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只做一件事，顾方舟成功了。1962年，由他带头的研究团队发明的“糖丸”，让中国的“脊灰”年平均发病率大幅度下降。
　　肆掠一时的疾病，或致人死，或致人残，中国在1994年后就绝了它的源头。
　　顾方舟当时已经68岁。“敌人”消失了，他仍穷追不舍。
　　作为病毒学专家，顾方舟担忧病毒的“返祖”或变异现象，他也担心，刚刚形成的免疫屏障太过薄弱，展眼就被反攻过来。
　　如此，他继续“进攻”，又18年。其间的2000年10月，世界卫生组织证实，中国本土“脊灰”野病毒的传播已被阻断，成为无“脊灰”国家。
　　形成于2014年的顾方舟口述自传中，他的一段话，解释了他的专注。
　　1957年，苏联的一名病毒学教授索柯洛夫，被派到中国支持工作。
　　在当时，脊灰病毒导致的小儿麻痹等疾病，正在中国尤其是江苏南通一带泛滥。顾方舟懂俄语，他被指定前往上海，帮助索柯洛夫翻译等工作。
　　出发前，当时卫生部的崔义田副部长，找他严肃地谈了一次话。
　　“您的意思是让我一辈子搞这个事儿？”
　　“对，你一辈子搞这个，要解决脊髓灰质炎的问题。”
　　顾方舟没多想，他回答说：好。
　　他当年31岁，这被视作他专注对抗脊灰炎的起点。
　　此后漫长的62年，顾方舟都在履行这个承诺。风雨无阻。
　　直到2019年1月2日凌晨，顾方舟病逝。
　　已经长大了的孩子们，再次回顾上世纪的故事时发现，原来他就是在童年记忆中那一抹甜的制作者：“糖丸爷爷”。

顾方舟感受到，“当医生固然能救很多人，可从事公共卫生事业却可以让千百万人受益。”

“一生一事”

　　有的人，早早就注定了他要走的路，顾方舟便是如此。
　　这来自他的母亲。
　　1926年6月16日，顾方舟在上海出生。4岁时，父亲罹患“黑热病”去世。
　　母亲带着四个孩子生活，顾方舟排行第三。他们先是在母亲的祖籍地宁波，后又辗转到了天津。
　　生在乱世，顾方舟回忆说，有的人童年过得很苦，有的人很幸福，我们没有这些。
　　他的母亲性格倔强，没有依赖家庭，也不愿意投靠婚姻。
　　凭借一份丈夫死后的保险金，她上了护士学校，成为一名助产士。
　　顾方舟多次回忆说，他无法想象，母亲究竟是怎么撑过了那段日子。
　　他们一家在天津，几乎家徒四壁。只要有妇人生产，无论多么疲惫，或是夜有多深，他的母亲立刻起身，往产妇家奔去。
　　“从小她就教育我们，要自立，要靠自己。”这是顾方舟的童年记忆。
　　然而，助产士没有行医资格，他母亲的工作有诸多不便，动辄要求助友人医生。母亲希望他能当上医生，“医生是人家求你来治病，你不要去求人家。”
　　顾方舟也很聪明，在动荡中求学，成绩还不错。
　　他不是没有怨气，他说：
　　“旧社会就看你是有钱人还是没钱人，我们在学校，人家一看你这个孩子家里不富裕，他就分等级了，对待你也不一样了。所以说起来那个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你要是窮人家的孩子，甚至于在学校里头也照样受欺负。同时穷人和富人的差异特别大，穷人对富人又有一种天生的仇视，这种阶级之间的矛盾很深。”
　　1944年，顾方舟考取了北京大学医学院，读小班，六年制。
　　但是，进了医学院后，他的发展方向却和母亲的期盼有了偏离。
　　顾方舟喜欢上了公共卫生学。
　　这门课的教授是严镜清，顾方舟的宁波老乡，他是公共卫生学家，也是中国遗体捐献项目的发起人。
　　乱世中，青年关心时事。而公共卫生学，必然涉及社会上的一些问题。
　　比如妇幼卫生，包括产妇在生产前、生产后，这是与母亲工作有关的一门学问。在当时，中国婴幼儿的死亡率和产妇死亡率很高很高，非常惨。妇女生孩子，没条件，没知识，医生也没有，就在家里生。一旦遇上难产，大人、小孩全都完了。
　　麻疹，在当时泛滥起来，也是一死就是一大片。
　　顾方舟感受到，“当医生固然能救很多人，可从事公共卫生事业却可以让千百万人受益。”
　　后来，顾方舟的学业就彻底转向公共卫生学，更具体地说，是微生物学。

“临危受命”

　　有了微生物学，才有现代医学。
　　在顾方舟求学的那个年代，中国研究机构的条件与知识储备都很不足。不过，从世界范围来看，西方国家掌握着一套科研方法，但对微生物的认识，也是刚刚开始。
　　微生物学（现代医学）的创建者是法国人巴斯德，生于1822年。
　　在18世纪60年代，也即顾方舟出生前的半个世纪，巴斯德才发现了微生物。
　　不过，在一开始，微生物学研究主要是解决啤酒的发酵问题，以及处理农业畜牧的坏种、害虫问题。真正发展成为免疫学，是从预防天花开始的。
　　在更久以前，人们已经掌握了接种人痘或牛痘的办法，来预防天花，可是都不清楚预防的机制。
　　直到巴斯德，他发现，疾病的发生是微生物（细菌、病毒）在作祟。
　　有了这一发现，微生物学很快成为了医学的基础学科。
　　最早发起的就是免疫学。巴斯德发现，在将病菌提取出来后，放到温热的鸡汤中培养，就能够减少病菌的毒性。 　　把降低了毒性的病菌，接种到人的身体时，人就具备了对此种病菌的免疫能力。这就是今天人们常用的疫苗。
　　但是，在巴斯德的年代，人们普遍无法接受或说不敢接受巴斯德的学说。他们还认为，低级生物是自然而生的。比如将脏棉被扔在黑暗的床底下，就能长出老鼠。
　　直到1885年，巴斯德发明出狂犬病疫苗，成功治愈病人。现代医学才开始了。
　　到顾方舟求学期间，现代医学的历史最多只有60年。它太年轻。对中国人而言，它太陌生了。
　　危机却在此时爆发。

他打比喻说，我们现在要追赶国外，该坐蒸汽车还是电力车？当然是电力火车。

　　20世纪50年代，当时的南通专区爆发了脊灰炎，席卷全国。
　　在更早的20世纪初，美国等地也有一次脊灰炎的大流行，这在当时是世界性难题。最知名的脊灰炎患者，应是前美国总统罗斯福，他下肢瘫痪，终生坐在轮椅上。
　　脊灰炎是由病菌传染的，它会破坏脊髓神经，它破坏不同段会造成不同的症状。
　　比如小儿麻痹病毒，它就针对脊髓前角细胞，将运动细胞破坏。
　　破坏了腰椎脊髓，腿就不行了；破坏了颈椎脊髓，手就不能动了。很多患者无法自由行动，身体扭曲变样，终生痛苦。
　　一般来说，当时每年的流行发病率是十万分之二三。但在20世纪50年代，个别地方比如南宁、上海，发病率到了十万分之三十几。
　　大部分国人却对它的机制一无所知。
　　1951年，婚后不久，顾方舟作为第一批派往苏联的留学生，在苏联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跟随著名病毒学家丘马可夫学习，获得了副博士学位。
　　1957年，脊灰炎泛滥之际，顾方舟“临危受命”，开始了他对脊灰炎的征程。

“死活之争”

　　1957年“临危受命”，1962年发明“糖丸”，看上去它的时间不长、难度不大。
　　但是，它却要求着一个极其重大的抉择。
　　受到中国医学科学院的委派，顾方舟在1959年再次奔赴苏联，了解脊髓灰质炎的“死疫苗”。这是美国医学家索尔克的发明，即Salk疫苗。
　　所谓的“死疫苗”，是指将病菌“灭活”，使之失去繁殖能力，而它的蛋白质/氨基酸成分，依然能够刺激人体的免疫系统，从而抵挡病菌的入侵。
　　但是，当年的医疗条件，与现在天差地别。
　　注射“死疫苗”，需要繁殖大量的病菌，将它们制成针剂后，在一个多月内，分三次打给儿童。
　　可是，在有限的培养条件下，如何培养大量的病菌？并且打给中国包括广大农村地区的数以亿计的儿童？更何况，中苏关系在彼时已经发生变化。专家与物资的支援也危在旦夕。
　　顾方舟当即作出判断，美国可以打“死疫苗”，它有钱，但中国不行。
　　中苏关系的变化，给顾方舟的访问造成了种种不便，他凭借留学期间结下的友情，继续在苏联游走。
　　后来他了解到，还有一种“活疫苗”。这是美国医学研究者赛宾的发明。
　　“活疫苗”是疫苗在早期的经典制法。巴斯德时期，他制作狂犬病疫苗，就是将毒液接种到兔子的脑膜下，兔子死后将其脊髓提取出来。重复操作几次，得到毒性微弱的狂犬病疫苗。
　　赛宾用来研究的，是与人类血缘关系最近的黑猩猩，得出的脊灰病毒毒力最低。但是，“活疫苗”有个关键疑问，是否安全？
　　它刚被发明出来，检验的时间还不够，因为它的毒力可能“返祖”，即毒性恢复到野生毒株的程度，反而助推了它的肆掠。
　　“返祖现象”，在当时只是一个理论之争，并没有证据支持。
　　相反，它的优点无可比拟。“活疫苗”的免疫范围，大大超过“死疫苗”，连人体内的肠道都可以免疫。而且，它的制作成本要低得多。
　　在充分的了解过后，顾方舟给中国卫生部写去一封信。他说：
　　“根据我们中国的国情，我们想要预防脊髓灰质炎，咱们中国只能采用减毒活疫苗这条技术路线。”他打比喻说，我们现在要追赶国外，该坐蒸汽车还是电力车？当然是电力火车。
　　他是对的。

“我这一生”

　　1962年，“糖丸”在昆明制成。
　　将工厂搬到昆明，原因很简单：此处猴子多。同事尹芳回忆说，建所时当地还没有开通铁路，所里也只有生产楼和科研楼是三层的楼房，大家都住在小平房里。
　　制作脊灰疫苗的原料，是猴肾细胞。
　　早在1960年，第一批疫苗就做出来了，包括顾方舟在内的研究人员们，还亲口尝试了疫苗，检测毒性。

　　可是，疫苗毕竟是用在孩子身上，做人体试验时必须用到孩子。
　　当时，顾方舟的大儿子刚出生不久，正好符合试验条件。他瞒着妻子，用大儿子做了人体试验，结果很成功。

顾方舟多次感叹说，防疫人员是最不容易的一群人。中国之大，多少地方荒无人烟，他们提着暖瓶，一家一家地去给孩子接种。

　　后来，顾方舟妻子知道了，并没有怪他。顾方舟回忆说：
　　“她没埋怨我。我们夫妻都是干这一行的，当时我想我自己的孩子不吃，让别人吃去，这不大仗义。”
　　疫苗研制出来是液体的。起初，他们是滴在饼干上，或者馒头上，让孩子吃下去。
　　不过，在防疫站人员为孩子接种时，问题层出不穷。
　　最大的问题是温度，脊灰疫苗在6摄氏度以上时，很快就会失效。
　　即便在今天，疫苗因为没有冷链处理，导致发生的恶性事件时有所闻。
　　当时，顾方舟搜集了很多土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
　　像卖冰棍的商人一样，防疫人员将疫苗储藏在广口暖水瓶中，加入冰块或者冰棍，就能够维持疫苗的效力。
　　后来，顾方舟发现，把疫苗做成“糖丸”，它在常温下的一周内，都能维持效力。结合两种“土办法”，脊灰疫苗被带到了全国各地。
　　顾方舟多次感叹说，防疫人员是最不容易的一群人。中国之大，多少地方荒无人烟，他们提着暖瓶，一家一家地去给孩子接种。
　　当年定下的指标是，95%的孩子要接受接种，形成一道对此传染病的屏障。这样的笨方法却很有效，它延续了下来。白色糖丸的甜蜜滋味，成了绝大多数80后、90后的童年记忆。
　　1994年，湖南发现脊灰炎患者后至今，中国境内的脊灰炎源头已经绝迹。
　　然而，在这之后的心酸，却很少被人看见。
　　顾方舟的同事、原疫苗检定室主任赵玫记得，顾老在昆明所建所50周年时发言，第一句话他就说：“为了消灭脊髓灰质炎，我们奉献了三代人。”
　　说到这里，顾老哽咽了，很难过。
　　顾方舟的母亲，因为20世纪60年代的动荡，意外在昆明去世。顾方舟说，他的三个孩子，也因为无力支持他们读书，最终受到的教育很少。这是他人生中的遗憾。
　　虽然有遗憾，但他的一生，不需要对谁愧疚了。
　　在口述自传的最后，顾方舟一如既往地，用大白话讲道：
　　“我活这一辈子，不是说从别人那里得到了什么东西，而是我自己给了别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