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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石黑一雄的小说《别让我走》以回忆的手法，讲述了一个关于克隆人的悲伤故事。小说通过其科幻寓言式的记述探索了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受到了评论界的高度关注。本文从小说的主题意义出发，解读小说主要情节与意义，认为小说记述的是克隆人追寻人生意义的生命之旅，通过克隆人对生命的追问，揭示出其对生命的超越。
关键词：《别让我走》 石黑一雄 生命追问 人生旅程 生命的超越
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是当代英国文坛的著名日裔作家，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与拉什迪、奈保尔并称为“英国移民作家三雄”。其作品始终围绕对人生及社会的思考，以其“国际性主题”和精湛的叙事技巧而备受关注。《别让我走》（Never Let Me Go）是石黑一雄于2005年发布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自问世以来，就受到诸多关注，随即获得了当年的布克奖提名，并于2006年获得了亚历克斯奖和意大利赛罗诺文学奖，更被《纽约时报》、《卫报》等诸多报刊列为年度最佳图书。
小说以女主人公凯西（Kathy）的回忆自述开始，讲述了她与同伴露丝（Ruth）、汤米（Tommy）等一群克隆人从童年、青年再到他们成年继而捐献器官的悲伤故事。小说叙述的语气平和镇静，却在这一番平和中道出了诸多人生思考。就目前国内外的研究来看，众多学者聚焦于小说的主题、叙事方式等方面，而对于小说中体现的对生命意义的追问这一相关话题，研究并不多见，似乎只有王理行[1]在其文中稍有提及“人类母题的追问”，但并未做过多分析。本文从小说的主题意义出发，解读小说中主人公因对生命的追问而进行的一系列探索。通过解析小说中“对身份的困惑，起源的探寻，生命意义的求索”这三个阶段，认为小说实际描述了克隆人追寻人生意义的旅程，并通过其追问生命的意义，实现了对生命的超越。
一.对身份的困惑
“身份”这个词从英语identity翻译而来，从词源考究，它最早是源自于拉丁语idem。在《英汉社科大辞典》中，identity的注释主要有三种：一是自身、本体;二是指个性、特征;三有相同、一致性之意。由此可知，身份是特性和一致性的总和，其中个性指向个体身份，而一致性则指向群体身份。身份自古以来就是人类关注的问题，而“身份问题的核心是个体或群体对自我身份的认定”。[2]法国著名画家保罗·高更（Paul Gauguin）的画作《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描绘了人类的生命路径，其标题所提及的一系列追问即始于对身份的追问，“我们是谁”。
隨着对身份问题的深入研究，人们逐渐将目光转向人类以外的他者：克隆人。有关克隆人的身份问题，石黑一雄在小说《别让我走》中进行了深刻的描写。故事中以凯西为代表的克隆人始终被“我们是谁”的问题困扰，所以开始竭力寻找答案。
小说从一开始就设置了一个悬念，以侦探式的笔触层层揭秘，似在引导读者跟随小说主人公去探寻有关他们身份的谜团。黑尔舍姆（Hailsham）是一所封闭的寄宿学校，生活着一群无父无母的孩子，他们的生活充斥着各种规章制度：不准踏出学校围墙;禁止谈论“违禁”话题;每日准时接受身体检查……在这种类似“监禁”环境长大的学生，其身份从一开始就被遮掩，他们对自我身份始终困惑不清。所以当监护人露西小姐（Miss Lucy）当众说出真相：“你们被告知又没有真正被告知……你们的一生已经被规划好了”，[3]（Ishiguro，74）这群不明未来的孩子们也只是不以为然地发出一句“那又怎么样？我们已经知道这一切了”的感叹（Ishiguro，74）。
姓名虽然只是一个符号，但是“命名承载着主体或个体的社会身份意涵”，“是否有自己的名字关系到该主体或个体是否被认可的身份”[4]。故事中，这群学生有名无姓，只有编号似的字母组成了他们的名字，如汤米·D，凯西·H。从这一点来看，其姓名的不完整似乎暗示了他们无父无母的状态。聂珍钊指出，“身份从来源上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与生俱来的，如血缘所决定的血亲的身份。一种是后天获取的。”[5]因此，由于他们无父无母，其个体身份在血缘层面上是模糊的，始终无法得到认可。这也是他们会被困在“我们是谁”的迷雾中的原因之一。
由于始终处于“被告知又没有真正被告知”的状态，他们无法正确认识自我，继而对身份的困惑愈发沉重。拉康的镜像理论强调，“幼儿在镜像阶段确立自我身份时还需要有第三人称的支持”，即“幼儿通过在微笑着欢迎自己的镜像的成人的目光中进行确认，才能够接受它。”[6]黑尔舍姆的封闭环境给这群孩子造成了一个“梦幻”的假象，因此他们从未得到真正认识自我的机会。而汤米对“创造力”的疑惑，给了他一个探索、认识自我身份的契机。创造力在黑尔舍姆尤为重要，它成为了一个“学生”在学校是否受欢迎的标准。汤米从小在艺术创作上缺少天赋，于是被身边的同学取笑，每次被人捉弄，他只能仰天咆哮，自我发泄。后来监管人露西小姐让他对此不必在意，他性情才得以转变，不再暴躁。汤米的性情转变恰恰印证了拉康的相关理论，幼儿需要从对他表现友好的成人眼中得到认可，完成身份确认。露西小姐对汤米的认可让他暂时找到了“自我身份”，所以不再自怨自艾。但是露西小姐最后的坦诚还是打碎了汤米的“自我认同”之梦：“听着，汤米，你的画，这确实重要。……你会从你的画里得到很多好处，只是为了你自己。”（Ishiguro，99）由此，汤米获得的认同感土崩瓦解，他那个“我是谁”的问题始终悬而未解。
如汤米一样，这群克隆人的身份一直都是个谜团。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其缺失的血缘关系，就决定了其身份的模糊性。对他们而言，处于黑尔舍姆制造的巨大谎言中，要认清自我就更加困难。由此，“我们是谁”的人生追问还有待探索，他们也从未停止过对身份的追寻。
二.起源的探寻
“我们来自哪里”是一个亘古不变的命题。从早期因宗教盛行而兴起的神创说，到19世纪的自然发生说，再到后来伴随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兴起的生命起源说，人类自古以来就有寻找生命起源的“寻根”行为。这种寻找起源的行为实是在一种意欲“认识自我”的驱动下进行的。在小说中，这群克隆人有着与人类相同的情感和疑惑，他们也发出了相同的追问，意图去寻求生命的起源，找寻自己的“原型”（Possible）。故事以交错的叙事线索展现了露丝和凯西二人探寻其“原型”的经过，借此放大了整个克隆人的“寻根”行为。 步入青年时期，这群学生被分散到各个农场，而凯西等几个学生被送到了“村舍”（Cottages），开始了他们在这里的过渡期。马斯洛的层次需求理论指出，当人在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就会寻求情感与归宿，从而得到自我满足。[7]对他们来说，黑尔舍姆是童年成长的乐园，是给予他们归属感的家。正如书中描写的，离开黑尔舍姆，他们便处于一种“无根”状态，这群从小在那里成长起来的学生，就突然找不到方向，那种群体归属感也骤然间消失。所以当得知黑尔舍姆要关闭了，凯西感觉他们就像散了结的气球一般各自飘散，那种曾经彼此相连的感觉也消散了。在这种迷茫与孤单中，他们急于找到自我归属，消解这孤立之感。他们渴望找到自己的“原型”，因为他们认为，“当你见到了那个用来复制你的人，你就会一定程度上洞察你内心深处的自我，也许还能预知自己未来生活的某些事情。”（Ishiguro，128）正是为了从自己的“原型”身上得到自我肯定，他们才一步步开始了生命之源的探寻。
露丝是最早开始寻找自己原型的，在她内心深处有一种通过“原型”窥探未来的想法，她在寻找之前就有了对自己未来的构想。在看到广告传单上的办公室和办公人员，她就开始想象自己的“原型”是那样一个坐在玻璃窗办公室里的体面职员，同时投射到自身。因此在村舍的“老兵”（veteran）罗德尼（Rodney）说看到了露丝的“原型”时，露丝在渴望与不安中坚定地选择了去找寻自己的“原型”。然而最后事实证明一切皆是虚幻，露丝由此感到绝望痛苦。因为其美好的未来幻灭了，她探寻的精神归宿也随之消逝。
不止露丝，小说中的克隆人对于“原型”都十分执着。而小说的叙述者凯西也始终在探寻自己的“原型”。对于凯西来说，她找寻自己“原型”是出于对自我的欲望的困惑。小说中看起来最理智的凯西却被汤米看到在破旧的锅炉房内翻看黄色杂志，找寻自己的“原型”，这让一切看起来都极具冲突性。事实上，性冲动是人类都有的一种体验，且根据弗洛伊德所说，人的决定或成就也源于此。凯西之所以会陷入认识自我的困境，主要在于黑尔舍姆的伪教育。在黑尔舍姆，这群“学生”虽然接受的使“非正常”的性教育，其性行为受到隐形压制。凯西迫于想要逃出困境，苦于对自身欲望的不解，才诉诸于自己的“原型”，想从中寻找答案，清楚认识自我。
令人遗憾的是，露丝和凯西寻求自我“原型”的尝试都失败了。这些克隆人的“原型”究竟是谁，故事到最后也没有给出答案，或许这就是作者留给读者自行猜想的一个谜团。我们说人类追寻生命起源是为了进一步认识自我，而克隆人寻找“原型”，实是在追寻“我们从哪里来”的答案，是对“我们是谁”这一追问的延伸。
三.生命意义的求索
从存在主义的观点来看，“我们向何处去”这一问题的答案简单明了：死亡。诚然，故事的主人公最后皆走向了死亡，似乎这就是他们找寻的归宿，求得的回答。但是，这群克隆人苦于对身份的一步步探索都只是在走向死亡吗？小说后部分，作者以看似平和的笔触将凯西等人追寻生命意义的过程呈于纸上。
有学者指出，命運和责任是石黑一雄作品的惯常主题[8]，而《别让我走》中的主人公也被赋予了此种命运与责任意识。凯西在离开“村舍”后担任了长达11年多的看护员。在此期间，她要在各个康复中心往返奔波，照料捐献者，等待着捐献者的下一次捐赠，有时甚至要目睹他们的死亡。这是一份需要忍受孤独、寂寞、疲惫的工作，但是凯西肩负起了这份责任，并且将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她也从中获得了成就感。“当看护眼大多数方面都很适合我。你甚至可以说，它让我发挥了我最出色的方面。”（Ishiguro，189）不难看出，凯西在承担起自己在社会中看护者的角色以后，就对自我身份有了鲜明的认识。正如聂珍钊所言，人的身份是一个人在社会中存在的标识，人需要承担身份所赋予的责任与义务。[5]凯西完成了自我定位，获得自我认可，由此也追寻到了其人生意义。
在面对器官捐献的命运时，露丝、汤米等克隆人更是始终坚守着一份责任感。露丝坦言，“当我成为一个捐献者时，我是相当有思想准备的。或许该那样了。毕竟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不是吗？”（Ishiguro，207）曾经性格张扬且傲慢的露丝，如今在谈到器官捐献时，是如此平静坦然。因为在命运的选择下，她必须要承担起自己的那份责任，这是深深铭刻在她意识中的。汤米也在言语间流露出了其对于自我责任感的认同，认为自己是个“不错的捐献者”（Ishiguro，207）。
从凯西、露丝及汤米对其所处状态的认同，可以看出他们所要追求的不过是对自我在社会角色中的认同，以及其完成肩负的责任所带来的成就感。
在小说结束前，故事终于迎来了高潮。在露丝的极力促成下，凯西和汤米终于在一起，并且一同找到了“夫人”想要延缓器官捐献，为彼此争取更多的时间相守。然而残酷的现实将他们彻底击退：从来没有延缓器官捐献一事;他们被定为器官捐献者是人类的阴谋;他们无法改变其既定的命运。面对这一切，他们不禁发问：既然我们终将走向死亡，既然我们的使命就是器官捐献，那幼时培养我们的“创造力”，学习各种知识的意义何在？我们人生的意义何在？在这样极具冲突性的情节下，故事却以一种异常平静的笔触结束了。这种反高潮式的结局让读者大为吃惊，深感困惑，甚至有批评家质疑道：“当这些人知道自己的命运后，为什么不逃跑呢？究竟为什么要对他们进行人文教育？”[9]常理情况下，在遭遇如此不公时，大多数人都会产生反抗的心理。但是石黑一雄的小说却反其道而行，以一种异于常理的情节结束了小说。这无疑是作者的高明之处，即以反常的情节引人深思。
既然已经得知真相，凯西和汤米为何不选择反抗，而是坦然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呢？这也许就是石黑的高明之处：引导读者去思索个中缘由。好莱坞电影《逃离克隆岛》中的克隆人在揭破“天堂岛”的谎言后，选择了反抗;而小说中的克隆人却选择走上手术台完成最后的“捐献”。选择“完结”，完成命运中的责任是他们一直以来追寻的人生意义，也是“我们向何处去”这一追问最圆满的答案。 四.结语
从困惑于自我身份，到开始探寻身份、追寻起源，再到求索生命意义，最后完成肩负的使命。故事中克隆人的这段人生旅程恰恰与人类自古发出的人生追问相呼应：“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向何处去？”。小说通过对克隆人的人生旅程的描写，向读者解释了“我们要怎样活着”这一问题，展现了克隆人在得知死亡即将来临时，坦然面对并积极追求生命意义的态度。“尽管这是一个有关死亡的故事，但我希望它能成为一个积极的故事。伴随着人生中消极灰暗的境况，怎样积极地活着以及其中富有的价值意义才是我想要强调的。”[10]积极面对死亡，追寻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实现有限时间下生命的超越，这或许正是作者的极力呼吁。
参考文献
[1]王理行，当后现代主义的“复制”发生在人类身上的时候——论石黑一雄的《千万别丢下我不管》[J].英美文學研究论丛，2007，（2）：126-128.
[2]杜明业，论《别让我走》中克隆人的身份焦虑[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4（4）：109-113.
[3]石黑一雄，别让我走[M].朱去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4]支运波、张扬，后人类语境下《别让我走》的身份建构解读[J].山西师大学报，2016，43（5）：54-58.
[5]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6]福原泰平，拉康-镜像阶段[M].王小峰、李濯凡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7]马斯洛，马斯洛人本哲学[M].成明编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
[8]恺蒂（郑海瑶），平常人心非常人（代译序）.石黑一雄.别让我走[M].朱去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9]Philip， Hensher. School for Scandal [J]. The Spectator， 2005， 297（9212）： 32-34.
[10] Shaffer， B. W. &Wong， C. F. （eds.）. Conversations with Kazuo Ishiguro [M]. Mississippi：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8.
（作者介绍：彭思宇，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关键词：《别让我走》 石黑一雄 生命追问 人生旅程 生命的超越
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是当代英国文坛的著名日裔作家，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与拉什迪、奈保尔并称为“英国移民作家三雄”。其作品始终围绕对人生及社会的思考，以其“国际性主题”和精湛的叙事技巧而备受关注。《别让我走》（Never Let Me Go）是石黑一雄于2005年发布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自问世以来，就受到诸多关注，随即获得了当年的布克奖提名，并于2006年获得了亚历克斯奖和意大利赛罗诺文学奖，更被《纽约时报》、《卫报》等诸多报刊列为年度最佳图书。
小说以女主人公凯西（Kathy）的回忆自述开始，讲述了她与同伴露丝（Ruth）、汤米（Tommy）等一群克隆人从童年、青年再到他们成年继而捐献器官的悲伤故事。小说叙述的语气平和镇静，却在这一番平和中道出了诸多人生思考。就目前国内外的研究来看，众多学者聚焦于小说的主题、叙事方式等方面，而对于小说中体现的对生命意义的追问这一相关话题，研究并不多见，似乎只有王理行[1]在其文中稍有提及“人类母题的追问”，但并未做过多分析。本文从小说的主题意义出发，解读小说中主人公因对生命的追问而进行的一系列探索。通过解析小说中“对身份的困惑，起源的探寻，生命意义的求索”这三个阶段，认为小说实际描述了克隆人追寻人生意义的旅程，并通过其追问生命的意义，实现了对生命的超越。
一.对身份的困惑
“身份”这个词从英语identity翻译而来，从词源考究，它最早是源自于拉丁语idem。在《英汉社科大辞典》中，identity的注释主要有三种：一是自身、本体;二是指个性、特征;三有相同、一致性之意。由此可知，身份是特性和一致性的总和，其中个性指向个体身份，而一致性则指向群体身份。身份自古以来就是人类关注的问题，而“身份问题的核心是个体或群体对自我身份的认定”。[2]法国著名画家保罗·高更（Paul Gauguin）的画作《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描绘了人类的生命路径，其标题所提及的一系列追问即始于对身份的追问，“我们是谁”。
隨着对身份问题的深入研究，人们逐渐将目光转向人类以外的他者：克隆人。有关克隆人的身份问题，石黑一雄在小说《别让我走》中进行了深刻的描写。故事中以凯西为代表的克隆人始终被“我们是谁”的问题困扰，所以开始竭力寻找答案。
小说从一开始就设置了一个悬念，以侦探式的笔触层层揭秘，似在引导读者跟随小说主人公去探寻有关他们身份的谜团。黑尔舍姆（Hailsham）是一所封闭的寄宿学校，生活着一群无父无母的孩子，他们的生活充斥着各种规章制度：不准踏出学校围墙;禁止谈论“违禁”话题;每日准时接受身体检查……在这种类似“监禁”环境长大的学生，其身份从一开始就被遮掩，他们对自我身份始终困惑不清。所以当监护人露西小姐（Miss Lucy）当众说出真相：“你们被告知又没有真正被告知……你们的一生已经被规划好了”，[3]（Ishiguro，74）这群不明未来的孩子们也只是不以为然地发出一句“那又怎么样？我们已经知道这一切了”的感叹（Ishiguro，74）。
姓名虽然只是一个符号，但是“命名承载着主体或个体的社会身份意涵”，“是否有自己的名字关系到该主体或个体是否被认可的身份”[4]。故事中，这群学生有名无姓，只有编号似的字母组成了他们的名字，如汤米·D，凯西·H。从这一点来看，其姓名的不完整似乎暗示了他们无父无母的状态。聂珍钊指出，“身份从来源上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与生俱来的，如血缘所决定的血亲的身份。一种是后天获取的。”[5]因此，由于他们无父无母，其个体身份在血缘层面上是模糊的，始终无法得到认可。这也是他们会被困在“我们是谁”的迷雾中的原因之一。
由于始终处于“被告知又没有真正被告知”的状态，他们无法正确认识自我，继而对身份的困惑愈发沉重。拉康的镜像理论强调，“幼儿在镜像阶段确立自我身份时还需要有第三人称的支持”，即“幼儿通过在微笑着欢迎自己的镜像的成人的目光中进行确认，才能够接受它。”[6]黑尔舍姆的封闭环境给这群孩子造成了一个“梦幻”的假象，因此他们从未得到真正认识自我的机会。而汤米对“创造力”的疑惑，给了他一个探索、认识自我身份的契机。创造力在黑尔舍姆尤为重要，它成为了一个“学生”在学校是否受欢迎的标准。汤米从小在艺术创作上缺少天赋，于是被身边的同学取笑，每次被人捉弄，他只能仰天咆哮，自我发泄。后来监管人露西小姐让他对此不必在意，他性情才得以转变，不再暴躁。汤米的性情转变恰恰印证了拉康的相关理论，幼儿需要从对他表现友好的成人眼中得到认可，完成身份确认。露西小姐对汤米的认可让他暂时找到了“自我身份”，所以不再自怨自艾。但是露西小姐最后的坦诚还是打碎了汤米的“自我认同”之梦：“听着，汤米，你的画，这确实重要。……你会从你的画里得到很多好处，只是为了你自己。”（Ishiguro，99）由此，汤米获得的认同感土崩瓦解，他那个“我是谁”的问题始终悬而未解。
如汤米一样，这群克隆人的身份一直都是个谜团。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其缺失的血缘关系，就决定了其身份的模糊性。对他们而言，处于黑尔舍姆制造的巨大谎言中，要认清自我就更加困难。由此，“我们是谁”的人生追问还有待探索，他们也从未停止过对身份的追寻。
二.起源的探寻
“我们来自哪里”是一个亘古不变的命题。从早期因宗教盛行而兴起的神创说，到19世纪的自然发生说，再到后来伴随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兴起的生命起源说，人类自古以来就有寻找生命起源的“寻根”行为。这种寻找起源的行为实是在一种意欲“认识自我”的驱动下进行的。在小说中，这群克隆人有着与人类相同的情感和疑惑，他们也发出了相同的追问，意图去寻求生命的起源，找寻自己的“原型”（Possible）。故事以交错的叙事线索展现了露丝和凯西二人探寻其“原型”的经过，借此放大了整个克隆人的“寻根”行为。 步入青年时期，这群学生被分散到各个农场，而凯西等几个学生被送到了“村舍”（Cottages），开始了他们在这里的过渡期。马斯洛的层次需求理论指出，当人在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就会寻求情感与归宿，从而得到自我满足。[7]对他们来说，黑尔舍姆是童年成长的乐园，是给予他们归属感的家。正如书中描写的，离开黑尔舍姆，他们便处于一种“无根”状态，这群从小在那里成长起来的学生，就突然找不到方向，那种群体归属感也骤然间消失。所以当得知黑尔舍姆要关闭了，凯西感觉他们就像散了结的气球一般各自飘散，那种曾经彼此相连的感觉也消散了。在这种迷茫与孤单中，他们急于找到自我归属，消解这孤立之感。他们渴望找到自己的“原型”，因为他们认为，“当你见到了那个用来复制你的人，你就会一定程度上洞察你内心深处的自我，也许还能预知自己未来生活的某些事情。”（Ishiguro，128）正是为了从自己的“原型”身上得到自我肯定，他们才一步步开始了生命之源的探寻。
露丝是最早开始寻找自己原型的，在她内心深处有一种通过“原型”窥探未来的想法，她在寻找之前就有了对自己未来的构想。在看到广告传单上的办公室和办公人员，她就开始想象自己的“原型”是那样一个坐在玻璃窗办公室里的体面职员，同时投射到自身。因此在村舍的“老兵”（veteran）罗德尼（Rodney）说看到了露丝的“原型”时，露丝在渴望与不安中坚定地选择了去找寻自己的“原型”。然而最后事实证明一切皆是虚幻，露丝由此感到绝望痛苦。因为其美好的未来幻灭了，她探寻的精神归宿也随之消逝。
不止露丝，小说中的克隆人对于“原型”都十分执着。而小说的叙述者凯西也始终在探寻自己的“原型”。对于凯西来说，她找寻自己“原型”是出于对自我的欲望的困惑。小说中看起来最理智的凯西却被汤米看到在破旧的锅炉房内翻看黄色杂志，找寻自己的“原型”，这让一切看起来都极具冲突性。事实上，性冲动是人类都有的一种体验，且根据弗洛伊德所说，人的决定或成就也源于此。凯西之所以会陷入认识自我的困境，主要在于黑尔舍姆的伪教育。在黑尔舍姆，这群“学生”虽然接受的使“非正常”的性教育，其性行为受到隐形压制。凯西迫于想要逃出困境，苦于对自身欲望的不解，才诉诸于自己的“原型”，想从中寻找答案，清楚认识自我。
令人遗憾的是，露丝和凯西寻求自我“原型”的尝试都失败了。这些克隆人的“原型”究竟是谁，故事到最后也没有给出答案，或许这就是作者留给读者自行猜想的一个谜团。我们说人类追寻生命起源是为了进一步认识自我，而克隆人寻找“原型”，实是在追寻“我们从哪里来”的答案，是对“我们是谁”这一追问的延伸。
三.生命意义的求索
从存在主义的观点来看，“我们向何处去”这一问题的答案简单明了：死亡。诚然，故事的主人公最后皆走向了死亡，似乎这就是他们找寻的归宿，求得的回答。但是，这群克隆人苦于对身份的一步步探索都只是在走向死亡吗？小说后部分，作者以看似平和的笔触将凯西等人追寻生命意义的过程呈于纸上。
有学者指出，命運和责任是石黑一雄作品的惯常主题[8]，而《别让我走》中的主人公也被赋予了此种命运与责任意识。凯西在离开“村舍”后担任了长达11年多的看护员。在此期间，她要在各个康复中心往返奔波，照料捐献者，等待着捐献者的下一次捐赠，有时甚至要目睹他们的死亡。这是一份需要忍受孤独、寂寞、疲惫的工作，但是凯西肩负起了这份责任，并且将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她也从中获得了成就感。“当看护眼大多数方面都很适合我。你甚至可以说，它让我发挥了我最出色的方面。”（Ishiguro，189）不难看出，凯西在承担起自己在社会中看护者的角色以后，就对自我身份有了鲜明的认识。正如聂珍钊所言，人的身份是一个人在社会中存在的标识，人需要承担身份所赋予的责任与义务。[5]凯西完成了自我定位，获得自我认可，由此也追寻到了其人生意义。
在面对器官捐献的命运时，露丝、汤米等克隆人更是始终坚守着一份责任感。露丝坦言，“当我成为一个捐献者时，我是相当有思想准备的。或许该那样了。毕竟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不是吗？”（Ishiguro，207）曾经性格张扬且傲慢的露丝，如今在谈到器官捐献时，是如此平静坦然。因为在命运的选择下，她必须要承担起自己的那份责任，这是深深铭刻在她意识中的。汤米也在言语间流露出了其对于自我责任感的认同，认为自己是个“不错的捐献者”（Ishiguro，207）。
从凯西、露丝及汤米对其所处状态的认同，可以看出他们所要追求的不过是对自我在社会角色中的认同，以及其完成肩负的责任所带来的成就感。
在小说结束前，故事终于迎来了高潮。在露丝的极力促成下，凯西和汤米终于在一起，并且一同找到了“夫人”想要延缓器官捐献，为彼此争取更多的时间相守。然而残酷的现实将他们彻底击退：从来没有延缓器官捐献一事;他们被定为器官捐献者是人类的阴谋;他们无法改变其既定的命运。面对这一切，他们不禁发问：既然我们终将走向死亡，既然我们的使命就是器官捐献，那幼时培养我们的“创造力”，学习各种知识的意义何在？我们人生的意义何在？在这样极具冲突性的情节下，故事却以一种异常平静的笔触结束了。这种反高潮式的结局让读者大为吃惊，深感困惑，甚至有批评家质疑道：“当这些人知道自己的命运后，为什么不逃跑呢？究竟为什么要对他们进行人文教育？”[9]常理情况下，在遭遇如此不公时，大多数人都会产生反抗的心理。但是石黑一雄的小说却反其道而行，以一种异于常理的情节结束了小说。这无疑是作者的高明之处，即以反常的情节引人深思。
既然已经得知真相，凯西和汤米为何不选择反抗，而是坦然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呢？这也许就是石黑的高明之处：引导读者去思索个中缘由。好莱坞电影《逃离克隆岛》中的克隆人在揭破“天堂岛”的谎言后，选择了反抗;而小说中的克隆人却选择走上手术台完成最后的“捐献”。选择“完结”，完成命运中的责任是他们一直以来追寻的人生意义，也是“我们向何处去”这一追问最圆满的答案。 四.结语
从困惑于自我身份，到开始探寻身份、追寻起源，再到求索生命意义，最后完成肩负的使命。故事中克隆人的这段人生旅程恰恰与人类自古发出的人生追问相呼应：“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向何处去？”。小说通过对克隆人的人生旅程的描写，向读者解释了“我们要怎样活着”这一问题，展现了克隆人在得知死亡即将来临时，坦然面对并积极追求生命意义的态度。“尽管这是一个有关死亡的故事，但我希望它能成为一个积极的故事。伴随着人生中消极灰暗的境况，怎样积极地活着以及其中富有的价值意义才是我想要强调的。”[10]积极面对死亡，追寻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实现有限时间下生命的超越，这或许正是作者的极力呼吁。
参考文献
[1]王理行，当后现代主义的“复制”发生在人类身上的时候——论石黑一雄的《千万别丢下我不管》[J].英美文學研究论丛，2007，（2）：126-128.
[2]杜明业，论《别让我走》中克隆人的身份焦虑[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4（4）：109-113.
[3]石黑一雄，别让我走[M].朱去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4]支运波、张扬，后人类语境下《别让我走》的身份建构解读[J].山西师大学报，2016，43（5）：54-58.
[5]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6]福原泰平，拉康-镜像阶段[M].王小峰、李濯凡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7]马斯洛，马斯洛人本哲学[M].成明编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
[8]恺蒂（郑海瑶），平常人心非常人（代译序）.石黑一雄.别让我走[M].朱去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9]Philip， Hensher. School for Scandal [J]. The Spectator， 2005， 297（9212）： 32-34.
[10] Shaffer， B. W. &Wong， C. F. （eds.）. Conversations with Kazuo Ishiguro [M]. Mississippi：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8.
（作者介绍：彭思宇，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