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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初，随着国家博物馆扩建工程的竣工，青铜重器“司母戊”大方鼎也结束了外展运回北京，但央视“新闻30分”在播报这一文物新闻时却将其称为“后母戊”，并说明这是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而且，国家博物馆官方网站上对此鼎的命名也已改为“后母戊”。那么，国宝重器到底是“司母戊”还是“后母戊”呢？这一争议源自何处，又有无定论呢？
该鼎1939年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殷墟遗址，重832.84千克，是现存最大的青铜器（这是1994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与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合作测定的结果，原说875公斤不准确）。该鼎出土后几经辗转，最终于1959年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即中国国家博物馆）作为镇馆之宝，其复制品也于2001年被联合国永久收藏（世纪宝鼎，Si Muwu DingChina）。
建国后，经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释读内壁铭文，该鼎正式定名为“司母戊”鼎（铭文拓片参下揭）。“司”，是“祭祀”；“戊”是墓主人的庙号（即死后在宗庙中的称号），因为墓主是商王之母，故称“母戊”；“司母戊”即“祭祀母亲戊”之意。
1962年，台湾大学教授、甲骨文学者金祥恒先生发表了《释“后”》一文，首先提出鼎中铭文当释读为“后母戊”。他指出，商代字体书写比较自由，可以正写，也可以反写，“司”和“后”正是正反书写的区别。“后”是指墓主身份为“商王之后”。由于材料所限，这一观点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1976年，殷墟唯一保存完整的商代王室墓葬“妇好”墓进行考古发掘（“妇好”为商王武丁之后，庙号为“辛”），上百件有铭文青铜器为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1977年，著名历史学者李学勤先生提出“司”当隶定为“后”，“司母”当为“后母”，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获得了更多的认可。从出土器物铭文的文例来看，铭文多为墓主人的名字，而“司母戊”则是一个动宾结构的短语，这在铭文中罕见，而且如果该鼎用途是“祭祀母亲戊”，则是生人祭祀先人之器，不应置于受祭者墓中。因此，现在国家博物馆也采用了“后母戊”的释读方式。
但我们并不赞同很多媒体提出的中小学历史教材也将“司母戊”改为“后母戊”的建议。由于上古时代文献资料的缺失，关于“司母戊”的争议还不限于此，学术界更没有定论。例如，古文字学家唐兰先生提出“后母”其实是一个字，即“姤”，是女性“后”的专用字。国家博物馆副馆长朱凤瀚先生曾对卜辞与金文中的“司（后）”字进行全面考察，认为“唐兰先生的意见还是正确的”，“（姤）应即是卜辞中增加了女符以指示词性的‘后’字”。日本历史学者林己奈夫将“后母”隶定为“ ”，认为它用以表明墓主人出身于“司”姓之氏族。最近，著名古文字学家裘锡圭先生也将“后母”隶定为“ ”，但认为它是商代对年长女子的尊称。
综上所述，由于材料所限，对于鼎中铭文的释读学术界仍未有定论。中小学教材中“司母戊”的说法因长期沿用而深入人心，且其释读方式也和铭文形体一致，在确定无疑的新材料发现而能有确证之前，我们认为，与其采用尚存争议的“后母戊”，不如暂时沿用家喻户晓的“司母戊”。我们期待更多的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能给我们新的证据。
参考文献
▆〔1〕金祥恒《释“后”》，见《金祥恒先生全集》，台北艺文印书馆1990 年版。
▆〔2〕李学勤《论“妇好”墓的年代及其有关问题》，《文物》1977 年第11 期。
▆〔3〕郑振香等《安阳殷墟五号墓座谈纪要·唐兰先生发言》，《考古》1977 年第5 期。
▆〔4〕朱凤瀚《论卜辞与商周金文中的“后”》，《古文字研究》第19 辑，中华书局1992 年版。
▆〔5〕林己奈夫《殷周时代青铜器研究——殷周铜器综览之一》，日本吉川弘文馆1984 年版。
▆〔6〕裘锡圭《说“ ”》，见《古文字与古代史》第2 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9 年版。
该鼎1939年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殷墟遗址，重832.84千克，是现存最大的青铜器（这是1994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与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合作测定的结果，原说875公斤不准确）。该鼎出土后几经辗转，最终于1959年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即中国国家博物馆）作为镇馆之宝，其复制品也于2001年被联合国永久收藏（世纪宝鼎，Si Muwu DingChina）。
建国后，经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释读内壁铭文，该鼎正式定名为“司母戊”鼎（铭文拓片参下揭）。“司”，是“祭祀”；“戊”是墓主人的庙号（即死后在宗庙中的称号），因为墓主是商王之母，故称“母戊”；“司母戊”即“祭祀母亲戊”之意。
1962年，台湾大学教授、甲骨文学者金祥恒先生发表了《释“后”》一文，首先提出鼎中铭文当释读为“后母戊”。他指出，商代字体书写比较自由，可以正写，也可以反写，“司”和“后”正是正反书写的区别。“后”是指墓主身份为“商王之后”。由于材料所限，这一观点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1976年，殷墟唯一保存完整的商代王室墓葬“妇好”墓进行考古发掘（“妇好”为商王武丁之后，庙号为“辛”），上百件有铭文青铜器为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1977年，著名历史学者李学勤先生提出“司”当隶定为“后”，“司母”当为“后母”，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获得了更多的认可。从出土器物铭文的文例来看，铭文多为墓主人的名字，而“司母戊”则是一个动宾结构的短语，这在铭文中罕见，而且如果该鼎用途是“祭祀母亲戊”，则是生人祭祀先人之器，不应置于受祭者墓中。因此，现在国家博物馆也采用了“后母戊”的释读方式。
但我们并不赞同很多媒体提出的中小学历史教材也将“司母戊”改为“后母戊”的建议。由于上古时代文献资料的缺失，关于“司母戊”的争议还不限于此，学术界更没有定论。例如，古文字学家唐兰先生提出“后母”其实是一个字，即“姤”，是女性“后”的专用字。国家博物馆副馆长朱凤瀚先生曾对卜辞与金文中的“司（后）”字进行全面考察，认为“唐兰先生的意见还是正确的”，“（姤）应即是卜辞中增加了女符以指示词性的‘后’字”。日本历史学者林己奈夫将“后母”隶定为“ ”，认为它用以表明墓主人出身于“司”姓之氏族。最近，著名古文字学家裘锡圭先生也将“后母”隶定为“ ”，但认为它是商代对年长女子的尊称。
综上所述，由于材料所限，对于鼎中铭文的释读学术界仍未有定论。中小学教材中“司母戊”的说法因长期沿用而深入人心，且其释读方式也和铭文形体一致，在确定无疑的新材料发现而能有确证之前，我们认为，与其采用尚存争议的“后母戊”，不如暂时沿用家喻户晓的“司母戊”。我们期待更多的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能给我们新的证据。
参考文献
▆〔1〕金祥恒《释“后”》，见《金祥恒先生全集》，台北艺文印书馆1990 年版。
▆〔2〕李学勤《论“妇好”墓的年代及其有关问题》，《文物》1977 年第11 期。
▆〔3〕郑振香等《安阳殷墟五号墓座谈纪要·唐兰先生发言》，《考古》1977 年第5 期。
▆〔4〕朱凤瀚《论卜辞与商周金文中的“后”》，《古文字研究》第19 辑，中华书局1992 年版。
▆〔5〕林己奈夫《殷周时代青铜器研究——殷周铜器综览之一》，日本吉川弘文馆1984 年版。
▆〔6〕裘锡圭《说“ ”》，见《古文字与古代史》第2 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9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