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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提供“免费午餐”
SARS肆虐华夏，就这场疫情对中国经济究竟会有何种影响，人们争论不休。有一个人同样忧心忡忡，他就是英国跨国公司Pentland集团在华的商务标准部代表周卫东。他专门给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写了一封信，其中提到美国一名不友好的人士正在用邮件向上百家在中国采购的美国公司及组织散播消息，造谣说SARS已在广东的出口加工厂中传播。对已经纳入全球化的国际分工体系之中的广东经济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谣言可以打破，但周先生的担忧却有很强的现实基础。他介绍说：“我曾经调查过30多家我们的供货厂商，大多数的宿舍食堂卫生安全条件很差，一间20～25平方米的房间平均住12人。食堂的卫生消毒设施也很差或没有。”
他的调查还发现，服装以及制鞋业的加班时间平均120～140小时／月，大致是劳动法规定的四倍。周先生由此对工人抵抗疫情的体质表示担忧。
让人感兴趣的倒不是他的“上书”，一个跨国公司的在华代表怎么会对供货厂商的劳工状况如此关注，并要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呢?原来这只是他工作的一部分。他所在的那个部——商务标准部，在有的跨国公司里，又叫社会责任部。这个部的职能之一就是监督供应商及其合约工厂的劳工问题，协助所有商业伙伴提高劳工标准。有个名词专门概括跨国公司的类似活动，叫社会责任运动。说得直白些，跨国公司从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劳动力赚了钱，再也不能一赚了之，你还要承担社会责任，比如遵守商业道德、保护劳工权利、保护环境等等。作为一家有70年历史的欧洲著名运动休闲品牌经营公司，这些不是空洞的口号，劳工标准和环保指标，都是他们在选择供货商时要考虑的条件。在合同签定后，对这些条件的完善，标准的审核和评估，培训及协助改进劳动条件等一系列工作，都纳入公司年度预算。
据周卫东介绍，他的部门经理，就曾经在国际非政府组织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是他们的老板专门聘来的，也就是说花钱请专业人士来监督自己。耐人寻味的是，周本人曾经是国内一家企业的劳资科干部，并在政府劳动人事部门工作多年，在伦敦大学拿到MBA学位后，因为公司看中其“中国经验”，他又回到老本行。当然不再是像过去那样核定工资表，发发劳保用品，每年例行一次劳动安全大检查等，他必须敦促并帮助供货商改变如前面提到的状况，使之可持续改进。跨国公司到底是羊还是狼，全球工人与社区计划亚洲区域经理葛友俐女士说得好，当他是羊的时候，我们也该呈羊相，当他是狼的时候，我们就给他狼相。
葛友俐介绍说，全球工人与社区计划的参与者，包括了全世界赫赫有名的运动品牌公司耐克、时装品牌GAP、国际青年基金会和世界银行。该计划最近就要启动。耐克和其它品牌公司都为这个计划专门设立了项目基金，来实现公司的社会责任。葛友俐的工作就是整合各方面的社会资源，为耐克等在中国的供货工厂的工人提供职业培训、个人发展、劳动权益、个人理财及女工生殖健康等方面的培训和咨询。她的工作情况，将作为耐克年度工作报告的一部分，在公司网站公开发布。前期工作效果很好。葛女士更愿意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是一项“灵魂工程”，希望能让“弱势群体”成为一个暂时称谓。从长远利益看，开发工人潜能比涨工资更重要。当记者问到，跨国资本怎么会主动提供“免费午餐”，道德自觉吗?一个只关心鞋子能穿多久，鞋子的款式和舒适度的靯业生产商，能理会你们这一套吗?当然接受过程是很艰难的，葛女士说，我们试图帮助他们树立新的经营理念：在真正关心劳动者尊严、正面激励劳动者工作热情和创造力的管理理念下，生产出来的产品才更有品质保障，品牌寿命才能得到保证。
被“逼”出来的公司责任
有着几十年国际组织工作经历的葛女士解释说，这其实也是被逼出来的。开始时，很多跨国公司对外界关于生产地劳工标准的指责，持消极态度。不过，至少有两股力量却是跨国公司得罪不起的。
一是消费者。当“自诩文明”的西方消费者发现，他们用昂贵的价钱买来的名牌服装和皮鞋，或者情人节里吃的巧克力的原料可可，竟是在条件恶劣的工厂或农场中生产的，有的竟然是童工和凶犯生产的，会影响到购买心情。据报道，有年英国广播公司播放了第三世界儿童在缝制耐克足球的影像，引起轩然大波。一些人上街游行，号召拒买耐克足球。
欧美国家有过一次调查，70％的消费者认为“公司对社会责任的承诺是他们购买产品或服务时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哪怕价格贵点，这几乎成了消费时尚。58％的消费者认为公司对劳工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超过50％的消费者表示他们会对没有社会责任的公司采取负面行动，20％的消费者表示已采取行动“惩罚”这类公司。公司自然受不了这种用“货币选票”进行的惩罚。
另一股力量是投资者，尤其是机构投资者，如养老基金、宗教基金等等。比如，美国股市上流行一种新的投资概念：道德投资或者叫有社会责任心的投资，就是从环保、人权及是否违反自然等角度出发，仅把资金投向对社会发展负责
很多跨国公司对外界关于生产地劳工标准的指责，持消极态度。不过，至少有两股力量却是跨国公司得罪不起的。一是消费者，二是投资者。
任的公司。1999年美国道德投资的数额十分惊人，已超过了2万亿美元，占基金资产的l／8。2000年12月，EnvironicsInternational(国际环境保护组织)一项民意测验表明，接受调查的600名持有股票的美国成年人中，28％的人在作出投资决定时，会考虑公司的劳工政策，以及对社区事务的参与等社会责任表现。政府也及时地参与进来。1996年前美国总统克林顿就发起了“服装行业伙伴计划”。2000年，已经有240多个跨国公司在全球推行社会责任。
站在责任这一边
不知道是否应该庆幸，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社会责任运动的重要目标。这也并不奇怪。全球社会责任运动影响最大的是纺织业、服装业、玩具和鞋业等劳动密集型消费品行业。我国皮鞋出口占世界皮鞋贸易总量的一半，2000年服装及服装配件出口占全国出口贸易总额的15.4％。纺织品绝人部分出口到欧美和日本。玩具的对美出口就占出口总量的60%。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在外向型企业连续几起较严重的事故(失火、宿舍倒塌等)发生后，国际皮革、服装和纺织工人联合会就曾“大为光火”，警告如果再不改善劳工环境，就要联合发达国家，对我国的皮革、玩具、纺织的出口实行限制。
这倒不是“放空炮”。在接纳世界贸易组织新成员的时候，国际劳工组织和四大国际工人联合会也自投票权。1996年WTO首届部长会议宣言承认国际劳工组织是处理国际劳工标准的主管机构。最近美、法、意等传统中国轻工业产品进口国的贸易组织正在讨论一项协议，要求中国所有纺织、成衣、玩具、鞋类等出口产品的企业必须事先经过SA8000标准(第一套可以寻求认证的、可供遵循的社会责任标准)，否则就要联合抵制进口。如果“得逞”，对中国企业的压力可想而知。
至少想到中国下单子的跨国公司越来越不敢掉以轻心了。据粗略统计，我国已有超过8000家出口加工企业接受过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审核，有些企业因表现太差被暂停订单甚至取消供应商资格。周卫东坦承这给中国企业造成很大压力，事实上，他工作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如何帮助供货厂商改进劳工环境。但他估计，还有至少60％以上的企业态度消极。
在东莞厚街镇拥有一家职工近万名的鞋业公司的老板告诉记者说，劳动力成本已占总成本的l5％～18％，虽然享受着港商的一些税收方面的优惠和当地政府关照，但利润空间依然很小。记者看到，位于厚街的很多工厂，职工宿舍楼就在厂房边，甚至办公楼里也有很多层住着工人。这种情况在疫情中暴露出大弊端：如果有一个工人感染，那么办公楼和厂房都要被隔离。难怪工厂主整天“提心吊胆”。当记者问及社会责任时，这名鞋厂老板的回答是扩大再生产，给更多人提供就业机会，为政府减压。当记者解释了社会责任的“国际含义”时，他的回答是，应成立像西方那样的行业协会，行业强大了，相应的问题就会有解决的渠道。
根据西方国家的经验，常常是行业协会出面协调和制定关于社会责任方面的守则。而这名企业家无奈表示，当地很多同行业的外商(特别是港、台商)习惯在自己圈子里活动，对这种协会不感兴趣。
其实，跨国公司社会责任运动对国内企业的压力不能只算经济账。就拿周卫东所在的英国Pentland集团已经签署其所加入的英国道德贸易行动联盟(ETI)的基本守则来说，除了工资和工作时间这些直接影响劳动密集型企业成本的规定之外，多数守则条款都涉及到工人权益的保护问题。比如，守则禁止强迫雇员交纳抵押金或身份证件、以扣除工资为一种惩罚措施，这也正是国内很多企业束缚农民工的手段。这些手段不仅把农民工在一段时间内束缚在工厂里，也将其和恶劣的工作条件捆绑在一起，即使了解到工作的危险，他们也难以自由离开，只能听天由命。
跟上“国际大合唱”的节奏
在劳工标准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争吵一直十分激烈，前者担心后者以此为理由构筑劳工贸易壁垒，生怕自己国家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被削弱，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不过，人们容易夸大这种冲突。
就拿中国来说，中国劳动法律中关于最低工资制度、工时制度、对妇女和未成年工的保护等制度都借鉴了国际劳工公约的精神。中国政府已经批准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体现了国际核心劳工标准的很多精神。中国已有大公司参与了联合国的“全球契约”行动计划。有些标准比如工作时间，甚至超过了一般国际标准。比如，ETI基本守则中要求加班每周不能超过12小时，一个月最多不能超过48小时；而我国劳动法规定的加班上限是每月36小时。
国际劳工组织公约中，在签定男女同工同酬、限制就业最低年龄、残疾人就业等内容的公约上，我国的应许是很痛快的；在涉及到结社、集体谈判、强迫性劳动、工人代表等公约上，我国政府态度就比较谨慎。但从最近情况看，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是，中国政府正在酝酿和即将出台一些新的劳工标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官员透露说，中国已经加入了23个国际劳工公约，以后还会加人更多公约，目前有关劳动合同集体谈判的公约正在批准中。
中国劳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郑东亮透露，中国目前正在酝酿和即将出台的有关劳动方面的法律法规有：《工资法》、《社会保障法》、《集体合同法》、《促进就业法》、《职业培训法》。他甚至提醒外商，新的标准特别是《工资法》和《社会保障法》的出台，将提高外商的用工“门槛”，过去一些外商依靠克扣工资、不缴交社会保险等低成本方式开办的企业，可能会受到致命打击。
这些动作自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这其实与整个国家的大战略联系在一起。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而没有农村和农民的小康，就谈不上“全面”。不过，现实中的例子却是，深圳镇村企业外来工去年的平均工资不足600元，比80年代末水平还要低。而东莞、晋江等地调查显示，外来务工者的月收入不足500元，如果扣除物价上涨等因素，工资降势明显。这还没有考虑，去年拖欠外来工的将近400亿元工资。
当行政命令弱化之后
根据Pentland公司在供货商企业落实劳工标准的经验来看，有两个问题构成严重障碍。
一个是政府支持滞后。比如，供货商要落实安全卫生生产的要求，商务标准部没有办法一点一点去查，一个个去数消防设备来落实劳动、安全卫生及环保方面的法律要求，而相关政府监察部门在这方面的资料却很少，甚至是空白的，且检查力度很弱。
再一个问题是，与计划经济体制不一样，非公有制企业没有主管单位，“没有娘了，拿文件的渠道，信息的渠道，都淡化了。”传统的行政指令方式没有了，一方面让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去寻找活力因子，但另一方面，监督也相应放松，在私营企业组建工会的步伐一直缓慢。
最近，周先生在广州市总工会的支持下，为广州市60名基层工会主席举办了一期“WTO、国际劳工标准及跨国公司社会责任运动对中国企业的影响”的研讨班。他发现，很多工会干部对WTO及与其相关的国际劳工公约都知之甚少。“社会责任”对他们来说也是个新词。
根据西方的经验，企业推行社会责任是被逼出来的。不仅是政府执法的压力，更重要的是各种社会组织和媒体的压力，后者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担了社会公共管理的责任。但中国的非政府组织既少又小。且其工作多集中在一些项目上，难以同压力集团相提并论。比如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曾经和Pentland公司合作，用了半年多时间，做了一个南中国企业员工住宿调查报告，向企业推荐了一些好的住宿管理模式，也受到企业主的欢迎。这个研究所还是作为商业公司注册的。既然没有“主管单位”，其工作自然难以得到政府部门和企业的支持。葛友俐女士介绍说，他们在企业中推行工人培训项目的工作很艰难，就因为在中国有影响力的非政府组织太少，没有对口机构配合工作。
但无论如何，因着种种主客观情势的压力，在不远的将来，我们的企业群落也势必要更多考虑企业的“社会责任”和“道义问题”，而且，这已不是空泛口号，它将在更严格的标准下，更广泛的关注下，谨慎与专注地执行。
SARS肆虐华夏，就这场疫情对中国经济究竟会有何种影响，人们争论不休。有一个人同样忧心忡忡，他就是英国跨国公司Pentland集团在华的商务标准部代表周卫东。他专门给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写了一封信，其中提到美国一名不友好的人士正在用邮件向上百家在中国采购的美国公司及组织散播消息，造谣说SARS已在广东的出口加工厂中传播。对已经纳入全球化的国际分工体系之中的广东经济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谣言可以打破，但周先生的担忧却有很强的现实基础。他介绍说：“我曾经调查过30多家我们的供货厂商，大多数的宿舍食堂卫生安全条件很差，一间20～25平方米的房间平均住12人。食堂的卫生消毒设施也很差或没有。”
他的调查还发现，服装以及制鞋业的加班时间平均120～140小时／月，大致是劳动法规定的四倍。周先生由此对工人抵抗疫情的体质表示担忧。
让人感兴趣的倒不是他的“上书”，一个跨国公司的在华代表怎么会对供货厂商的劳工状况如此关注，并要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呢?原来这只是他工作的一部分。他所在的那个部——商务标准部，在有的跨国公司里，又叫社会责任部。这个部的职能之一就是监督供应商及其合约工厂的劳工问题，协助所有商业伙伴提高劳工标准。有个名词专门概括跨国公司的类似活动，叫社会责任运动。说得直白些，跨国公司从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劳动力赚了钱，再也不能一赚了之，你还要承担社会责任，比如遵守商业道德、保护劳工权利、保护环境等等。作为一家有70年历史的欧洲著名运动休闲品牌经营公司，这些不是空洞的口号，劳工标准和环保指标，都是他们在选择供货商时要考虑的条件。在合同签定后，对这些条件的完善，标准的审核和评估，培训及协助改进劳动条件等一系列工作，都纳入公司年度预算。
据周卫东介绍，他的部门经理，就曾经在国际非政府组织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是他们的老板专门聘来的，也就是说花钱请专业人士来监督自己。耐人寻味的是，周本人曾经是国内一家企业的劳资科干部，并在政府劳动人事部门工作多年，在伦敦大学拿到MBA学位后，因为公司看中其“中国经验”，他又回到老本行。当然不再是像过去那样核定工资表，发发劳保用品，每年例行一次劳动安全大检查等，他必须敦促并帮助供货商改变如前面提到的状况，使之可持续改进。跨国公司到底是羊还是狼，全球工人与社区计划亚洲区域经理葛友俐女士说得好，当他是羊的时候，我们也该呈羊相，当他是狼的时候，我们就给他狼相。
葛友俐介绍说，全球工人与社区计划的参与者，包括了全世界赫赫有名的运动品牌公司耐克、时装品牌GAP、国际青年基金会和世界银行。该计划最近就要启动。耐克和其它品牌公司都为这个计划专门设立了项目基金，来实现公司的社会责任。葛友俐的工作就是整合各方面的社会资源，为耐克等在中国的供货工厂的工人提供职业培训、个人发展、劳动权益、个人理财及女工生殖健康等方面的培训和咨询。她的工作情况，将作为耐克年度工作报告的一部分，在公司网站公开发布。前期工作效果很好。葛女士更愿意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是一项“灵魂工程”，希望能让“弱势群体”成为一个暂时称谓。从长远利益看，开发工人潜能比涨工资更重要。当记者问到，跨国资本怎么会主动提供“免费午餐”，道德自觉吗?一个只关心鞋子能穿多久，鞋子的款式和舒适度的靯业生产商，能理会你们这一套吗?当然接受过程是很艰难的，葛女士说，我们试图帮助他们树立新的经营理念：在真正关心劳动者尊严、正面激励劳动者工作热情和创造力的管理理念下，生产出来的产品才更有品质保障，品牌寿命才能得到保证。
被“逼”出来的公司责任
有着几十年国际组织工作经历的葛女士解释说，这其实也是被逼出来的。开始时，很多跨国公司对外界关于生产地劳工标准的指责，持消极态度。不过，至少有两股力量却是跨国公司得罪不起的。
一是消费者。当“自诩文明”的西方消费者发现，他们用昂贵的价钱买来的名牌服装和皮鞋，或者情人节里吃的巧克力的原料可可，竟是在条件恶劣的工厂或农场中生产的，有的竟然是童工和凶犯生产的，会影响到购买心情。据报道，有年英国广播公司播放了第三世界儿童在缝制耐克足球的影像，引起轩然大波。一些人上街游行，号召拒买耐克足球。
欧美国家有过一次调查，70％的消费者认为“公司对社会责任的承诺是他们购买产品或服务时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哪怕价格贵点，这几乎成了消费时尚。58％的消费者认为公司对劳工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超过50％的消费者表示他们会对没有社会责任的公司采取负面行动，20％的消费者表示已采取行动“惩罚”这类公司。公司自然受不了这种用“货币选票”进行的惩罚。
另一股力量是投资者，尤其是机构投资者，如养老基金、宗教基金等等。比如，美国股市上流行一种新的投资概念：道德投资或者叫有社会责任心的投资，就是从环保、人权及是否违反自然等角度出发，仅把资金投向对社会发展负责
很多跨国公司对外界关于生产地劳工标准的指责，持消极态度。不过，至少有两股力量却是跨国公司得罪不起的。一是消费者，二是投资者。
任的公司。1999年美国道德投资的数额十分惊人，已超过了2万亿美元，占基金资产的l／8。2000年12月，EnvironicsInternational(国际环境保护组织)一项民意测验表明，接受调查的600名持有股票的美国成年人中，28％的人在作出投资决定时，会考虑公司的劳工政策，以及对社区事务的参与等社会责任表现。政府也及时地参与进来。1996年前美国总统克林顿就发起了“服装行业伙伴计划”。2000年，已经有240多个跨国公司在全球推行社会责任。
站在责任这一边
不知道是否应该庆幸，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社会责任运动的重要目标。这也并不奇怪。全球社会责任运动影响最大的是纺织业、服装业、玩具和鞋业等劳动密集型消费品行业。我国皮鞋出口占世界皮鞋贸易总量的一半，2000年服装及服装配件出口占全国出口贸易总额的15.4％。纺织品绝人部分出口到欧美和日本。玩具的对美出口就占出口总量的60%。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在外向型企业连续几起较严重的事故(失火、宿舍倒塌等)发生后，国际皮革、服装和纺织工人联合会就曾“大为光火”，警告如果再不改善劳工环境，就要联合发达国家，对我国的皮革、玩具、纺织的出口实行限制。
这倒不是“放空炮”。在接纳世界贸易组织新成员的时候，国际劳工组织和四大国际工人联合会也自投票权。1996年WTO首届部长会议宣言承认国际劳工组织是处理国际劳工标准的主管机构。最近美、法、意等传统中国轻工业产品进口国的贸易组织正在讨论一项协议，要求中国所有纺织、成衣、玩具、鞋类等出口产品的企业必须事先经过SA8000标准(第一套可以寻求认证的、可供遵循的社会责任标准)，否则就要联合抵制进口。如果“得逞”，对中国企业的压力可想而知。
至少想到中国下单子的跨国公司越来越不敢掉以轻心了。据粗略统计，我国已有超过8000家出口加工企业接受过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审核，有些企业因表现太差被暂停订单甚至取消供应商资格。周卫东坦承这给中国企业造成很大压力，事实上，他工作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如何帮助供货厂商改进劳工环境。但他估计，还有至少60％以上的企业态度消极。
在东莞厚街镇拥有一家职工近万名的鞋业公司的老板告诉记者说，劳动力成本已占总成本的l5％～18％，虽然享受着港商的一些税收方面的优惠和当地政府关照，但利润空间依然很小。记者看到，位于厚街的很多工厂，职工宿舍楼就在厂房边，甚至办公楼里也有很多层住着工人。这种情况在疫情中暴露出大弊端：如果有一个工人感染，那么办公楼和厂房都要被隔离。难怪工厂主整天“提心吊胆”。当记者问及社会责任时，这名鞋厂老板的回答是扩大再生产，给更多人提供就业机会，为政府减压。当记者解释了社会责任的“国际含义”时，他的回答是，应成立像西方那样的行业协会，行业强大了，相应的问题就会有解决的渠道。
根据西方国家的经验，常常是行业协会出面协调和制定关于社会责任方面的守则。而这名企业家无奈表示，当地很多同行业的外商(特别是港、台商)习惯在自己圈子里活动，对这种协会不感兴趣。
其实，跨国公司社会责任运动对国内企业的压力不能只算经济账。就拿周卫东所在的英国Pentland集团已经签署其所加入的英国道德贸易行动联盟(ETI)的基本守则来说，除了工资和工作时间这些直接影响劳动密集型企业成本的规定之外，多数守则条款都涉及到工人权益的保护问题。比如，守则禁止强迫雇员交纳抵押金或身份证件、以扣除工资为一种惩罚措施，这也正是国内很多企业束缚农民工的手段。这些手段不仅把农民工在一段时间内束缚在工厂里，也将其和恶劣的工作条件捆绑在一起，即使了解到工作的危险，他们也难以自由离开，只能听天由命。
跟上“国际大合唱”的节奏
在劳工标准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争吵一直十分激烈，前者担心后者以此为理由构筑劳工贸易壁垒，生怕自己国家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被削弱，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不过，人们容易夸大这种冲突。
就拿中国来说，中国劳动法律中关于最低工资制度、工时制度、对妇女和未成年工的保护等制度都借鉴了国际劳工公约的精神。中国政府已经批准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体现了国际核心劳工标准的很多精神。中国已有大公司参与了联合国的“全球契约”行动计划。有些标准比如工作时间，甚至超过了一般国际标准。比如，ETI基本守则中要求加班每周不能超过12小时，一个月最多不能超过48小时；而我国劳动法规定的加班上限是每月36小时。
国际劳工组织公约中，在签定男女同工同酬、限制就业最低年龄、残疾人就业等内容的公约上，我国的应许是很痛快的；在涉及到结社、集体谈判、强迫性劳动、工人代表等公约上，我国政府态度就比较谨慎。但从最近情况看，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是，中国政府正在酝酿和即将出台一些新的劳工标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官员透露说，中国已经加入了23个国际劳工公约，以后还会加人更多公约，目前有关劳动合同集体谈判的公约正在批准中。
中国劳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郑东亮透露，中国目前正在酝酿和即将出台的有关劳动方面的法律法规有：《工资法》、《社会保障法》、《集体合同法》、《促进就业法》、《职业培训法》。他甚至提醒外商，新的标准特别是《工资法》和《社会保障法》的出台，将提高外商的用工“门槛”，过去一些外商依靠克扣工资、不缴交社会保险等低成本方式开办的企业，可能会受到致命打击。
这些动作自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这其实与整个国家的大战略联系在一起。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而没有农村和农民的小康，就谈不上“全面”。不过，现实中的例子却是，深圳镇村企业外来工去年的平均工资不足600元，比80年代末水平还要低。而东莞、晋江等地调查显示，外来务工者的月收入不足500元，如果扣除物价上涨等因素，工资降势明显。这还没有考虑，去年拖欠外来工的将近400亿元工资。
当行政命令弱化之后
根据Pentland公司在供货商企业落实劳工标准的经验来看，有两个问题构成严重障碍。
一个是政府支持滞后。比如，供货商要落实安全卫生生产的要求，商务标准部没有办法一点一点去查，一个个去数消防设备来落实劳动、安全卫生及环保方面的法律要求，而相关政府监察部门在这方面的资料却很少，甚至是空白的，且检查力度很弱。
再一个问题是，与计划经济体制不一样，非公有制企业没有主管单位，“没有娘了，拿文件的渠道，信息的渠道，都淡化了。”传统的行政指令方式没有了，一方面让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去寻找活力因子，但另一方面，监督也相应放松，在私营企业组建工会的步伐一直缓慢。
最近，周先生在广州市总工会的支持下，为广州市60名基层工会主席举办了一期“WTO、国际劳工标准及跨国公司社会责任运动对中国企业的影响”的研讨班。他发现，很多工会干部对WTO及与其相关的国际劳工公约都知之甚少。“社会责任”对他们来说也是个新词。
根据西方的经验，企业推行社会责任是被逼出来的。不仅是政府执法的压力，更重要的是各种社会组织和媒体的压力，后者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担了社会公共管理的责任。但中国的非政府组织既少又小。且其工作多集中在一些项目上，难以同压力集团相提并论。比如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曾经和Pentland公司合作，用了半年多时间，做了一个南中国企业员工住宿调查报告，向企业推荐了一些好的住宿管理模式，也受到企业主的欢迎。这个研究所还是作为商业公司注册的。既然没有“主管单位”，其工作自然难以得到政府部门和企业的支持。葛友俐女士介绍说，他们在企业中推行工人培训项目的工作很艰难，就因为在中国有影响力的非政府组织太少，没有对口机构配合工作。
但无论如何，因着种种主客观情势的压力，在不远的将来，我们的企业群落也势必要更多考虑企业的“社会责任”和“道义问题”，而且，这已不是空泛口号，它将在更严格的标准下，更广泛的关注下，谨慎与专注地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