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改革成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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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什么样的大学改革才会成功
  1大学改革普遍存在的问题
  过去很多的大学教育改革,都是参照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理念与大学制度。本文认为改革不能达到预期效果,不能保证教育走上良性发展道路的原因有三个:一是改革者并未真正理解大学的理念与学术运作机制。许多人认为只要有足够的政策和文件就能办好大学,有完整的计划和教案就能教好学生。二是没有充分考虑自己已有的学术传统与中国特殊的人文政治环境。三是在改革目标与具体措施之间缺乏一个逻辑清晰的论证过程,也就是说措施能否服务于目标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明。
  大学改革的成败不在于目标,在有许多著名大学成功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每次改革都会提出看起来正确的改革方向。已经进行的每一次大学改革的目标与指导思想都不能说是错的,诸如:“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培养创新型人才”、“以教学、科研为中心”、“以人为本”、“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并行”、“注重能力培养”等等,但改革的方案如果公开讨论的话就会引起广泛的争议甚至批评。这是因为在改革目标与改革措施之间缺乏一个清晰明了的检验标准。也就是说,改革方案不能证明自身的正确,所以其效果是令人怀疑的。所有的改革都要非常慎重,大学改革更是如此。改革者都要牢记“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教育格言。教育上一个小的错误可能就会影响很多人的一生。改革的失败会伤害已有的学术传统,动摇教育的根基。
  2大学要以学术为本
  改革的实施者,改革方案的制定者,都必须由对大学之道有深刻理解的人来担当。大学以学术为根本,这在中国的大学是需要特别强调的,因为“没有一所中国的大学将学术树立为第一原则,也没有一所大学提出‘为学术而学术’的口号”。其它像“以人为本”,“以创新为本”等都是似是而非的。现代大学有三项基本任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教学没有科研做底子,就是一个没有观点的教育,没有灵魂的教育,更谈不上创新和高素质人才培养,也就不能真正履行大学对社会的职责。人是多面性的,有好逸恶劳的一面,“以人为本”,并不能自动使其产生学术和研究上的动力;而创新一定是以学术发展为基础的,“创新”只是一种结果,不能成其为“根本”。
  大学之所以是大学,不是企业,也不是行政机关,也不同于中学及各种职业培训,就是因为它以发展学术、培养学术人才为根本目的。这个根本是不会随着时代而改变的,在这方面我们不用提出什么“创新性理念”,只需要遵循教育前辈的指引,比如纽曼的“以知识本身为目的”,洪堡的“学术自由,教学与研究相统一”呻,蔡元培的“大学乃研究高深学问之场所”,就可以了,否则只会将大学引向歧途。“知识本身即目的”,就是大学的第一原则,不仅必须得到再次确认,而且必须比以往更加彻底地运用。
  3在改革之前对改革进行有效的检验
  如果明确了大学以学术为根本,大学改革就有了一个明确的目的和检验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和繁荣学术研究。有了这样的标准,改革者下一步的任务是要明确学术的运作规律,按学术或大学规律办事,采取哪些措施保证学术繁荣,或者解决哪些不利于学术繁荣的问题。
  有了学术为本的原则,并不能保证大学改革的成功,因为改革者都可以声称改革措施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如果改革成败要用时间来检验,我们很可能已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错失了很多机会。为此,必须把学术为本的原则、学术发展所需要的各种环境分解成一个个要素,一个个简单明了的标准,用以在改革措施付诸实施之前就能判断其是否合理,以尽可能减少大学改革所可能犯的错误。也就是说,大学改革要有“先验性”。
  学术的成长需要哪些要素?或者说什么样的条件能产生学术繁荣?本文认为有四个方面比较关键:一大批对研究工作有兴趣的高素质人才;有充足的研究时间和研究经费;经常性的、各种层次的学术交流;协作融洽的研究团队。前三个条件是不言自明的。团队合作对于学术繁荣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现代社会的学术研究,无论是人文还是自然科学,学科间的交叉互补已是常态,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很少有可能由个人单独做出。学术研究有一定规律和规范,团队可以保持和传递学术精神、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团队氛围还可以形成一种激励和约束机制,引导研究兴趣与自觉工作,避免人的惰性和功利主义对研究人员的干扰。
  根据学术繁荣所需要的条件,我们可以进一步确立一项大学制度或改革措施是否有利于发展学术的检验标准:能否使人产生研究学术的兴趣?能否为研究者提供充足的研究时间?是否有利于各种层次、经常性的学术交流?是否有利于团队建设与学术协作?本文认为这几项标准可以直接用来衡量一项大学制度的优劣。至于大学如何吸引高素质人才、鼓励创新,改善硬件环境、争取更多的研究经费、建立合理的分配制度,教授治校,课程建设等等,当然应该努力去做,但这些内容不具备直接检验的可操作性或者属于学术繁荣的次生结果,所以不列入对改革措施的检验标准。
  二对大学改革的具体意见
  1进化式改革
  教育是一个基础性的工作,无论是人才培养还是学术研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突飞猛进,否则只能是虚假的数字,而不是实质的提高。但这不是说改革一定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这种想法是危险的,因为大学的师生是最思想自由的一个群体,不是纪律严明的军队,也不是对改革无可奈何的工人、农民,“改革的痛苦”会直接招致严厉的批评,影响正常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动摇高素质人才留下来的信心,从而导致改革的失败。而且“痛苦的改革”会伤害已有的学术传统,逻辑上也不可能产生学术的繁荣。
  改革的每一步都应收到良好的效果,由良性的过程产生良性的结果,本文称之为进化式改革。这种改革的最大好处是代价很小,并可以最大限度保持已有的学术传统。中国大学改革首先要强调的不是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而是在改革中继承和建设中国学术传统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进化式改革是可以实现的,因为大学再复杂、系统,也不可能超过生命本身。既然生命可以进化得如此完美,大学也可以,更何况生命的进化只是靠无序的突变,而大学改革是有规律可循的自觉行为。
  2市场经济问题
  中国大学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是市场经济的渗透嗍。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市场体制的不完善,社会中有很多阴暗面与腐败现象,这些都已侵入大学的教学与研究领域,对学术的繁荣构成了严重威胁。这种情况必须应对和解决,但排斥市场经济并不是明智的做法。市场经济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将来从事纯粹研究工作的学生毕竟是少数,大部分学生要直接走向市场,这必然对教育要面向市场提出要求。(2)大学教师也有利益上的客观需求。与教师全身心投入密切相关的是教师的薪水必须能保证其享有中产阶级的生活。(3)教学与研究都需要经费,光靠国家拨款对大学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需要社会提供支持。(4)研究成果有转化为生产力的必要,国家也要求大学对经济发展提供动力。   大学应该如何应对市场经济的压力?应该是在坚持学术原则的基础上,与市场经济和社会进行自然衔接。大学应当和外界社会保持适当的距离,但这个距离绝不意味着与世隔绝∞。学术与市场的驱动力是不同的,学术研究的动力缘于兴趣和激情,对真理的渴望,对正义的坚持;而市场强调的是利益、机会,以投入产出衡量一切,核心是竞争。放弃学术原则而自觉或不自觉的“以市场为导向”,则会动摇大学的根本。但大学也不应该排斥市场,甚至与市场相冲突,那样也会使大学之路越走越窄,因为“在寂寞中坚持”,不具备普遍的意义。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大学教育仍然必须坚持学术能力培养的标准。这不光是培养学术人才的要求,也是学生长远发展的基础,因为任何工作都离不开“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与素养。在课程设置上可以增加实习与实践的内容,一方面可以进一步培养学习兴趣,另一方面可以缩小书本知识与实际工作的差距,实现平稳过渡。至于学校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差异,大学教育不应该试图消除。大学本来就应该是一个有梦想和追求的圣地,是一个人生值得回忆的阶段,不需要也不应该与社会“接轨”。
  市场经济的核心是竞争,但竞争并不是市场独有的。竞争机制所产生的活力为人类几千年的社会发展所证实。适当地引入竞争机制可以提高大学学术活力,但一定要避免把学术竞争变成利益的竞争。以利益引导学术,会伤害对学术研究至关重要的诚信与合作精神,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
  3学术评价问题
  学术评价是必要的,因为工作成果得到承认,研究者就会获得继续研究的信心与动力。但现在很多大学和研究机构采用以文章数量(加上所谓的影响因子和引用次数,其本质是一样的)与奖金、职称、福利直接挂钩的鼓励学术研究的方法,导致了大量学术腐败和垃圾学术(也有人称之为“灰色学术”)现象,这严重损害了真正有价值的学术研究,削弱了学术合作的可能。还不如什么都不做,学者仅凭兴趣做研究也能保持学术纯正和比较高的学术水准。计数的方法必然导致对数量的追求,学术本身反而会成为追求利益的手段。
  论文数量、影响因子、引用次数等,本质上都是以量代质的方法,不涉及对成果本身价值的评价,或只是一种间接的方法。所以量化的评估从本质上来说是错误的,只能是救一时之急,不能当成长远政策,更不是什么提高学术水平的灵丹妙药。
  学术水平、学术成果应该如何评价?一个好的学术评价机制应该直接面对学者的研究能力与研究成果本身,数量、引用、获奖、资历等因素只能用于参考。现在国内很多大学的学术评价机制已经向这方面转变,但本文认为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才能使评价结果更加公正:
  一是无记名投票问题。学术评价普遍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这对中国和中国大学的现实情况来说是不适合的。无记名投票反而使评委更容易掺杂自己的偏见,从而影响结果的公正性。如果实名投票并公开投票结果,每个评委都会非常认真地审核材料,自觉地写下尽量客观和有深度的评语。这也为出现偏差以后采取补救措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是对评审人员的管理问题。自身学术能力不够、带有偏见、不认真审核材料、受利益和人情所左右的评委,都会严重影响评审结果的公正。如果有了实名、公开评审,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可以每隔一段时间组织专家(可以就从有良好评审记录的评委中选取)对评委资格进行评估,并将结果公开,取消不合格评委的评审资格。这样,评委为了自己的声誉,也会尽量保证评审结果的客观与公正。另外,对评委的管理应该建立按专业领域分类的数据库,每次评审工作的评委组成应该有一定的随机性,这也最大限度保证了结果的公正性。
  三是申诉机制问题。再好的评价机制也不可能完全避免偏差甚至失误,对于重要的评价工作应该建立学术申诉机制和其它补救措施。学术申诉只用来纠正明显的偏差,不应该过于细致,否则会浪费无谓的时间精力,也会造成混乱。对于有争议问题,只需要赋予相关学术负责人(如院长或校长)一票决定权,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如果一个公正、高效的学术评价机制能够建立起来,学术腐败和垃圾学术的问题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或扭转。学者既会有学术评价产生的紧迫感,也会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术本身上。
  4大学的用人问题
  为了学术的繁荣和可持续发展,高素质人才引进、学术梯队建设是建设一流大学非常关键的问题。评价人才的标准也应该放在其本人的研究能力、学术潜力、学术水平上,对人才进行毕业学校、职称、是否有海外留学背景、论文数量的限制,都是荒谬的。这些条件可以作为参考因素,但不能成为不可动摇的标准。大学应该有意识地选拔一批成果还不是特别突出,但非常有发展潜力的年轻人,作为大学学术发展的后备力量。一是作为学术梯队贮备,二是这比直接聘请功成名就的学者代价要小得多。一般来说,知名学者都是国际化的,以中国大学目前实力和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这不可能成为用人的普遍方式,也就不可能成为中国大学学术发展的主要力量。
  有些大学参考美国哈佛大学的做法,尽量不考虑本校毕业生留校任教,这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形式主义做法。从整体经济实力、学术环境与学术水平上,我国大学与哈佛相比有巨大的差距,直接吸引到一流人才的可能性比较小,反而会因此失去有潜力的年轻人。对中国的大学,比较务实的做法是本校毕业生、外校毕业生、海外留学生、比较知名的学者都应该占有一定比例,并且有一定的灵活性,这才会形成真正有活力的研究团队。特别对于本校毕业生来说,对本校的文化有更强的认同感,熟悉导师的学术思想并受到导师治学精神的感染,可以更好地继承已有的学术传统,是学术团队中必不可少的力量。
  5关于教授治校
  教授治校也是世所公认的大学原则,但也是中国大学管理中普遍的薄弱环节。如果大学以学术为核心,教授治校就成为必然的选择,因为只有教授才是真正理解学术运作规律,并代表大学学术水平的一个群体。根据中国大学的实际情况,这里的教授应该泛指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大学教师。
  教授治校是必要的,问题是教授如何“治校”?这是存在争议的问题,有人认为应该改为“教授治学”。但治学不可避免地涉及人、财、物的分配,所以离不开制度与行政,不存在单纯的治学问题。对大部分教授来说,不可能也不应该直接参与行政管理,没有时间做,也未必做的好。
  教授当校长,并不意味着教授治校,教授治校必须有民主制度的保证。教授治校应该是通过教授的群体,制定学校的管理制度及学术政策,然后交给行政人员去实施。同时,教授委员会还应该定期对大学制度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教授制定的大学制度,要赋予教授特别是学科带头人教学与学术研究方面的人、财、物支配权,这种权力也通过行政人员实施,这既保证了教授的权力,也保证了学术工作的效率。教授的权威对于学术发展是非常重要的,科研方向的把握、科研过程的监管、科研团队建设,都需要一定的学术权威才能高效运转。只要这种权威是制度之下的,就不会产生“学霸”、“门户偏见”之类的不良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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