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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迅 土家族，1984生于湖北建始，现居江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人民文学》《青年文学》《北京文学》《民族文学》《长城》《长江文艺》《散文选刊》等刊发表一百余万字文学作品。已出版散文集《谁还能衣锦还乡》（中国作家协会“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斯卡布罗集市》 、《寄居者笔记》等四部。曾获林语堂散文奖、冰心儿童文学奖、孙犁散文奖、中国徐霞客游记文学奖等。现供职于江苏省作家协会。
1
最近一次回到那块土地，已是六月上旬的事情了。
那天是农历五月初三。下午，母亲忽然打来电话。她的声音哽咽、低沉、颤抖，带着哭腔，却又极力地克制着悲伤情绪。隔着一千多公里的距离，我仍感觉到正有两串硕大的泪珠子在她布满了皱纹的脸颊上滚动。
在这次短暂而压抑的通话中，母亲仿佛只是完完整整地说了这么一句近乎哀求的话——“你们端午节时还是回来一下吧，我给她们两姊妹也打了电话……”然后就匆匆挂掉了电话，似已泣不成声。我感觉到了她的弱小无助。
在此之前，她是不主张我们回去的，毕竟五月中旬我才从家中返回江苏。那时的父亲，还能在我的搀扶下，拄着拐杖步行到院坝西南角的那棵柿子树的树荫下乘凉。树荫里放着那把他在去年冬天购买的躺椅。母亲以为他的身体暂时尚无大碍，故让我们安心工作，端午节也无回去的必要，说一去一来开销太大。
而现在，她又把我们紧急召回，想必是父亲的情况已经十分糟糕了。
我预感到大事不妙，赶紧放下手头的工作，慌忙在网上订购从徐州站出发的火车票——由于我们生活的这座苏北小城只有一个刚刚建成不久的小火车站，车次有限，我们回家都是选择去隔壁的徐州转乘高铁，但购票网站显示，当天晚上和次日上午从徐州至武汉的票均已售罄，就是到合肥也没有票了。
我想到了南京。说不定那里还有票呢。我一早知道南京南站有几趟直达我们县城的动车，只是我们从来没有从南京中转过——这比从徐州转车要更费事一些。遗憾的是，第二天上午从南京到我们县城的动车也都已无票，连站票都没有。
那么到宜昌呢？七点三十八分出发的D3077次动车恰好还剩下最后两张票，十三点过两分到宜昌站。我毫不犹豫地把票订购了。心里想着，到了宜昌站，在车上补一下票就可以了。而且，我们有望在次日下午五六点回到家中。
我打电话给妻子时，她正在给学生上课。这一年来，从早到晚，她总是在上课。上不完的课。她总是抱怨，贪婪的校长就是个榨取教师剩余价值的资本家。
我告诉她：“你一下课就直接打车前往长途汽车站购买去南京的票，不要回家了。我已经给你带了一套换洗衣裳。”
结果，她在下课后顾不及请假，就朝汽车站飞奔而去。
2
记忆中的那个黄昏是如此潦草。背景如同战争年代。我们怀着异常复杂的心情，行色匆忙地登上了最后一趟开往南京的大巴。我一路上都处于一种莫名其妙的焦躁与不安之中。父亲这一生所走过的沟沟坎坎，如同那些自车窗外一掠而过的风景一样，一幕紧接一幕地浮现于我波涛汹涌的脑海。
这个不幸的人，这个因为不幸而相信命运的人，却未曾逃脱过命运对他的折磨。我曾经是那样讨厌他，讨厌他的吹牛不打草稿，讨厌他暴戾的性格，讨厌他的自私，讨厌他的种种不良习气……但現在只要一想到他有可能即将离我们而去，我就忍不住悲戚号啕。
我害怕成为一个失去父亲的人，一个精神上的孤儿。我害怕别人在我背后指指点点——大半个月后，果真有一位妇女用嘴努着我的背影，对她刚刚从远方回到家中的女儿介绍说：“他的爸爸刚刚死了。”我恰好听见了，心如刀绞。
在他们眼里，一个失去了父亲的人，等于失去了大半个世界，因此也就变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一个十足的可怜虫。没有了父亲的日子，总是不完整的。
我总觉得，这一天的黑夜来得是如此迅猛——傍晚刚刚在平原上消逝，暮色还未来得及在若隐若现的林子间闪现，它就从道路的前方铺天盖地地席卷而来。一时间，我们都被黑夜覆盖了，包括我们乘坐的这辆大巴——即使它亮着两盏雪亮的车灯，也逃脱不了被黑夜覆盖的命运。它无法像一头豹子那样冲出黑夜的围剿。那看不到边界的黑夜，像极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法摆脱的宿命——人生的最终结局——至少在这一天是这么回事。
我又想起了父亲。
刚满六十二岁的父亲，还未来得及经历一个人应该经历的老年生活，可能就要迎来漫长无涯的黑夜……简直太残酷了。如果他真的不能挺过眼前的难关，那么，三十年后，当我步入他现在的年龄，我该如何面对他想走却无力走完的道路？
历时三个半小时，我们终于在十点左右抵达了灯火通明的南京城。
一夜辗转反侧。我满脑子都是父亲，却又无法拼凑出一张完整的父亲的肖像。我竟然想不起他的面貌了。如其所是，这个晚上，父亲在我半睡半醒的梦里只是一团模糊的身影。我知道这个人就是我的父亲，可我就是看不清他的脸。
3
清晨的马路边停靠着一辆曾在十多年前活跃于我们县城和镇上，如今早已被淘汰的那种带着个顶篷的电动三轮车。司机一个劲儿地朝着我们吆喝，“火车站了，火车站了！”我们却装作视而不见。
如果不出什么差错的话，我们在黄昏时分就能见到父亲了。但是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而这个时候，我又不敢贸然询问母亲——更害怕接到她忽然打来的电话。
列车载着我们一路往西飞驰。东部地区很快被我们扔到了天边。
过了合肥，经过大别山区的六安和金寨两个站，就到湖北境内的麻城了。再过去，就是汉口了。
我忽然记起，父亲在武汉住院的时候，在说话间一直习惯性地用汉口指代整个武汉市。即使我和妹妹纠正了若干次，他仍然固执己见。他甚至对我们说，武汉只是汉口的一个区呢。
我忍不住咧嘴笑了一下——我想，这或许与我们那边的人都把去武汉叫作“下汉口”有着密切的关系吧——却在瞬间又被一种凄凉感包裹。 或许从此以后，父亲再也没有机会来他口中的汉口了，他曾经在外谋生时无数次路过的汉口——如果不是生病，他不会到这座城市来住便宜的旅馆，更不会去黄鹤楼、古琴台、归元寺和那些公园游玩。而我要带他和母亲去看看北京天安门、故宫和长城的计划，也就无从说起了。
他的世界正在一步步缩小，正缩小成一个光线暗淡的房间。
五月中旬，我刚刚返回江苏那会儿，给他电话，他还能与我说上几句话；但几天之后，再打给他，就无人接听了。电话里一直重复着忙音。母亲不无悲戚地对我说，他现在只是还活着。别人跑到我们院坝里打招呼，他已没有任何反应了。
据说也就是从我返回江苏的那一天开始，父亲就再也没有走出过那间卧室。他在一夜之间丧失了行走的能力。直到我的表哥们去看他时，才把他连椅带人地从卧室抬到院坝里晒了一会儿太阳；直到我们都赶了回去，他才有机会到敞亮的阶檐上和堂屋里打瞌睡。母亲一个人没有足够的力气搬动他。
打瞌睡时，他眼睛半睁半闭，嘴巴皮子动来动去，像是在与人交谈。后来，我问他，您是在与人说话吗？他点点头，然后又吃力地挤出两个字：是的。
屬马的父亲在六十岁之前，像一匹马一样，去过这个国家的许多地方，但现在，他把那些地方逐一还给了国家，他顺着原路退回到了生活的起点。
到了汉口，往西依次是汉川、仙桃、天门、潜江、荆门、荆州、枝江、宜昌，但这趟动车只在仙桃、荆州、宜昌三个站停靠，再过去就是我们县城那个小站了，哦，对了，顶多中途还在巴东站停三分钟。
十三点过两分，我们准时抵达宜昌站。只不过让我大感意外的是，这趟车不再继续往前走了，不去我们那个县城了——在停站前半个小时，广播里就开始提示，前方到站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宜昌站，请到站的旅客提前做好下车准备。我原以为它是开往恩施或重庆的，一会儿在车上补一下票就万事大吉了呢。
实在是太粗心大意了。
我们不得不慌慌张张地跳下车，然后在人来人往的站台用手机查询起余票来，结果大失所望，到我们县城建始的票已所剩无几，即使还有那么几张余票的，都已是下午四五点的车了。还好我不是特别迂腐，当即决定从站台逆行至从候车厅通往站台的地下通道，伺机混上那趟十五分钟后即将从宜昌开往建始的动车。
我们的行动当然遇到了一点麻烦。那个通向旅客地下通道的台阶入口被一位乘务人员把守着。他的工作职责，便是阻止乘客从站台逆行至地下通道。但是此人还不错，值得送一面锦旗给他。
“我们要赶那趟即将开往建始的动车。”我告诉他。
“票呢？”他伸出一只手，警惕地问。
“上车了再补，有急事。” 我解释说。
4
车上人满为患。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因此也就无须惊讶。能挤上来就已不错，没有指望还能捡到一个座位。然而，上帝总还是要在人间创造一些奇迹的，不然那些神职人员还怎么传播信仰？妻子就很意外地捡到了一个空座。
我自知无望，就很自觉地去了两个车厢之间的结合部，依窗而靠，凭着那方椭圆形的玻璃，打量着窗外恍惚而逝的风景。
枝江大约是江汉平原在西部的边界。一进入它的地界，大地上就像有波涛起伏——一眨眼就进入丘陵地带了，而出了宜昌城，过了长江，耸入云端的巫山山脉就在前边恭候着了。
记得父亲第一次从外省回来后，喜形于色地分享过他的伟大发现，“车过宜昌，那田地就跟水平尺测量过的，平整整的，好看极了”。这个远近闻名的泥瓦匠，有一把在那个刻度里镶着一颗水银的水平尺。那些年，他在小镇上给别人主事修建房子时，就总是带着这把水平尺。
父亲是第一个给我形象地描述过外部世界的人。通过他的眼睛，我看见了一个无比陌生的世界。只是现在……
思绪如山顶的云朵，漫无边际地飘荡着。
在与从对面驶过来的一列动车擦肩而过的瞬间，在那股猛然膨胀开来的气流的冲击下，我从往事里抬起头来，想起该给跑客运的弈虎师傅打个电话了，让他预留两个座位。他问到哪里了？“快到巴东了。应该三点多就能到建始。”我回答道。
他似乎犹豫了一下，但没有说什么，只是说到站了就联系他。又及，“我今天走得迟，在城里等两个客”。
到巴东站时，动车果然减速停了下来，却又不开车门，像跟谁生气一般。
几个烟鬼走到车门前把脑袋凑向那块椭圆形的玻璃往外面瞅了一眼，又用手推了推车门——其中一个甚至还把车门踢了一脚，嘟囔了一句，然后把已经捏在手中的香烟和打火机放回兜里，悻悻然地走回车厢去了。
对面的站台上也停靠着一列，仿佛已经停了好一阵子了。有许多双眼睛正隔着车窗漠然地打量着我们。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以为是车出了问题。结果广播通知，由于前方线路出现故障，正在紧急抢修，请乘客耐心等待。
这可不是一个好消息。虽然不断变换站姿，但我的双腿还是有些麻木了——我总是放不下身段，学着旁边那个身穿迷彩脚踏拖鞋的中年人那样一屁股坐在并不干净的不锈钢地板上，任凭一双双大腿在你面前晃来晃去——更重要的是，早已饥肠辘辘了。我们仅仅是在早晨吃了一个面包，尚未吃过一顿饭。
那时外面阳光正烈，好大一块落在生了几簇杂草却空无一人的站台上。隔着车窗，我仿佛都能感受到那难以忍受的热度。
一架像一头巨熊那样高不可攀而又气象威严的山脉，霸气十足地横亘在道路前方。半山腰的房子像是小小的火柴盒，好像随时都要从那儿滚落下来似的。山脉的一侧，是相对平和的山地。在阳光的照耀下，起伏的山峦灰扑扑的……
但把这眼前之景接连欣赏了两遍之后，就莫名地烦躁起来了。
在这个午后的山间小站，时间这个家伙就像是我们在山地里时常可以见到的那种穿着一身黑红相间的硬壳衣裳，长着一千只密密麻麻的脚，传说会吐出一串紫色烟雾的千脚虫，爬行得异常缓慢。
两只小腿越站越沉，感觉它们正在一点一点变粗。手机电池上的电差不多用完，想着还要联系回家的司机，就不敢上网了，于是更加百无聊赖。 当那几个说着一口川普的漂亮乘务员从身旁经过时，终于忍不住向她们打听了下，车何时开？“近段时间鄂西地区暴雨不断，前方建始境内的隧道塌方，现在是单线放行，我们正在排队，一般都得等两小时左右。”其中一个乘务员答道。
5
我估算了一下时间，到达建始火车站恐怕得五点多钟了。我怕影响弈虎师傅的生意，便将这一情况告知了他。没想到他一早就预料到了这个结果。他说这段时间都这样。难怪他在之前的通话中犹豫了那么一下呢。
这位满头灰发，一口搬家子腔的司机，是父亲引荐的。父亲到建始县城和武汉去看病时经常乘坐他的车，一来二去就熟络了。事实上，我和妹妹在两年前就乘坐过他的车，每人还被他宰了五块钱。我们发誓再也不坐他的车了。但自从知道我们与父亲的关系后，他就变得相当客气了。
最坏的打算，莫过于被困在这孤岛般的巴东站，进退失据，哪儿也不能去。但我们到底没能在那等到黄昏的降临。
恰如那位漂亮的乘务员所说，停靠了两个小时之后，我们的车缓缓启动了。它长长地吐了一口气，但更像是放了一个相当沉闷的屁。
我听见一车人都跟着吐了一口气。
二十分鐘之后，一个陌生的恩施号码打到了我的手机上。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问：“到哪里了？”“大约还有四十分钟才能到建始。”我告诉他。对方说：“我在火车站等你们，到了就打个电话。”
我没有问他是谁。但我已经知道，弈虎师傅已经把我们放弃了，载着乘客往镇上去了。他把我的手机号码发给了这个司机。他们是一伙的。
快到站前，这位司机又给我打了个电话，再次确认了一下我们到站的时间。
刚刚一出站，我们就像当年的革命者一样，依靠某种直觉，一眼就在台阶上确认了对方的身份。
司机的技术异常娴熟，把车开得飞快，一直在弯道超车。我感觉我们简直是漂在这条并不宽敞而且多急转弯的公路上。或许是大家都想急着赶回家里吧，也就没有人劝他开慢一点。熟悉的景色自车窗外呼啸而过。我估摸着，一直以这个速度行驶的话，只需一个半小时，我们就可以到镇上了。
这在十三四年前是无法想象的。那时，不论是从镇上到县城，还是从县城到镇上，通常都得花上四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我是说，如果遇上一点什么事的话，譬如说车轮陷入了雨后的泥泞之中，而这种情况是十分常见的。
那时的路况实在是太差劲了，大部分路段都还是原始的石子路。而且绕得死人——但凡遇到一座山、一条沟，都得灰溜溜地绕着走。稍微加快一点速度，车就变成了在风口浪尖上行驶的船，颠来倒去的。
坐在这样的车中，屁股一次紧接一次地被从硬邦邦的座位上高高地震起来，然后又被重重地摔回去。稍不留意，脑袋也会被左右摇晃的车皮碰撞得鼓鼓囊囊晕晕乎乎的。更重要的是，你的心一直都绷得紧紧的。因为那车，看起来跟个醉汉一样，随时都有可能摔倒在地。
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在那个时候，从镇上去一趟县城还是一件十分了不起的事情。记得那年母亲送我到县城读书后，好多婶婶都在言辞间对她的这一次远行表示出了羡慕之情，仿佛她去的是首都，而不是县城。可她再也不想去第二次了。
那种生不如死的感受，给她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时隔多年，母亲依然清晰地记得第一次乘坐客车的独特体验，“那天深夜，等我摸黑回到家躺到床上时，仍像是坐在车上。床在黑暗中自行移动。颠颠簸簸的，还在不停地转弯呢。我睡得晕头转向，耳朵里嗡嗡直响。耳边好像挂着一百个蜂箱”。
那确是不同寻常的一次旅程。
早在上学前夕的八月中旬，母亲就托付一位在镇上开餐馆的叔父帮忙联系去县城的班车了。而那天，母亲喊我起床那会儿，窗户那还是一团漆黑。等我们步行六七里山路赶到镇上时，第一缕曙光才闪现于东方的山冈上。
那是我们第一次去县城。我们对未知的旅程充满了期待。只是没过多大一会儿，所有关于旅途的美好想象，就被破坏得无影无踪了。我们母子像两个无药可救的食物中毒者，在邻座一脸鄙夷的神色中，把五脏六腑都给呕出来了……
那种被卡在喉咙里的痛苦，至今让我难受至极。而现在，比这不知要严重多少万倍的痛苦，正卡在我们这个家庭的喉咙里。
这种无言的痛苦，既吐不出，又吞咽不下。像是卡着一整根完好无损的鱼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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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一阵源自某个位置不明的地方——或许正是真实地卡着一根鱼刺的地方——像电流一样在瞬间波及全身的隐痛，让我从一场短暂的迷迷糊糊的睡梦中惊醒过来。我把脑袋伸到窗户边，看了看前方还来不及向后倒去的景色，不禁大吃一惊，我们已经过了关口隧道，就快到镇上了。我以为还在花坪镇呢。
那条因为政府在下游投资修建了一座大坝而在一夜之间像大江大海一样阔气起来的清江，如一条绿皮肤的巨蟒，斜卧在公路下方的峡湾里。
和以前一样，我在这一天也做了一件十分无聊的事——我试图从清江南岸大起大落的山地中把我们居住的那个大屋场子指认出来，却没有比以前更幸运。我在车窗里收获的感受，跟站在我们家院坝里远眺清江北岸时的感受一模一样，“那边是一座庞大无比的森林”。
如果我只是一个远道而来的观光客，我肯定会误以为，这片土地，除了河边那一片鳞次栉比的房屋，其他地方都是茂密的森林。浩如烟海的森林，莽莽苍苍的森林，看不见人烟的森林。
可惜我不是。我知道这只是表象。
到了那个位于河边的集镇上，其他的乘客都下车了，司机从驾驶座上转过来半个脑袋，瞟了一眼坐在尾座上的我们，并问道：“你们去哪里？”
“院子里。”我告诉他。“你知道怎么走吧？”
“晓得。”说完，他把车从平坦的主街上拐进那条修建在一道斜坡上的街道，路口左转，向前，经过卫生院门口，右拐弯，驶上了那条灰扑扑的通往另外一个镇子的公路。一条四处是裂缝的公路。
现在从镇上到我们院子里，一共有三条路可走，一条从五花寨，一条从大坝村，一条从苦桥坡。前两条都是老公路。第三条最近两年才铺上水泥，但因为它在三条线路中路程最短，一时晋为新贵，日渐热闹起来。可它也存在致命的弱点，陡峭，逼仄，急转弯多，很多司机都不敢问津。 这是一条令人望而生畏的路。
以前，我们到县城都是习惯性地乘坐一位向姓师傅的车——我和妹妹第一次乘坐弈师傅的车，就是这位司机介绍的——但他在这条路上跑了几趟之后，就很少到我们村子里接客了——即使偶尔带一个客，他也甘愿从大坝村那边绕过来。只要一提起这条路，这位跑了十多年运输生意的退伍侦察兵就直摇头。
而这个下午，这位据说是在此前从未领教过这条路的陌生司机，竟十分从容地解决了所有令人头疼的问题。在那条通往另外一个镇子的公路上的一个岔路口，在我的指点下，他果敢地加大油门，毫不畏惧地冲上了那条很容易让人打退堂鼓的乡村公路。
也就是在这条危机四伏的乡村公路上，我被一种古老的情感所打动。
或许是为了笼络生意吧，这位司机有一搭没一搭地与我说起了话。根据一套最没有创意的搭讪方式，他提及了几个他所熟悉的院子里的人的姓名，没想到他们都是我的长辈。这让他大感意外。我始知他姓高，就住在镇上。
因为这个原因，在这段行程即将结束之际，我们忽然变得客气起来，像是几百年前就认识似的。我开始还不怎么在意这微妙的变化，直到他对我说，说起来我们还是亲戚呢，以后多关照一下生意。
若是换作和我年纪差不多的人，也许会对这忽然冒出来的亲戚以及亲戚关系感到莫名其妙，但我知道，他所说的亲戚，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那种因为血缘而或多或少沾点亲带点故的亲戚关系，而是另有出处。这涉及我们两个家族之间的一段陈年往事，事关一个足以世代流传的有关信任的传说。
高师傅担心我对他的话不明就里，解释说，我们的祖宗是义结金兰的兄弟呢。
他的话，让我想起一个神奇的画面，并为此产生错觉——在一个闷热的正午，正以惊人的速度衰老的吉卜赛人梅尔基亚德斯，坐在窗前金属的反光中，用管风琴般深沉的声音揭示最幽暗的想象地域，热得沿太阳穴流下油腻的汗水。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确信那是一段伟大友情的开始。
我以为这也是一段友谊的开端，然而，我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事情是会发生变化的，甚至是会颠倒黑白的。
过了半月，我到县城办完差事后再一次乘坐了高师傅的车。在即将抵达院子里的路上，他又与我扯起了数个世纪之前的那段历史渊源。只不过这一次，他的话中充满了十分复杂的个人情绪。
“我们的祖宗要不是被你们的祖宗骗到这个地方来，我们现在也应该在武汉生活。而在武汉随便干点什么不好呢？”他说，“当然了，这也只能怪我们的祖宗憨。”他又补充道。
我对此感到十分诧异，这位刚刚认了不到一个月的亲戚，竟然把他之所以会生活在这个被无数山脉包裹着的小镇上的原因，归罪到我们祖宗头上了。
其实，我很想告诉他，向高两家义结金兰是一个怎样令人动容的故事。而且，在那个故事中，我们向家是有恩于他们高家的。但是我没有。
我知道，跟一个持有偏见的人争论一件他已经认定的事情，是没有意义的。
7
把时间切换回那个下午。
我们赶回家时，太阳还没有落山。我们镇上的太阳总是落得很晚。江苏的天都黑尽了，可我们那儿，黄昏才刚刚开始。
我们下车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奔向父亲的卧室。
他独自坐卧在那个光线暗淡的房间的中央。要是以往，只要听到送我们的车的喇叭声在院坝底下的马路上响起，他一准儿要跑到院坝坎上，扶着栏杆与司机扯几句闲白，然后跑下来帮我们拎行李。可是现在，他动不了了。他哪儿也去不了了。他只能等候着我们跑到卧室里去看望他。
见到父亲的第一眼，我不禁大吃一惊，简直如遭电击，内心里涌起一阵从未有过的酸涩，而眼眶里也早已有泪花闪烁——仅仅二十來天不见，他竟然变成了一张薄薄的纸，毫无生气地贴在那把垫着一床被褥的躺椅里。若是不留意，你根本就感觉不到他的存在。我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个人就是我们的父亲。
他像鸟雀爪子一样难看的如同百岁老人的双手不停地颤抖着，已经端不起一个小小的水杯。他在睡觉时不停翕动着的嘴巴，已经说不出太多的话。他骨瘦如柴的双腿，已经支撑不起他同样骨瘦如柴的身体。如鲁迅先生形容的祥林嫂那般，除了眼睛间或一动，你已很难相信他是一个活人。
可他偏偏就是我们的父亲。
我知道，我们拥有父亲的日子不多了。可是我又拼命否认这个念头。
我一再告诉自己，这不是真的。
责任编辑 韦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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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次回到那块土地，已是六月上旬的事情了。
那天是农历五月初三。下午，母亲忽然打来电话。她的声音哽咽、低沉、颤抖，带着哭腔，却又极力地克制着悲伤情绪。隔着一千多公里的距离，我仍感觉到正有两串硕大的泪珠子在她布满了皱纹的脸颊上滚动。
在这次短暂而压抑的通话中，母亲仿佛只是完完整整地说了这么一句近乎哀求的话——“你们端午节时还是回来一下吧，我给她们两姊妹也打了电话……”然后就匆匆挂掉了电话，似已泣不成声。我感觉到了她的弱小无助。
在此之前，她是不主张我们回去的，毕竟五月中旬我才从家中返回江苏。那时的父亲，还能在我的搀扶下，拄着拐杖步行到院坝西南角的那棵柿子树的树荫下乘凉。树荫里放着那把他在去年冬天购买的躺椅。母亲以为他的身体暂时尚无大碍，故让我们安心工作，端午节也无回去的必要，说一去一来开销太大。
而现在，她又把我们紧急召回，想必是父亲的情况已经十分糟糕了。
我预感到大事不妙，赶紧放下手头的工作，慌忙在网上订购从徐州站出发的火车票——由于我们生活的这座苏北小城只有一个刚刚建成不久的小火车站，车次有限，我们回家都是选择去隔壁的徐州转乘高铁，但购票网站显示，当天晚上和次日上午从徐州至武汉的票均已售罄，就是到合肥也没有票了。
我想到了南京。说不定那里还有票呢。我一早知道南京南站有几趟直达我们县城的动车，只是我们从来没有从南京中转过——这比从徐州转车要更费事一些。遗憾的是，第二天上午从南京到我们县城的动车也都已无票，连站票都没有。
那么到宜昌呢？七点三十八分出发的D3077次动车恰好还剩下最后两张票，十三点过两分到宜昌站。我毫不犹豫地把票订购了。心里想着，到了宜昌站，在车上补一下票就可以了。而且，我们有望在次日下午五六点回到家中。
我打电话给妻子时，她正在给学生上课。这一年来，从早到晚，她总是在上课。上不完的课。她总是抱怨，贪婪的校长就是个榨取教师剩余价值的资本家。
我告诉她：“你一下课就直接打车前往长途汽车站购买去南京的票，不要回家了。我已经给你带了一套换洗衣裳。”
结果，她在下课后顾不及请假，就朝汽车站飞奔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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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那个黄昏是如此潦草。背景如同战争年代。我们怀着异常复杂的心情，行色匆忙地登上了最后一趟开往南京的大巴。我一路上都处于一种莫名其妙的焦躁与不安之中。父亲这一生所走过的沟沟坎坎，如同那些自车窗外一掠而过的风景一样，一幕紧接一幕地浮现于我波涛汹涌的脑海。
这个不幸的人，这个因为不幸而相信命运的人，却未曾逃脱过命运对他的折磨。我曾经是那样讨厌他，讨厌他的吹牛不打草稿，讨厌他暴戾的性格，讨厌他的自私，讨厌他的种种不良习气……但現在只要一想到他有可能即将离我们而去，我就忍不住悲戚号啕。
我害怕成为一个失去父亲的人，一个精神上的孤儿。我害怕别人在我背后指指点点——大半个月后，果真有一位妇女用嘴努着我的背影，对她刚刚从远方回到家中的女儿介绍说：“他的爸爸刚刚死了。”我恰好听见了，心如刀绞。
在他们眼里，一个失去了父亲的人，等于失去了大半个世界，因此也就变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一个十足的可怜虫。没有了父亲的日子，总是不完整的。
我总觉得，这一天的黑夜来得是如此迅猛——傍晚刚刚在平原上消逝，暮色还未来得及在若隐若现的林子间闪现，它就从道路的前方铺天盖地地席卷而来。一时间，我们都被黑夜覆盖了，包括我们乘坐的这辆大巴——即使它亮着两盏雪亮的车灯，也逃脱不了被黑夜覆盖的命运。它无法像一头豹子那样冲出黑夜的围剿。那看不到边界的黑夜，像极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法摆脱的宿命——人生的最终结局——至少在这一天是这么回事。
我又想起了父亲。
刚满六十二岁的父亲，还未来得及经历一个人应该经历的老年生活，可能就要迎来漫长无涯的黑夜……简直太残酷了。如果他真的不能挺过眼前的难关，那么，三十年后，当我步入他现在的年龄，我该如何面对他想走却无力走完的道路？
历时三个半小时，我们终于在十点左右抵达了灯火通明的南京城。
一夜辗转反侧。我满脑子都是父亲，却又无法拼凑出一张完整的父亲的肖像。我竟然想不起他的面貌了。如其所是，这个晚上，父亲在我半睡半醒的梦里只是一团模糊的身影。我知道这个人就是我的父亲，可我就是看不清他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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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的马路边停靠着一辆曾在十多年前活跃于我们县城和镇上，如今早已被淘汰的那种带着个顶篷的电动三轮车。司机一个劲儿地朝着我们吆喝，“火车站了，火车站了！”我们却装作视而不见。
如果不出什么差错的话，我们在黄昏时分就能见到父亲了。但是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而这个时候，我又不敢贸然询问母亲——更害怕接到她忽然打来的电话。
列车载着我们一路往西飞驰。东部地区很快被我们扔到了天边。
过了合肥，经过大别山区的六安和金寨两个站，就到湖北境内的麻城了。再过去，就是汉口了。
我忽然记起，父亲在武汉住院的时候，在说话间一直习惯性地用汉口指代整个武汉市。即使我和妹妹纠正了若干次，他仍然固执己见。他甚至对我们说，武汉只是汉口的一个区呢。
我忍不住咧嘴笑了一下——我想，这或许与我们那边的人都把去武汉叫作“下汉口”有着密切的关系吧——却在瞬间又被一种凄凉感包裹。 或许从此以后，父亲再也没有机会来他口中的汉口了，他曾经在外谋生时无数次路过的汉口——如果不是生病，他不会到这座城市来住便宜的旅馆，更不会去黄鹤楼、古琴台、归元寺和那些公园游玩。而我要带他和母亲去看看北京天安门、故宫和长城的计划，也就无从说起了。
他的世界正在一步步缩小，正缩小成一个光线暗淡的房间。
五月中旬，我刚刚返回江苏那会儿，给他电话，他还能与我说上几句话；但几天之后，再打给他，就无人接听了。电话里一直重复着忙音。母亲不无悲戚地对我说，他现在只是还活着。别人跑到我们院坝里打招呼，他已没有任何反应了。
据说也就是从我返回江苏的那一天开始，父亲就再也没有走出过那间卧室。他在一夜之间丧失了行走的能力。直到我的表哥们去看他时，才把他连椅带人地从卧室抬到院坝里晒了一会儿太阳；直到我们都赶了回去，他才有机会到敞亮的阶檐上和堂屋里打瞌睡。母亲一个人没有足够的力气搬动他。
打瞌睡时，他眼睛半睁半闭，嘴巴皮子动来动去，像是在与人交谈。后来，我问他，您是在与人说话吗？他点点头，然后又吃力地挤出两个字：是的。
屬马的父亲在六十岁之前，像一匹马一样，去过这个国家的许多地方，但现在，他把那些地方逐一还给了国家，他顺着原路退回到了生活的起点。
到了汉口，往西依次是汉川、仙桃、天门、潜江、荆门、荆州、枝江、宜昌，但这趟动车只在仙桃、荆州、宜昌三个站停靠，再过去就是我们县城那个小站了，哦，对了，顶多中途还在巴东站停三分钟。
十三点过两分，我们准时抵达宜昌站。只不过让我大感意外的是，这趟车不再继续往前走了，不去我们那个县城了——在停站前半个小时，广播里就开始提示，前方到站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宜昌站，请到站的旅客提前做好下车准备。我原以为它是开往恩施或重庆的，一会儿在车上补一下票就万事大吉了呢。
实在是太粗心大意了。
我们不得不慌慌张张地跳下车，然后在人来人往的站台用手机查询起余票来，结果大失所望，到我们县城建始的票已所剩无几，即使还有那么几张余票的，都已是下午四五点的车了。还好我不是特别迂腐，当即决定从站台逆行至从候车厅通往站台的地下通道，伺机混上那趟十五分钟后即将从宜昌开往建始的动车。
我们的行动当然遇到了一点麻烦。那个通向旅客地下通道的台阶入口被一位乘务人员把守着。他的工作职责，便是阻止乘客从站台逆行至地下通道。但是此人还不错，值得送一面锦旗给他。
“我们要赶那趟即将开往建始的动车。”我告诉他。
“票呢？”他伸出一只手，警惕地问。
“上车了再补，有急事。” 我解释说。
4
车上人满为患。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因此也就无须惊讶。能挤上来就已不错，没有指望还能捡到一个座位。然而，上帝总还是要在人间创造一些奇迹的，不然那些神职人员还怎么传播信仰？妻子就很意外地捡到了一个空座。
我自知无望，就很自觉地去了两个车厢之间的结合部，依窗而靠，凭着那方椭圆形的玻璃，打量着窗外恍惚而逝的风景。
枝江大约是江汉平原在西部的边界。一进入它的地界，大地上就像有波涛起伏——一眨眼就进入丘陵地带了，而出了宜昌城，过了长江，耸入云端的巫山山脉就在前边恭候着了。
记得父亲第一次从外省回来后，喜形于色地分享过他的伟大发现，“车过宜昌，那田地就跟水平尺测量过的，平整整的，好看极了”。这个远近闻名的泥瓦匠，有一把在那个刻度里镶着一颗水银的水平尺。那些年，他在小镇上给别人主事修建房子时，就总是带着这把水平尺。
父亲是第一个给我形象地描述过外部世界的人。通过他的眼睛，我看见了一个无比陌生的世界。只是现在……
思绪如山顶的云朵，漫无边际地飘荡着。
在与从对面驶过来的一列动车擦肩而过的瞬间，在那股猛然膨胀开来的气流的冲击下，我从往事里抬起头来，想起该给跑客运的弈虎师傅打个电话了，让他预留两个座位。他问到哪里了？“快到巴东了。应该三点多就能到建始。”我回答道。
他似乎犹豫了一下，但没有说什么，只是说到站了就联系他。又及，“我今天走得迟，在城里等两个客”。
到巴东站时，动车果然减速停了下来，却又不开车门，像跟谁生气一般。
几个烟鬼走到车门前把脑袋凑向那块椭圆形的玻璃往外面瞅了一眼，又用手推了推车门——其中一个甚至还把车门踢了一脚，嘟囔了一句，然后把已经捏在手中的香烟和打火机放回兜里，悻悻然地走回车厢去了。
对面的站台上也停靠着一列，仿佛已经停了好一阵子了。有许多双眼睛正隔着车窗漠然地打量着我们。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以为是车出了问题。结果广播通知，由于前方线路出现故障，正在紧急抢修，请乘客耐心等待。
这可不是一个好消息。虽然不断变换站姿，但我的双腿还是有些麻木了——我总是放不下身段，学着旁边那个身穿迷彩脚踏拖鞋的中年人那样一屁股坐在并不干净的不锈钢地板上，任凭一双双大腿在你面前晃来晃去——更重要的是，早已饥肠辘辘了。我们仅仅是在早晨吃了一个面包，尚未吃过一顿饭。
那时外面阳光正烈，好大一块落在生了几簇杂草却空无一人的站台上。隔着车窗，我仿佛都能感受到那难以忍受的热度。
一架像一头巨熊那样高不可攀而又气象威严的山脉，霸气十足地横亘在道路前方。半山腰的房子像是小小的火柴盒，好像随时都要从那儿滚落下来似的。山脉的一侧，是相对平和的山地。在阳光的照耀下，起伏的山峦灰扑扑的……
但把这眼前之景接连欣赏了两遍之后，就莫名地烦躁起来了。
在这个午后的山间小站，时间这个家伙就像是我们在山地里时常可以见到的那种穿着一身黑红相间的硬壳衣裳，长着一千只密密麻麻的脚，传说会吐出一串紫色烟雾的千脚虫，爬行得异常缓慢。
两只小腿越站越沉，感觉它们正在一点一点变粗。手机电池上的电差不多用完，想着还要联系回家的司机，就不敢上网了，于是更加百无聊赖。 当那几个说着一口川普的漂亮乘务员从身旁经过时，终于忍不住向她们打听了下，车何时开？“近段时间鄂西地区暴雨不断，前方建始境内的隧道塌方，现在是单线放行，我们正在排队，一般都得等两小时左右。”其中一个乘务员答道。
5
我估算了一下时间，到达建始火车站恐怕得五点多钟了。我怕影响弈虎师傅的生意，便将这一情况告知了他。没想到他一早就预料到了这个结果。他说这段时间都这样。难怪他在之前的通话中犹豫了那么一下呢。
这位满头灰发，一口搬家子腔的司机，是父亲引荐的。父亲到建始县城和武汉去看病时经常乘坐他的车，一来二去就熟络了。事实上，我和妹妹在两年前就乘坐过他的车，每人还被他宰了五块钱。我们发誓再也不坐他的车了。但自从知道我们与父亲的关系后，他就变得相当客气了。
最坏的打算，莫过于被困在这孤岛般的巴东站，进退失据，哪儿也不能去。但我们到底没能在那等到黄昏的降临。
恰如那位漂亮的乘务员所说，停靠了两个小时之后，我们的车缓缓启动了。它长长地吐了一口气，但更像是放了一个相当沉闷的屁。
我听见一车人都跟着吐了一口气。
二十分鐘之后，一个陌生的恩施号码打到了我的手机上。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问：“到哪里了？”“大约还有四十分钟才能到建始。”我告诉他。对方说：“我在火车站等你们，到了就打个电话。”
我没有问他是谁。但我已经知道，弈虎师傅已经把我们放弃了，载着乘客往镇上去了。他把我的手机号码发给了这个司机。他们是一伙的。
快到站前，这位司机又给我打了个电话，再次确认了一下我们到站的时间。
刚刚一出站，我们就像当年的革命者一样，依靠某种直觉，一眼就在台阶上确认了对方的身份。
司机的技术异常娴熟，把车开得飞快，一直在弯道超车。我感觉我们简直是漂在这条并不宽敞而且多急转弯的公路上。或许是大家都想急着赶回家里吧，也就没有人劝他开慢一点。熟悉的景色自车窗外呼啸而过。我估摸着，一直以这个速度行驶的话，只需一个半小时，我们就可以到镇上了。
这在十三四年前是无法想象的。那时，不论是从镇上到县城，还是从县城到镇上，通常都得花上四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我是说，如果遇上一点什么事的话，譬如说车轮陷入了雨后的泥泞之中，而这种情况是十分常见的。
那时的路况实在是太差劲了，大部分路段都还是原始的石子路。而且绕得死人——但凡遇到一座山、一条沟，都得灰溜溜地绕着走。稍微加快一点速度，车就变成了在风口浪尖上行驶的船，颠来倒去的。
坐在这样的车中，屁股一次紧接一次地被从硬邦邦的座位上高高地震起来，然后又被重重地摔回去。稍不留意，脑袋也会被左右摇晃的车皮碰撞得鼓鼓囊囊晕晕乎乎的。更重要的是，你的心一直都绷得紧紧的。因为那车，看起来跟个醉汉一样，随时都有可能摔倒在地。
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在那个时候，从镇上去一趟县城还是一件十分了不起的事情。记得那年母亲送我到县城读书后，好多婶婶都在言辞间对她的这一次远行表示出了羡慕之情，仿佛她去的是首都，而不是县城。可她再也不想去第二次了。
那种生不如死的感受，给她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时隔多年，母亲依然清晰地记得第一次乘坐客车的独特体验，“那天深夜，等我摸黑回到家躺到床上时，仍像是坐在车上。床在黑暗中自行移动。颠颠簸簸的，还在不停地转弯呢。我睡得晕头转向，耳朵里嗡嗡直响。耳边好像挂着一百个蜂箱”。
那确是不同寻常的一次旅程。
早在上学前夕的八月中旬，母亲就托付一位在镇上开餐馆的叔父帮忙联系去县城的班车了。而那天，母亲喊我起床那会儿，窗户那还是一团漆黑。等我们步行六七里山路赶到镇上时，第一缕曙光才闪现于东方的山冈上。
那是我们第一次去县城。我们对未知的旅程充满了期待。只是没过多大一会儿，所有关于旅途的美好想象，就被破坏得无影无踪了。我们母子像两个无药可救的食物中毒者，在邻座一脸鄙夷的神色中，把五脏六腑都给呕出来了……
那种被卡在喉咙里的痛苦，至今让我难受至极。而现在，比这不知要严重多少万倍的痛苦，正卡在我们这个家庭的喉咙里。
这种无言的痛苦，既吐不出，又吞咽不下。像是卡着一整根完好无损的鱼骨。
6
忽然，一阵源自某个位置不明的地方——或许正是真实地卡着一根鱼刺的地方——像电流一样在瞬间波及全身的隐痛，让我从一场短暂的迷迷糊糊的睡梦中惊醒过来。我把脑袋伸到窗户边，看了看前方还来不及向后倒去的景色，不禁大吃一惊，我们已经过了关口隧道，就快到镇上了。我以为还在花坪镇呢。
那条因为政府在下游投资修建了一座大坝而在一夜之间像大江大海一样阔气起来的清江，如一条绿皮肤的巨蟒，斜卧在公路下方的峡湾里。
和以前一样，我在这一天也做了一件十分无聊的事——我试图从清江南岸大起大落的山地中把我们居住的那个大屋场子指认出来，却没有比以前更幸运。我在车窗里收获的感受，跟站在我们家院坝里远眺清江北岸时的感受一模一样，“那边是一座庞大无比的森林”。
如果我只是一个远道而来的观光客，我肯定会误以为，这片土地，除了河边那一片鳞次栉比的房屋，其他地方都是茂密的森林。浩如烟海的森林，莽莽苍苍的森林，看不见人烟的森林。
可惜我不是。我知道这只是表象。
到了那个位于河边的集镇上，其他的乘客都下车了，司机从驾驶座上转过来半个脑袋，瞟了一眼坐在尾座上的我们，并问道：“你们去哪里？”
“院子里。”我告诉他。“你知道怎么走吧？”
“晓得。”说完，他把车从平坦的主街上拐进那条修建在一道斜坡上的街道，路口左转，向前，经过卫生院门口，右拐弯，驶上了那条灰扑扑的通往另外一个镇子的公路。一条四处是裂缝的公路。
现在从镇上到我们院子里，一共有三条路可走，一条从五花寨，一条从大坝村，一条从苦桥坡。前两条都是老公路。第三条最近两年才铺上水泥，但因为它在三条线路中路程最短，一时晋为新贵，日渐热闹起来。可它也存在致命的弱点，陡峭，逼仄，急转弯多，很多司机都不敢问津。 这是一条令人望而生畏的路。
以前，我们到县城都是习惯性地乘坐一位向姓师傅的车——我和妹妹第一次乘坐弈师傅的车，就是这位司机介绍的——但他在这条路上跑了几趟之后，就很少到我们村子里接客了——即使偶尔带一个客，他也甘愿从大坝村那边绕过来。只要一提起这条路，这位跑了十多年运输生意的退伍侦察兵就直摇头。
而这个下午，这位据说是在此前从未领教过这条路的陌生司机，竟十分从容地解决了所有令人头疼的问题。在那条通往另外一个镇子的公路上的一个岔路口，在我的指点下，他果敢地加大油门，毫不畏惧地冲上了那条很容易让人打退堂鼓的乡村公路。
也就是在这条危机四伏的乡村公路上，我被一种古老的情感所打动。
或许是为了笼络生意吧，这位司机有一搭没一搭地与我说起了话。根据一套最没有创意的搭讪方式，他提及了几个他所熟悉的院子里的人的姓名，没想到他们都是我的长辈。这让他大感意外。我始知他姓高，就住在镇上。
因为这个原因，在这段行程即将结束之际，我们忽然变得客气起来，像是几百年前就认识似的。我开始还不怎么在意这微妙的变化，直到他对我说，说起来我们还是亲戚呢，以后多关照一下生意。
若是换作和我年纪差不多的人，也许会对这忽然冒出来的亲戚以及亲戚关系感到莫名其妙，但我知道，他所说的亲戚，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那种因为血缘而或多或少沾点亲带点故的亲戚关系，而是另有出处。这涉及我们两个家族之间的一段陈年往事，事关一个足以世代流传的有关信任的传说。
高师傅担心我对他的话不明就里，解释说，我们的祖宗是义结金兰的兄弟呢。
他的话，让我想起一个神奇的画面，并为此产生错觉——在一个闷热的正午，正以惊人的速度衰老的吉卜赛人梅尔基亚德斯，坐在窗前金属的反光中，用管风琴般深沉的声音揭示最幽暗的想象地域，热得沿太阳穴流下油腻的汗水。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确信那是一段伟大友情的开始。
我以为这也是一段友谊的开端，然而，我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事情是会发生变化的，甚至是会颠倒黑白的。
过了半月，我到县城办完差事后再一次乘坐了高师傅的车。在即将抵达院子里的路上，他又与我扯起了数个世纪之前的那段历史渊源。只不过这一次，他的话中充满了十分复杂的个人情绪。
“我们的祖宗要不是被你们的祖宗骗到这个地方来，我们现在也应该在武汉生活。而在武汉随便干点什么不好呢？”他说，“当然了，这也只能怪我们的祖宗憨。”他又补充道。
我对此感到十分诧异，这位刚刚认了不到一个月的亲戚，竟然把他之所以会生活在这个被无数山脉包裹着的小镇上的原因，归罪到我们祖宗头上了。
其实，我很想告诉他，向高两家义结金兰是一个怎样令人动容的故事。而且，在那个故事中，我们向家是有恩于他们高家的。但是我没有。
我知道，跟一个持有偏见的人争论一件他已经认定的事情，是没有意义的。
7
把时间切换回那个下午。
我们赶回家时，太阳还没有落山。我们镇上的太阳总是落得很晚。江苏的天都黑尽了，可我们那儿，黄昏才刚刚开始。
我们下车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奔向父亲的卧室。
他独自坐卧在那个光线暗淡的房间的中央。要是以往，只要听到送我们的车的喇叭声在院坝底下的马路上响起，他一准儿要跑到院坝坎上，扶着栏杆与司机扯几句闲白，然后跑下来帮我们拎行李。可是现在，他动不了了。他哪儿也去不了了。他只能等候着我们跑到卧室里去看望他。
见到父亲的第一眼，我不禁大吃一惊，简直如遭电击，内心里涌起一阵从未有过的酸涩，而眼眶里也早已有泪花闪烁——仅仅二十來天不见，他竟然变成了一张薄薄的纸，毫无生气地贴在那把垫着一床被褥的躺椅里。若是不留意，你根本就感觉不到他的存在。我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个人就是我们的父亲。
他像鸟雀爪子一样难看的如同百岁老人的双手不停地颤抖着，已经端不起一个小小的水杯。他在睡觉时不停翕动着的嘴巴，已经说不出太多的话。他骨瘦如柴的双腿，已经支撑不起他同样骨瘦如柴的身体。如鲁迅先生形容的祥林嫂那般，除了眼睛间或一动，你已很难相信他是一个活人。
可他偏偏就是我们的父亲。
我知道，我们拥有父亲的日子不多了。可是我又拼命否认这个念头。
我一再告诉自己，这不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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