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文章从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的角度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了阐释，认为改革要解决的重点是资源配置问题，同时兼顾资源利用问题。因此，改革的核心在于减少政府干预，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政府应完善市场基本制度和基础设施，并在市场尚不完善的领域发挥积极作用。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挥好政府与市场各自的优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功的关键。资产专用性、政策的不一致性、市场与政府的进退失序与产权保护不完善等问题应引起警惕。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资源配置；资源利用；资产专用性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党中央在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的基础上，从理论到实践不断探索的结晶，是适应引领新常态，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创新。2015年、2016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始终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具体任务作为核心内容，以提高供给质量，扩大有效供给，使供需实现更高水平的均衡作为直接目标。这些内容和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如果过度专注于经济问题的表象而不是本质，则可能存在偏离改革本意，达不到预期效果的风险。基于此，本文拟从经济学研究的两个最基本问题，即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的角度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指出可能遇到的问题，以加深对改革的认识，促进改革的顺利推进。
一、 从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的角度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字面上是为解决供给侧和结构性问题，但从本质上看，这些问题依然可以归结为更基本的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问题。从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的角度，我们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重新阐述，并分析其与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和供给学派的差异，简要判断改革前景。
1. “结构性”不限于供需结构，资源利用问题让位于资源配置问题。目前，我国经济中存在着广泛且严重的结构性问题。除供需结构外，还包括城乡二元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区域结构、融资结构等问题。这些结构问题反映的其实是资源配置或者资源利用问题。从我国的经济发展历程看，长期的需求管理政策，尤其是为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实行的强刺激政策，使得资源利用已不再是我国经济的主要问题，甚至在一些领域出现资源过度利用的现象，如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环境污染等问题。相较而言，资源配置的问题变得更为突出。
资源配置问题是我国经济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从计划经济到转轨经济再到市场经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的作用逐步减小，但仍占据着重要地位，甚至在一些关键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市场从无到有，配置资源的作用逐步扩大，但效率、范围等仍受到较多限制。结构问题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资源配置中政府和市場的分割。这种分割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同一领域内的分割。比如，在融资领域，国家对投资渠道的限制造成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例失调；间接融资中，国有商业银行占据主导地位，其偏好基本由政府决定，这导致国有企业占用了过多的金融资源，而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二是配置领域的分割。在生产环节，政府发挥了主导作用，但在交换、消费等环节，市场发挥主要作用。国有企业拥有更多的金融资源，使其产品在市场竞争中更有优势，但过多的资本投入必然带来产出效率的降低。由此可见，如能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优化配置金融资源，经济的整体产出水平可以相应提高。
事实上，需求刺激政策不可避免的扩大了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在当前形势下，由于资源利用效率提升空间有限，因而强刺激促进经济发展的效果不显著，并且会进一步扭曲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降低整体资源配置效率。要促进经济发展，就必须将着力点放在资源配置上。我们认为，结构性改革针对的不仅是供需结构不匹配的问题，更主要的是资源配置效率问题。因此，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要减少政府干预，更好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也是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进一步落实。当然，由于市场还不完善，政府减少对经济直接干预的同时，还应健全市场发挥作用的基本制度和基础设施，促进市场配置效率的提升。
2. “供给侧”不限于供给，资源配置问题产生资源利用问题。提到供给侧，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供给。然而，从“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官方表述看，要与“总需求”严格对应，使用“总供给”才更恰当。由此可见，“供给侧”并不等于“供给”。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具体任务也都明显包含需求成分。
供给侧改革始终绕不开需求，这是由需求和供给的不同特性决定的。从马克思关于产业资本的论述看，需求对应的是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由于货币是一般等价物和交易媒介，这一转化一般不存在问题。政府凭借货币发行权，可以通过赤字、货币政策等直接增加或减少货币量，从而调整总需求，这是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能够实现的基础。然而，供给对应的是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当供给不足时，要增加供给需要先投资，因此仍然要以当期需求的增加为前提条件才能在未来通过生产过程形成供给。当供给过剩时，商品资本无法转化为货币资本，因此，要化解过剩产能，要么增加需求，要么让多余的供给自然灭失。面对滞胀，供给学派主张通过减税等政策增加供给，这其实也在刺激需求。许多经济学家认为，里根任内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上，里根两任期内的平均赤字分别是前任总统卡特任期内的2.5倍和3.0倍。
提高供给质量，扩大有效供给本质上仍然是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问题。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不论是存量资源从一个领域流向另一个领域，还是新增资源进入某个优先发展领域，都必然以需求为前提，否则，资源没有流动的动力。从资源利用的角度看，存量资源调整以及新资源增加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资源如何利用的问题，而这同样以需求为前提。“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表述实际上包含了两个层次的需求，有所交叉但着眼点不同，第一个层次的需求针对经济整体而言，强调总量，强调对总供给的支撑；第二个层次的需求针对经济中的特定领域而言，强调结构，强调对供给的引导。我们认为，供给侧应该理解为以需求引导供给，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前提下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因此，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在于减少政府干预，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刺激劳动、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同时对于市场不完善的领域，政府也要积极介入，促进资源配置效率和利用效率的快速提升。 3.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前景展望。综上所述，从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的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在于如何动态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发挥好各自的优势。这种关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市场“进”政府“退”，即减少政府干预，更好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的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二是市场“先退后进”政府“先进后退”，政府应致力于健全市场基本制度和基础设施，并在市场不完善的领域，通过需求管理积极引导资源的配置和利用；在市场逐步完善后，政府及时退出，交由市场配置资源，通过政府与市场的有序衔接最终达到快速稳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的目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含了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和供给学派的一些基本理念和政策主张，它能否超越两者的局限取得成功？
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供给学派存在很多差别，这些差别决定了政策效果的差异。一是基本经济制度不同。美国等西方国家已经具备较为完善的市场机制，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较弱，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和供给学派都不可能对资本主义制度做出重大调整。但我国由计划经济转轨而来，经济制度完善的空间较大，市场配置资源能够带来效率的显著提升。同时，我国政府控制资源能力较强，在市场不完善领域所能发挥的作用更大，可以有效弥补市场不足。二是政策内涵不同。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仅强调需求，供给学派仅强调供给。但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强调供给的同时仍然强调需求管理，资源配置效率和利用效率可以同时提高。三是政策目标不同。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主要解决需求不足问题，供给学派主要解决滞胀问题。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主要是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涉及经济增长的问题，更涉及到深层次的经济、政治制度的变革。同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眼于中长期，对于短期经济波动的容忍度更高，因而更能保持长期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四是政策组合不同。我国政策组合更为丰富，“一带一路”等战略深化了区域合作，进一步扩大了资源配置和利用范围。基于以上的分析，在内外部政策密切配合、共同发力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功可期。
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过去三十几年，我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从1978年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80年代初国企的放权让利、1984年商品经济的提出，再到1994年国企改革抓大放小、取消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2001年加入WTO，直至2002年市场经济初步建立，可以说这些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是一致的，也的确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极大的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但我们也应看到，改革开放的推进并没有完全解决我国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某些结构问题反而逐步显现并愈加严重，以致阻碍经济发展。以史为鉴，我们有必要分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并保持高度警惕，积极采取措施以保障改革预期效果的顺利实现。
一是资产专用性。资产专用性是指资源用于特定用途后被锁定很难再移作他用的性质，常被交易费用理论用来解释企业的纵向一体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重新配置资源就必然导致存量资源的释放，其表现就是企业将其占用的资源逐步剥离出去，即资源配置方式上存在“去企业化”的过程。如果认为目前的资源占用是企业考虑了市场交易费用的最佳选择，那么在市场交易费用不变的情况下，资源的再配置意味着交易由企业内部转移至市场，必然造成企业费用的上升。再加上资产专用性本身也限定了资源用途，如果不是应用于新技术或新用途提高产出效率，用途的变更将导致产出下降。不论是市场制度的完善还是新技术的应用都需要时间，因此，资产专用性的存在将在一定期限内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下降。需要强调的是，人力资源的专用性以及新技术对劳动的替代，会造成人力资源，特别是低端劳动力的过剩，而这部分劳动力的财富水平一般较低，一旦大规模失业很可能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对经济运行“L”型走势的长期性保持清醒的认识，提高对经济增速下滑的容忍度，保持改革定力的同时一定要配套托底的社会政策，为改革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
二是政策存在的不一致性。扩大总需求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要求政府加强需求管理，这势必会加大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力度。但同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又要求减少政府干预，增强市场主体活力，由市场配置资源。这就产生了矛盾，即便将政府的干预严格限定在特定时期、特定条件或特定领域，但不可避免的，仍会造成对市场的替代或排斥，使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难以有效发挥。此外，在实际执行中，政府干预政策难免存在偏差，比如政府退出不及时、力度不合适、精度不够等，都可能产生难以预料的溢出效应，偏离政策制定者的初衷，同样也会影响改革效果。比如，一方面，政府在大力推进简政放权，减少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但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兼并重组、债转股等方式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不断强化国有企业的市场力量，以致于形成行政垄断向市场垄断的演变之势。目前来看，政府对资源的控制能力未见显著下降，在某些领域可能还有所上升。这必然影响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发挥，并对其他市场主体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
三是市场与政府的进退失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减少政府干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但当前我国的现实是市场基本制度和基础设施不健全，市場作用的广度和深度不够。如果政府在相关领域快速退出，由市场配置资源，则很可能造成过度、无序竞争、供给缺失等问题，资源配置效率可能更低。因此，市场的“进”与政府的“退”必须统筹考虑，应在平衡政府配置资源效率与市场完善程度的基础上有序推进。政府在退出相关领域的同时，应完善制度供给和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政府退出节奏与市场配置资源能力的有机结合，保证资源配置效率稳步提升。当然，对于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应继续介入，但也要改善方式方法提高效率。
四是产权保护不完善。长期以来，我国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非公有制经济虽得到长足发展，但始终处于补充地位。由于这种历史原因，我国产权制度不健全，产权保护不完善，表现为公有产权的保护过度和私有产权的保护不力。公有制经济凭借其超市场地位过多占用资源，非公有制经济则受到歧视所能支配的资源相对有限。市场经济是以产权为基础的，没有清晰界定和充分保护的产权，竞争机制将失效，市场不可能有效配置资源。同时，市场主体存在明显的激励扭曲，资源利用效率也较低。对公有制经济而言，因所有者缺位且承担了大量的政府职能，导致治理机制不完善和经营目标多元化，占用过多资源却不能有效利用。对非公有制经济而言，因其无法对收益形成明确预期，理性的选择将是降低生产性投入，导致生产要素投入水平低，资源闲置浪费。此外，可能存在的寻租行为进一步降低了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 三、 结论
本文从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的角度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了解读。当前我国经济的主要问题，也是改革所应重点解决的是资源配置效率问题，同时改革也要兼顾资源利用效率问题。因此，改革的核心在于减少政府干预，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但由于市场尚不完善，政府要不断健全市场基本制度和基础设施，并在相关经济领域发挥积极作用。总体上看，政府“退”市场“进”；局部上看，政府“先进后退”，市场“先退后进”。改革要取得成功，就必须把握好市场与政府进退之间的动态平衡，稳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利用效率，这不仅需要政府同样也需要每个经济参与者的智慧、勇气和决心。
参考文献：
[1] Williamson O E.Transaction-Cost Economics： The Governance of Contractual Relations[J].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79（22）：233-261.
[2] J.托宾，刘铭昌.评里根经济学[J].国外社会科学，1982，（5）：3-7.
[3] 保罗·萨缪尔逊，李晓鲁.评里根经济学[J].国际经济评论，1985，（10）：2-10.
[4] 杜修平.评里根经济学的“革命”[J].世界经济，1986，（3）：58-63.
[5] 贾康，苏京春.探析“供给侧”经济学派所经历的两轮“否定之否定”——对“供给侧”学派的评价、学理启示及立足于中国的研讨展望[J].财政研究，2014，（8）：2-16.
[6]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7] 普·沃斯特里科夫，程洪亮.新保守主义经济理论与里根经济学[J].国际经济评论，1985，（3）：8-15.
[8] 吴易风.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评西方经济学新古典学派和新凯恩斯学派的论战[J].中国社会科学，1993，（2）：3-22.
[9] 西摩·祖克，徐刚.里根经济学二世：更象凯恩斯而不象拉弗[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1983，（9）：19-20.
[10] 薛伯英.“里根经济学”的盖棺论定[J].世界经济，1988，（12）：19-26.
[11] 詹姆斯·托賓，王国强.宏观经济学当前的争论：四大流派[J].国际经济评论，1991，（7）：2-9.
[12] 张伟.里根经济学的真相[J].海派经济学，2015，13（1）：43-50.
作者简介：范涛（1982-），男，汉族，山东省邹城市人，中央财经大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联合在站博士后，南京大学金融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经济增长、风险管理、企业理论。
收稿日期：2017-11-14。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资源配置；资源利用；资产专用性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党中央在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的基础上，从理论到实践不断探索的结晶，是适应引领新常态，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创新。2015年、2016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始终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具体任务作为核心内容，以提高供给质量，扩大有效供给，使供需实现更高水平的均衡作为直接目标。这些内容和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如果过度专注于经济问题的表象而不是本质，则可能存在偏离改革本意，达不到预期效果的风险。基于此，本文拟从经济学研究的两个最基本问题，即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的角度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指出可能遇到的问题，以加深对改革的认识，促进改革的顺利推进。
一、 从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的角度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字面上是为解决供给侧和结构性问题，但从本质上看，这些问题依然可以归结为更基本的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问题。从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的角度，我们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重新阐述，并分析其与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和供给学派的差异，简要判断改革前景。
1. “结构性”不限于供需结构，资源利用问题让位于资源配置问题。目前，我国经济中存在着广泛且严重的结构性问题。除供需结构外，还包括城乡二元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区域结构、融资结构等问题。这些结构问题反映的其实是资源配置或者资源利用问题。从我国的经济发展历程看，长期的需求管理政策，尤其是为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实行的强刺激政策，使得资源利用已不再是我国经济的主要问题，甚至在一些领域出现资源过度利用的现象，如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环境污染等问题。相较而言，资源配置的问题变得更为突出。
资源配置问题是我国经济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从计划经济到转轨经济再到市场经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的作用逐步减小，但仍占据着重要地位，甚至在一些关键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市场从无到有，配置资源的作用逐步扩大，但效率、范围等仍受到较多限制。结构问题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资源配置中政府和市場的分割。这种分割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同一领域内的分割。比如，在融资领域，国家对投资渠道的限制造成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例失调；间接融资中，国有商业银行占据主导地位，其偏好基本由政府决定，这导致国有企业占用了过多的金融资源，而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二是配置领域的分割。在生产环节，政府发挥了主导作用，但在交换、消费等环节，市场发挥主要作用。国有企业拥有更多的金融资源，使其产品在市场竞争中更有优势，但过多的资本投入必然带来产出效率的降低。由此可见，如能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优化配置金融资源，经济的整体产出水平可以相应提高。
事实上，需求刺激政策不可避免的扩大了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在当前形势下，由于资源利用效率提升空间有限，因而强刺激促进经济发展的效果不显著，并且会进一步扭曲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降低整体资源配置效率。要促进经济发展，就必须将着力点放在资源配置上。我们认为，结构性改革针对的不仅是供需结构不匹配的问题，更主要的是资源配置效率问题。因此，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要减少政府干预，更好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也是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进一步落实。当然，由于市场还不完善，政府减少对经济直接干预的同时，还应健全市场发挥作用的基本制度和基础设施，促进市场配置效率的提升。
2. “供给侧”不限于供给，资源配置问题产生资源利用问题。提到供给侧，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供给。然而，从“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官方表述看，要与“总需求”严格对应，使用“总供给”才更恰当。由此可见，“供给侧”并不等于“供给”。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具体任务也都明显包含需求成分。
供给侧改革始终绕不开需求，这是由需求和供给的不同特性决定的。从马克思关于产业资本的论述看，需求对应的是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由于货币是一般等价物和交易媒介，这一转化一般不存在问题。政府凭借货币发行权，可以通过赤字、货币政策等直接增加或减少货币量，从而调整总需求，这是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能够实现的基础。然而，供给对应的是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当供给不足时，要增加供给需要先投资，因此仍然要以当期需求的增加为前提条件才能在未来通过生产过程形成供给。当供给过剩时，商品资本无法转化为货币资本，因此，要化解过剩产能，要么增加需求，要么让多余的供给自然灭失。面对滞胀，供给学派主张通过减税等政策增加供给，这其实也在刺激需求。许多经济学家认为，里根任内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上，里根两任期内的平均赤字分别是前任总统卡特任期内的2.5倍和3.0倍。
提高供给质量，扩大有效供给本质上仍然是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问题。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不论是存量资源从一个领域流向另一个领域，还是新增资源进入某个优先发展领域，都必然以需求为前提，否则，资源没有流动的动力。从资源利用的角度看，存量资源调整以及新资源增加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资源如何利用的问题，而这同样以需求为前提。“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表述实际上包含了两个层次的需求，有所交叉但着眼点不同，第一个层次的需求针对经济整体而言，强调总量，强调对总供给的支撑；第二个层次的需求针对经济中的特定领域而言，强调结构，强调对供给的引导。我们认为，供给侧应该理解为以需求引导供给，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前提下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因此，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在于减少政府干预，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刺激劳动、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同时对于市场不完善的领域，政府也要积极介入，促进资源配置效率和利用效率的快速提升。 3.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前景展望。综上所述，从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的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在于如何动态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发挥好各自的优势。这种关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市场“进”政府“退”，即减少政府干预，更好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的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二是市场“先退后进”政府“先进后退”，政府应致力于健全市场基本制度和基础设施，并在市场不完善的领域，通过需求管理积极引导资源的配置和利用；在市场逐步完善后，政府及时退出，交由市场配置资源，通过政府与市场的有序衔接最终达到快速稳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的目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含了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和供给学派的一些基本理念和政策主张，它能否超越两者的局限取得成功？
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供给学派存在很多差别，这些差别决定了政策效果的差异。一是基本经济制度不同。美国等西方国家已经具备较为完善的市场机制，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较弱，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和供给学派都不可能对资本主义制度做出重大调整。但我国由计划经济转轨而来，经济制度完善的空间较大，市场配置资源能够带来效率的显著提升。同时，我国政府控制资源能力较强，在市场不完善领域所能发挥的作用更大，可以有效弥补市场不足。二是政策内涵不同。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仅强调需求，供给学派仅强调供给。但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强调供给的同时仍然强调需求管理，资源配置效率和利用效率可以同时提高。三是政策目标不同。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主要解决需求不足问题，供给学派主要解决滞胀问题。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主要是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涉及经济增长的问题，更涉及到深层次的经济、政治制度的变革。同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眼于中长期，对于短期经济波动的容忍度更高，因而更能保持长期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四是政策组合不同。我国政策组合更为丰富，“一带一路”等战略深化了区域合作，进一步扩大了资源配置和利用范围。基于以上的分析，在内外部政策密切配合、共同发力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功可期。
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过去三十几年，我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从1978年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80年代初国企的放权让利、1984年商品经济的提出，再到1994年国企改革抓大放小、取消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2001年加入WTO，直至2002年市场经济初步建立，可以说这些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是一致的，也的确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极大的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但我们也应看到，改革开放的推进并没有完全解决我国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某些结构问题反而逐步显现并愈加严重，以致阻碍经济发展。以史为鉴，我们有必要分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并保持高度警惕，积极采取措施以保障改革预期效果的顺利实现。
一是资产专用性。资产专用性是指资源用于特定用途后被锁定很难再移作他用的性质，常被交易费用理论用来解释企业的纵向一体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重新配置资源就必然导致存量资源的释放，其表现就是企业将其占用的资源逐步剥离出去，即资源配置方式上存在“去企业化”的过程。如果认为目前的资源占用是企业考虑了市场交易费用的最佳选择，那么在市场交易费用不变的情况下，资源的再配置意味着交易由企业内部转移至市场，必然造成企业费用的上升。再加上资产专用性本身也限定了资源用途，如果不是应用于新技术或新用途提高产出效率，用途的变更将导致产出下降。不论是市场制度的完善还是新技术的应用都需要时间，因此，资产专用性的存在将在一定期限内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下降。需要强调的是，人力资源的专用性以及新技术对劳动的替代，会造成人力资源，特别是低端劳动力的过剩，而这部分劳动力的财富水平一般较低，一旦大规模失业很可能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对经济运行“L”型走势的长期性保持清醒的认识，提高对经济增速下滑的容忍度，保持改革定力的同时一定要配套托底的社会政策，为改革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
二是政策存在的不一致性。扩大总需求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要求政府加强需求管理，这势必会加大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力度。但同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又要求减少政府干预，增强市场主体活力，由市场配置资源。这就产生了矛盾，即便将政府的干预严格限定在特定时期、特定条件或特定领域，但不可避免的，仍会造成对市场的替代或排斥，使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难以有效发挥。此外，在实际执行中，政府干预政策难免存在偏差，比如政府退出不及时、力度不合适、精度不够等，都可能产生难以预料的溢出效应，偏离政策制定者的初衷，同样也会影响改革效果。比如，一方面，政府在大力推进简政放权，减少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但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兼并重组、债转股等方式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不断强化国有企业的市场力量，以致于形成行政垄断向市场垄断的演变之势。目前来看，政府对资源的控制能力未见显著下降，在某些领域可能还有所上升。这必然影响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发挥，并对其他市场主体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
三是市场与政府的进退失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减少政府干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但当前我国的现实是市场基本制度和基础设施不健全，市場作用的广度和深度不够。如果政府在相关领域快速退出，由市场配置资源，则很可能造成过度、无序竞争、供给缺失等问题，资源配置效率可能更低。因此，市场的“进”与政府的“退”必须统筹考虑，应在平衡政府配置资源效率与市场完善程度的基础上有序推进。政府在退出相关领域的同时，应完善制度供给和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政府退出节奏与市场配置资源能力的有机结合，保证资源配置效率稳步提升。当然，对于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应继续介入，但也要改善方式方法提高效率。
四是产权保护不完善。长期以来，我国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非公有制经济虽得到长足发展，但始终处于补充地位。由于这种历史原因，我国产权制度不健全，产权保护不完善，表现为公有产权的保护过度和私有产权的保护不力。公有制经济凭借其超市场地位过多占用资源，非公有制经济则受到歧视所能支配的资源相对有限。市场经济是以产权为基础的，没有清晰界定和充分保护的产权，竞争机制将失效，市场不可能有效配置资源。同时，市场主体存在明显的激励扭曲，资源利用效率也较低。对公有制经济而言，因所有者缺位且承担了大量的政府职能，导致治理机制不完善和经营目标多元化，占用过多资源却不能有效利用。对非公有制经济而言，因其无法对收益形成明确预期，理性的选择将是降低生产性投入，导致生产要素投入水平低，资源闲置浪费。此外，可能存在的寻租行为进一步降低了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 三、 结论
本文从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的角度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了解读。当前我国经济的主要问题，也是改革所应重点解决的是资源配置效率问题，同时改革也要兼顾资源利用效率问题。因此，改革的核心在于减少政府干预，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但由于市场尚不完善，政府要不断健全市场基本制度和基础设施，并在相关经济领域发挥积极作用。总体上看，政府“退”市场“进”；局部上看，政府“先进后退”，市场“先退后进”。改革要取得成功，就必须把握好市场与政府进退之间的动态平衡，稳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利用效率，这不仅需要政府同样也需要每个经济参与者的智慧、勇气和决心。
参考文献：
[1] Williamson O E.Transaction-Cost Economics： The Governance of Contractual Relations[J].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79（22）：233-261.
[2] J.托宾，刘铭昌.评里根经济学[J].国外社会科学，1982，（5）：3-7.
[3] 保罗·萨缪尔逊，李晓鲁.评里根经济学[J].国际经济评论，1985，（10）：2-10.
[4] 杜修平.评里根经济学的“革命”[J].世界经济，1986，（3）：58-63.
[5] 贾康，苏京春.探析“供给侧”经济学派所经历的两轮“否定之否定”——对“供给侧”学派的评价、学理启示及立足于中国的研讨展望[J].财政研究，2014，（8）：2-16.
[6]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7] 普·沃斯特里科夫，程洪亮.新保守主义经济理论与里根经济学[J].国际经济评论，1985，（3）：8-15.
[8] 吴易风.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评西方经济学新古典学派和新凯恩斯学派的论战[J].中国社会科学，1993，（2）：3-22.
[9] 西摩·祖克，徐刚.里根经济学二世：更象凯恩斯而不象拉弗[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1983，（9）：19-20.
[10] 薛伯英.“里根经济学”的盖棺论定[J].世界经济，1988，（12）：19-26.
[11] 詹姆斯·托賓，王国强.宏观经济学当前的争论：四大流派[J].国际经济评论，1991，（7）：2-9.
[12] 张伟.里根经济学的真相[J].海派经济学，2015，13（1）：43-50.
作者简介：范涛（1982-），男，汉族，山东省邹城市人，中央财经大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联合在站博士后，南京大学金融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经济增长、风险管理、企业理论。
收稿日期：2017-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