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在当下中国，之所以会有“剩女”的话题，正是因為社会上普遍存在着“女人在婚姻中是幸福的”价值前设，却完全没有人关注“女人自由的权利”，即选择结婚或者不结婚，生育或者不生育的权利，而她只有在拥有这种自由的时候，才有进一步探讨幸福的可能。
　　
　　 1971年，“文革”闹了五年，没有画展， 《第二性》是一部关于女人的书，作者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试图在上下两册百万字的篇幅里，讨论“关于女人的问题”。她在前言里写道：“我们要提出这个问题——什么是女人”、“另一个问题，整部历史是怎么开始的”，以及“一个人在女性的条件下将如何自我实现？” 用时下嘲弄哲学的说法，她确实是想讨论“女人是谁？女人从哪儿来?女人向哪儿去？”三个哲学的根本问题。
　　 若要回答关于女人的哲学问题，就不可能规避关于男人的历史问题。波伏瓦也在前言里颇为无奈地写道:“作为一个男人的事实没有特殊性。”这句话不难理解，譬如我们从没听说过“男作家”、“男市长”之类的称法，作为一个男人的事实，是不需要去特意论证的，是不证自明的——他们拥有绝对的、不需言说的身份特权。而这种特权以及随之带来的属于男人的傲慢，也曾使得属于智力精英阶层的波伏瓦本人深受困扰，面对在与男人的争论中，受到“您这样理解，因为您是一个女人”的类似于宽宥的开脱，她只能说：“我这样理解，因为事实如此。”
　　 千百年来，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共识中，“女人”的概念是相较于“男人”而言的，而吊诡的是，“男人”并不需要相较于“女人”确定并区别开来。波伏瓦认为，这不是一个电池正负两级的问题，也不是生物学上阴阳二性的问题，而是“第一性”与“第二性”的问题。男人是第一性，是主体、是绝对；女人是第二性，是“他者”。这种将女人放置于“第二性”的从属地位的现实，在波伏瓦看来, 是不公平的。成书之始，波伏瓦在写给美国作家阿尔格伦的一封信中说道：“《第二性》（Le deuxième sexe)这个标题在法语中意味深长。因为人们总是把同性恋者称为第三性，言下之意是把女人作为第二性，而不是与男人平起平坐的同类。”
　　 其实，在波伏瓦这封信的潜台词里，她已经大胆回答了关于“女人是谁”的问题——“女人是与男人平起平坐的同类”。这一说法在如今看似口号般平常，其中却自有深意。这是一种继承自启蒙精神的观点，并以人权宣言的方式提出：“人人生而平等，因此，女人与男人也应该生而平等。”
　　 关于“女人从哪里来”的问题，波伏瓦给出她在当时惊世骇俗的结论，这也是她整本书中最精彩的部分——“女人不是生来就是女人，而是被后天造就成了女人。” 波伏瓦在《第二性》的I卷《命运》中，通过生物学、历史唯物学和精神分析学层面的论证，找到了当今男女不平等的历史原因。她认为，在人类历史上，私有制出现后，男性为保证世袭财产能够在父系范围内继承，把女人当作生产继承人的工具，这是导致女性地位下降的主要原因。到了现代社会，女人已成为漫长男权历史中被规训出的一种人，她们被赋予“娇柔可爱”、“安于现状”、“忠于家庭”的各种性格特质。这些性格特质通常被认为是女人的天性，但在波伏瓦看来，这些所谓的“天性”其实是被塑造出来的，而不是女人生来就有的。
　　 那么，女人将去往何处？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关于“幸福和自由”的哲学辩论。正如在当下中国，之所以会有“剩女”的话题，正是因为社会上普遍存在着“女人在婚姻中是幸福的”价值前设，却完全没有人关注“女人自由的权利”，即选择结婚或者不结婚，生育或者不生育的权利，而她只有在拥有这种自由的时候，才有进一步探讨幸福的可能。在《第二性》的II卷，波伏瓦从存在主义的哲学理论出发，研究女人在出生、青春期、恋爱、结婚、生育到衰老各个阶段，以及在农妇、女工、妓女、明星或知识分子等各个阶层中的真实处境，探讨女性独立可能的出路。
　　 《第二性》出版于1949年，而当今中国的女性，已经拥有了她们的祖母、母亲那一代难以想象的自由：受教育、自由恋爱、工作的权利，然而，她们仍然要面对就业与升职上的性别歧视，家庭财产分配与经济地位的不平等，以及在“适龄”时必须选择婚姻和生育的社会舆论。这使得中国女性被包围在不劳而获的诱惑中，也逐步失去经济独立和精神自由。
　　 波伏瓦本人在70年代接受采访时说：“从总体上看，今天的女性处境比我当初写书的时候还要糟糕。我在写书的时候，抱着一个热切的愿望，希望女性处境即将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也是我曾说过的，我希望这本书有朝一日会过时。” 然而，在当今中国，这本书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显得那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