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作为早期革命文学的倡导者，蒋光慈的文学理论深受“苏俄体验”的影响。
关键词：蒋光慈；“苏俄体验”
蒋光慈是伴随着中国左翼文学运动发生而成长起来的革命作家。左翼文学并非孕育于土生土长的中国大地，其发生发展离不开“苏俄体验”的作用。
中国革命文学理论的建设，早在在1924年就开始了。一些早期共产党人通过《新青年》季刊、《中国青年》周刊宣传初步的马克思主义文学主张。蒋光慈归国后也加入其中，宣传革命文学。在《新青年》季刊第三期上，他发表题为《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的论文。在文中他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是整理过去的文化，创造将来的文化，是为人类文化开辟一条新的途径。同年，他与沈泽民（茅盾的胞弟）等人创办春雷文学社，专门提倡革命文学，“宗旨是想尽一点力量，挽回现代中国文学界‘靡靡之音’的潮流，每周日在《觉悟》上出《文学专号》。”[1]1925年，在《觉悟》上他又发表了论文《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他在文中鲜明提出：“谁个能够将现在社会的缺点，罪恶，黑暗……痛痛快快地写将出来，谁个能够高喊着人们来向这个缺点，罪恶，黑暗…….奋斗，则他就是革命的文学家，他的作品就是革命文学。”[2]的无产阶级文学的早期观点。
蒋光慈不仅宣传革命文学理论，而且还运用这些理论来指导自己的创作。1925年1月，第一部诗集《新梦》由上海书店出版，这是作者“留俄三年中的诗集”。他在诗集《新梦》自序中扬声高呼：“但是我生适值革命怒潮浩荡之时，一点心灵早燃烧着无涯际的红火，我愿勉力为东亚革命的歌者！”[3]在诗集中，有对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美好生活的放声讴歌，有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大胆的唾骂，有对处于黑暗深渊的祖国人民起来斗争的号召。它渗透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尤其是革命与反抗的精神，而这种激情与精神已不仅仅局限于一人一乡一国，是与全世界被压迫、被奴役的民族联系在一起，与全人类的解放事业结合在一起。
从1925年到1927年，蒋光慈又陆续创作了小说《少年漂泊者》、《短裤党》、《野祭》、《菊芬》，出版了小说集《鸭绿江上》，诗集《哀中国》和散文集《纪念碑》等文学作品，以各种形式反映了革命文学创作的早期实绩。
创作《新夢》时作者并未真正的了解中国的现实国情，仅凭社会主义一国胜利而过分乐观，高唱凯歌，忽略了革命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缺乏真实感。而从《哀中国》起，作者深入地认识到中国的现实国情，深切地了解革命和革命群众，笔触变得深沉、质朴。
如果说《新梦》是蒋光慈的激情呐喊，那《哀中国》则是他的苦闷哀音。1924年初夏，蒋光慈归国后，在黑暗萃聚的上海任教，他目睹了帝国主义、军阀的穷凶极恶，资本主义的剥削倾轧，人民大众的穷困苦难。“五卅”运动的爆发，学生与工人的惨死，更给予他沉重的打击，现实的黑暗打破了美好的梦想，他深感悲痛。但日益高涨的群众浪潮使他清醒了过来，在“五卅”流血周年纪念日，他怒吼着：“我们的自由，解放，正义，在与敌人斗争里。倘若我们还讲什么和平，守什么秩序，可怜的弱者呵，我们将永远地——永远地做奴隶！（《血祭》）”蒋光慈终于明白“我是为着什么而生存……我不过是一个粗暴的抱不平的歌者……我但愿立在十字街头呼号以终生。”他找到了革命的武器，以新的方式与敌人展开斗争。
作为左翼文学的拓荒者，蒋光慈的早期创作开拓了革命文学的题材、深化了主题、塑造了新人。从题材上分两类。第一类作品揭露和批判了旧社会的黑暗统治，抨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新旧反动军阀势力，反映了无产阶级不断壮大，人民的反抗呼声日益高涨的新的时代面貌。如《老太婆与阿三》、《徐州旅馆一夜》、《少年漂泊者》、《鸭绿江上》、《橄榄》、《逃兵》等。第二类作品反映和歌颂了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小说《短裤党》反映了1927年在党的领导下上海工人举行的三次武装起义。作者站在革命的立场，热情讴歌了工人阶级的斗争。在作品里，作者将工人们的英雄气概和与反动派搏斗的激烈气氛充分地渲染了出来。从主题上看，作品已由个人英雄主义的单打独斗走向了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工人阶级团结合作，由单纯的罢工游行示威转向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在人物塑造上，从描写走上革命道路的单个的知识青年，转而着重塑造了工人领袖，共产党员等一系列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崭新的人物群像。
从《少年漂泊者》、《鸭绿江》系列等到《短裤党》，作者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也有所创新。由第一人称的倒叙手法向第三人物作第一人称的正叙写法转变，增加了文章的生动性和活泼感。在情节的设置上，作者加入了环境描写，烘托出事件的发展过程。作者将云、雨、阳光等自然天气的变化融入到工人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制造出沉闷、肃杀的氛围，与暴动前后的紧张、激烈情绪相配合，增强了文章的画面感。在人物的刻画上，作者以自然主义的手法从外貌、服饰、语言等方面对各色人物进行描绘。同时还运用细节描写，反讽手法，表现人物的性格。在描写恋爱问题时，作者将爱情与革命相联系起来，把爱情视作革命的助推器。在《破碎的心》和《一封未寄的信》中，革命党人王海平和C君，将爱情作为工作的动力，在幸福的鼓励下为无产阶级事业奋斗。《短裤党》中共产党员史兆炎对于华月娟的爱始终避而不谈，将革命放在首位，独自在心中默默思念这份爱。但在死亡边缘时，他胆怯地将这份爱告诉了月娟，真相大白，彼此都爱慕着对方。在爱情力量的鼓舞下，史兆炎逐渐恢复健康，继续为革命事业奋斗。
虽然这违背了作者“革命是最大的罗曼蒂克”[4]的思想，不符合“普罗文学的革命+恋爱”模式，理论与实践产生了矛盾，但这却是作者从知识青年到革命文学的开拓者这一创作身份的转换；从表现现实生活向宣传革命思想这一创作理念的转变所产生的必然表现，也是作者对革命与人性相结合的创作的初步探索，同时这也是早期革命文学倡导者们在文学作品中所显露出的普遍性问题。
【注释】
[1]方铭，蒋光慈研究资料[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11
[2]蒋光慈文集[M]（第四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154
[3]方铭，蒋光慈研究资料[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22
[4]蒋光慈：《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见《蒋光慈文集》（第四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70
【参考文献】
[1]方铭，蒋光慈研究资料[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2]蒋光慈文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
[3]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1917-1937）[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关键词：蒋光慈；“苏俄体验”
蒋光慈是伴随着中国左翼文学运动发生而成长起来的革命作家。左翼文学并非孕育于土生土长的中国大地，其发生发展离不开“苏俄体验”的作用。
中国革命文学理论的建设，早在在1924年就开始了。一些早期共产党人通过《新青年》季刊、《中国青年》周刊宣传初步的马克思主义文学主张。蒋光慈归国后也加入其中，宣传革命文学。在《新青年》季刊第三期上，他发表题为《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的论文。在文中他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是整理过去的文化，创造将来的文化，是为人类文化开辟一条新的途径。同年，他与沈泽民（茅盾的胞弟）等人创办春雷文学社，专门提倡革命文学，“宗旨是想尽一点力量，挽回现代中国文学界‘靡靡之音’的潮流，每周日在《觉悟》上出《文学专号》。”[1]1925年，在《觉悟》上他又发表了论文《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他在文中鲜明提出：“谁个能够将现在社会的缺点，罪恶，黑暗……痛痛快快地写将出来，谁个能够高喊着人们来向这个缺点，罪恶，黑暗…….奋斗，则他就是革命的文学家，他的作品就是革命文学。”[2]的无产阶级文学的早期观点。
蒋光慈不仅宣传革命文学理论，而且还运用这些理论来指导自己的创作。1925年1月，第一部诗集《新梦》由上海书店出版，这是作者“留俄三年中的诗集”。他在诗集《新梦》自序中扬声高呼：“但是我生适值革命怒潮浩荡之时，一点心灵早燃烧着无涯际的红火，我愿勉力为东亚革命的歌者！”[3]在诗集中，有对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美好生活的放声讴歌，有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大胆的唾骂，有对处于黑暗深渊的祖国人民起来斗争的号召。它渗透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尤其是革命与反抗的精神，而这种激情与精神已不仅仅局限于一人一乡一国，是与全世界被压迫、被奴役的民族联系在一起，与全人类的解放事业结合在一起。
从1925年到1927年，蒋光慈又陆续创作了小说《少年漂泊者》、《短裤党》、《野祭》、《菊芬》，出版了小说集《鸭绿江上》，诗集《哀中国》和散文集《纪念碑》等文学作品，以各种形式反映了革命文学创作的早期实绩。
创作《新夢》时作者并未真正的了解中国的现实国情，仅凭社会主义一国胜利而过分乐观，高唱凯歌，忽略了革命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缺乏真实感。而从《哀中国》起，作者深入地认识到中国的现实国情，深切地了解革命和革命群众，笔触变得深沉、质朴。
如果说《新梦》是蒋光慈的激情呐喊，那《哀中国》则是他的苦闷哀音。1924年初夏，蒋光慈归国后，在黑暗萃聚的上海任教，他目睹了帝国主义、军阀的穷凶极恶，资本主义的剥削倾轧，人民大众的穷困苦难。“五卅”运动的爆发，学生与工人的惨死，更给予他沉重的打击，现实的黑暗打破了美好的梦想，他深感悲痛。但日益高涨的群众浪潮使他清醒了过来，在“五卅”流血周年纪念日，他怒吼着：“我们的自由，解放，正义，在与敌人斗争里。倘若我们还讲什么和平，守什么秩序，可怜的弱者呵，我们将永远地——永远地做奴隶！（《血祭》）”蒋光慈终于明白“我是为着什么而生存……我不过是一个粗暴的抱不平的歌者……我但愿立在十字街头呼号以终生。”他找到了革命的武器，以新的方式与敌人展开斗争。
作为左翼文学的拓荒者，蒋光慈的早期创作开拓了革命文学的题材、深化了主题、塑造了新人。从题材上分两类。第一类作品揭露和批判了旧社会的黑暗统治，抨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新旧反动军阀势力，反映了无产阶级不断壮大，人民的反抗呼声日益高涨的新的时代面貌。如《老太婆与阿三》、《徐州旅馆一夜》、《少年漂泊者》、《鸭绿江上》、《橄榄》、《逃兵》等。第二类作品反映和歌颂了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小说《短裤党》反映了1927年在党的领导下上海工人举行的三次武装起义。作者站在革命的立场，热情讴歌了工人阶级的斗争。在作品里，作者将工人们的英雄气概和与反动派搏斗的激烈气氛充分地渲染了出来。从主题上看，作品已由个人英雄主义的单打独斗走向了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工人阶级团结合作，由单纯的罢工游行示威转向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在人物塑造上，从描写走上革命道路的单个的知识青年，转而着重塑造了工人领袖，共产党员等一系列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崭新的人物群像。
从《少年漂泊者》、《鸭绿江》系列等到《短裤党》，作者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也有所创新。由第一人称的倒叙手法向第三人物作第一人称的正叙写法转变，增加了文章的生动性和活泼感。在情节的设置上，作者加入了环境描写，烘托出事件的发展过程。作者将云、雨、阳光等自然天气的变化融入到工人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制造出沉闷、肃杀的氛围，与暴动前后的紧张、激烈情绪相配合，增强了文章的画面感。在人物的刻画上，作者以自然主义的手法从外貌、服饰、语言等方面对各色人物进行描绘。同时还运用细节描写，反讽手法，表现人物的性格。在描写恋爱问题时，作者将爱情与革命相联系起来，把爱情视作革命的助推器。在《破碎的心》和《一封未寄的信》中，革命党人王海平和C君，将爱情作为工作的动力，在幸福的鼓励下为无产阶级事业奋斗。《短裤党》中共产党员史兆炎对于华月娟的爱始终避而不谈，将革命放在首位，独自在心中默默思念这份爱。但在死亡边缘时，他胆怯地将这份爱告诉了月娟，真相大白，彼此都爱慕着对方。在爱情力量的鼓舞下，史兆炎逐渐恢复健康，继续为革命事业奋斗。
虽然这违背了作者“革命是最大的罗曼蒂克”[4]的思想，不符合“普罗文学的革命+恋爱”模式，理论与实践产生了矛盾，但这却是作者从知识青年到革命文学的开拓者这一创作身份的转换；从表现现实生活向宣传革命思想这一创作理念的转变所产生的必然表现，也是作者对革命与人性相结合的创作的初步探索，同时这也是早期革命文学倡导者们在文学作品中所显露出的普遍性问题。
【注释】
[1]方铭，蒋光慈研究资料[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11
[2]蒋光慈文集[M]（第四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154
[3]方铭，蒋光慈研究资料[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22
[4]蒋光慈：《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见《蒋光慈文集》（第四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70
【参考文献】
[1]方铭，蒋光慈研究资料[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2]蒋光慈文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
[3]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1917-1937）[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