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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记者曾跟随香港乐施会“公平贸易考察团”去到菲律宾。为期一周的考察，从香港到了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由马尼拉乘机到斑乃岛(省)伊洛伊洛，再由伊洛伊洛乘船到内格罗岛(Negros)，随后返回香港，算得上“日夜兼程”。
不过，旅途劳顿却换来大收获，不仅是菲律宾式台风的随行让人开了眼界，更得以了解积贫积弱的菲律宾农村现状——至今维系大种植园经济的内格罗岛一行，尤为令人感慨：无地农民的赤贫顿显新中国土地改革“均分田地”的好处，而其种植业在现今国际贸易体系下的粗重喘息却不得不让人忧思今日之中国。
内格罗岛的土改“困境”
对于近邻菲律宾，中国人多少会有所了解。两国民间交往向来频繁，據说菲律宾近千万人有华人血统，这一说法自然难以证实，不过华人在今日菲律宾各行各业占据要冲，却是个事实。
同中国一样，农业在菲律宾十分重要。菲律宾的农地面积占国土面积40％以上，雇佣了近1100万人，约占菲律宾总人口的1/3。不过，大多数农民并没有土地，他们租用农田或受雇于地主。自1523年起，菲律宾被西班牙统治近300年，1898年西班牙与美国交战后将菲律宾售予美国，遂又成美国殖民地——长期被殖民的历史，让菲律宾单一种植的农业经济结构至今难以改观。譬如糖业，它由西班牙于1800年引入，其后，在美国殖民时期获得迅猛发展。美国一度出台贸易保护措施给予菲律宾蔗糖一定配额，确保其可用高于国际市场价钱将大量蔗糖出口至美国，而大地主从糖业获取巨额利润的同时，也造就了农民单一植蔗的局面。
记者所到的内格罗岛即是如此。该岛是菲律宾最大的产糖区，自西班牙殖民时期开始，土地由少数的大地主占有，至今如此。巴科洛德(Bacolod)是内格罗岛西部的一个城镇，我们此行的目的是驱车前往一个偏僻的村庄，探访当地的农民合作组织MIARBA。如前所述，内格罗岛仍遍布大种植园，近70％的土地由2％的人口拥有，因此，该岛也成为菲律宾政府推行土地改革政策的最大试验场。而参与农民合作组织MIARBA的82个家庭，恰好是启动于1986年的土地改革的受益30
从村民口中，记者大致了解了近年来他们生活中的变化。2002年，在公平贸易组织Alter Trade的帮助下，82户村民从政府手中拿到了土地——事实上，更准确地说是政府从地主手中以协议价买下土地，以约30年分期付款的方式(各地情况略有不同)卖给农民，那么，迄今为止，农民还算不上真正拥有了土地。农民组织MIARBA属下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管理，他们与Aher Trade合作，参与公平贸易，不仅添置了卡车等运输工具，还新建了培训中心以及社区诊所，生活大有改善。
在那之前，当地农民似乎生活在黑暗中。他们没有土地，大多受雇于地主，每日辛劳，需凌晨3点起床，工作13小时，如晚起，则要接受惩罚，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都不能干活，也拿不到工钱——他们的如此描述，让我们不禁联想起地主“周扒皮”的“半夜鸡叫”。即便如此，男人每天的酬劳只不过约70披索(相当于2美元)，女人则更低，这些微薄收入几乎不够日常开支，不少家庭孩子因此无法上学，甚至还需帮助父母工作。
如此前后对比，我们称以“耕者有其田”为理想蓝图的“土地改革”为菲律宾农民的“福音”也并不为过。不过，Alter Trade负责人却告诉我，实际上内格罗岛于1986年开始推行土地改革，但改革的推进至今十分缓慢。甚而，它更加剧了农村贫困和社会动荡。从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所发起的“全面土地改革计划”本身来看，改革因深刻触动国家精英人士的利益而必然遭遇阻碍，更重要的是，菲律宾的立法者和政府官员本身即大地主，换言之，改革者与改革对象同一，如此一来，土地改革反倒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
这篇文章并无意深入探讨菲律宾土地改革本身。但我们需要分析的是，为什么超过八成的菲律宾改革计划受益者直至2000年仍处在贫困线之下?换言之，虽然部分土地得以重新分配，但它却未能增加农民收入，也未能改善其农业积弱的局面。可供分析的原因很多，归纳则主要有三项：其一，基础建设滞后，加上财政资源及政策不足，获得土地的农工无法负担高额的再开发成本，也缺乏投入再生产的资金；其二，大买家或者中介人操控农产品市场价格，小农户缺乏议价能力，因此所得回报甚少；其三，在现今国际贸易体系下，由于欧美发达国家大量补贴国内农业，其农产品大肆低价倾销海外，国际农产品价格被扭曲，这让依赖单一种植的菲律宾农民雪上加霜……
正如MIARBA成员所回顾的，上世纪80年代国际糖价大幅下泻，由1974年的60美分/磅跌至1985年的3美分/磅，严重依赖出口糖换取外汇的菲律宾经济遭重挫，大量蔗农破产，地主蔗田被银行充公，20万工人失业，在内格罗岛85％人口的生活水平跌至贫困线以下——在风波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菲律宾植蔗业赤裸裸暴露在国际市场变幻风云下的无奈。
如Alter Trade等公平贸易组织，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出现，以对抗不公平的国家贸易，乃至中间商对于小农利益的压榨。以Alter Trade为例，它将与其合作的MIARBA等农民组织提供的产品销往欧洲等国市场，同时回馈给生产者相对有保障的农产品价格。同时，MIARBA等农民组织还能获得一笔额外的社区发展基金以及贷款，用以改进生产和改善生活。
不过，绝大多数人菲律宾农民还是苦苦挣扎在贫困线上，他们没能像MIARBA成员那般幸运，毕竟只有少数人能从公平贸易体系获得好处。
民生经济决定中国未来
深入菲律宾，可增进我们了解今日中国之现实。菲律宾和中国，虽政治制度等等相距甚远，却仍有诸多可比之处。首先，两国经济都十分依赖出口，或者说，同是出口导向型经济。然后，两国都在大张旗鼓推行贸易自由化政策，而关税削减计划不过是贸易自由化政策的一部分—若不是日渐严峻的民生问题迫使菲律宾政府不得不检讨进口关税政策，并在2003年将其关税率冻结在2000年15％的水平，按照原计划，2004年1月，菲律宾关税率将降至0％-5％。
然而，值得中国引以为鉴的是，菲律宾农业所遭受的危机。的确，中国在农村土地所有制上占据了优势，也并非单一种植经济，但在目前国际贸易体系下，中国农业可能遭受的创伤也许远比想象中严重。
香港乐施会提供的一份题为《中国棉业没有软着陆》的调研报告敲响了警钟——该报告是在中国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组的协助下，由梁佩凤女士撰写。或许，我们可以说，棉业之于中国，正如糖业之于菲律宾。2004年，中国的棉产量为6307/吨，是全球产量的1/4。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单是参与棉花种植的人数高达4620万，还未算入无数靠分销、买卖和加工棉为生的工人。
2001年底，为加入世贸，中国开放棉花市场，棉农不得不面对国际竞争。不久，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棉花进口国，2004年，中国进口200Z吨棉花。与此同时，国产棉花早于2005年初已有迹象显示将会被挤出市场。截至当年3月，国产棉花总产量中，只有86％被采购，其余留在农民手中，未能售出。
但是，真正自由的市场并不存在，中国棉农面临不公平的国际竞争。事实上，中国棉花的生产成本远低于美国。正是美国廉价棉花的倾销，使得世界棉价跌至谷底。(2004/2005世界市场价格的下跌令国内子棉的价格下跌了30％至40％，新疆很多棉农入不敷出。)棉价低回使得许多中国农民收入锐减，甚至再度返贫，并加剧农村失业状况，迫使更多农村工人到城市谋生。等待中国棉农的，是一个灰暗的未来。
照理说来，中国纺织品出口自上世纪90年代初的稳步上升，定为中国棉业赢来发展的契机。现在看来，却不过是造就了美国高补贴棉花最便利的倾销场。正当美国棉花大量涌入中国市场，并使中国民生受损之时，美国却力图阻止中国纺织品进口；当中国正在尽力履行它加入世贸的承诺时，美国却对世贸棉花仲裁小组的建议置之不理——如梁佩凤女士所说，这是国家贸易政策双重标准的一个典型例子。
同样，中国棉业状况也可用作观察中国经济结构的透视镜：当纺织业成为中国赚取外汇的一个主要行业之时，中国数以千万计的农民生活却陷入困顿。这不禁让我想起了经济学家余永定在2007年所讲那段惊人之语：“中国获得越来越大的贸易顺差，难道就是为了换取那些越来越不值钱的绿纸片吗?如果是为了经济增长和就业的缘故，容我极端地反问一句：中国为什么不把贸易顺差产品扔进太平洋和大西洋，同时由人民银行直接印人民币发给这些出口企业呢?”
如此的经济发展，是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换取另一部分人的利益的发展。虽然，某些利益往往被冠之以“国家利益”。如果中国经济要走向一个可持续的未来，必先有社会的和谐，而和谐始于公平与正义，要谋求基本的公平与正义，当务之急又在于缔造一个“民生经济”的格局。
不过，旅途劳顿却换来大收获，不仅是菲律宾式台风的随行让人开了眼界，更得以了解积贫积弱的菲律宾农村现状——至今维系大种植园经济的内格罗岛一行，尤为令人感慨：无地农民的赤贫顿显新中国土地改革“均分田地”的好处，而其种植业在现今国际贸易体系下的粗重喘息却不得不让人忧思今日之中国。
内格罗岛的土改“困境”
对于近邻菲律宾，中国人多少会有所了解。两国民间交往向来频繁，據说菲律宾近千万人有华人血统，这一说法自然难以证实，不过华人在今日菲律宾各行各业占据要冲，却是个事实。
同中国一样，农业在菲律宾十分重要。菲律宾的农地面积占国土面积40％以上，雇佣了近1100万人，约占菲律宾总人口的1/3。不过，大多数农民并没有土地，他们租用农田或受雇于地主。自1523年起，菲律宾被西班牙统治近300年，1898年西班牙与美国交战后将菲律宾售予美国，遂又成美国殖民地——长期被殖民的历史，让菲律宾单一种植的农业经济结构至今难以改观。譬如糖业，它由西班牙于1800年引入，其后，在美国殖民时期获得迅猛发展。美国一度出台贸易保护措施给予菲律宾蔗糖一定配额，确保其可用高于国际市场价钱将大量蔗糖出口至美国，而大地主从糖业获取巨额利润的同时，也造就了农民单一植蔗的局面。
记者所到的内格罗岛即是如此。该岛是菲律宾最大的产糖区，自西班牙殖民时期开始，土地由少数的大地主占有，至今如此。巴科洛德(Bacolod)是内格罗岛西部的一个城镇，我们此行的目的是驱车前往一个偏僻的村庄，探访当地的农民合作组织MIARBA。如前所述，内格罗岛仍遍布大种植园，近70％的土地由2％的人口拥有，因此，该岛也成为菲律宾政府推行土地改革政策的最大试验场。而参与农民合作组织MIARBA的82个家庭，恰好是启动于1986年的土地改革的受益30
从村民口中，记者大致了解了近年来他们生活中的变化。2002年，在公平贸易组织Alter Trade的帮助下，82户村民从政府手中拿到了土地——事实上，更准确地说是政府从地主手中以协议价买下土地，以约30年分期付款的方式(各地情况略有不同)卖给农民，那么，迄今为止，农民还算不上真正拥有了土地。农民组织MIARBA属下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管理，他们与Aher Trade合作，参与公平贸易，不仅添置了卡车等运输工具，还新建了培训中心以及社区诊所，生活大有改善。
在那之前，当地农民似乎生活在黑暗中。他们没有土地，大多受雇于地主，每日辛劳，需凌晨3点起床，工作13小时，如晚起，则要接受惩罚，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都不能干活，也拿不到工钱——他们的如此描述，让我们不禁联想起地主“周扒皮”的“半夜鸡叫”。即便如此，男人每天的酬劳只不过约70披索(相当于2美元)，女人则更低，这些微薄收入几乎不够日常开支，不少家庭孩子因此无法上学，甚至还需帮助父母工作。
如此前后对比，我们称以“耕者有其田”为理想蓝图的“土地改革”为菲律宾农民的“福音”也并不为过。不过，Alter Trade负责人却告诉我，实际上内格罗岛于1986年开始推行土地改革，但改革的推进至今十分缓慢。甚而，它更加剧了农村贫困和社会动荡。从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所发起的“全面土地改革计划”本身来看，改革因深刻触动国家精英人士的利益而必然遭遇阻碍，更重要的是，菲律宾的立法者和政府官员本身即大地主，换言之，改革者与改革对象同一，如此一来，土地改革反倒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
这篇文章并无意深入探讨菲律宾土地改革本身。但我们需要分析的是，为什么超过八成的菲律宾改革计划受益者直至2000年仍处在贫困线之下?换言之，虽然部分土地得以重新分配，但它却未能增加农民收入，也未能改善其农业积弱的局面。可供分析的原因很多，归纳则主要有三项：其一，基础建设滞后，加上财政资源及政策不足，获得土地的农工无法负担高额的再开发成本，也缺乏投入再生产的资金；其二，大买家或者中介人操控农产品市场价格，小农户缺乏议价能力，因此所得回报甚少；其三，在现今国际贸易体系下，由于欧美发达国家大量补贴国内农业，其农产品大肆低价倾销海外，国际农产品价格被扭曲，这让依赖单一种植的菲律宾农民雪上加霜……
正如MIARBA成员所回顾的，上世纪80年代国际糖价大幅下泻，由1974年的60美分/磅跌至1985年的3美分/磅，严重依赖出口糖换取外汇的菲律宾经济遭重挫，大量蔗农破产，地主蔗田被银行充公，20万工人失业，在内格罗岛85％人口的生活水平跌至贫困线以下——在风波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菲律宾植蔗业赤裸裸暴露在国际市场变幻风云下的无奈。
如Alter Trade等公平贸易组织，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出现，以对抗不公平的国家贸易，乃至中间商对于小农利益的压榨。以Alter Trade为例，它将与其合作的MIARBA等农民组织提供的产品销往欧洲等国市场，同时回馈给生产者相对有保障的农产品价格。同时，MIARBA等农民组织还能获得一笔额外的社区发展基金以及贷款，用以改进生产和改善生活。
不过，绝大多数人菲律宾农民还是苦苦挣扎在贫困线上，他们没能像MIARBA成员那般幸运，毕竟只有少数人能从公平贸易体系获得好处。
民生经济决定中国未来
深入菲律宾，可增进我们了解今日中国之现实。菲律宾和中国，虽政治制度等等相距甚远，却仍有诸多可比之处。首先，两国经济都十分依赖出口，或者说，同是出口导向型经济。然后，两国都在大张旗鼓推行贸易自由化政策，而关税削减计划不过是贸易自由化政策的一部分—若不是日渐严峻的民生问题迫使菲律宾政府不得不检讨进口关税政策，并在2003年将其关税率冻结在2000年15％的水平，按照原计划，2004年1月，菲律宾关税率将降至0％-5％。
然而，值得中国引以为鉴的是，菲律宾农业所遭受的危机。的确，中国在农村土地所有制上占据了优势，也并非单一种植经济，但在目前国际贸易体系下，中国农业可能遭受的创伤也许远比想象中严重。
香港乐施会提供的一份题为《中国棉业没有软着陆》的调研报告敲响了警钟——该报告是在中国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组的协助下，由梁佩凤女士撰写。或许，我们可以说，棉业之于中国，正如糖业之于菲律宾。2004年，中国的棉产量为6307/吨，是全球产量的1/4。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单是参与棉花种植的人数高达4620万，还未算入无数靠分销、买卖和加工棉为生的工人。
2001年底，为加入世贸，中国开放棉花市场，棉农不得不面对国际竞争。不久，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棉花进口国，2004年，中国进口200Z吨棉花。与此同时，国产棉花早于2005年初已有迹象显示将会被挤出市场。截至当年3月，国产棉花总产量中，只有86％被采购，其余留在农民手中，未能售出。
但是，真正自由的市场并不存在，中国棉农面临不公平的国际竞争。事实上，中国棉花的生产成本远低于美国。正是美国廉价棉花的倾销，使得世界棉价跌至谷底。(2004/2005世界市场价格的下跌令国内子棉的价格下跌了30％至40％，新疆很多棉农入不敷出。)棉价低回使得许多中国农民收入锐减，甚至再度返贫，并加剧农村失业状况，迫使更多农村工人到城市谋生。等待中国棉农的，是一个灰暗的未来。
照理说来，中国纺织品出口自上世纪90年代初的稳步上升，定为中国棉业赢来发展的契机。现在看来，却不过是造就了美国高补贴棉花最便利的倾销场。正当美国棉花大量涌入中国市场，并使中国民生受损之时，美国却力图阻止中国纺织品进口；当中国正在尽力履行它加入世贸的承诺时，美国却对世贸棉花仲裁小组的建议置之不理——如梁佩凤女士所说，这是国家贸易政策双重标准的一个典型例子。
同样，中国棉业状况也可用作观察中国经济结构的透视镜：当纺织业成为中国赚取外汇的一个主要行业之时，中国数以千万计的农民生活却陷入困顿。这不禁让我想起了经济学家余永定在2007年所讲那段惊人之语：“中国获得越来越大的贸易顺差，难道就是为了换取那些越来越不值钱的绿纸片吗?如果是为了经济增长和就业的缘故，容我极端地反问一句：中国为什么不把贸易顺差产品扔进太平洋和大西洋，同时由人民银行直接印人民币发给这些出口企业呢?”
如此的经济发展，是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换取另一部分人的利益的发展。虽然，某些利益往往被冠之以“国家利益”。如果中国经济要走向一个可持续的未来，必先有社会的和谐，而和谐始于公平与正义，要谋求基本的公平与正义，当务之急又在于缔造一个“民生经济”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