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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25日，在北京大学贴出了聂元梓牵头的“第一张大字报”，题目是：《宋硕、陆平、彭癿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这张大字报是怎样炮制的?粉碎“四人帮”后，北大党委作了调查，把康生插手北大的几件大事(包括他插手这张大字报的事)，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了报告，要求在北大揭批康生的罪行(当时康生的反革命面貌还未公开)。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党委书记周林于1978年12月9日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传达党中央指示，揭露康生、曹轶欧的罪行。1980年10月16日中央批转中纪委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中作出了明确的结论：康生政治品质恶劣，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直接参与林彪、江青等人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犯下严重罪行。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康生的党籍，撤销对康生的《悼词》，并向全党公布康生的反革命罪行。康生的反革命罪行之一就是在他的幕后策划下、在他和其妻曹轶欧的指使下炮制了“第一张大字报”。
印红标先生在《百年潮》1999年第7期上发表文章《“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记》和穆欣先生在2000年9月出版的《中共党史资料》总第75辑上发表的文章《“全国第一张大字报”出笼经过》，提出了新的说法。印红标先生说：“大字报是他们自己发起的，没有人指使。”穆欣先生说：“康生事先没有插手这张大字报”，“过去有些著作和文章中讲是在康生和曹轶欧指使下炮制出来的，笔者也曾根据当时的传闻，在所写的文章中说过类似的话。然而这不符合实际情况。”那么实际情况到底如何呢?许多知道实际情况的老校友、老同志和教师们，认为该两文违背事实、混淆是非，应该据实予以澄清。
一、“第一张大字报”是在康生、曹轶欧策划、授意下炮制的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外地未出席会议。会上，首先由康生传达毛泽东关于批判彭真和陆定一、要解散中央宣传部和北京市委的一系列意见，介绍中共中央通知的起草情况。16日，通过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这次会议及其通过的《五·一六通知》，标志着“左”倾指导方针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林彪、康生、张春桥之流的阴谋家，成了中国政坛上最活跃的人物。
康生派曹轶欧率调查组到北大，要“从搞北大开始”“往上揭”
还在《五·一六通知》通过的前几天，担任中央理论小组组长的康生就急急忙忙地组织了一个调查组，由其妻子曹轶欧(理论小组办公室主任，即康办主任)为组长，高教部副部长刘仰峤为副组长或“负责人之一”，还有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张恩慈，红旗杂志社二人，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哲学研究所一人，光明日报社一人。这个调查组的任务是什么?在调查组人员基本到齐后，康生召集他们到钓鱼台开会，向他们透露了《中共中央通知》内容，让他们“在调查中分辨真批判或假批判”，说“按《二月提纲》批判就是假批判”。据刘仰峤1978年11月回忆：“康生讲了北大问题，北京市委大学部宋硕的问题，北京市委的问题。”另一次在康生家中，曹轶欧向刘仰峤讲：“调查组是在康生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的”。这次调查“重点是北京大学”，“这和北大党委及市委大学部的指导思想有关”，要“从搞北大开始”“往上揭”，“揭发陆平、宋硕、市委”。1967年1月22日，康生在一次讲话中曾明确说：派这个调查组的目的是“调查彭真在学校搞了哪些阴谋……”。
调查小组于5月14日到北大，当天中午曹轶欧由张恩慈陪同接见北大党委书记、校长陆平。曹称到北大是了解学术批判情况的，伪称只作调查，不干预北大党委的工作。陆平提出校党委向他们作一次汇报，她拒绝了。学校为调查组准备了住处，曹等未住，却住在西颐宾馆(马列主义研究院所在地)，背着北大党委，大搞反对陆平、反对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的秘密活动。
据调查组一些成员谈，他们大体是这样分工的：曹轶欧“指挥”全组，“独来独往”于西颐宾馆与钓鱼台(康生办公处)之间，她主要找北大干部到西颐宾馆个别谈话。刘仰峤“不常去，也很少说话”，有时陪曹轶欧听听北大干部汇报。一人搞内勤，分管内部文件资料，张恩慈等4人跑外勤。一开始“曹轶欧几次问到彭癿云在不在北大，在干什么?”当时听说彭在北大十三陵分校历史系蹲点，于是马上派张恩慈“率领”两个组员到分校。但彭癿云不在那里。他们作了些“调查”，写了调查材料(主要谈“彭癿云在北大与陆平、宋硕、北京市委等上下联系的情况”)汇报给曹轶欧并转康生。几天后，除张恩慈外，其他二三人每天到市委大楼摘抄内部大字报，“回来后抄清楚交曹轶欧，曹说是为了给康生看的”。康生很重视每天摘抄的大字报，曾说：“你们到北京市委抄的大字报很有用处，帮助中央，很有好处”。“张恩慈是曹轶欧的助手，负责对外的联系”。因为他原是北大哲学系的，北大的主要活动都由他联络。这就是说，调查组“从搞北大开始”“往上揭”的任务中，被称为“哲学系左派联系的中心”的张恩慈，扮演了重要角色。(张恩慈原是北大哲学系讲师，是社教前期的“左派”即积极分子，并被吸收为工作队员。1965年7月调到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后又回校参加北大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即国际饭店会议——笔者注)。
曹轶欧要陈守一“领头和聂元梓等共同来搞”，被陈严词拒绝
据1978年11月刘仰峤讲：曹轶欧找过聂元梓等人到西颐宾馆个别谈话，“动员他们往上揭，明确要他们揭发陆平、宋硕、市委”。据崔××(北大党委常委)讲：曹轶欧找他谈：“要揭陆平的盖子”，“要连锅端”。在这里我们举出曹轶欧两次找陈守一谈话的情况，可以看出她谈话的目的和她的手段之恶劣。第一次是曹轶欧直接和陈相约，由张恩慈陪曹登门拜访。据陈讲：曹说：“北大学术批判方向错了，是宋硕、陆平、彭癿云他们搞的，需要揭发”。陈说“如有问题，陆平虽有责任，但我是直接负责”，“北大的学术批判党委常委分工由我管”。曹说：“这不是你的问题!你应该勇于出来揭发陆平和市委领导”，“只要揭发，你什么责任也没有的”。陈说：我不能这样看问题。她让我想想，下次再谈。过了三、四天，也就是5月15日左右，曹轶欧又来电话，约陈到西颐宾馆谈话，刘仰峤副部长在场。曹问陈考虑得怎么样了。陈请她指出北大错在什么地方，她说：“学术批判不得力，你不负责，如果你能出来揭发，你更是什么责任都没有的。”接着，她问陈：“聂元梓怎么样?你(对聂)印象如何?”陈讲了看法后，曹轶欧说：“你们应该揭发陆平、宋硕。最好你领头，你可以和聂元梓等人共同来搞。”陈说：“学术批判如有错误，首先应是我负责，我不能诿之别人，如果我揭发陆平，我算啥?!”曹说：“你没有责任，是陆平搞的鬼。”我说：“我怎能这样看问题与处理问题呢?”见我始终没有同意，她表示算了。但又很神秘地告诉我：“这事不能对任何人提起，应该绝对保密。”(见陈守一签字的1978年7月的谈话记录、10月写的揭发材料及陈发表的一篇文章《历史是公正的》)
大字报主谋是康生、曹轶欧，是曹轶欧授意张恩慈串联人写的
据1979年7月16日刘仰峤讲：“一次张恩慈同志提到宋硕同志在北大谈有关开展大批判的精神(即5月14日陆平传达宋硕讲话——笔者注)，就认为抓到东西了。她(曹轶欧)说这就是要捂盖子。要从学校往上搞。从此开始，一直到聂元梓等第一张大字报贴出，都围绕宋的讲话进行调查。”“大字报出来后，张恩慈同志告诉我：大字报是在曹轶欧授意下由他出面和杨克明商量后杨克明写的。”“调查组的工作是按曹讲的方针干的，都是由曹具体指使下进行的。”刘的结论是：“大字报主谋是康生、曹轶欧，串连是张恩慈，执笔是杨克明，聂元梓搞成第一名是因为聂是总支书记。”
再看一下北大人事处白××副处长1979年7月16日写给党委的材料：“(1966年)5月20日，张恩慈打电话要我去西颐宾馆汇报情况，听我汇报的有曹轶欧、刘仰峤、张恩慈，汇报内容主要是社教之后北大的干部情况以及学校的政治情况”。“汇报整整一天。”“第二天我到西颐宾馆找张恩慈，张恩慈告诉我：他正在组织人写大字报，贴出来之后，要我从一总支角度上支持一下(人事处党支部当时属机关一总支——笔者注)。这时我才知道他正在组织写这张大字报。”
曹轶欧指示张恩慈：暗里支持，有所回避
张恩慈曾和杨克明及大字报的另三位作者分别谈话，要他们“串联左派”，但文科教师都在农村参加“四清”，因此，他们提出要张恩慈调一些“左派”回来。据张恩慈讲：“调查组进入北大后，曹轶欧很明显支持在国际饭店会议受压的人，当时有些人在乡下。调查组提出要调回一些人，我提供名单，曹轶欧同意后交给校党委。”下面是张恩慈代表调查组向党委提出调回名单中的一个党员1980年2月11日写的材料：“1966年5月31日，我由农村参加四清回到北大，第二天广播了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大字报由聂元梓签第一名，因聂的名声不好，大字报广播后便听到一些非议。当时张恩慈表示对聂元梓签第一名有些懊悔。他告诉我，曹轶欧曾嘱咐他：支持哲学系一些活动时，注意不要太明显了，有些场合要有所回避，因为他们是调查组的名义，宣称只作调查，不干预北大党委的工作。因此和一些人接触，如果不注意，被陆平觉察会造成被动。张恩慈听了曹轶欧的话，在七人大字报抄写张贴时便回避了。张恩慈说，当时他如果在场，便不会叫聂元梓签第一名”。“我又听杨克明说，他们开始时打算写材料通过曹轶欧向上面反映北大问题，因为形势发展很快，张恩慈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不写大字报，于是他们便改为写大字报。”
杨克明在1978年12月写的情况是这样：“我听到《五·一六通知》传达后，回到北大与赵××、高××交谈。由于我们都是所谓社教积极分子，对国际饭店会议当时心里有气。……他们告诉我聂元梓想写材料上告。后来我到马列研究院找张恩慈说：我们也要向中央反映才好。张说：现在中央通知已下达，向上反映情况的材料还少得了，上面哪里看得过来那么多。他又说：现在北京市委机关里已经有人贴了大字报了，还是这样来得快。我当时觉得他的话有道理，就要求他和我们几个人一起来搞。他说他已被抽调参加到北大的一个调查组，参加北大的事不方便，你们几个人搞就行了。”“回到北大，我找了赵××、高××，谈了张恩慈的想法，他们也表示赞同，并说宋××在，可找他一起搞。宋来后也赞成写大字报，我们就商量怎么写。赵××拿出了他的记录(宋硕讲话传达记录——笔者注)给我们看，我们都认为就从这个问题着手写大字报很好。”杨克明在1978年6月写的材料中还讲：“张恩慈的话对我确实起了启发作用，又可说是暗示作用。我和赵××、高××都认为张的话有道理，写上告材料不如干脆写大字报，从现实问题抓起。”赵××1978年后写的两次材料讲：“关于串联写大字报，由于社教时的串联恶习，这次是串联起来了。”“串联开会写大字报的是杨克明。”“我是杨克明串联的，我又约了宋××，晚上到杨克明宿舍，参加的还有高××、夏××，聂元梓是后来的。大家商量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有的提出应开会声讨‘三家村’，有的说可串联、写大字报，有人说：张恩慈说可以写大字报，后来就决定写大字报。”1978年12月，张恩慈讲：在他(杨克明)说写完大字报后，要我给看一看，我怕担嫌疑，我说我不看了。张恩慈还讲：“我们进入北大之后，在校的哲学系一些同志(有杨克明等)向我打听情况，我曾向他们说：彭真有了问题，这回可以翻过来了。”
穆欣先生文章中断言“张恩慈事先不知道他们写、贴大字报的举动”，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聂元梓说：“大字报并不是我们自己要搞的，是曹轶欧叫我们搞的”
至于聂元梓，她和曹轶欧密谈不只一次。聂说：“‘五·一六’通知发出前，我和曹谈学校问题。”“我只想再给毛(泽东)、刘(少奇)写个报告。”后来“曹轶欧说可以写大字报”。“我们回到学校就吹风，酝酿写大字报。”大字报贴出的当天夜里，华北局来人找她谈话，她直截了当地说：“大字报并不是我们自己(要)搞的，是曹轶欧叫我们搞的。”当时的北大党委第一副书记(也是社教中的积极分子)很不满地说：聂元梓“这是泄密行为，是出卖了曹轶欧同志。”
印红标先生引了聂元梓回忆中说的一句话：大字报“是曹轶欧让我贴的”，然后就在“让”字上推敲，认为“让”是“允许”，不是“指使”。那么对上面聂元梓的话，又该怎样理解呢?
穆欣先生的文章说：聂元梓“根本没有参与大字报的酝酿和起草，只是在最后定稿时碰上了”。实际并非如此。聂元梓说：“大字报的讨论，从始至终我都参加了”。参加酝酿的另外三人都说：三次酝酿讨论的会，聂元梓都参加了，就是第一次会“刚讨论不久，聂元梓也进来了”，以后都参加了讨论。其中一人还说：25日上午的讨论“由聂元梓执笔，边念边改。”
“文革”初期大字报主要作者给戚本禹、江青写信称：大字报是康生、曹轶欧通过张恩慈指示我们写的
我们还可看看“文革”初期，1967年7月，大字报主要作者写给戚本禹和江青的信，其中有《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产生经过》的专题报告，报告称：“哲学系左派联系的中心是张恩慈，在他那里，保存了一些必要的资料，随时准备斗争。××等同志有时回城，到张恩慈处谈过。在二月——五月整个时期内，杨克明和张恩慈保持了经常的联系，留校的同志也和张恩慈有过联系。”“张恩慈首先杀了出来，他在五·二五前，向中央系统地报告了北大的问题，主席看到了这个材料，并批发到政治局会议。”“就在这个时侯，中央文革的曹轶欧同志(中央文革是1966年5月28日成立，曹软欧这时只是康生办公室主任，调查组组长，文革成立后作了中央文革办公室副主任。——笔者注)带领调查组来到北大!张恩慈也跟着曹大姐来了，这对我们是特大喜讯。”“就在这关键时刻，康生同志、曹轶欧同志通过张恩慈指示我们：可以写大字报，这样作影响大，作用大，能解决问题。”请注意：这里用的不是什么“暗示”、“启发”、“鼓舞”之类的遮掩词，而是比“指使”、“授意”更明确的“指示”。
康生自白：大字报是在我爱人他们促动下写的，聂元梓“是混蛋王八蛋也要支持”
1966年8月4日，康生在北大全校万人大会上作了这样的自白：“6月1日下午4点，我接到通知(指要广播大字报的通知)，我感到聂元梓同志解放了，我与曹轶欧、张恩慈、杨克明也感到解放了，因为我们当时也支持这张大字报，我们也受到压力。”(康生所讲的“压力”，使我们想起中央批转国务院外办的文件，特别是5月25日夜张彦在北大党员干部会上传达的周总理补充指示，批评聂元梓大字报违反党和国家纪律。在另一次会上，康生当着周总理、江青、陈伯达及红卫兵的面说：“如何对待这张大字报，当时我在北京中央是孤立的。”康生这些话的矛头不是明显地对着周总理吗?!)
1967年1月22日和29日，康生在两个场合作了进一步的自白。他说，1966年5月他派了一个调查组到北大，“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就是在我爱人他们的促动下写的”。“这张大字报的矛头是针对彭真和北京市委的”。
还要说一点：张恩慈讲：聂元梓上台后专横跋扈，胡作非为，我曾为此向曹轶欧反映过聂元梓作的坏事。康生知道后，有一次当着我们的面说：“聂元梓这个人不太好，在延安时我就知道。可是现在，就是混蛋王八蛋，也要支持。”另据××讲：1966年7月份，我到中央文革调查组。有关聂元梓名声不好的舆论，继续反映到中央文革。有一次康生听了发火说：“我开始就说过：聂元梓是个混账王八蛋，我也支持她。”
二、5月25日大字报出笼后，康生、曹轶欧继续活动
5月25日，大字报贴出后，受到许多师生的批评。杨克明在1978年12月写的材料中说：“这时，我打电话给张恩慈，说我们已经贴出了大字报，现在争论很激烈，你是否来看看。张说，那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不去，你把大字报底稿拿来给我看看。”可是“不一会张恩慈就和另一位同志来到杨克明处(据同来的这位同志讲是曹轶欧让他们来的——笔者注)。简单谈后，张就去找崔××(党委常委)，让他在党委常委会上明确表态，支持我们，然后又来杨处。这时赵××、高××、聂元梓等也都来到。张恩慈说：大家要继续出大字报，不管是怎样围攻都要顶住，不能作检讨。这实际上是传达了康生、曹轶欧的指示。”这时，杨把大字报底稿交给了张恩慈。关于这一情节张恩慈在1978年12月写的材料是这样说的：“第一张大字报贴出后，遭到一些人反对，……杨克明打电话给我，并且很急，说他们被围攻怎么办，你们调查组管不管?!我说你怕什么?有《五·一六通知》怕什么?并说上边领导是支持这张大字报的。我说的上边领导，就是康生、曹轶欧。”
在“第一张大字报”贴出的前一天，即5月24日，党委召开干部会，传达了中央批转国务院外办关于文化革命对外宣传的五条意见，其中第五条关于大字报明确规定：涉及到机关、学校、企业内部的政治运动或超出现在公开批判范围以外的大字报，应该选择适当地点张贴，对外保密。要注意内外有别。聂元梓等是听了传达的。“第一张大字报”贴出后，当晚，华北局书记(同时也是北京市委负责人)李雪峰、国务院外办负责人张彦及高教部等领导来到北大，先开了常委会了解情况，当夜12时召开党员干部会。当李雪峰说到：是党中央让我们来的，是总理让我们来的，全场热烈地长时间地鼓掌。他委婉地但是明确地批评大字报“内容有点泄露党的机密”。他说：大字报中央只要求一条：党有党纪、国有国法。总理代表国家，总理公布的，我们不听，那也不太好呀!张彦重新传达了中央批转国务院外办的文件，又传达了总理交待他补充的4点通知，并说“总理特别强调：作为党和国家的纪律，就是要严格执行内外有别。”此后，大字报都移到了指定的食堂。
5月26日晚，曹轶欧将调查小组成员带到钓鱼台康生住处。康生充分肯定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放肆攻击彭真、宋硕和北大党委。说北大这个形势是最好的形势，(围攻大字报)是他们给自己准备垮台条件，是对抗中央。他说：是作保皇党呢?还是做革命派?是作黑帮的喽罗呢?还是跟中央走?是红帮还是黑帮?这是北大党委面临的问题。
接着，曹轶欧在西颐宾馆接见了大字报作者聂元梓、杨克明和赵××，“热情地肯定了这张大字报。”
康生背着当时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把大字报稿报给正在外地的毛泽东。
6月1日晚饭后，康生把调查组成员找去，告诉他们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要广播这张大字报，要他们到北大收集反映。张恩慈也告诉了大字报的作者们。
当晚8时30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这张大字报后，北大即广播紧急通知，要党委委员马上到临湖轩集合。到会的有华北局的负责人和曹轶欧。华北局负责人当场宣布从现在起，北大党委停止工作，派工作组进驻北大，领导北大工作。曹轶欧对党委、特别冲着陆平、彭癿云大肆攻击。
大字报广播后，许多师生不理解甚至气愤。到当晚23时45分止，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就接到询问和质问的电话59次。广播事业局总编室连夜给穆欣(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写了个简报。康生在上面批示：“这就是北京市委、大学部宋硕、陆平、彭癿云、北大党委长期欺骗学生群众的反映。当前最主要的是揭破黑帮(宋、陆、彭等等)的阴谋欺骗，使广大群众在长期被蒙蔽被欺骗的状态中清醒过来……。”
同样是当天夜里，王力、关锋、曹轶欧三人为配合这张大字报的发表，赶写了一篇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据王力讲：“材料来自曹轶欧，反映了康生的观点，最后是由陈伯达定稿签发的。”这篇文章说：“你们的‘党’不是真共产党，而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这和北大社教中聂元梓等人的话，何其相似!人民日报头版通栏大标题上把宋硕、陆平、彭癿云戴上了“黑帮分子”的帽子，把传达华北局指示污蔑为“三家村黑帮的一个大阴谋”。真是贼喊捉贼!到底谁在搞阴谋?!反革命阴谋家康生一伙早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三、“三部曲”和“自发论”是站不住脚的，许多著作对“第一张大字报”的提法 是尊重事实的
穆欣先生说：“七人大字报是他们自发的举动。”印红标先生说的出笼“三部曲”的第一部是：“大字报是他们(六人)自己发起的、没有人指使。”从上面披露的大量事实，可以看出这种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这两位先生都引了康生自白的那一段话(“大字报是在我爱人他们促动下写的”)，可是都没有去深究曹轶欧等人是怎样促动这张大字报的。印先生也讲了“张恩慈透露的信息使这些教员得到鼓舞”，但却没有去深究这种鼓舞后面还有什么背景。他也提到了张恩慈是曹轶欧调查组的成员，但却强调张与哲学系的教师是“同事和朋友”的关系。他们说：“六位署名者”“当时都不知道聂元梓酝酿写大字报期间见过曹轶欧，”并把这作为“自发论”和“三部曲”中第一部的重要依据，这就掩盖了张恩慈的恶劣作用。
印先生所谓“三部曲”的第二部，是“哲学系少数教师发起”后，“康生和曹轶欧给予了推动和支持”，这同样是不符合事实的。
印先生把大字报的广播作为“三部曲”中的第三部，这是把大字报的出笼和出笼后发生的事情混为一谈。似乎5月25日大字报贴出来引起了全校的辩论，大字报还不算出笼，广播后才算出笼。这是说不通的。
《百年潮》另一篇署名文章，对印红标先生的文章大加称赞，对一些著作有关“大字报”的符合实际情况的提法多有指责。我们粗略地翻阅了过去出版物中有关此问题的提法，现引出几个：1985年9月《北京大学整党文件选编》中讲：“第一张大字报”是“康生派他的妻子曹轶欧来北大点火，在曹轶欧授意下，聂元梓、杨克明等人写的”。这是一张“攻击、诬陷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1987年4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讲：“康生授意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诬陷、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一张大字报”。1989年8月马齐斌等人编著、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讲：“这张大字报是在康生策划下，由当时在北大的‘中央理论调查组’负责人曹轶欧(康生之妻)怂恿和支持写的。”1996年7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席宣、金春明著的《“文化大革命”简史》中讲：这张诬陷、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是由康生派人授意写成的”。2000年6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毛毛著的《邓小平‘文革’岁月》中讲：“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在康生的授意和策划下，贴出一张大字报，攻击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这就是那张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以上这些关于康生与“第一张大字报”关系的提法，都是根据中央关于康生罪证材料中的提法的精神，作了大同小异的表述，决不是“道听途说”的“传闻”。而中央的结论是以大量事实为依据的，决不是“主观臆测下定论”的。印红标、穆欣两先生的新说法不能说是“尊重事实”、“实事求是”的，更说不上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这里需要对“宋硕讲话”作一说明。
1966年5月11日中央决定派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为进驻北京市委的工作组长、代理市委第一书记(6月3日正式兼任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各部门的工作都已在华北局的领导之下。宋硕在5月14日召开各校党委书记紧急会议上的讲话，正是传达华北局的指示。宋硕在讲话中已说明此点，陆平在北大党委扩大会上传达宋硕讲话时，也明确讲了是华北局的指示，党委记录也是这样明确记载的。聂元梓听陆平传达的笔记本上，也是这样记录的。华北局这个指示已传达到北大全体党员。可是聂元梓及某些人完全不顾事实，根本不提华北局指示，硬说这是宋硕、陆平、彭癿云的“阴谋诡计”。这是一种欺骗舆论、欺骗群众、欺骗中央的恶劣做法。
大字报集中攻击的是“宋硕讲话”中的“加强领导，坚守岗位”，而且三番五次地批这句话。这句话的原话是：“华北局要求学校党组织加强领导，坚守岗位。”大字报去掉了“华北局”三字，直接攻击宋硕、陆平、彭癿云。怎么攻击呢?大字报蛮横无理地说：“你们坚守的是什么‘岗位’，为谁坚守‘岗位’，”“你们还要负隅顽抗”，“你们还想‘坚守岗位’来破坏文化革命。”对讲话其他内容的攻击也同样是这种腔调：什么“想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你们的修正主义轨道。”“这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等等。聂元梓还在大字报最后一段中加上了：“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大字报明明是在逐段地攻击华北局的指示，却把许多大帽子直接扣到宋硕、陆平、彭癿云的头上。真是“张冠李戴”，借题发挥，攻击诬陷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
时间已经过去30多年了，一般人都不愿再多谈这些事了，由于有人提出新的说法，我们出于对历史负责，故写此文，以澄清事实。不足之处，欢迎大家提出批评和补充。
(责任编辑：吉 安)■
印红标先生在《百年潮》1999年第7期上发表文章《“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记》和穆欣先生在2000年9月出版的《中共党史资料》总第75辑上发表的文章《“全国第一张大字报”出笼经过》，提出了新的说法。印红标先生说：“大字报是他们自己发起的，没有人指使。”穆欣先生说：“康生事先没有插手这张大字报”，“过去有些著作和文章中讲是在康生和曹轶欧指使下炮制出来的，笔者也曾根据当时的传闻，在所写的文章中说过类似的话。然而这不符合实际情况。”那么实际情况到底如何呢?许多知道实际情况的老校友、老同志和教师们，认为该两文违背事实、混淆是非，应该据实予以澄清。
一、“第一张大字报”是在康生、曹轶欧策划、授意下炮制的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外地未出席会议。会上，首先由康生传达毛泽东关于批判彭真和陆定一、要解散中央宣传部和北京市委的一系列意见，介绍中共中央通知的起草情况。16日，通过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这次会议及其通过的《五·一六通知》，标志着“左”倾指导方针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林彪、康生、张春桥之流的阴谋家，成了中国政坛上最活跃的人物。
康生派曹轶欧率调查组到北大，要“从搞北大开始”“往上揭”
还在《五·一六通知》通过的前几天，担任中央理论小组组长的康生就急急忙忙地组织了一个调查组，由其妻子曹轶欧(理论小组办公室主任，即康办主任)为组长，高教部副部长刘仰峤为副组长或“负责人之一”，还有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张恩慈，红旗杂志社二人，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哲学研究所一人，光明日报社一人。这个调查组的任务是什么?在调查组人员基本到齐后，康生召集他们到钓鱼台开会，向他们透露了《中共中央通知》内容，让他们“在调查中分辨真批判或假批判”，说“按《二月提纲》批判就是假批判”。据刘仰峤1978年11月回忆：“康生讲了北大问题，北京市委大学部宋硕的问题，北京市委的问题。”另一次在康生家中，曹轶欧向刘仰峤讲：“调查组是在康生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的”。这次调查“重点是北京大学”，“这和北大党委及市委大学部的指导思想有关”，要“从搞北大开始”“往上揭”，“揭发陆平、宋硕、市委”。1967年1月22日，康生在一次讲话中曾明确说：派这个调查组的目的是“调查彭真在学校搞了哪些阴谋……”。
调查小组于5月14日到北大，当天中午曹轶欧由张恩慈陪同接见北大党委书记、校长陆平。曹称到北大是了解学术批判情况的，伪称只作调查，不干预北大党委的工作。陆平提出校党委向他们作一次汇报，她拒绝了。学校为调查组准备了住处，曹等未住，却住在西颐宾馆(马列主义研究院所在地)，背着北大党委，大搞反对陆平、反对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的秘密活动。
据调查组一些成员谈，他们大体是这样分工的：曹轶欧“指挥”全组，“独来独往”于西颐宾馆与钓鱼台(康生办公处)之间，她主要找北大干部到西颐宾馆个别谈话。刘仰峤“不常去，也很少说话”，有时陪曹轶欧听听北大干部汇报。一人搞内勤，分管内部文件资料，张恩慈等4人跑外勤。一开始“曹轶欧几次问到彭癿云在不在北大，在干什么?”当时听说彭在北大十三陵分校历史系蹲点，于是马上派张恩慈“率领”两个组员到分校。但彭癿云不在那里。他们作了些“调查”，写了调查材料(主要谈“彭癿云在北大与陆平、宋硕、北京市委等上下联系的情况”)汇报给曹轶欧并转康生。几天后，除张恩慈外，其他二三人每天到市委大楼摘抄内部大字报，“回来后抄清楚交曹轶欧，曹说是为了给康生看的”。康生很重视每天摘抄的大字报，曾说：“你们到北京市委抄的大字报很有用处，帮助中央，很有好处”。“张恩慈是曹轶欧的助手，负责对外的联系”。因为他原是北大哲学系的，北大的主要活动都由他联络。这就是说，调查组“从搞北大开始”“往上揭”的任务中，被称为“哲学系左派联系的中心”的张恩慈，扮演了重要角色。(张恩慈原是北大哲学系讲师，是社教前期的“左派”即积极分子，并被吸收为工作队员。1965年7月调到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后又回校参加北大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即国际饭店会议——笔者注)。
曹轶欧要陈守一“领头和聂元梓等共同来搞”，被陈严词拒绝
据1978年11月刘仰峤讲：曹轶欧找过聂元梓等人到西颐宾馆个别谈话，“动员他们往上揭，明确要他们揭发陆平、宋硕、市委”。据崔××(北大党委常委)讲：曹轶欧找他谈：“要揭陆平的盖子”，“要连锅端”。在这里我们举出曹轶欧两次找陈守一谈话的情况，可以看出她谈话的目的和她的手段之恶劣。第一次是曹轶欧直接和陈相约，由张恩慈陪曹登门拜访。据陈讲：曹说：“北大学术批判方向错了，是宋硕、陆平、彭癿云他们搞的，需要揭发”。陈说“如有问题，陆平虽有责任，但我是直接负责”，“北大的学术批判党委常委分工由我管”。曹说：“这不是你的问题!你应该勇于出来揭发陆平和市委领导”，“只要揭发，你什么责任也没有的”。陈说：我不能这样看问题。她让我想想，下次再谈。过了三、四天，也就是5月15日左右，曹轶欧又来电话，约陈到西颐宾馆谈话，刘仰峤副部长在场。曹问陈考虑得怎么样了。陈请她指出北大错在什么地方，她说：“学术批判不得力，你不负责，如果你能出来揭发，你更是什么责任都没有的。”接着，她问陈：“聂元梓怎么样?你(对聂)印象如何?”陈讲了看法后，曹轶欧说：“你们应该揭发陆平、宋硕。最好你领头，你可以和聂元梓等人共同来搞。”陈说：“学术批判如有错误，首先应是我负责，我不能诿之别人，如果我揭发陆平，我算啥?!”曹说：“你没有责任，是陆平搞的鬼。”我说：“我怎能这样看问题与处理问题呢?”见我始终没有同意，她表示算了。但又很神秘地告诉我：“这事不能对任何人提起，应该绝对保密。”(见陈守一签字的1978年7月的谈话记录、10月写的揭发材料及陈发表的一篇文章《历史是公正的》)
大字报主谋是康生、曹轶欧，是曹轶欧授意张恩慈串联人写的
据1979年7月16日刘仰峤讲：“一次张恩慈同志提到宋硕同志在北大谈有关开展大批判的精神(即5月14日陆平传达宋硕讲话——笔者注)，就认为抓到东西了。她(曹轶欧)说这就是要捂盖子。要从学校往上搞。从此开始，一直到聂元梓等第一张大字报贴出，都围绕宋的讲话进行调查。”“大字报出来后，张恩慈同志告诉我：大字报是在曹轶欧授意下由他出面和杨克明商量后杨克明写的。”“调查组的工作是按曹讲的方针干的，都是由曹具体指使下进行的。”刘的结论是：“大字报主谋是康生、曹轶欧，串连是张恩慈，执笔是杨克明，聂元梓搞成第一名是因为聂是总支书记。”
再看一下北大人事处白××副处长1979年7月16日写给党委的材料：“(1966年)5月20日，张恩慈打电话要我去西颐宾馆汇报情况，听我汇报的有曹轶欧、刘仰峤、张恩慈，汇报内容主要是社教之后北大的干部情况以及学校的政治情况”。“汇报整整一天。”“第二天我到西颐宾馆找张恩慈，张恩慈告诉我：他正在组织人写大字报，贴出来之后，要我从一总支角度上支持一下(人事处党支部当时属机关一总支——笔者注)。这时我才知道他正在组织写这张大字报。”
曹轶欧指示张恩慈：暗里支持，有所回避
张恩慈曾和杨克明及大字报的另三位作者分别谈话，要他们“串联左派”，但文科教师都在农村参加“四清”，因此，他们提出要张恩慈调一些“左派”回来。据张恩慈讲：“调查组进入北大后，曹轶欧很明显支持在国际饭店会议受压的人，当时有些人在乡下。调查组提出要调回一些人，我提供名单，曹轶欧同意后交给校党委。”下面是张恩慈代表调查组向党委提出调回名单中的一个党员1980年2月11日写的材料：“1966年5月31日，我由农村参加四清回到北大，第二天广播了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大字报由聂元梓签第一名，因聂的名声不好，大字报广播后便听到一些非议。当时张恩慈表示对聂元梓签第一名有些懊悔。他告诉我，曹轶欧曾嘱咐他：支持哲学系一些活动时，注意不要太明显了，有些场合要有所回避，因为他们是调查组的名义，宣称只作调查，不干预北大党委的工作。因此和一些人接触，如果不注意，被陆平觉察会造成被动。张恩慈听了曹轶欧的话，在七人大字报抄写张贴时便回避了。张恩慈说，当时他如果在场，便不会叫聂元梓签第一名”。“我又听杨克明说，他们开始时打算写材料通过曹轶欧向上面反映北大问题，因为形势发展很快，张恩慈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不写大字报，于是他们便改为写大字报。”
杨克明在1978年12月写的情况是这样：“我听到《五·一六通知》传达后，回到北大与赵××、高××交谈。由于我们都是所谓社教积极分子，对国际饭店会议当时心里有气。……他们告诉我聂元梓想写材料上告。后来我到马列研究院找张恩慈说：我们也要向中央反映才好。张说：现在中央通知已下达，向上反映情况的材料还少得了，上面哪里看得过来那么多。他又说：现在北京市委机关里已经有人贴了大字报了，还是这样来得快。我当时觉得他的话有道理，就要求他和我们几个人一起来搞。他说他已被抽调参加到北大的一个调查组，参加北大的事不方便，你们几个人搞就行了。”“回到北大，我找了赵××、高××，谈了张恩慈的想法，他们也表示赞同，并说宋××在，可找他一起搞。宋来后也赞成写大字报，我们就商量怎么写。赵××拿出了他的记录(宋硕讲话传达记录——笔者注)给我们看，我们都认为就从这个问题着手写大字报很好。”杨克明在1978年6月写的材料中还讲：“张恩慈的话对我确实起了启发作用，又可说是暗示作用。我和赵××、高××都认为张的话有道理，写上告材料不如干脆写大字报，从现实问题抓起。”赵××1978年后写的两次材料讲：“关于串联写大字报，由于社教时的串联恶习，这次是串联起来了。”“串联开会写大字报的是杨克明。”“我是杨克明串联的，我又约了宋××，晚上到杨克明宿舍，参加的还有高××、夏××，聂元梓是后来的。大家商量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有的提出应开会声讨‘三家村’，有的说可串联、写大字报，有人说：张恩慈说可以写大字报，后来就决定写大字报。”1978年12月，张恩慈讲：在他(杨克明)说写完大字报后，要我给看一看，我怕担嫌疑，我说我不看了。张恩慈还讲：“我们进入北大之后，在校的哲学系一些同志(有杨克明等)向我打听情况，我曾向他们说：彭真有了问题，这回可以翻过来了。”
穆欣先生文章中断言“张恩慈事先不知道他们写、贴大字报的举动”，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聂元梓说：“大字报并不是我们自己要搞的，是曹轶欧叫我们搞的”
至于聂元梓，她和曹轶欧密谈不只一次。聂说：“‘五·一六’通知发出前，我和曹谈学校问题。”“我只想再给毛(泽东)、刘(少奇)写个报告。”后来“曹轶欧说可以写大字报”。“我们回到学校就吹风，酝酿写大字报。”大字报贴出的当天夜里，华北局来人找她谈话，她直截了当地说：“大字报并不是我们自己(要)搞的，是曹轶欧叫我们搞的。”当时的北大党委第一副书记(也是社教中的积极分子)很不满地说：聂元梓“这是泄密行为，是出卖了曹轶欧同志。”
印红标先生引了聂元梓回忆中说的一句话：大字报“是曹轶欧让我贴的”，然后就在“让”字上推敲，认为“让”是“允许”，不是“指使”。那么对上面聂元梓的话，又该怎样理解呢?
穆欣先生的文章说：聂元梓“根本没有参与大字报的酝酿和起草，只是在最后定稿时碰上了”。实际并非如此。聂元梓说：“大字报的讨论，从始至终我都参加了”。参加酝酿的另外三人都说：三次酝酿讨论的会，聂元梓都参加了，就是第一次会“刚讨论不久，聂元梓也进来了”，以后都参加了讨论。其中一人还说：25日上午的讨论“由聂元梓执笔，边念边改。”
“文革”初期大字报主要作者给戚本禹、江青写信称：大字报是康生、曹轶欧通过张恩慈指示我们写的
我们还可看看“文革”初期，1967年7月，大字报主要作者写给戚本禹和江青的信，其中有《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产生经过》的专题报告，报告称：“哲学系左派联系的中心是张恩慈，在他那里，保存了一些必要的资料，随时准备斗争。××等同志有时回城，到张恩慈处谈过。在二月——五月整个时期内，杨克明和张恩慈保持了经常的联系，留校的同志也和张恩慈有过联系。”“张恩慈首先杀了出来，他在五·二五前，向中央系统地报告了北大的问题，主席看到了这个材料，并批发到政治局会议。”“就在这个时侯，中央文革的曹轶欧同志(中央文革是1966年5月28日成立，曹软欧这时只是康生办公室主任，调查组组长，文革成立后作了中央文革办公室副主任。——笔者注)带领调查组来到北大!张恩慈也跟着曹大姐来了，这对我们是特大喜讯。”“就在这关键时刻，康生同志、曹轶欧同志通过张恩慈指示我们：可以写大字报，这样作影响大，作用大，能解决问题。”请注意：这里用的不是什么“暗示”、“启发”、“鼓舞”之类的遮掩词，而是比“指使”、“授意”更明确的“指示”。
康生自白：大字报是在我爱人他们促动下写的，聂元梓“是混蛋王八蛋也要支持”
1966年8月4日，康生在北大全校万人大会上作了这样的自白：“6月1日下午4点，我接到通知(指要广播大字报的通知)，我感到聂元梓同志解放了，我与曹轶欧、张恩慈、杨克明也感到解放了，因为我们当时也支持这张大字报，我们也受到压力。”(康生所讲的“压力”，使我们想起中央批转国务院外办的文件，特别是5月25日夜张彦在北大党员干部会上传达的周总理补充指示，批评聂元梓大字报违反党和国家纪律。在另一次会上，康生当着周总理、江青、陈伯达及红卫兵的面说：“如何对待这张大字报，当时我在北京中央是孤立的。”康生这些话的矛头不是明显地对着周总理吗?!)
1967年1月22日和29日，康生在两个场合作了进一步的自白。他说，1966年5月他派了一个调查组到北大，“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就是在我爱人他们的促动下写的”。“这张大字报的矛头是针对彭真和北京市委的”。
还要说一点：张恩慈讲：聂元梓上台后专横跋扈，胡作非为，我曾为此向曹轶欧反映过聂元梓作的坏事。康生知道后，有一次当着我们的面说：“聂元梓这个人不太好，在延安时我就知道。可是现在，就是混蛋王八蛋，也要支持。”另据××讲：1966年7月份，我到中央文革调查组。有关聂元梓名声不好的舆论，继续反映到中央文革。有一次康生听了发火说：“我开始就说过：聂元梓是个混账王八蛋，我也支持她。”
二、5月25日大字报出笼后，康生、曹轶欧继续活动
5月25日，大字报贴出后，受到许多师生的批评。杨克明在1978年12月写的材料中说：“这时，我打电话给张恩慈，说我们已经贴出了大字报，现在争论很激烈，你是否来看看。张说，那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不去，你把大字报底稿拿来给我看看。”可是“不一会张恩慈就和另一位同志来到杨克明处(据同来的这位同志讲是曹轶欧让他们来的——笔者注)。简单谈后，张就去找崔××(党委常委)，让他在党委常委会上明确表态，支持我们，然后又来杨处。这时赵××、高××、聂元梓等也都来到。张恩慈说：大家要继续出大字报，不管是怎样围攻都要顶住，不能作检讨。这实际上是传达了康生、曹轶欧的指示。”这时，杨把大字报底稿交给了张恩慈。关于这一情节张恩慈在1978年12月写的材料是这样说的：“第一张大字报贴出后，遭到一些人反对，……杨克明打电话给我，并且很急，说他们被围攻怎么办，你们调查组管不管?!我说你怕什么?有《五·一六通知》怕什么?并说上边领导是支持这张大字报的。我说的上边领导，就是康生、曹轶欧。”
在“第一张大字报”贴出的前一天，即5月24日，党委召开干部会，传达了中央批转国务院外办关于文化革命对外宣传的五条意见，其中第五条关于大字报明确规定：涉及到机关、学校、企业内部的政治运动或超出现在公开批判范围以外的大字报，应该选择适当地点张贴，对外保密。要注意内外有别。聂元梓等是听了传达的。“第一张大字报”贴出后，当晚，华北局书记(同时也是北京市委负责人)李雪峰、国务院外办负责人张彦及高教部等领导来到北大，先开了常委会了解情况，当夜12时召开党员干部会。当李雪峰说到：是党中央让我们来的，是总理让我们来的，全场热烈地长时间地鼓掌。他委婉地但是明确地批评大字报“内容有点泄露党的机密”。他说：大字报中央只要求一条：党有党纪、国有国法。总理代表国家，总理公布的，我们不听，那也不太好呀!张彦重新传达了中央批转国务院外办的文件，又传达了总理交待他补充的4点通知，并说“总理特别强调：作为党和国家的纪律，就是要严格执行内外有别。”此后，大字报都移到了指定的食堂。
5月26日晚，曹轶欧将调查小组成员带到钓鱼台康生住处。康生充分肯定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放肆攻击彭真、宋硕和北大党委。说北大这个形势是最好的形势，(围攻大字报)是他们给自己准备垮台条件，是对抗中央。他说：是作保皇党呢?还是做革命派?是作黑帮的喽罗呢?还是跟中央走?是红帮还是黑帮?这是北大党委面临的问题。
接着，曹轶欧在西颐宾馆接见了大字报作者聂元梓、杨克明和赵××，“热情地肯定了这张大字报。”
康生背着当时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把大字报稿报给正在外地的毛泽东。
6月1日晚饭后，康生把调查组成员找去，告诉他们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要广播这张大字报，要他们到北大收集反映。张恩慈也告诉了大字报的作者们。
当晚8时30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这张大字报后，北大即广播紧急通知，要党委委员马上到临湖轩集合。到会的有华北局的负责人和曹轶欧。华北局负责人当场宣布从现在起，北大党委停止工作，派工作组进驻北大，领导北大工作。曹轶欧对党委、特别冲着陆平、彭癿云大肆攻击。
大字报广播后，许多师生不理解甚至气愤。到当晚23时45分止，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就接到询问和质问的电话59次。广播事业局总编室连夜给穆欣(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写了个简报。康生在上面批示：“这就是北京市委、大学部宋硕、陆平、彭癿云、北大党委长期欺骗学生群众的反映。当前最主要的是揭破黑帮(宋、陆、彭等等)的阴谋欺骗，使广大群众在长期被蒙蔽被欺骗的状态中清醒过来……。”
同样是当天夜里，王力、关锋、曹轶欧三人为配合这张大字报的发表，赶写了一篇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据王力讲：“材料来自曹轶欧，反映了康生的观点，最后是由陈伯达定稿签发的。”这篇文章说：“你们的‘党’不是真共产党，而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这和北大社教中聂元梓等人的话，何其相似!人民日报头版通栏大标题上把宋硕、陆平、彭癿云戴上了“黑帮分子”的帽子，把传达华北局指示污蔑为“三家村黑帮的一个大阴谋”。真是贼喊捉贼!到底谁在搞阴谋?!反革命阴谋家康生一伙早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三、“三部曲”和“自发论”是站不住脚的，许多著作对“第一张大字报”的提法 是尊重事实的
穆欣先生说：“七人大字报是他们自发的举动。”印红标先生说的出笼“三部曲”的第一部是：“大字报是他们(六人)自己发起的、没有人指使。”从上面披露的大量事实，可以看出这种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这两位先生都引了康生自白的那一段话(“大字报是在我爱人他们促动下写的”)，可是都没有去深究曹轶欧等人是怎样促动这张大字报的。印先生也讲了“张恩慈透露的信息使这些教员得到鼓舞”，但却没有去深究这种鼓舞后面还有什么背景。他也提到了张恩慈是曹轶欧调查组的成员，但却强调张与哲学系的教师是“同事和朋友”的关系。他们说：“六位署名者”“当时都不知道聂元梓酝酿写大字报期间见过曹轶欧，”并把这作为“自发论”和“三部曲”中第一部的重要依据，这就掩盖了张恩慈的恶劣作用。
印先生所谓“三部曲”的第二部，是“哲学系少数教师发起”后，“康生和曹轶欧给予了推动和支持”，这同样是不符合事实的。
印先生把大字报的广播作为“三部曲”中的第三部，这是把大字报的出笼和出笼后发生的事情混为一谈。似乎5月25日大字报贴出来引起了全校的辩论，大字报还不算出笼，广播后才算出笼。这是说不通的。
《百年潮》另一篇署名文章，对印红标先生的文章大加称赞，对一些著作有关“大字报”的符合实际情况的提法多有指责。我们粗略地翻阅了过去出版物中有关此问题的提法，现引出几个：1985年9月《北京大学整党文件选编》中讲：“第一张大字报”是“康生派他的妻子曹轶欧来北大点火，在曹轶欧授意下，聂元梓、杨克明等人写的”。这是一张“攻击、诬陷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1987年4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讲：“康生授意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诬陷、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一张大字报”。1989年8月马齐斌等人编著、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讲：“这张大字报是在康生策划下，由当时在北大的‘中央理论调查组’负责人曹轶欧(康生之妻)怂恿和支持写的。”1996年7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席宣、金春明著的《“文化大革命”简史》中讲：这张诬陷、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是由康生派人授意写成的”。2000年6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毛毛著的《邓小平‘文革’岁月》中讲：“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在康生的授意和策划下，贴出一张大字报，攻击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这就是那张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以上这些关于康生与“第一张大字报”关系的提法，都是根据中央关于康生罪证材料中的提法的精神，作了大同小异的表述，决不是“道听途说”的“传闻”。而中央的结论是以大量事实为依据的，决不是“主观臆测下定论”的。印红标、穆欣两先生的新说法不能说是“尊重事实”、“实事求是”的，更说不上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这里需要对“宋硕讲话”作一说明。
1966年5月11日中央决定派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为进驻北京市委的工作组长、代理市委第一书记(6月3日正式兼任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各部门的工作都已在华北局的领导之下。宋硕在5月14日召开各校党委书记紧急会议上的讲话，正是传达华北局的指示。宋硕在讲话中已说明此点，陆平在北大党委扩大会上传达宋硕讲话时，也明确讲了是华北局的指示，党委记录也是这样明确记载的。聂元梓听陆平传达的笔记本上，也是这样记录的。华北局这个指示已传达到北大全体党员。可是聂元梓及某些人完全不顾事实，根本不提华北局指示，硬说这是宋硕、陆平、彭癿云的“阴谋诡计”。这是一种欺骗舆论、欺骗群众、欺骗中央的恶劣做法。
大字报集中攻击的是“宋硕讲话”中的“加强领导，坚守岗位”，而且三番五次地批这句话。这句话的原话是：“华北局要求学校党组织加强领导，坚守岗位。”大字报去掉了“华北局”三字，直接攻击宋硕、陆平、彭癿云。怎么攻击呢?大字报蛮横无理地说：“你们坚守的是什么‘岗位’，为谁坚守‘岗位’，”“你们还要负隅顽抗”，“你们还想‘坚守岗位’来破坏文化革命。”对讲话其他内容的攻击也同样是这种腔调：什么“想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你们的修正主义轨道。”“这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等等。聂元梓还在大字报最后一段中加上了：“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大字报明明是在逐段地攻击华北局的指示，却把许多大帽子直接扣到宋硕、陆平、彭癿云的头上。真是“张冠李戴”，借题发挥，攻击诬陷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
时间已经过去30多年了，一般人都不愿再多谈这些事了，由于有人提出新的说法，我们出于对历史负责，故写此文，以澄清事实。不足之处，欢迎大家提出批评和补充。
(责任编辑：吉 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