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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诗人和艺术家在意的往往不是活个长寿，而是有一段美好的爱情。英国几位著名浪漫主义诗人乔治·拜伦（1788—1824）、波西·比希·雪莱（1792—1822）、约翰·济慈（1796—1821）都只活到二三十岁，拜伦留下了一句著名的自白。一次，他对一位朋友说，他希望早早死于肺结核，“因为（那时）夫人们都会说：‘瞧那个可怜的拜伦，死的时候都那么的迷人’！”因为肺结核病人终日低热，脸颊上总是有淡淡的红色。像拜伦、济慈一样，意大利艺术家阿梅迪奥·莫迪里阿尼（Amedeo Modigliani，1884—1920）也患有肺结核，也只活到三十六岁，而且一生穷困潦倒。但是他以他的才华，不但赢得秀美的天才女诗人的情感，且有异常艳美的女艺术家为他而殉情。他大概也该是死而无憾了吧，虽然艺术史将深感惋惜。
莫迪里阿尼生于意大利海滨城市里窝那的一个犹太商人的家庭，母亲的祖先都是颇有学问的知识分子，父亲原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但不幸1883年陷入破产。阿梅迪奥是他们的第四个孩子，出生时正值父亲的商业遭遇灾难性的崩溃。本来，破产会让他们一无所有。但是根据一项古老的犹太法律，债权人不得掠走孕妇或初生儿母亲床上的物件，家里才得以让有意藏匿在床头的最有价值的资产保存了下来。
莫迪里阿尼和他母亲关系密切，直到十岁，他都是由母亲教育。从十一岁患胸膜炎之后，健康问题就始终困扰着他。几年之后，发作伤寒。十六岁，肺结核发作，病倒了。
莫迪里阿尼天性喜爱艺术，主要是绘画。他没有正规学画，但从小开始乱涂乱画的时候起，他便认定自己“已经是一个画家”了。对绘画的爱使他第二次胸膜炎复发、发高烧的时候，不断谵语，说他最想要看的是佛罗伦萨皮蒂宫和乌菲齐美术馆里的名画。于是，病一康复，母亲就带他外出旅游，去了南方的那不勒斯、卡普里和罗马，然后再去北方的佛罗伦萨、威尼斯，观摩那些地方的建筑、雕刻和绘画作品。母亲是要通过多种方式，培养儿子的艺术才能，使他能将艺术作为他毕生追求的使命。因为在儿子十一岁那年，她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孩子的性格特点尚未定型，我说不上，我认为他会怎么样。他显得像一个被溺爱的孩子，但他不乏才智。我们只好等着，瞧在这个蛹壳里面会是什么。或许是一个艺术家。”
于是，母亲就照着这个方向，希望造就他成为一个艺术家。十五岁那年，母亲开始让他正规学画，为他注册进了里窝那绘画大师古列尔莫·米歇尔的艺术学校。1902年在佛罗伦萨进一个或叫“免费裸体绘画学校”的“美术学院”，但不久就去威尼斯学习，一直留至1906年冬去巴黎。
莫迪利阿尼早期赏识的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尤其是意大利锡耶纳城的几位画家的作品，这趣味一直持续他一生。到巴黎后，他开始对保罗·塞尚的后印象派画作感兴趣。他最初主要接触的是法国诗人安德烈·萨尔蒙和马克斯·雅各布，还有画家巴勃罗·毕加索。一年后，认识了保罗·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是一位大夫，在巴黎购置了一座房子，他有很多先锋派艺术家的朋友，这些贫困的艺术家都常去他那儿。他是最早认识莫迪利阿尼画作的价值、最早购买他的作品的人。莫迪利阿尼的画也都放在他那里。也是他，在1908年说服莫迪利阿尼，让他的五或六幅画作在“独立沙龙”展出。1909年，莫迪利阿尼见到罗马尼亚的康斯坦丁·布朗库西。布朗库西是一位很有成就的雕刻家，他建议莫迪利阿尼学习非洲的雕刻作品，从中获取启示。莫迪利阿尼接受了他的意见，并在自己的雕刻作品中进行创造性的实验。他1912年在“秋季沙龙”上展出的八具石雕头像，形体的伸长和简化，反映出他受非洲雕刻的影响。大约1915年，他又回到绘画上，但是作为一个雕刻家的体验，对他的绘画的风格起到根本性作用。他雕刻的人物头像，修长的颈项和鼻子，简化的形体和长卵形的脸，成为他画作的特征。
莫迪利阿尼来巴黎后，在科兰古路租下一个工作室，从事素描、雕刻和肖像画创作。他不是职业艺术家，他一般只为朋友、艺术界人士画像，如毕加索、雅可布、让·科克托，或者为邻居、仆人和模特儿画，不取酬劳，所以生活一直贫困。他一般都是在一个陌生人面前坐下，从衣袋里取出画板和铅笔，不征求对方意见，花三分钟画出一幅肖像，签上自己的名字，郑重其事地递给主人：“送给你，请我喝一杯苦艾酒作为交换。”他每天都这样来解决吃喝问题。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亚历山大和别的几个朋友都上前线去了。莫迪里阿尼也要求上前线，但当局拒绝了他的要求。于是，他的画没有人买了，只有在法国艺术经销商保罗·纪尧姆，尤其是波兰诗人利奥波德·兹波洛夫斯基的帮助下，才卖出几幅。贫困加重了他健康的恶化。就在他最需要得到安慰的时候，他的女友贝阿特丽丝·哈斯丁斯离他而去。
贝阿特丽丝·哈斯丁斯是英国作家和批评家艾米丽·爱丽丝·黑格（1879—1943）的笔名，她生于伦敦，在南非长大，战前移居巴黎，写过几本书。因为是马克斯·雅各布的朋友，便成为巴黎女艺术家中的一员。
贝阿特丽丝·哈斯丁斯是一个十分漂亮的女子，她洁白的皮肤，绿色的眼睛，时常穿一身黑色的连衣裙，热情而又富有文化知识。但这个人对感情非常轻率。她是双性恋者，曾和英国社会思想家、基特尔社会主义的刊物《新时代》唯一的编辑阿尔弗雷德·理查德·奥雷奇一起生活，以不同的化名在《新时代》上发表文章。她同时又是新西兰女作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和英国女画家珀西·温德姆·刘易斯的同性恋人。
二十六岁的莫迪利阿尼是一个标准的意大利式美男子。他面色苍白，脸刮得光光的，眼睛温柔多情，态度文质彬彬，即使穿一身破衣服，也像一个王子，女人们总是盯着他瞧。可以说，没有一个女人见到他后会不喜欢他的。
1914至1916年间，贝阿特丽丝·哈斯丁斯和莫迪里阿尼合住蒙帕纳斯的一个公寓套房，在莫迪里阿尼创作的时候，做他的模特儿，两人产生奇特的恋情。两年里，莫迪里阿尼虽然也从贝阿特丽丝·哈斯丁斯的身上获得灵感，为他创作出多幅画像，但同时，他总是经常因与她的感情缠绕和纠葛而烦恼。两人交恶之后，贝阿特丽丝·哈斯丁斯完全不顾应有的修养，竟公然谩骂莫迪利阿尼是“一个复合人物。一头猪猡和一颗珍珠。”贝阿特丽丝·哈斯丁斯的这种态度，让真心对待莫迪里阿尼的阿赫玛托娃异常气愤。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阿赫玛托娃（1889—1966）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作为和“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普希金相对应，她被称为是“俄罗斯诗歌的月亮”。
缪斯原是希腊—罗马宗教和神话中的九位女神或是其中的某一位，她们有的司掌诗歌，有的司掌戏剧，有的司掌舞蹈，等等。如今称某女性为“缪斯”，是指她会激发某个文学艺术家的创作灵感，她本身未必有什么文学艺术的创造。如今，大概极少有像阿赫玛托娃那样的女子，能真正称得上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缪斯”。
阿赫玛托娃确实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奇特女子。她不是人们常见的普通女子，而完全像一位女神，读过她的传记后，甚至令人怀疑她是在十岁那年因病昏迷得几乎死去的那个星期里司掌情诗的埃拉托缪斯（Erato）投胎转世来的。
事实上她也有不少令人联想到缪斯的传奇性故事。
有人相信阿赫玛托娃有四分之一的希腊血统，认为只要从她笔挺且稍显隆起的鼻梁上就可以获得佐证。如果这多少带有一点猜测的成分，那么，阿赫马托娃自己也曾声称，根据她祖辈传下的说法，她母系祖母安娜·叶戈洛芙娜·莫托维洛娃（1817—1863）的母亲是成吉思汗的后裔鞑靼的阿赫玛托娃公主，则应该是比较可信的，她本人就以这个阿赫玛托娃作她的姓氏。
另外，阿赫玛托娃是如此的神异，从小就不但能“感觉到水”；对她来说，“‘风的声音’远比人类语言明白晓畅”。她还相信月亮对她产生过影响，甚至觉得发现自己具有看到他人的梦境和预言未来的特异能力……这种天生的，或者说是缪斯赋予她的敏感性，使她十一岁时已经写出很好的诗，且在她写下第一行诗时，“所有的人都确信她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诗人”。她自己还坚信，真的曾有缪斯拜访过她。在她写于1913年的一首诗中，她回忆有一位“身材苗条”的缪斯和她交谈：“她的话语∕如树梢低语，如细沙窸窣∕或如风笛银铃般的声音∕在远处歌唱分离的黄昏”；说是“她（缪斯）把美妙的话语放入∕我记忆的宝库。”
阿赫玛托娃原来姓戈连科。她身材高挑，通常穿一件紧身的黑色连衣裙，肩上搭一块披肩，佩一条黑色的玛瑙项链；她秀美的长相，特别是她那略显苍白的希腊式脸庞，有如古希腊艺术中的女神。认识阿赫玛托娃的俄国诗人和批评家格利戈里·阿达莫维奇说：“今天人们回忆起阿赫玛托娃时，都常说她很漂亮。她不是漂亮，她是比漂亮还要漂亮……”另一位和她同时代的诗人、评论家尼古拉·涅多布罗沃甚至认为：“不能用简单的漂亮二字来形容她，她的外表非同寻常……”
1910年，阿赫玛托娃刚与诗人、“白银时代”阿克梅派诗歌团体的主要创始人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古米廖夫结婚不久，在新婚的丈夫陪同下，去巴黎和意大利北部旅行度蜜月。巴黎人习惯于公开表达对美的钦慕，虽然大多是礼节性的。阿赫玛托娃苗条的身材、优雅的风度和希腊人的脸型，时时处处吸引着他们的目光，让他们称赞不已。古米廖夫爱他的妻子，尽管这爱有些彷徨不定，一般也理解他们的爱美之心。但是有一个人使他产生强烈的妒忌，甚至在与阿赫玛托娃感情破裂之后还与他发生过一次冲突。那人就是莫迪利阿尼。
莫迪利阿尼怎么认识阿赫玛托娃一直是研究者追寻的线索，多数人认为，也许他们是通过俄罗斯诗人、作家、艺术家中间的某一个两人都熟悉的朋友介绍才认得的。但始终没有一个确切的定论，只知道当时他们都住在同一座楼房。二十一岁的阿赫玛托娃高挑的身材、长长的脖颈、白皙的皮肤和灰蓝色的眼睛，研究者认为，体现了莫迪里阿尼的美学思想和美学追求，自然引起这个二十六岁男子的注意。半个世纪后，阿赫玛托娃在回忆录中也只说，她是在1910年春遇见阿梅迪奥·莫迪利阿尼，没有谈具体的细节。不过她提到，说在她回圣彼得堡之后，1910年冬和1911年春，都一直在给她写信，见面却很少。据研究，他们两人互相通信差不多有一年时间。信中不少句子，这么多年后她都还记得，尤其是其中的一句：你让我着迷。二十六岁的莫迪利阿尼是一个标准的意大利式美男子。他面色苍白而微微有点粗野，脸刮得光光的，眼睛温柔多情，态度文质彬彬，女人们总是盯着他瞧。阿赫玛托娃特别提到，说他那像“安提诺乌斯（Antinous，古罗马哈德良皇帝的娈童）的脑袋和闪烁着金色火花的眼睛——与世人全无相似之处”。法国哲学家德尼·狄德罗认为，闪烁着火花的眼睛也放射着天才之光。尽管莫迪利阿尼当时终日在穷困和饥饿中度日，阿赫玛托娃“坚信这样一个人一定会熠熠发光”，所以无疑也会像她让他迷恋一样地使她对他迷恋。女诗人甚至认为，如她后来所回忆的，那时，他们两人之间“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已经发生”，虽然当时她还没有意识到；她把这看作是“一段我们一生的史前史”，即使时间“很短，在我则很长”，让她永世难忘。
爱情是阿赫玛托娃诗歌中一个主旋律。阿赫玛托娃的诗中，很大成分上都在表达她本人的情感经历。遗憾的是女诗人说，“莫迪利阿尼很抱歉他读不懂我的诗”，不懂她用俄语写的抒情诗中，有哪些表现了她让他着迷，又有哪些表现了他让她着迷。
爱情在默默中滋长。1911年5月，阿赫玛托娃再次来巴黎旅游，虽然古米廖夫去非洲已经回来，她还是撇开了他，有意单独一人来巴黎。她去见了莫迪利阿尼。当时莫迪利阿尼只一心沉浸在他的石雕中，对埃及入了迷。他领阿赫玛托娃去参观卢浮宫中的古埃及藏品，他说服女诗人，别的都算不了什么，致使阿赫玛托娃感到，“在庄严宏伟的埃及艺术面前，他似乎有敬畏之感”。只有他心中的美学追求在现实的艺术作品中获得了实现，才会产生这样的敬畏之感。
在这次的巴黎之行中，阿赫玛托娃和莫迪利阿尼有两个星期在一起。他们在卢森堡公园吃中饭；下雨了，因为穷，他们不坐需要付费的椅子，只好坐凳子，在黑色的伞子下躲雨。莫迪利阿尼小时得到母亲的祖父伊索科·加尔松的教育，接触过一些哲理性的文学作品；后来在艺术创作和艺术研究中阅读了尼采、波德莱尔、魏尔兰、拉法格、马拉美、波得莱尔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卡尔杜齐、法国诗人洛特雷亚蒙伯爵等人的作品。这几位诗人、作家，还有邓南遮以及超现实主义的作品都是他所熟悉的，不少诗篇他还都能背诵。现在，对诗和文学的共同热情，让他和女诗人兴致勃勃地一起谈论和背诵起他们的诗篇。莫迪利阿尼自己也在写诗，虽然没有和阿赫玛托娃说起。两人也喜欢月明之夜在巴黎的老区游荡，有时则他一个人。“莫迪利阿尼喜欢在夜的巴黎游荡”，阿赫玛托娃说：“常常，每当我听到他在梦一般宁静的街道上的脚步声时，我便走向窗台，透过软百叶追随他的身影在我的窗下缓行。” 莫迪里阿尼和阿赫玛托娃两人间的最高热情，是阿赫玛托娃作为她的缪斯，她激发他的灵感，让他为她画出16幅铅笔素描像。
有些艺术史家将创作这裸体画的日期定为1911年春，但是受到置疑，说是尽管阿赫玛托娃愿意向他敞开裸体，但这段时间，要让她与爱她的丈夫分离、投向另一个男人的怀抱，她会怀有负罪之感，似乎不大可信。但《黄昏》（1912年）中的这几行诗，一方面表现了她这种不安情绪，同时不也可以看作是对莫迪利阿尼的爱的回报吗：
你我都欢快又沉醉
你的故事没有意义。
早秋已将面面黄旗
在榆树的梢头悬垂。
我俩已入欺骗之境，
咀嚼那苦涩的忏悔，
又为何要强装欢笑，
笑容是如此的怪异？
我们要穿透这苦痛，
来代替幸福的安谧……
我是不会背弃你的，
狂放又温柔的伴侣。
阿赫玛托娃还曾带一束红玫瑰去看望莫迪利阿尼。只因他不在，且门又锁着，等了一会儿后，她便从开着的窗隙把花抛进室内。她定然是怀着深情，十分细心地投进去的，使画家难以置信地认为她曾进入室内，然后一支一支地摆放，才得以“将花束摆得如此的美”。她对他的深情甚至使她嫉恨那些粗暴对待他的人。古米廖夫说他“酒鬼”已经是对他的极大误解了，贝阿特丽丝·哈斯丁斯的诬陷，作为情敌，是她绝对无法容忍的。阿赫玛托娃愤怒地抨击说：“我在一篇美国人的文章中读到，说有一个叫贝阿特丽丝·X的，曾对莫迪利阿尼产生很深的影响……我可以并认为有必要说明，他（莫迪利阿尼）在遇到贝阿特丽丝之前很久，就已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我怀疑，一个把这位伟大画家说成是猪猡的女人，能对别人会有什么启迪。”阿赫玛托娃没有为亲者讳。对于莫迪利阿尼的文化教养，博学的苏俄作家伊利亚·爱伦堡作证说：“他读书之多总是令我惊异不止。我似乎还没有见到过第二个像他这样喜爱诗歌的画家。无论但丁、维永、莱奥帕尔迪、波德莱尔还是兰波，他都要背诵。他的油画不是偶然的幻想——这是为画家所洞悉的一个由天真和智慧的特殊结合所构成的世界。”
阿赫玛托娃的《最后的相见》一诗显然也是献给这位伟大的意大利画家的：
无援中胸膛冰冷，
我脚步却很轻巧；
我竟给我的右手
戴上左手的手套。
无疑跨过多级阶梯，
但记得却只有三级！
枫树丛中秋日私语
请求：“与我一起去死！
我受命运的欺骗，
悲惨、无常、可恶的命运。”
我回答：“亲爱的，亲爱的！
我也是。要与你一起去死……”
我看那黑暗的楼房，
只有卧室里的烛火
闪烁着淡淡的黄光。
莫迪利阿尼的画像，不像别的画家那样写生，而用一种纤细的笔触勾画出那人的特点。他就在自己家里画阿赫玛托娃的裸体像：“在画我的头部时”，阿赫玛托娃说，“也总要饰上埃及女皇和舞女的珠宝首饰”。谁也不会可笑地认为受过正规艺术教育的莫迪利阿尼没有接受过解剖学的训练，因而连人的颈椎骨有多少都不知道，因而错将模特儿的脖颈和身段画得过长。爱伦堡特别解释，说他曾评论莫迪利阿尼“天真”，可并不意味着在说他“幼稚”或是“天生的平庸”：“我把天真理解为一种新颖的感受能力，一种直感，一种内在的纯洁。莫迪利阿尼所作的肖像画全都和模特儿惟妙惟肖，如……莫迪的妻子让娜。”
是喜爱身材高挑、脖颈修长的美学理想，让莫迪利阿尼爱上了身材高挑、脖颈修长的阿赫玛托娃和古埃及的类似形象的女性，正如他的资助人、保罗·亚历山大大夫在他收藏的莫迪里阿尼作品于1993年以《不为人知的莫迪里阿尼》为题出版时，编者诺埃尔·亚历山大所说的：“莫迪里阿尼为阿赫玛托娃的异乎寻常的美、她的高贵气质和优雅的仪态所迷恋，这也是他在古埃及女性的身上所看到的。于是在赋予她诗意的、神秘的天性的时候，他或许把她想象是一位埃及女皇。”
阿赫玛托娃非常珍惜莫迪利阿尼为她作的这些铅笔裸体素描，当然，这是出于对莫迪利阿尼的感情的珍惜。她一直把这些画带在身边，有几幅还把它复印在几只她常用的书包袋子上。可惜原作大多都在苏联的国内战争中被毁，在《不为人知的莫迪里阿尼》一书中曾复制了三幅，只有最广为人知的一幅，甚至在古米廖夫被处决、儿子遭监禁、官方批评家宣布她的诗是“资产阶级的和贵族的”、称她为“半是修女，半是妓女”，作品也被禁止出版，生活困难得连想找一份打杂工都不可得的日子里，在女诗人狭小的、未加装饰的空荡荡的的房间里，仅仅在一面墙上挂着这一帧莫迪利阿尼为她画的铅笔素描像，时刻陪伴她孤独的心灵。
阿赫玛托娃回国后，由于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港口封锁，她就再也无法去巴黎和莫迪利阿尼相见了。两人只有在异地相互思念。
1917年，命运让一位纯美的法国少女来到他的跟前。
珍妮·埃比特尔生于巴黎的一个严格的罗马天主教家庭，父亲在巴黎著名的“精品百货”商店上班。珍妮的哥哥安德烈是一个稍有作为的艺术家，他将美丽的妹妹带进充满生机的蒙帕纳斯艺术圈。在这里，这位“温柔、羞怯、文静而又纤弱”的女子遇到几个当时还穷得挨饿的艺术家，并给在巴黎的日本画家藤田嗣治等艺术家做模特儿。但是，珍妮不满足于这种生活，怀着一腔绘画的天赋，她投身艺术生涯，便选择进意大利雕刻家菲利普·科拉罗西创办的“科拉罗西艺术学校”学习。在这里，经常来这里找模特儿的乌克兰的女雕刻家查娜·奥尔洛娃，把珍妮介绍和莫迪利阿尼认识。她立刻与这位有超凡魅力的艺术家深深相爱。但是莫迪利阿尼可是一个身无分文的艺术家；而且酗酒、吸食大麻，生活狂野，甚至有点颓废；而且又是一个比她大十五岁的犹太人。年轻的珍妮怎么办呢？或者屈服于家庭的意愿甚至压力，放弃这个她所爱的男人，或者反抗她的家庭，与莫迪利阿尼一起。珍妮选择了后者：与家庭决裂，完全真诚地与莫迪利阿尼相爱。他们住在一起，但没有举行婚礼，1918年还生了一个女儿，也取名叫让娜。
这两位非正式的夫妻互相从对方获得灵感，让娜为莫迪利阿尼摆姿势、作模特儿，让莫迪利阿尼创作出了二十多幅画像，画中的让娜每幅都脖颈细长、身材瘦长，虽然生活中的让娜是一个个子矮小、体格健美的女子。但让娜仍然抽出时间投身于艺术，创作出几幅画作。
但是度过几年快乐幸福的生活之后，由于莫迪利阿尼吸食大麻，特别是饮酒过度，极大地损害了他的健康，甚至出现“黑蒙”，即眼睛发黑、看不清事物的地步，一次过巴黎的街道时，倒在地上被警察带走。他的精神也深受影响，常爆发怪脾气。这结果使得他在蒙帕纳斯的多数朋友都离他而去，抛弃了他，把他看成是一个不思悔改的毫无希望的人。只有珍妮·埃比特尔一个人，依然始终忠实于他。1920年1月24日晚，住在莫迪利阿尼楼下的邻居多日都没有看到过这对夫妻了，也没有听到上面有什么声音，便敲门进去。见莫迪利阿尼躺在床上，发热说着胡话，全身颤抖，几乎已经没有意识。让娜在他身边，不顾一切地尽力拥抱住他。莫迪利阿尼是因为肺结核炎症，正处濒临死亡。让娜惊恐万分，心烦意乱，但没有去叫医生。不多久，莫迪利阿尼终于解脱痛苦，离开了人世。
莫迪利阿尼去世后，让娜的家庭将让娜带走，没有带莫迪利阿尼和她的女儿让娜。但是在让娜看来，莫迪利阿尼不在了，她自己未来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也是无法忍受的。一天后，让娜从五楼的窗子跳下，为她的爱殉情，腹内还怀有一个九个月孩子。
莫迪里阿尼生于意大利海滨城市里窝那的一个犹太商人的家庭，母亲的祖先都是颇有学问的知识分子，父亲原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但不幸1883年陷入破产。阿梅迪奥是他们的第四个孩子，出生时正值父亲的商业遭遇灾难性的崩溃。本来，破产会让他们一无所有。但是根据一项古老的犹太法律，债权人不得掠走孕妇或初生儿母亲床上的物件，家里才得以让有意藏匿在床头的最有价值的资产保存了下来。
莫迪里阿尼和他母亲关系密切，直到十岁，他都是由母亲教育。从十一岁患胸膜炎之后，健康问题就始终困扰着他。几年之后，发作伤寒。十六岁，肺结核发作，病倒了。
莫迪里阿尼天性喜爱艺术，主要是绘画。他没有正规学画，但从小开始乱涂乱画的时候起，他便认定自己“已经是一个画家”了。对绘画的爱使他第二次胸膜炎复发、发高烧的时候，不断谵语，说他最想要看的是佛罗伦萨皮蒂宫和乌菲齐美术馆里的名画。于是，病一康复，母亲就带他外出旅游，去了南方的那不勒斯、卡普里和罗马，然后再去北方的佛罗伦萨、威尼斯，观摩那些地方的建筑、雕刻和绘画作品。母亲是要通过多种方式，培养儿子的艺术才能，使他能将艺术作为他毕生追求的使命。因为在儿子十一岁那年，她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孩子的性格特点尚未定型，我说不上，我认为他会怎么样。他显得像一个被溺爱的孩子，但他不乏才智。我们只好等着，瞧在这个蛹壳里面会是什么。或许是一个艺术家。”
于是，母亲就照着这个方向，希望造就他成为一个艺术家。十五岁那年，母亲开始让他正规学画，为他注册进了里窝那绘画大师古列尔莫·米歇尔的艺术学校。1902年在佛罗伦萨进一个或叫“免费裸体绘画学校”的“美术学院”，但不久就去威尼斯学习，一直留至1906年冬去巴黎。
莫迪利阿尼早期赏识的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尤其是意大利锡耶纳城的几位画家的作品，这趣味一直持续他一生。到巴黎后，他开始对保罗·塞尚的后印象派画作感兴趣。他最初主要接触的是法国诗人安德烈·萨尔蒙和马克斯·雅各布，还有画家巴勃罗·毕加索。一年后，认识了保罗·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是一位大夫，在巴黎购置了一座房子，他有很多先锋派艺术家的朋友，这些贫困的艺术家都常去他那儿。他是最早认识莫迪利阿尼画作的价值、最早购买他的作品的人。莫迪利阿尼的画也都放在他那里。也是他，在1908年说服莫迪利阿尼，让他的五或六幅画作在“独立沙龙”展出。1909年，莫迪利阿尼见到罗马尼亚的康斯坦丁·布朗库西。布朗库西是一位很有成就的雕刻家，他建议莫迪利阿尼学习非洲的雕刻作品，从中获取启示。莫迪利阿尼接受了他的意见，并在自己的雕刻作品中进行创造性的实验。他1912年在“秋季沙龙”上展出的八具石雕头像，形体的伸长和简化，反映出他受非洲雕刻的影响。大约1915年，他又回到绘画上，但是作为一个雕刻家的体验，对他的绘画的风格起到根本性作用。他雕刻的人物头像，修长的颈项和鼻子，简化的形体和长卵形的脸，成为他画作的特征。
莫迪利阿尼来巴黎后，在科兰古路租下一个工作室，从事素描、雕刻和肖像画创作。他不是职业艺术家，他一般只为朋友、艺术界人士画像，如毕加索、雅可布、让·科克托，或者为邻居、仆人和模特儿画，不取酬劳，所以生活一直贫困。他一般都是在一个陌生人面前坐下，从衣袋里取出画板和铅笔，不征求对方意见，花三分钟画出一幅肖像，签上自己的名字，郑重其事地递给主人：“送给你，请我喝一杯苦艾酒作为交换。”他每天都这样来解决吃喝问题。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亚历山大和别的几个朋友都上前线去了。莫迪里阿尼也要求上前线，但当局拒绝了他的要求。于是，他的画没有人买了，只有在法国艺术经销商保罗·纪尧姆，尤其是波兰诗人利奥波德·兹波洛夫斯基的帮助下，才卖出几幅。贫困加重了他健康的恶化。就在他最需要得到安慰的时候，他的女友贝阿特丽丝·哈斯丁斯离他而去。
贝阿特丽丝·哈斯丁斯是英国作家和批评家艾米丽·爱丽丝·黑格（1879—1943）的笔名，她生于伦敦，在南非长大，战前移居巴黎，写过几本书。因为是马克斯·雅各布的朋友，便成为巴黎女艺术家中的一员。
贝阿特丽丝·哈斯丁斯是一个十分漂亮的女子，她洁白的皮肤，绿色的眼睛，时常穿一身黑色的连衣裙，热情而又富有文化知识。但这个人对感情非常轻率。她是双性恋者，曾和英国社会思想家、基特尔社会主义的刊物《新时代》唯一的编辑阿尔弗雷德·理查德·奥雷奇一起生活，以不同的化名在《新时代》上发表文章。她同时又是新西兰女作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和英国女画家珀西·温德姆·刘易斯的同性恋人。
二十六岁的莫迪利阿尼是一个标准的意大利式美男子。他面色苍白，脸刮得光光的，眼睛温柔多情，态度文质彬彬，即使穿一身破衣服，也像一个王子，女人们总是盯着他瞧。可以说，没有一个女人见到他后会不喜欢他的。
1914至1916年间，贝阿特丽丝·哈斯丁斯和莫迪里阿尼合住蒙帕纳斯的一个公寓套房，在莫迪里阿尼创作的时候，做他的模特儿，两人产生奇特的恋情。两年里，莫迪里阿尼虽然也从贝阿特丽丝·哈斯丁斯的身上获得灵感，为他创作出多幅画像，但同时，他总是经常因与她的感情缠绕和纠葛而烦恼。两人交恶之后，贝阿特丽丝·哈斯丁斯完全不顾应有的修养，竟公然谩骂莫迪利阿尼是“一个复合人物。一头猪猡和一颗珍珠。”贝阿特丽丝·哈斯丁斯的这种态度，让真心对待莫迪里阿尼的阿赫玛托娃异常气愤。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阿赫玛托娃（1889—1966）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作为和“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普希金相对应，她被称为是“俄罗斯诗歌的月亮”。
缪斯原是希腊—罗马宗教和神话中的九位女神或是其中的某一位，她们有的司掌诗歌，有的司掌戏剧，有的司掌舞蹈，等等。如今称某女性为“缪斯”，是指她会激发某个文学艺术家的创作灵感，她本身未必有什么文学艺术的创造。如今，大概极少有像阿赫玛托娃那样的女子，能真正称得上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缪斯”。
阿赫玛托娃确实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奇特女子。她不是人们常见的普通女子，而完全像一位女神，读过她的传记后，甚至令人怀疑她是在十岁那年因病昏迷得几乎死去的那个星期里司掌情诗的埃拉托缪斯（Erato）投胎转世来的。
事实上她也有不少令人联想到缪斯的传奇性故事。
有人相信阿赫玛托娃有四分之一的希腊血统，认为只要从她笔挺且稍显隆起的鼻梁上就可以获得佐证。如果这多少带有一点猜测的成分，那么，阿赫马托娃自己也曾声称，根据她祖辈传下的说法，她母系祖母安娜·叶戈洛芙娜·莫托维洛娃（1817—1863）的母亲是成吉思汗的后裔鞑靼的阿赫玛托娃公主，则应该是比较可信的，她本人就以这个阿赫玛托娃作她的姓氏。
另外，阿赫玛托娃是如此的神异，从小就不但能“感觉到水”；对她来说，“‘风的声音’远比人类语言明白晓畅”。她还相信月亮对她产生过影响，甚至觉得发现自己具有看到他人的梦境和预言未来的特异能力……这种天生的，或者说是缪斯赋予她的敏感性，使她十一岁时已经写出很好的诗，且在她写下第一行诗时，“所有的人都确信她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诗人”。她自己还坚信，真的曾有缪斯拜访过她。在她写于1913年的一首诗中，她回忆有一位“身材苗条”的缪斯和她交谈：“她的话语∕如树梢低语，如细沙窸窣∕或如风笛银铃般的声音∕在远处歌唱分离的黄昏”；说是“她（缪斯）把美妙的话语放入∕我记忆的宝库。”
阿赫玛托娃原来姓戈连科。她身材高挑，通常穿一件紧身的黑色连衣裙，肩上搭一块披肩，佩一条黑色的玛瑙项链；她秀美的长相，特别是她那略显苍白的希腊式脸庞，有如古希腊艺术中的女神。认识阿赫玛托娃的俄国诗人和批评家格利戈里·阿达莫维奇说：“今天人们回忆起阿赫玛托娃时，都常说她很漂亮。她不是漂亮，她是比漂亮还要漂亮……”另一位和她同时代的诗人、评论家尼古拉·涅多布罗沃甚至认为：“不能用简单的漂亮二字来形容她，她的外表非同寻常……”
1910年，阿赫玛托娃刚与诗人、“白银时代”阿克梅派诗歌团体的主要创始人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古米廖夫结婚不久，在新婚的丈夫陪同下，去巴黎和意大利北部旅行度蜜月。巴黎人习惯于公开表达对美的钦慕，虽然大多是礼节性的。阿赫玛托娃苗条的身材、优雅的风度和希腊人的脸型，时时处处吸引着他们的目光，让他们称赞不已。古米廖夫爱他的妻子，尽管这爱有些彷徨不定，一般也理解他们的爱美之心。但是有一个人使他产生强烈的妒忌，甚至在与阿赫玛托娃感情破裂之后还与他发生过一次冲突。那人就是莫迪利阿尼。
莫迪利阿尼怎么认识阿赫玛托娃一直是研究者追寻的线索，多数人认为，也许他们是通过俄罗斯诗人、作家、艺术家中间的某一个两人都熟悉的朋友介绍才认得的。但始终没有一个确切的定论，只知道当时他们都住在同一座楼房。二十一岁的阿赫玛托娃高挑的身材、长长的脖颈、白皙的皮肤和灰蓝色的眼睛，研究者认为，体现了莫迪里阿尼的美学思想和美学追求，自然引起这个二十六岁男子的注意。半个世纪后，阿赫玛托娃在回忆录中也只说，她是在1910年春遇见阿梅迪奥·莫迪利阿尼，没有谈具体的细节。不过她提到，说在她回圣彼得堡之后，1910年冬和1911年春，都一直在给她写信，见面却很少。据研究，他们两人互相通信差不多有一年时间。信中不少句子，这么多年后她都还记得，尤其是其中的一句：你让我着迷。二十六岁的莫迪利阿尼是一个标准的意大利式美男子。他面色苍白而微微有点粗野，脸刮得光光的，眼睛温柔多情，态度文质彬彬，女人们总是盯着他瞧。阿赫玛托娃特别提到，说他那像“安提诺乌斯（Antinous，古罗马哈德良皇帝的娈童）的脑袋和闪烁着金色火花的眼睛——与世人全无相似之处”。法国哲学家德尼·狄德罗认为，闪烁着火花的眼睛也放射着天才之光。尽管莫迪利阿尼当时终日在穷困和饥饿中度日，阿赫玛托娃“坚信这样一个人一定会熠熠发光”，所以无疑也会像她让他迷恋一样地使她对他迷恋。女诗人甚至认为，如她后来所回忆的，那时，他们两人之间“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已经发生”，虽然当时她还没有意识到；她把这看作是“一段我们一生的史前史”，即使时间“很短，在我则很长”，让她永世难忘。
爱情是阿赫玛托娃诗歌中一个主旋律。阿赫玛托娃的诗中，很大成分上都在表达她本人的情感经历。遗憾的是女诗人说，“莫迪利阿尼很抱歉他读不懂我的诗”，不懂她用俄语写的抒情诗中，有哪些表现了她让他着迷，又有哪些表现了他让她着迷。
爱情在默默中滋长。1911年5月，阿赫玛托娃再次来巴黎旅游，虽然古米廖夫去非洲已经回来，她还是撇开了他，有意单独一人来巴黎。她去见了莫迪利阿尼。当时莫迪利阿尼只一心沉浸在他的石雕中，对埃及入了迷。他领阿赫玛托娃去参观卢浮宫中的古埃及藏品，他说服女诗人，别的都算不了什么，致使阿赫玛托娃感到，“在庄严宏伟的埃及艺术面前，他似乎有敬畏之感”。只有他心中的美学追求在现实的艺术作品中获得了实现，才会产生这样的敬畏之感。
在这次的巴黎之行中，阿赫玛托娃和莫迪利阿尼有两个星期在一起。他们在卢森堡公园吃中饭；下雨了，因为穷，他们不坐需要付费的椅子，只好坐凳子，在黑色的伞子下躲雨。莫迪利阿尼小时得到母亲的祖父伊索科·加尔松的教育，接触过一些哲理性的文学作品；后来在艺术创作和艺术研究中阅读了尼采、波德莱尔、魏尔兰、拉法格、马拉美、波得莱尔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卡尔杜齐、法国诗人洛特雷亚蒙伯爵等人的作品。这几位诗人、作家，还有邓南遮以及超现实主义的作品都是他所熟悉的，不少诗篇他还都能背诵。现在，对诗和文学的共同热情，让他和女诗人兴致勃勃地一起谈论和背诵起他们的诗篇。莫迪利阿尼自己也在写诗，虽然没有和阿赫玛托娃说起。两人也喜欢月明之夜在巴黎的老区游荡，有时则他一个人。“莫迪利阿尼喜欢在夜的巴黎游荡”，阿赫玛托娃说：“常常，每当我听到他在梦一般宁静的街道上的脚步声时，我便走向窗台，透过软百叶追随他的身影在我的窗下缓行。” 莫迪里阿尼和阿赫玛托娃两人间的最高热情，是阿赫玛托娃作为她的缪斯，她激发他的灵感，让他为她画出16幅铅笔素描像。
有些艺术史家将创作这裸体画的日期定为1911年春，但是受到置疑，说是尽管阿赫玛托娃愿意向他敞开裸体，但这段时间，要让她与爱她的丈夫分离、投向另一个男人的怀抱，她会怀有负罪之感，似乎不大可信。但《黄昏》（1912年）中的这几行诗，一方面表现了她这种不安情绪，同时不也可以看作是对莫迪利阿尼的爱的回报吗：
你我都欢快又沉醉
你的故事没有意义。
早秋已将面面黄旗
在榆树的梢头悬垂。
我俩已入欺骗之境，
咀嚼那苦涩的忏悔，
又为何要强装欢笑，
笑容是如此的怪异？
我们要穿透这苦痛，
来代替幸福的安谧……
我是不会背弃你的，
狂放又温柔的伴侣。
阿赫玛托娃还曾带一束红玫瑰去看望莫迪利阿尼。只因他不在，且门又锁着，等了一会儿后，她便从开着的窗隙把花抛进室内。她定然是怀着深情，十分细心地投进去的，使画家难以置信地认为她曾进入室内，然后一支一支地摆放，才得以“将花束摆得如此的美”。她对他的深情甚至使她嫉恨那些粗暴对待他的人。古米廖夫说他“酒鬼”已经是对他的极大误解了，贝阿特丽丝·哈斯丁斯的诬陷，作为情敌，是她绝对无法容忍的。阿赫玛托娃愤怒地抨击说：“我在一篇美国人的文章中读到，说有一个叫贝阿特丽丝·X的，曾对莫迪利阿尼产生很深的影响……我可以并认为有必要说明，他（莫迪利阿尼）在遇到贝阿特丽丝之前很久，就已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我怀疑，一个把这位伟大画家说成是猪猡的女人，能对别人会有什么启迪。”阿赫玛托娃没有为亲者讳。对于莫迪利阿尼的文化教养，博学的苏俄作家伊利亚·爱伦堡作证说：“他读书之多总是令我惊异不止。我似乎还没有见到过第二个像他这样喜爱诗歌的画家。无论但丁、维永、莱奥帕尔迪、波德莱尔还是兰波，他都要背诵。他的油画不是偶然的幻想——这是为画家所洞悉的一个由天真和智慧的特殊结合所构成的世界。”
阿赫玛托娃的《最后的相见》一诗显然也是献给这位伟大的意大利画家的：
无援中胸膛冰冷，
我脚步却很轻巧；
我竟给我的右手
戴上左手的手套。
无疑跨过多级阶梯，
但记得却只有三级！
枫树丛中秋日私语
请求：“与我一起去死！
我受命运的欺骗，
悲惨、无常、可恶的命运。”
我回答：“亲爱的，亲爱的！
我也是。要与你一起去死……”
我看那黑暗的楼房，
只有卧室里的烛火
闪烁着淡淡的黄光。
莫迪利阿尼的画像，不像别的画家那样写生，而用一种纤细的笔触勾画出那人的特点。他就在自己家里画阿赫玛托娃的裸体像：“在画我的头部时”，阿赫玛托娃说，“也总要饰上埃及女皇和舞女的珠宝首饰”。谁也不会可笑地认为受过正规艺术教育的莫迪利阿尼没有接受过解剖学的训练，因而连人的颈椎骨有多少都不知道，因而错将模特儿的脖颈和身段画得过长。爱伦堡特别解释，说他曾评论莫迪利阿尼“天真”，可并不意味着在说他“幼稚”或是“天生的平庸”：“我把天真理解为一种新颖的感受能力，一种直感，一种内在的纯洁。莫迪利阿尼所作的肖像画全都和模特儿惟妙惟肖，如……莫迪的妻子让娜。”
是喜爱身材高挑、脖颈修长的美学理想，让莫迪利阿尼爱上了身材高挑、脖颈修长的阿赫玛托娃和古埃及的类似形象的女性，正如他的资助人、保罗·亚历山大大夫在他收藏的莫迪里阿尼作品于1993年以《不为人知的莫迪里阿尼》为题出版时，编者诺埃尔·亚历山大所说的：“莫迪里阿尼为阿赫玛托娃的异乎寻常的美、她的高贵气质和优雅的仪态所迷恋，这也是他在古埃及女性的身上所看到的。于是在赋予她诗意的、神秘的天性的时候，他或许把她想象是一位埃及女皇。”
阿赫玛托娃非常珍惜莫迪利阿尼为她作的这些铅笔裸体素描，当然，这是出于对莫迪利阿尼的感情的珍惜。她一直把这些画带在身边，有几幅还把它复印在几只她常用的书包袋子上。可惜原作大多都在苏联的国内战争中被毁，在《不为人知的莫迪里阿尼》一书中曾复制了三幅，只有最广为人知的一幅，甚至在古米廖夫被处决、儿子遭监禁、官方批评家宣布她的诗是“资产阶级的和贵族的”、称她为“半是修女，半是妓女”，作品也被禁止出版，生活困难得连想找一份打杂工都不可得的日子里，在女诗人狭小的、未加装饰的空荡荡的的房间里，仅仅在一面墙上挂着这一帧莫迪利阿尼为她画的铅笔素描像，时刻陪伴她孤独的心灵。
阿赫玛托娃回国后，由于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港口封锁，她就再也无法去巴黎和莫迪利阿尼相见了。两人只有在异地相互思念。
1917年，命运让一位纯美的法国少女来到他的跟前。
珍妮·埃比特尔生于巴黎的一个严格的罗马天主教家庭，父亲在巴黎著名的“精品百货”商店上班。珍妮的哥哥安德烈是一个稍有作为的艺术家，他将美丽的妹妹带进充满生机的蒙帕纳斯艺术圈。在这里，这位“温柔、羞怯、文静而又纤弱”的女子遇到几个当时还穷得挨饿的艺术家，并给在巴黎的日本画家藤田嗣治等艺术家做模特儿。但是，珍妮不满足于这种生活，怀着一腔绘画的天赋，她投身艺术生涯，便选择进意大利雕刻家菲利普·科拉罗西创办的“科拉罗西艺术学校”学习。在这里，经常来这里找模特儿的乌克兰的女雕刻家查娜·奥尔洛娃，把珍妮介绍和莫迪利阿尼认识。她立刻与这位有超凡魅力的艺术家深深相爱。但是莫迪利阿尼可是一个身无分文的艺术家；而且酗酒、吸食大麻，生活狂野，甚至有点颓废；而且又是一个比她大十五岁的犹太人。年轻的珍妮怎么办呢？或者屈服于家庭的意愿甚至压力，放弃这个她所爱的男人，或者反抗她的家庭，与莫迪利阿尼一起。珍妮选择了后者：与家庭决裂，完全真诚地与莫迪利阿尼相爱。他们住在一起，但没有举行婚礼，1918年还生了一个女儿，也取名叫让娜。
这两位非正式的夫妻互相从对方获得灵感，让娜为莫迪利阿尼摆姿势、作模特儿，让莫迪利阿尼创作出了二十多幅画像，画中的让娜每幅都脖颈细长、身材瘦长，虽然生活中的让娜是一个个子矮小、体格健美的女子。但让娜仍然抽出时间投身于艺术，创作出几幅画作。
但是度过几年快乐幸福的生活之后，由于莫迪利阿尼吸食大麻，特别是饮酒过度，极大地损害了他的健康，甚至出现“黑蒙”，即眼睛发黑、看不清事物的地步，一次过巴黎的街道时，倒在地上被警察带走。他的精神也深受影响，常爆发怪脾气。这结果使得他在蒙帕纳斯的多数朋友都离他而去，抛弃了他，把他看成是一个不思悔改的毫无希望的人。只有珍妮·埃比特尔一个人，依然始终忠实于他。1920年1月24日晚，住在莫迪利阿尼楼下的邻居多日都没有看到过这对夫妻了，也没有听到上面有什么声音，便敲门进去。见莫迪利阿尼躺在床上，发热说着胡话，全身颤抖，几乎已经没有意识。让娜在他身边，不顾一切地尽力拥抱住他。莫迪利阿尼是因为肺结核炎症，正处濒临死亡。让娜惊恐万分，心烦意乱，但没有去叫医生。不多久，莫迪利阿尼终于解脱痛苦，离开了人世。
莫迪利阿尼去世后，让娜的家庭将让娜带走，没有带莫迪利阿尼和她的女儿让娜。但是在让娜看来，莫迪利阿尼不在了，她自己未来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也是无法忍受的。一天后，让娜从五楼的窗子跳下，为她的爱殉情，腹内还怀有一个九个月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