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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代京官考核包括考满、京察两种形式。考核制度中，在考核形式、京察一等名额及八法处分等方面存在满汉官的差异。这些差异体现出满官的优越性，这是由清朝以满族为统治核心所决定的。
[关键词]清代，京官，考核制度，满汉差异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1)16—0015—04
清代京官考核沿袭明制，以考满、京察为主要形式①。考满是就京官个人而言，实际工作满三年者须接受各级长官与吏部对其进行的品行、操守、行政状况等方面的考核，以此作为升迁资格，即所谓“升必满考”。京察通常三年举行一次，届时对全体在职京官及参照京官考核的官员，如盛京衙门及陵寝衙门官员进行业绩、能力、品行及身体状况的综合考察，分出等第，凭此黜陟。只要考察期到，不管任职是否满三年，均接受考核。满族在统治集团中处于核心地位，考满与京察制度中的满汉差异既体现了清制度建设中的满族特色，同时也体现出满官@的优越性。本文所论京官考核制度中考核形式、京察一等名额以及八法处分的满汉差异，学术界对其研究尚显薄弱。鉴于此，谨就相关问题加以阐释。
一、满汉官员考核方式之差异
明朝京官考核，不论考满抑或京察，均遵循长官考核属官，层级考核的原则。考核在京部、院、寺、监等衙门正副长官，由官员本人以自陈方式提出申请，经吏部查核引见，皇帝面察定等复职。考核各衙门司官以下各员，先由本衙门长官、掌印官考核，填注考语，再由人事主管部门——吏部，及监察部门——都察院覆考，最后由皇帝定夺。
清入关之初，各衙门堂官考满沿袭明制。顺治九年(1652年)，按照品级大小，划定各阶堂属官考满方式。汉三品以上京堂官仍依照旧例，自行陈奏，敕下吏部查核具奏，黜陟由皇上裁定。而四品京堂官改自陈方式为“将所行事实开列，移送吏部、都察院考核。五品以下由各堂官及掌印官填注考语送吏部、都察院覆考”。满官考核方式的变化相对较晚。顺治十三年，皇帝发布上谕，确定了满汉官考满、京察方式：
国家考绩之典，所以辨功能，昭劝惩，不可无划一之程。自今以后，部院满官除有事故罪过外，三年俸满者，三品以上自行具疏，尔部分别议奏。四品等官，各衙门咨呈尔部，分别议奏。朕悉核其优劣，定为劝惩。其六年一次会行京察之例，三品以上自陈，尔部会同都察院察议具奏。四品等官各衙门咨呈尔部，尔部仍会同都察院察议具奏。朕皆亲核优劣，以定去留。考察之时，加升者、有罪者及才能不及、老疾等项，详细开列，永为定例遵行。部院满官，今年即照此例考满。
这样，清政府依照汉官考核制度，划定了部院四品以上满官考满、京察的考核方式。尽管同品级满汉官考核方式统一，但因满汉官员职位相同而品级不同，故满汉同职位官员的考核方式及程序便存在差异。下面分别就考满、京察两种考核制度具体说明。
考满方式差异，以部院郎中为例。汉郎中为五品，依照五品司官考满例，应由本衙门堂官考核，送吏部、都察院覆考后上报皇帝。而满官为三品，其考核方式为具疏自陈。下为满三品理事官(郎中)贾木素的考满揭帖，以此为例加以说明。
兵部武库清吏司理事官贾木素谨揭为遵旨考满事。准吏部咨，内开，奉上谕：自今以后，部院满官除有事故罪过外，三年俸满者，三品以上自行具疏。臣谨遵旨。照得：职木素于顺治九年九月推授兵部理事官，扣至十三年三月终止，历三品俸三年零六个月，并无事故罪过，伏乞敕下吏部照例考核，施行。为此具奏外，理合具揭，须至揭帖者。顺治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可见，三品理事官(郎中)贾木素三年任职期满，依据三品官考满例，直接向皇帝申请，敕下吏部查核。
京察方式差异，以四品京堂为例。考诸文献，康熙朝、雍正朝《大清会典》，嘉庆朝、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记载，顺治十三年题准，“四品京堂亦令自陈，下部议去留。五品以下不论堂属，俱听部院会同该衙门考察”。由此可知，顺治十三年定四品京堂官以自陈方式京察。然又有规定：四品等官京察由该衙门咨呈吏部、都察院察议具奏。这两种规定分别针对汉、满四品官而言。可以看出，同为四品官，却存在京堂与京堂以外官员考核方式的差别。按照汉官品级规定，属官不在四品之列，而满官却有四品属官，这也源于清初满汉官职位相同而品级不一之故。
顺治十六年更定满官品级，各部院郎中(理事官)由三品改为五品④，通政使司左右通政、大理寺左右少卿、鸿胪寺卿、督捕左右理事官、国子监祭酒、宗人府理事官俱由三品改为四品。各部院之四品员外郎、通政使司左右参议、各部院衙门主事、大理寺左右寺正的品级也相应变化。顺治十八年、康熙六年又有局部变动，至康熙九年满汉官品级基本定型。按照制度规定，考核的方式和过程也随着职位与品级统一而作改动，最后趋于一致。
二、京察一等保送名额之差异
京察等第有四，一等称职、二等勤职、三等供职，四等照八法处分。京察一等者可获加一级之奖励，且为升职与外放地方官优选对象，直接影响在京官员的仕途。因此每遇考核，一等必成焦点。京察一等初无定额，顺康时期京察又间有停止，一等冒滥的情况并不明显。乾隆年间，部、院保送一等出现滥举滥保，名额增多的现象，影响到正常考核与人才选拔。为避免滥保，经过数次调整，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在京各衙门保送一等名额完全固定下来，此次定制一直实行至清朝统治结束。具体保送原则为：“按其衙门额缺多寡、事务繁简，分别核定。其笔帖式内有由保送拣选得缺者，则稍宽其额。至事简衙门，虽员数浮于举额，亦毋庸议增，仍令该堂官秉公核定。如不得其人，任缺毋滥。”各衙门具体核算标准是：“司员七缺内保送一员，笔帖式等官八缺内保送一员。”即按照司官7：1，笔帖式8：1的比例保送。乾隆五十四年，盛京各衙门及陵寝衙门京察保送名额亦照此例定制。
按此保送标准，各衙门京察保送对象可划分两类：一是部院司官与笔帖式，另一类是司员中的满汉官。就此而论，京察保送一等数额满官明显优于汉官。这源于部院衙门职官满缺与汉缺的差异。首先考察笔帖式。笔帖式在各衙门中掌翻译、抄写、档案管理，普遍设置于“京师各部、院，盛京五部，外省将军、都统、副都统各署”且以中央机关设置数量最多。据光绪朝《大清会典》统计，宗人府笔帖式共52人，吏部笔帖式共85人，户部笔帖式共165人，礼部笔帖式共40人，兵部笔帖式共93人，刑部笔帖式共164人，工部笔帖式共97人，理藩院笔帖式共93人，翰林院笔帖式共66人，都察院笔帖式共32人，内务府笔帖式共351人。十一个主要衙门中以内务府、户部、刑部笔帖式人数最多。从官缺上看，清代官缺分宗室缺、满洲缺、蒙古缺、汉军缺、内务府包衣缺及汉缺，而笔帖式为旗人(包括满洲、蒙古及汉军)专缺。且月选掣签，专门规定每月二十日为笔帖式选 官之日。笔帖式成为旗人晋升的重要途径，“将相大僚，多由此途历阶”，足见笔帖式在清代国家官僚队伍中的地位及对满人升迁的作用。而京察保送一等将笔帖式与司官分开，单列一项，无疑又为旗人升官辟出一条捷径。
其次，考察司官专为满缺之衙门。按照衙门的行政性质及重要程度，在京察范围内的中央部院、寺监、盛京五部、奉天府及顺天府等衙门中，户部三库、太仆寺、盛京五部、理藩院等衙门司员专为满官(含少数蒙古旗缺)，因不设汉官也谈不上汉官保送一等之说。
第三，考察各衙门满汉司官比例构成。笔者检索了光绪朝《大清会典》各部院衙门中满汉司官额数，经初步统计，满洲587员，而汉官为413员，满洲官员额数占58.7％①，远多于汉官(详见表)。如再将宗室、蒙古、汉军官员计在内，那么中央部院寺监各衙门及顺天府中旗人司员额数大致相当于汉官的二倍。照部院官员额数确定京察一等名额，汉官数量自然无法与满官相比。
三、京察处分之差异
京察三个等次之外入于八法(即处分的八项条目，后去掉贪、酷改为六法)。清初，京察八法处分逐步调整，且处分程度渐趋加重。顺治十三年初次举行京察，定处分等第，依据轻重分为四等：年老、有疾者致仕，贪酷者革职，疲软无为、素行不谨者给顶带闲住(满官疲软、不谨者革退衙门)，浮躁浅露、才力不及者降一级调用。康熙元年(1662年)定，除对年老、有疾者，浮躁浅露、才力不及者处罚仍旧(满洲、蒙古调部院用，汉军、汉人调外用)，对其他二等均加重处罚，“贪酷者革职拿问，疲软无为、素行不谨者革职为民”。康熙六年进一步明确老病、有疾者处罚等次，并加重对才力不及者的处罚，将其归于休致范围。定“才力不及、有疾者降一级休致，老病者原品休致”康熙九年定才力不及与浮躁者处罚标准，规定“才力不及者降二级调用，浮躁者降三级调用，虽有纪荐、加级不得抵销，止准带于所补新任”至此，八法处分等第最后确定下来。
各衙门造送八法官员，由吏部汇总具题，经皇帝批示，各按规定给予处分。然满汉官员京察处分后境况有所不同。官员京察受到降调处分，其职位变动不同。定例：其降调满洲、蒙古官员调部院衙门用，汉军、汉人官员调外用。意味着满蒙官员降调后仍可为京官，而汉军旗人与汉人官员则外放为地方官(清朝京官优于外官)。如雍正四年(1726年)京察，侍讲学士镶黄旗怀亲、满洲中书鲁木布佟保、灵台郎图尔蟾各降二级调部院用。中书戴廷坚、郎中米之蕙因系汉人调外用。对于八旗官员兼任部院官者，京察处分仅罢斥部院职官，而保留八旗官衔。“康熙六年京察，以才力不及，兼佐领之刑部员外郎王国栋、监察御史张圣硕等俱无级可降，均应革衙门，照各管佐领旗上朝”。雍正四年京察，新任员外郎伊星阿、汉军监察御史董桓祚俱管佐领，无级可降，均革去职衔衙门，照各管佐领随期行走。京察罢斥之旗人司员、笔帖式，由于生计问题，可以归旗当差或者领饷。乾隆四十二年，增加对旗人司官京察处分后给予优待的规定。上谕中言：“京察罢斥之笔帖式，回旗时仍准挑披甲食饷，司员降革向无食饷之例。但旗人俱赖俸饷资生，此等降革人员，与获罪者有间。伊等虽不能办理部院事务，然于看守坛、庙、库门等差，尚属去得。若因京察降革，致失生计，朕心实有不忍。嗣后八旗降革司员内，除年老不能当差外，其余遇有前项缺出，交该旗酌量录用，以示体恤。”
四、结论
清朝是以满族为统治主体的封建王朝，推行“首崇满洲”之政策，在制度上保证统治民族的核心利益。“官缺设置上，中央各机关实行满汉复职制，其长官，满洲缺、汉缺同额设置，而满人权重”“科举方面，旗人科举录取比例大大超过汉人，而且有专为他们设置的翻译科举”。考核制度上，考核方式、京察一等、八法处分的满汉差异，体现出满官的优越性，保证了满族的特权。清初满汉官员因品级不同而形成的考核方式与程序的差异是满官特殊身份的象征。在考核奖惩上，以重奖轻惩为原则。为了遏制京察滥保的现象，乾隆后期以固定比例确定满汉司官京察一等名额，在部院满司官占多数及笔帖式可单独保送的情况下，保证了满官一等的名额优势，由此使得更多满官获得加级之奖励，以及成为升职与外放地方官的优选对象。在处分制度上，旗人因其特殊身份，拥有旗官、司官双重任职机构，故于部院京察受处分后，仍可归旗当差领饷，笔帖式亦然。就此而言，京察八法处分对于旗官而言则大打折扣，起不到应有的惩戒效能。
[关键词]清代，京官，考核制度，满汉差异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1)16—0015—04
清代京官考核沿袭明制，以考满、京察为主要形式①。考满是就京官个人而言，实际工作满三年者须接受各级长官与吏部对其进行的品行、操守、行政状况等方面的考核，以此作为升迁资格，即所谓“升必满考”。京察通常三年举行一次，届时对全体在职京官及参照京官考核的官员，如盛京衙门及陵寝衙门官员进行业绩、能力、品行及身体状况的综合考察，分出等第，凭此黜陟。只要考察期到，不管任职是否满三年，均接受考核。满族在统治集团中处于核心地位，考满与京察制度中的满汉差异既体现了清制度建设中的满族特色，同时也体现出满官@的优越性。本文所论京官考核制度中考核形式、京察一等名额以及八法处分的满汉差异，学术界对其研究尚显薄弱。鉴于此，谨就相关问题加以阐释。
一、满汉官员考核方式之差异
明朝京官考核，不论考满抑或京察，均遵循长官考核属官，层级考核的原则。考核在京部、院、寺、监等衙门正副长官，由官员本人以自陈方式提出申请，经吏部查核引见，皇帝面察定等复职。考核各衙门司官以下各员，先由本衙门长官、掌印官考核，填注考语，再由人事主管部门——吏部，及监察部门——都察院覆考，最后由皇帝定夺。
清入关之初，各衙门堂官考满沿袭明制。顺治九年(1652年)，按照品级大小，划定各阶堂属官考满方式。汉三品以上京堂官仍依照旧例，自行陈奏，敕下吏部查核具奏，黜陟由皇上裁定。而四品京堂官改自陈方式为“将所行事实开列，移送吏部、都察院考核。五品以下由各堂官及掌印官填注考语送吏部、都察院覆考”。满官考核方式的变化相对较晚。顺治十三年，皇帝发布上谕，确定了满汉官考满、京察方式：
国家考绩之典，所以辨功能，昭劝惩，不可无划一之程。自今以后，部院满官除有事故罪过外，三年俸满者，三品以上自行具疏，尔部分别议奏。四品等官，各衙门咨呈尔部，分别议奏。朕悉核其优劣，定为劝惩。其六年一次会行京察之例，三品以上自陈，尔部会同都察院察议具奏。四品等官各衙门咨呈尔部，尔部仍会同都察院察议具奏。朕皆亲核优劣，以定去留。考察之时，加升者、有罪者及才能不及、老疾等项，详细开列，永为定例遵行。部院满官，今年即照此例考满。
这样，清政府依照汉官考核制度，划定了部院四品以上满官考满、京察的考核方式。尽管同品级满汉官考核方式统一，但因满汉官员职位相同而品级不同，故满汉同职位官员的考核方式及程序便存在差异。下面分别就考满、京察两种考核制度具体说明。
考满方式差异，以部院郎中为例。汉郎中为五品，依照五品司官考满例，应由本衙门堂官考核，送吏部、都察院覆考后上报皇帝。而满官为三品，其考核方式为具疏自陈。下为满三品理事官(郎中)贾木素的考满揭帖，以此为例加以说明。
兵部武库清吏司理事官贾木素谨揭为遵旨考满事。准吏部咨，内开，奉上谕：自今以后，部院满官除有事故罪过外，三年俸满者，三品以上自行具疏。臣谨遵旨。照得：职木素于顺治九年九月推授兵部理事官，扣至十三年三月终止，历三品俸三年零六个月，并无事故罪过，伏乞敕下吏部照例考核，施行。为此具奏外，理合具揭，须至揭帖者。顺治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可见，三品理事官(郎中)贾木素三年任职期满，依据三品官考满例，直接向皇帝申请，敕下吏部查核。
京察方式差异，以四品京堂为例。考诸文献，康熙朝、雍正朝《大清会典》，嘉庆朝、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记载，顺治十三年题准，“四品京堂亦令自陈，下部议去留。五品以下不论堂属，俱听部院会同该衙门考察”。由此可知，顺治十三年定四品京堂官以自陈方式京察。然又有规定：四品等官京察由该衙门咨呈吏部、都察院察议具奏。这两种规定分别针对汉、满四品官而言。可以看出，同为四品官，却存在京堂与京堂以外官员考核方式的差别。按照汉官品级规定，属官不在四品之列，而满官却有四品属官，这也源于清初满汉官职位相同而品级不一之故。
顺治十六年更定满官品级，各部院郎中(理事官)由三品改为五品④，通政使司左右通政、大理寺左右少卿、鸿胪寺卿、督捕左右理事官、国子监祭酒、宗人府理事官俱由三品改为四品。各部院之四品员外郎、通政使司左右参议、各部院衙门主事、大理寺左右寺正的品级也相应变化。顺治十八年、康熙六年又有局部变动，至康熙九年满汉官品级基本定型。按照制度规定，考核的方式和过程也随着职位与品级统一而作改动，最后趋于一致。
二、京察一等保送名额之差异
京察等第有四，一等称职、二等勤职、三等供职，四等照八法处分。京察一等者可获加一级之奖励，且为升职与外放地方官优选对象，直接影响在京官员的仕途。因此每遇考核，一等必成焦点。京察一等初无定额，顺康时期京察又间有停止，一等冒滥的情况并不明显。乾隆年间，部、院保送一等出现滥举滥保，名额增多的现象，影响到正常考核与人才选拔。为避免滥保，经过数次调整，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在京各衙门保送一等名额完全固定下来，此次定制一直实行至清朝统治结束。具体保送原则为：“按其衙门额缺多寡、事务繁简，分别核定。其笔帖式内有由保送拣选得缺者，则稍宽其额。至事简衙门，虽员数浮于举额，亦毋庸议增，仍令该堂官秉公核定。如不得其人，任缺毋滥。”各衙门具体核算标准是：“司员七缺内保送一员，笔帖式等官八缺内保送一员。”即按照司官7：1，笔帖式8：1的比例保送。乾隆五十四年，盛京各衙门及陵寝衙门京察保送名额亦照此例定制。
按此保送标准，各衙门京察保送对象可划分两类：一是部院司官与笔帖式，另一类是司员中的满汉官。就此而论，京察保送一等数额满官明显优于汉官。这源于部院衙门职官满缺与汉缺的差异。首先考察笔帖式。笔帖式在各衙门中掌翻译、抄写、档案管理，普遍设置于“京师各部、院，盛京五部，外省将军、都统、副都统各署”且以中央机关设置数量最多。据光绪朝《大清会典》统计，宗人府笔帖式共52人，吏部笔帖式共85人，户部笔帖式共165人，礼部笔帖式共40人，兵部笔帖式共93人，刑部笔帖式共164人，工部笔帖式共97人，理藩院笔帖式共93人，翰林院笔帖式共66人，都察院笔帖式共32人，内务府笔帖式共351人。十一个主要衙门中以内务府、户部、刑部笔帖式人数最多。从官缺上看，清代官缺分宗室缺、满洲缺、蒙古缺、汉军缺、内务府包衣缺及汉缺，而笔帖式为旗人(包括满洲、蒙古及汉军)专缺。且月选掣签，专门规定每月二十日为笔帖式选 官之日。笔帖式成为旗人晋升的重要途径，“将相大僚，多由此途历阶”，足见笔帖式在清代国家官僚队伍中的地位及对满人升迁的作用。而京察保送一等将笔帖式与司官分开，单列一项，无疑又为旗人升官辟出一条捷径。
其次，考察司官专为满缺之衙门。按照衙门的行政性质及重要程度，在京察范围内的中央部院、寺监、盛京五部、奉天府及顺天府等衙门中，户部三库、太仆寺、盛京五部、理藩院等衙门司员专为满官(含少数蒙古旗缺)，因不设汉官也谈不上汉官保送一等之说。
第三，考察各衙门满汉司官比例构成。笔者检索了光绪朝《大清会典》各部院衙门中满汉司官额数，经初步统计，满洲587员，而汉官为413员，满洲官员额数占58.7％①，远多于汉官(详见表)。如再将宗室、蒙古、汉军官员计在内，那么中央部院寺监各衙门及顺天府中旗人司员额数大致相当于汉官的二倍。照部院官员额数确定京察一等名额，汉官数量自然无法与满官相比。
三、京察处分之差异
京察三个等次之外入于八法(即处分的八项条目，后去掉贪、酷改为六法)。清初，京察八法处分逐步调整，且处分程度渐趋加重。顺治十三年初次举行京察，定处分等第，依据轻重分为四等：年老、有疾者致仕，贪酷者革职，疲软无为、素行不谨者给顶带闲住(满官疲软、不谨者革退衙门)，浮躁浅露、才力不及者降一级调用。康熙元年(1662年)定，除对年老、有疾者，浮躁浅露、才力不及者处罚仍旧(满洲、蒙古调部院用，汉军、汉人调外用)，对其他二等均加重处罚，“贪酷者革职拿问，疲软无为、素行不谨者革职为民”。康熙六年进一步明确老病、有疾者处罚等次，并加重对才力不及者的处罚，将其归于休致范围。定“才力不及、有疾者降一级休致，老病者原品休致”康熙九年定才力不及与浮躁者处罚标准，规定“才力不及者降二级调用，浮躁者降三级调用，虽有纪荐、加级不得抵销，止准带于所补新任”至此，八法处分等第最后确定下来。
各衙门造送八法官员，由吏部汇总具题，经皇帝批示，各按规定给予处分。然满汉官员京察处分后境况有所不同。官员京察受到降调处分，其职位变动不同。定例：其降调满洲、蒙古官员调部院衙门用，汉军、汉人官员调外用。意味着满蒙官员降调后仍可为京官，而汉军旗人与汉人官员则外放为地方官(清朝京官优于外官)。如雍正四年(1726年)京察，侍讲学士镶黄旗怀亲、满洲中书鲁木布佟保、灵台郎图尔蟾各降二级调部院用。中书戴廷坚、郎中米之蕙因系汉人调外用。对于八旗官员兼任部院官者，京察处分仅罢斥部院职官，而保留八旗官衔。“康熙六年京察，以才力不及，兼佐领之刑部员外郎王国栋、监察御史张圣硕等俱无级可降，均应革衙门，照各管佐领旗上朝”。雍正四年京察，新任员外郎伊星阿、汉军监察御史董桓祚俱管佐领，无级可降，均革去职衔衙门，照各管佐领随期行走。京察罢斥之旗人司员、笔帖式，由于生计问题，可以归旗当差或者领饷。乾隆四十二年，增加对旗人司官京察处分后给予优待的规定。上谕中言：“京察罢斥之笔帖式，回旗时仍准挑披甲食饷，司员降革向无食饷之例。但旗人俱赖俸饷资生，此等降革人员，与获罪者有间。伊等虽不能办理部院事务，然于看守坛、庙、库门等差，尚属去得。若因京察降革，致失生计，朕心实有不忍。嗣后八旗降革司员内，除年老不能当差外，其余遇有前项缺出，交该旗酌量录用，以示体恤。”
四、结论
清朝是以满族为统治主体的封建王朝，推行“首崇满洲”之政策，在制度上保证统治民族的核心利益。“官缺设置上，中央各机关实行满汉复职制，其长官，满洲缺、汉缺同额设置，而满人权重”“科举方面，旗人科举录取比例大大超过汉人，而且有专为他们设置的翻译科举”。考核制度上，考核方式、京察一等、八法处分的满汉差异，体现出满官的优越性，保证了满族的特权。清初满汉官员因品级不同而形成的考核方式与程序的差异是满官特殊身份的象征。在考核奖惩上，以重奖轻惩为原则。为了遏制京察滥保的现象，乾隆后期以固定比例确定满汉司官京察一等名额，在部院满司官占多数及笔帖式可单独保送的情况下，保证了满官一等的名额优势，由此使得更多满官获得加级之奖励，以及成为升职与外放地方官的优选对象。在处分制度上，旗人因其特殊身份，拥有旗官、司官双重任职机构，故于部院京察受处分后，仍可归旗当差领饷，笔帖式亦然。就此而言，京察八法处分对于旗官而言则大打折扣，起不到应有的惩戒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