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一直忙于事业，我30岁才结婚。婚后，我考进中央音乐学院深造，毕业两年后生下孩子，那年我已经35岁了。
　　第一次婚姻生活并不美满。从生活观念到为人处世，我和前夫存在很大分歧。我的名气之大，令前夫心理很不平衡。他特别怕听到别人说他“生活在关牧村的光环之下”，总和我吵架。只要他碰到不顺心的事。我和儿子龙龙便成了撒气筒。
　　35岁才做母亲，我对龙龙疼爱有加。我特别害怕不和谐的家庭会对孩子的心灵造成伤害，所以无论前夫发再大的脾气，我都强忍着不跟他争吵，只是躲到一边偷偷地抹泪。生活在这种环境中，龙龙显得特别懂事，每当看到我哭，他便悄悄地拿来毛巾替我擦泪，还把小脸贴在我的脸上，紧紧地搂着我，稚声稚气地劝我不要哭。
　　我和孩子的隐忍没有换来前夫的警醒，随着工作压力越来越大，他的脾气也越来越暴躁，要是碰上他喝了酒回到家，我和龙龙更是连大气都不敢出。那时，孩子就是我生活的全部支撑。有多少次，与前夫吵过之后我夜不成眠，我想离婚，但一想到龙龙又马上打消这个念头。
　　一天，前夫为了举办自己的摄影展找我要钱，我没有给他。他从来不往家里交钱，我挣钱不多，要支付家里’的一切开销，还要负担孩子，根本没有富余。前夫拿不到钱勃然大怒，对我连推带搡。儿子吓得“哇哇”大哭，我心痛极了。前夫发完脾气走了，我擦干眼泪试探着问龙龙：“妈妈要离开爸爸，你同意吗?”没想到龙龙马上说：“妈妈，你赶快离开爸爸吧，爸爸是大灰狼。”儿子的话促使我下定离婚的决心。
　　离婚后，我独自带着龙龙过了几年，工作很忙，生活很苦，但再不会像以前那样胆战心惊，我有一种解放了的感觉。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爱情和婚姻不抱任何奢望，过着心如止水的生活，根本没想到能有幸结识今生给我莫大幸福的男人——江泓。
　　我知道江泓这个人已经有十几年了，他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时，我经常参加他组织的公益演出，双方接触很多。我们都把自己埋得很深，在频繁的交往中只谈工作。
　　江泓了解我的私人生活，完全是一次偶然。1994年，一位美籍华人找到江泓，让他帮忙联系几位国内知名演员到美国演出，江泓马上想到了我。那时，我借住在北京官园桥附近的平房中，生活非常窘迫。我没有请保姆，家务活儿都是我自己干，很累，也很苦。
　　江泓来找我，看到我家里的情形，瞪大眼睛说：“你这个全国著名的歌唱家，怎么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真想不到，你每次演唱哪来那么饱满的热情?”我笑了笑，没说什么。当时，他给我留下了善良、很有同情心的印象。
　　之后，我和江泓成了朋友。他觉得我太苦了，常常想方设法帮助我。他常常深深地凝视着我，疼惜地说：“社会上尊重你的人很多，但关心你的人太少了。”
　　我是很要强的女人，从不愿向别人诉苦，只要自己能解决的事绝对不找别人帮忙。与前夫离婚时，我将自己在天津分到的房子给了他，我带着孩子、拎着箱子到了北京。因为我是全国政协委员，政协借给我一处住房，让我暂时栖身。那房子是因为要拆迁才腾出来的，我们住了一段时间后就拆了，我和儿子又成了无家可归之人。江泓和一些朋友经常费心费力地帮我借房子、收拾、搬家，几年间我搬了四五次家，全亏有他们帮忙。
　　交往久了，我得知江泓其实生活得也不幸福。他是东北人，前妻是他父亲在东北老家选定的，他当时不同意，可是他父亲甚至在遗嘱中特别交待江泓必须娶对方，江泓只好按父亲的意愿结了婚。他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没有坚实的基础，婚后的生活可想而知。
　　接触多了，我们的心慢慢地贴近了。江泓的仕途一直很顺，他很明白稳固的婚姻对事业的重要性。所以，在决定是否离婚的问题上，他是经过痛苦抉择的。他最终决定，直面离婚风暴。他打电话问我怎么办，我深情地对他说：“男人不止当官一条路。”他也做了最坏的打算，半开玩笑地说：“不行的话我就回老家当农民。”我立刻说：“我跟你一起去!”后来，他很认真地对我说，当时我的话给了逆境中的他莫大慰藉。
　　1998年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与江泓登记结婚。我俩表面很平静，内心却像汹涌的大江奔流。我们等这一天已经等得太久太久，不要说我们要面对外界的压力，就是与自己也不知斗争了多少回。领到鲜红的结婚证，我们相视而笑，读懂了对方眼里的幸福和踏实：我们在饱经生活坎坷之后，终于有了相濡以沫的终生伴侣!
　　10年来，因为我，江泓在仕途上失去了很多机会。我很感动，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男人。他喜欢研究哲学、文学、佛学，很有思想和创意。我们出版过一本书《一支难忘的歌》，这已成了我的品牌。他的世界观、生活态度、工作态度和人生境界的追求，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和启发，使我的人生路、艺术路走得更正、更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