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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以来，在“开展‘四史’宣传教育”的號召下，我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论中国共产党历史》，阅读了《中国共产党简史》，又重温了几本历史学者的相关专著，对党史学习有了新的体会。
以人类文明的长河来看，我们党的历史刚满100年，是很短的。然而短不等于平淡无奇。相反，这一百年历经磨砺，起起伏伏，足够“有料”。要想领会其中深意，我们就不能只满足于了解历史过程的浅尝辄止，更需要找对方法，剖析史实，积极思考，进而得出自己的判断。
一是不要孤立看待党史，应用联系的观点将与党有关联的历史视作一个整体来学习，方能一览全貌。
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可大致分为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四个时期，每个时期，都有不同国家、组织或党派势力在活跃着，比如苏俄、共产国际、北洋军阀、国民党、民主党派、英美日帝国主义等，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党从出生到成长的外部环境。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党的许多内外政策和活动，也离不开同世界特别是美苏冷战的影响，故脱离整个舞台、只看我们党一家“唱独角戏”，这样学到的党史必然是局部、片面而肤浅的。
举个例子，我们先来看看中国共产党前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要决议内容：
一大：提出了党的纲领，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为“无产阶级革命”。为保持队伍的革命性和纯洁性，章程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与资产阶级的“黄色知识分子”及与其类似的其他党派的任何联系。
二大：将党的目标分为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最高纲领即一大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最低纲领是：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在当前历史时期以最低纲领为奋斗目标。
三大：进一步提出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也就是二大最低纲领的目标。
仅从表面上看，我们党每届会议都在调整自己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策略，似乎并不奇怪。但是稍微深入一点就会发现，从一大到三大仅仅三年间，我们党就从最高纲领降至最低纲领，甚至要和从前视为革命对象的资产阶级开展合作，这变化不能不说也太大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仅从上述三段决议显然找不出答案。
1917年，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尾声之时，中国北方强邻帝俄轰然倒塌。“十月革命”后，俄国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它仅用两三年时间就摆平内战、击败外国武装干涉，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受到“世界最新式革命”的鼓舞，中国共产党刚成立，便迫不及待地想要效仿苏俄挽救中国，一大党章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正是这种理想主义的体现。
但事实上，一大召开时我们党在全国一共也只有50多个党员，除了通过宣传阵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以外，在工人阶级中的存在感还极其微弱。况且当时中国尚处于帝国主义和军阀割据的混乱统治下，资产阶级还没当权，何谈推翻其政权呢？
因此，我们党几乎从成立之刻起，工作的大方向就在不断向实际靠拢，且这种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苏俄与共产国际指导的结果。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的建成是世界范围的，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不分国籍，都是同志。而我们党正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并且长期依赖其资金援助开展活动。在组织关系上，我们党隶属共产国际东方部，因此党的全部重大问题几乎都由共产国际甚至联共（布）指示决定或报经批准才可执行。这种上下级关系持续至“长征”时期才出现松动，直到斯大林去世才逐渐画上句号。
中共成立时，苏俄还未完全消除帝国主义列强环伺的威胁。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注意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争势头很猛，而且同样把矛头对准帝国主义，由此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可以与之结成反帝同盟。在这个精神指导下，1921年—1922年，共产国际召集中国、朝鲜、日本等国的革命团体，以“远东人民”“远东革命青年”等名义开了几次大会，设法将这些运动导向对国际共运有利的方向。
同时期，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在国民党中活动，很快取得了孙中山对国共合作的许可。在这种形势下，尽管中共内部仍有许多保留意见，也只能听从指示，放低姿态，加入国民党，全力以赴投入民族民主革命的工作中。
如果缺少对上述史实的了解，我们就无法弄清从一大到三大党纲如此变化的缘由，更无法从冰冷的决议文字中体会出党的前辈们胸怀理想、睥睨大千的傲气和脚踏实地、以退为进的无奈。
二是不要静止看待党史，要用发展的观点，注意把握历史在发展演进过程中事物自身的变化以及事物之间的关系和影响。
“古田会议”“三湾改编”“延安整风”“重庆谈判”……我们党的历史上有着许多赫赫有名的事件，在学习党史的过程中，我们很容易知晓一个个历史事件的大致经过，却不一定理解书上略显抽象的评价和意义。因为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和结束可能很短暂，但是它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要经历很长时间甚至好几代人才能显现，而我们在学习时往往会忽视从时间维度上对相关事件的联系进行考察，因而无法准确理解其历史意义。
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为例。如果单看它的出处，即1927年8月7日，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发言时强调了这么句话，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毕竟在中华几千年王朝更替史上，通过军事斗争夺取政权几乎是家常便饭。而在比八七会议更早的时候，斯大林同志也曾犀利地指出：“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
当我们把时间的视角拉远一点会发现，在八七会议前后，我们党刚刚经历大革命挫折，国民党用暴力武装大肆屠戮手无寸铁的共产党人，逼迫我们发动了南昌起义。但是这“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却开得太晚，起义军在敌人优势兵力面前选择南下广州，途中又不断受挫，最终与毛泽东带领的秋收起义的队伍在井冈山会师。 如果我们把视角再拉远一點就会发现，我们党从成立时就认定自己是革命的先锋队，理应追随最新式的苏俄革命，也就是中心城市暴动式的“十月革命”，而把掌握一支军队、“带队伍上山”看作是类似军阀割据的“落后”做法。因此，党一直把工作重心放在宣传共产主义和组织、发动工农上。即使国共合作期间，一些党的领导见识到国民党在建立军队后发展势头迅猛，不仅不认同，反而一再提出批评。
显然，正是因为这种轻视军队工作的态度和做法，才导致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如待宰羔羊般的弱势。即便如此，时任党的领导层依然死抱着照搬苏俄革命的心态。
1927年11月，听闻毛泽东擅自带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了井冈山，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对毛泽东给予严厉处分并免去其政治局候补委员职位。12月，中共趁粤桂军阀冲突、广州空虚之际，在广州发动起义，苏联驻广州领事馆的外交官们亲自到场参加革命，发动了数千名工人、农民和士兵，初战告捷后还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但是当国民党的大部队展开反攻时，起义军寡不敌众，很快退出广州。超过5000名革命者和群众被血腥屠杀。如此近似“十月革命”的革命，依然没能改变惨败的结局。
历史的发展最终证明了毛泽东的远见。正是沿着“武装夺取政权”“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赢得了革命的胜利。特别是，若不了解当时中共领导层对苏俄革命模式有多执着的情况，就不会深入理解毛泽东所言的“拨开云雾见光明”的意义。
三是学党史不能脱离对人的研究。正如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所说：离开了对活生生的人的全方位把握和理解，仅从文本、概念、抽象化的群体等角度去解读历史，是很难贴近真实历史的。
诚然，我们党作为一个组织，一直都是以群体的姿态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但是，一旦深入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当中，人、个体，特别是党的领导者的作用就会显现出来。人作为一个有个性、有思想的活物，看问题、做决断时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见解。在同一个问题面前，不同领导者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
例如，毛泽东在1931年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成为中央苏区党政军的最高负责人。1933年，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迁到瑞金后，因为“左倾”错误，毛泽东的党政军权力被逐一剥夺。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毛泽东即便不情愿，也只是隐忍退让，表现出对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的高度服从。
几年后的长征途中，当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红四方面军负责人张国焘却自恃枪多势众，公然向党中央争权，制造“北上与南下”的分裂，甚至另立中央，自任“主席”。
同样是地方实力领导者与中央打交道，两位领导人却是截然相反的表现。这其中虽然有不同历史环境因素的影响，但归根到底还是领导者服从党的组织纪律的主观意愿问题。
可惜，历史从来没有“如果”，它只是向前发展。中央苏区在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下日渐削弱，直至遵义会议时毛泽东争取到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支持，才解除了博古的领导职务，初步纠正了军事方面的错误。中央红军经北上到达陕北，不仅取得了根据地的支持，而且重新恢复了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联系，巩固了党中央的权威;红四方面军却在作战中减员过半，张国焘的“中央”仅维持了8个月便自行取消。
正因为历史总是充满了曲折和机遇，从来都不是安排好的，才更加凸显了人们拼搏奋斗推动历史的可贵。忽视了人的作用，历史就不免沦为宿命，成为“必然”而空洞的存在。
综上所述，党史也是历史。作为一名普通党员，要想切实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要求，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传承好、发扬好”，我们就必须把党史学习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克服形式主义，真正地扎进去，适当运用历史研究的思维和方法，广泛涉猎，求真务实，树立起正确的历史导向。这样，我们才能弄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从而在根本上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自觉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素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自己的贡献。
作者单位：陕西教育报刊社
以人类文明的长河来看，我们党的历史刚满100年，是很短的。然而短不等于平淡无奇。相反，这一百年历经磨砺，起起伏伏，足够“有料”。要想领会其中深意，我们就不能只满足于了解历史过程的浅尝辄止，更需要找对方法，剖析史实，积极思考，进而得出自己的判断。
一是不要孤立看待党史，应用联系的观点将与党有关联的历史视作一个整体来学习，方能一览全貌。
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可大致分为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四个时期，每个时期，都有不同国家、组织或党派势力在活跃着，比如苏俄、共产国际、北洋军阀、国民党、民主党派、英美日帝国主义等，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党从出生到成长的外部环境。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党的许多内外政策和活动，也离不开同世界特别是美苏冷战的影响，故脱离整个舞台、只看我们党一家“唱独角戏”，这样学到的党史必然是局部、片面而肤浅的。
举个例子，我们先来看看中国共产党前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要决议内容：
一大：提出了党的纲领，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为“无产阶级革命”。为保持队伍的革命性和纯洁性，章程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与资产阶级的“黄色知识分子”及与其类似的其他党派的任何联系。
二大：将党的目标分为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最高纲领即一大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最低纲领是：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在当前历史时期以最低纲领为奋斗目标。
三大：进一步提出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也就是二大最低纲领的目标。
仅从表面上看，我们党每届会议都在调整自己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策略，似乎并不奇怪。但是稍微深入一点就会发现，从一大到三大仅仅三年间，我们党就从最高纲领降至最低纲领，甚至要和从前视为革命对象的资产阶级开展合作，这变化不能不说也太大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仅从上述三段决议显然找不出答案。
1917年，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尾声之时，中国北方强邻帝俄轰然倒塌。“十月革命”后，俄国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它仅用两三年时间就摆平内战、击败外国武装干涉，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受到“世界最新式革命”的鼓舞，中国共产党刚成立，便迫不及待地想要效仿苏俄挽救中国，一大党章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正是这种理想主义的体现。
但事实上，一大召开时我们党在全国一共也只有50多个党员，除了通过宣传阵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以外，在工人阶级中的存在感还极其微弱。况且当时中国尚处于帝国主义和军阀割据的混乱统治下，资产阶级还没当权，何谈推翻其政权呢？
因此，我们党几乎从成立之刻起，工作的大方向就在不断向实际靠拢，且这种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苏俄与共产国际指导的结果。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的建成是世界范围的，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不分国籍，都是同志。而我们党正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并且长期依赖其资金援助开展活动。在组织关系上，我们党隶属共产国际东方部，因此党的全部重大问题几乎都由共产国际甚至联共（布）指示决定或报经批准才可执行。这种上下级关系持续至“长征”时期才出现松动，直到斯大林去世才逐渐画上句号。
中共成立时，苏俄还未完全消除帝国主义列强环伺的威胁。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注意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争势头很猛，而且同样把矛头对准帝国主义，由此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可以与之结成反帝同盟。在这个精神指导下，1921年—1922年，共产国际召集中国、朝鲜、日本等国的革命团体，以“远东人民”“远东革命青年”等名义开了几次大会，设法将这些运动导向对国际共运有利的方向。
同时期，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在国民党中活动，很快取得了孙中山对国共合作的许可。在这种形势下，尽管中共内部仍有许多保留意见，也只能听从指示，放低姿态，加入国民党，全力以赴投入民族民主革命的工作中。
如果缺少对上述史实的了解，我们就无法弄清从一大到三大党纲如此变化的缘由，更无法从冰冷的决议文字中体会出党的前辈们胸怀理想、睥睨大千的傲气和脚踏实地、以退为进的无奈。
二是不要静止看待党史，要用发展的观点，注意把握历史在发展演进过程中事物自身的变化以及事物之间的关系和影响。
“古田会议”“三湾改编”“延安整风”“重庆谈判”……我们党的历史上有着许多赫赫有名的事件，在学习党史的过程中，我们很容易知晓一个个历史事件的大致经过，却不一定理解书上略显抽象的评价和意义。因为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和结束可能很短暂，但是它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要经历很长时间甚至好几代人才能显现，而我们在学习时往往会忽视从时间维度上对相关事件的联系进行考察，因而无法准确理解其历史意义。
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为例。如果单看它的出处，即1927年8月7日，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发言时强调了这么句话，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毕竟在中华几千年王朝更替史上，通过军事斗争夺取政权几乎是家常便饭。而在比八七会议更早的时候，斯大林同志也曾犀利地指出：“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
当我们把时间的视角拉远一点会发现，在八七会议前后，我们党刚刚经历大革命挫折，国民党用暴力武装大肆屠戮手无寸铁的共产党人，逼迫我们发动了南昌起义。但是这“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却开得太晚，起义军在敌人优势兵力面前选择南下广州，途中又不断受挫，最终与毛泽东带领的秋收起义的队伍在井冈山会师。 如果我们把视角再拉远一點就会发现，我们党从成立时就认定自己是革命的先锋队，理应追随最新式的苏俄革命，也就是中心城市暴动式的“十月革命”，而把掌握一支军队、“带队伍上山”看作是类似军阀割据的“落后”做法。因此，党一直把工作重心放在宣传共产主义和组织、发动工农上。即使国共合作期间，一些党的领导见识到国民党在建立军队后发展势头迅猛，不仅不认同，反而一再提出批评。
显然，正是因为这种轻视军队工作的态度和做法，才导致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如待宰羔羊般的弱势。即便如此，时任党的领导层依然死抱着照搬苏俄革命的心态。
1927年11月，听闻毛泽东擅自带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了井冈山，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对毛泽东给予严厉处分并免去其政治局候补委员职位。12月，中共趁粤桂军阀冲突、广州空虚之际，在广州发动起义，苏联驻广州领事馆的外交官们亲自到场参加革命，发动了数千名工人、农民和士兵，初战告捷后还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但是当国民党的大部队展开反攻时，起义军寡不敌众，很快退出广州。超过5000名革命者和群众被血腥屠杀。如此近似“十月革命”的革命，依然没能改变惨败的结局。
历史的发展最终证明了毛泽东的远见。正是沿着“武装夺取政权”“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赢得了革命的胜利。特别是，若不了解当时中共领导层对苏俄革命模式有多执着的情况，就不会深入理解毛泽东所言的“拨开云雾见光明”的意义。
三是学党史不能脱离对人的研究。正如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所说：离开了对活生生的人的全方位把握和理解，仅从文本、概念、抽象化的群体等角度去解读历史，是很难贴近真实历史的。
诚然，我们党作为一个组织，一直都是以群体的姿态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但是，一旦深入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当中，人、个体，特别是党的领导者的作用就会显现出来。人作为一个有个性、有思想的活物，看问题、做决断时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见解。在同一个问题面前，不同领导者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
例如，毛泽东在1931年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成为中央苏区党政军的最高负责人。1933年，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迁到瑞金后，因为“左倾”错误，毛泽东的党政军权力被逐一剥夺。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毛泽东即便不情愿，也只是隐忍退让，表现出对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的高度服从。
几年后的长征途中，当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红四方面军负责人张国焘却自恃枪多势众，公然向党中央争权，制造“北上与南下”的分裂，甚至另立中央，自任“主席”。
同样是地方实力领导者与中央打交道，两位领导人却是截然相反的表现。这其中虽然有不同历史环境因素的影响，但归根到底还是领导者服从党的组织纪律的主观意愿问题。
可惜，历史从来没有“如果”，它只是向前发展。中央苏区在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下日渐削弱，直至遵义会议时毛泽东争取到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支持，才解除了博古的领导职务，初步纠正了军事方面的错误。中央红军经北上到达陕北，不仅取得了根据地的支持，而且重新恢复了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联系，巩固了党中央的权威;红四方面军却在作战中减员过半，张国焘的“中央”仅维持了8个月便自行取消。
正因为历史总是充满了曲折和机遇，从来都不是安排好的，才更加凸显了人们拼搏奋斗推动历史的可贵。忽视了人的作用，历史就不免沦为宿命，成为“必然”而空洞的存在。
综上所述，党史也是历史。作为一名普通党员，要想切实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要求，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传承好、发扬好”，我们就必须把党史学习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克服形式主义，真正地扎进去，适当运用历史研究的思维和方法，广泛涉猎，求真务实，树立起正确的历史导向。这样，我们才能弄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从而在根本上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自觉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素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自己的贡献。
作者单位：陕西教育报刊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