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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带监听资料是否具有证据能力，我国立法与实践并未作出回答。但在充分汲取域外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以监听基本原则及刑诉价值权衡为标准进行分析对于同一对象的附带监听资料，可以通过关联性标准及重罪标准获得证据能力；对于不同对象的附带监听资料，在一般情况下无证据能力，但在重罪情形下可获得证据能力。同时，附带监听资料若想真正取得证据能力，尚需通过事后补正制度与证据调查程序检验，从形式与实质层面对其进行治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