版，达尔文在给卡鲁斯的信中写道：“当我知道译文确是忠实的，我感到非常满意。”此后卡鲁斯还陆续把达尔文的其他著作译成了德文。此外，还有一个海克(D.Haek)的德文译本，是Kv
日文译本最多，截止现在一共有七种。即，立花铣三郎译：《生物始源一名种源论》(一八九六)；开成馆译：《种之起原(生存竞争适者生存の原理)》(一九○五)；大杉荣译：《种の起原》(一九一七)；松平道夫译：《种の起源》(一九二五)；内山贤次译：《种の起原》(一九二七)；小泉丹译：《种の起原》(一九三○)，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版的八杉
第一个中文译本为马君武的《物种由来第一卷》(原著第一至第五章和“史略”)，一九○四年出版，一九○六年再版。一九○七年马氏游学欧洲，归国后，于一九一八年续译第六至第十五章，并重译前五章，一九一九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在序言中慨然叹曰：“此书为全世界文明国所尽翻译，吾国今既不能不为文明国，为国家体面故，亦不可无此书译本。”此外他还译过达尔文的《人类原始及类择》和赫克尔的《自然创造史》。这位工学博士当时大译进化论诸书，诚为一有心人也！此后，周建人于解放战争期间重译此书，由香港生活书店出版。解放后，周建人、叶笃庄、方宗熙重新合译，一九五四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后转给商务印书馆重印，一九八二年纳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一九五五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谢蕴贞的译本，其译稿是在一九四二至一九四四年完成的。一九七二年科学出版社又出版了陈世骧等的译本，这是在谢译本的基础上完成的。为了译文更臻于完善，看来今后还会有新的中文译本出现。
《物种起源》出版以后，就受到了教会和守旧势力的反对和攻击，即使在今天，已经经过了一百多年，美国各地的宗教势力还在要求教育当局批准凡是讲授进化论的学校必须同时讲授圣经的《创世记》，企图以此抵销进化论的影响，宣传上帝的存在。看来这一斗争今后还要继续下去，因此我以为今天在我们学校里讲一点进化论，使学生对自然界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还是很有必要的。
恩格斯把达尔文的进化论誉为十九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之一，它为现代生物学奠定了基础。不仅如此，他的学说甚至对社会科学的进展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达尔文离开人间已经一百年了，但他严谨的治学方法，他勇于接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他虚怀若谷、平易近人的风度，他至死方休的求知精神，总之，他的学说和一切美德将传于千秋万世，受人景仰，永远是人们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