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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建生的办公桌上，一本一本全是有关晏阳初的书。他曾经在文章里说：“思想是光，它总要从黑暗中透过来。晏阳初先生的思想和精神是当我们回望20世纪的中国时，能够使心灵感到温暖的少数几束光中的一束。”
邱建生是晏阳初的“铁杆粉丝”。2010年，晏阳初先生逝世20周年，邱建生在《南风窗》撰文《为中国找回晏阳初》。他说，我们这个时代，发现问题的人很多，解决问题的人太少，特别是知识阶层，这个理应天然具有社会使命的阶层，频繁出没于资本和官僚的觥筹交错之间，把自己的“根”——大众——抛诸脑后。
邱建生觉得，晏阳初的思想和精神之光不应从我们的天空遁迹。为此，邱建生停了下来，结束了“寻找”，开始“追逐”晏阳初的生活。然而，邱建生对晏阳初的“追逐”并不是偶像式的崇拜，而是其思想的后继者和实践者。
承继晏阳初的“火种”
与十年前的“轰轰烈烈”相比，现在的邱建生平静和淡泊了不少。成熟和沧桑开始在那张曾闪烁着光辉的脸上着墨，刻画着痕迹。
提起当年，邱建生并没多少言语。采访过邱建生的人，都说他惜言如金。但知道或了解过“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以下简称乡建学院）的人都明白，那是怎样的一段时光——一群青年人带着燃烧的激情，计划在世俗社会建造一个心中的“理想国”。
2003年7月19日，在当年晏阳初开展“平民教育”的河北定县翟城村，一声大鼓打破了多年的沉寂，迎风招展的彩旗，配合着撼天动地的鼓声，向世人展示迎接新生活的欢快情绪。
那一天，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成立。《中国改革》杂志社、晏阳初农村教育发展中心（晏研会）、中国社会服务及发展研究中心、“行动援助”中国办公室合作办起了这所学院，时任《中国改革》杂志社社长温铁军任院长。
那天，北京多所大学和相关机构约70名专家学者和学生齐聚翟城村，举行晏阳初塑像揭幕仪式。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以及来自香港、台湾甚至国外的志愿者，上千人参加了揭幕仪式。与此同时，“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与21世纪乡村建设座谈会”也同时举行。
经过多次主动请缨，邱建生成为常驻乡建学院的总干事。他虽然每天忙得不可开交，但乐在其中，日子过得如火如荼。陆续而来的志愿者们，在村里集资39万元买下的废弃学校里同吃同住，搞生态农业，参与合作社的工作。
2004年，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组织志愿者开始为村民们举办培训班。翟城有种植辣椒的习惯，学院联系专家来给村民讲辣椒管理，尽管下着雨，但一下子来了二三百人，教室里坐不下就在门口装了一个喇叭，许多人打着雨伞站在外面听；支书带人义务为学院修整宿舍，清运垃圾，开来一辆大铲车平整球场；村里还将50亩好地免费提供给学院，供学员实习及做可持续农耕的示范田……
那是学院和村里的蜜月期，也是邱建生的蜜月期，他把妻子也接到了翟城，把家安在了那里。
那个时候，因为乡建学院，邱建生他们曾多次高调地登上各种媒体。有记者这样总结：脱离官场、商场、学术界的正统评价标准，他们试图用自身命运辟出一个价值与机遇的岔路口。他们精力充沛，志在必得，他们竭力付出以期收获。他们初尝胜果，倍感欢欣。
痛并幸福着
然而，激情终归平静，春天总会过去。邱建生和他守护的乡建学院很快遭遇了很多质疑和问题。
这似乎是难以避免的。村民们以为，那么多知名人士和学者教授的到来，会给翟城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希望在短期内得到经济收益。然而，被寄予厚望的乡建学院并不是办厂而是办学，没有带来村民期待中的大笔资金，更没有什么项目或者工厂落户翟城。
不仅如此，在村民们看来，这帮城里来的学生娃把村里好好的地给种砸了，地里的草比苗还高。作为学院实验区的翟城合作社更是遇到了问题，卖农药、卖煤等小项目忙乱一季所得仅比存款利息高一点。2005年冬春之交的数月，翟城合作社没有召开过一次社员大会，甚至有社员说：“即使召集会议，我们也不去了。”
同年8月，一直关注NGO组织的作家寇延丁来到乡建学院。她说，尽管当时是最热的季节，但却是“学院的冬天”。“小邱的日子不好过，不仅有学院和村里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主管部门不支持，甚至有可能在这里办不下去了。”
然而，那个时候的邱建生面对这些困难显得异常“轻松”。也许是不愿直视，而将困难总是一带而过。“请让我们相信合作社本身具有的光辉将能驱散这些阴霾，因为‘它不是在刚强中，乃是在柔弱中成长的’。”
寇延丁后来在书中写到，“ 邱建生这人给我的感觉很奇特，他的文字、笑容以及困境之中不屈不挠的对未来的乐观期待总是会让我联想到羊，坚忍，执著，对幸福心怀感激，对磨难无动于衷。”
《民生周刊》记者试图提起那段经历，邱建生没有多说。似乎那是一段他不愿提及的过往。
幸好有他当时的日记，可以捕捉到他当时的一些思绪。里面没有对困难和艰辛的描述，反而在描写乡村的时候，时时流溢出一种宁静的喜悦。
他曾说，“我是从本性出发，做了一件我喜欢的事。学院确实是有很多很多困难，已经克服了很多，还有很多困难需要克服。但是，作为我个人，在经历这一切的时候，没有奉献感、崇高感、悲壮感、自我牺牲的感觉，没有，真的没有。乡村建设是我一直想做的一件事，是我打算做一生的一件事，我用了很多年、碰了很多壁才走到这一步。相对而言，遇到什么都不重要，能够做这件事本身让我觉得幸福。”
因为热爱，守望乡村成为邱建生的宿命。在采访的时候，邱建生说，“你试过把脚放在潺潺流淌的溪水里的感觉吗？这在城市里是没有的，这是自然的味道。”说这些话时，邱建生坚韧的一面再次展现，他黑白分明的眼睛清澈如水。
而这，也许正是吸引邱建生、并让他快乐的地方。他跟村民打交道、跟孩子们做朋友，不需要刻意沟通，而是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心情舒畅，内心透亮。 乡村之光一直闪耀
不过，邱建生身上并不缺少困难带来的磨砺，这也许是他对磨难无动于衷的原因。
邱建生，出生在福建农村，祖辈务农。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邱建生“鲤鱼跳龙门”，考上了集美大学，从农村走了出来。
跟很多农村孩子一样，邱建生不怕吃苦。为了减轻父亲的负担，邱建生最多做过三份家教，甚至去建筑工地打工，跟农民工交朋友。
对乡村以及农民的感情，让邱建生真切地感受到，物质的富足和现代文明属于城市，作为大多数的农民仍被排斥在外。这让他觉得不合理，应当改变。
毕业之后，尽管被分配到令人羡慕的国企工作，但是邱建生总是想做点什么。面对清闲的工作以及单位人所谈的与思想无关的话题，邱建生觉得是在“浪费青春”。
1996年，邱建生看到一本题为《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的书，正是这本书改变了邱建生的人生。1997年开始，他在家乡福建和北京等地奔走，发起成立“晏阳初研究会”。
也是这年，邱建生辞职，开始了他“寻找”的过程。听说河南一位老板要办农民大学，邱建生带着书赶了过去，告诉人家自己想参与。但是对方是企业办学，有其商业意图，沟通不畅。后来邱建生又听说一位女知青程炜在山西农村搞扶贫，还办了一所学校。他找到了大山深处的村庄，希望能在那里做志愿者。“那里很难，必须自己种地解决吃的问题。”这时，邱建生身上只剩几百块钱，粮食从种到收需要好几个月，如果留下，回程的路费都困难。
离开山西，邱建生大病了一场。他曾说，“那时候就好像孤身一个人在荒野里。”
2001年邱建生终于遇到曙光，他结识了温铁军，并于同年加盟《中国改革》杂志社，在乡建学院正式“落脚”下来。看到学院里来来往往的志愿者，邱建生曾感慨不已：“他们比我幸福，不用再经历寻找的痛苦。”
乡建学院2007年因办学资质问题被取缔，如今早已人去楼空，杂草丛生。而邱建生仍在寻找出口，尽管已没有当年那般豪情壮志，但内心依然在坚持。
如今的邱建生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乡村建设方面的博士，导师正是温铁军。邱建生说，“在城市里，那些没有乡村实践的人掌握着话语权和决策权，进入他们的话语，也许能获得一种改变。”
邱建生在网上一直以“乡村之光”为名，也许他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发现乡村，保护乡土文明。
如今，9个点、20多个年轻人正围绕在邱建生周边，他们在福建莆田、厦门、龙岩等地以社区大学和故乡农园为平台，搞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办网站、做宣传，跑基金会、争取项目经费，一切似乎从来没有停止过。
2009年11月，一个名为“新时期平民教育论坛”的活动在在中国人民大学晏阳初平民教育发展中心举办。作为主办方代表，邱建生做了“新时期平民教育实践”展示，他以厦门国仁工友之家为例，介绍了他们目前的平民教育模式：以社区学习中心为基础，受到了与会代表的赞许。
这一切的背后，仍然面临人员和经费的困难。一位名叫张俊娜的志愿者告诉《民生周刊》记者，经费一直是他们面临的问题。在山西有一个点，原来是三农慈善基金会支持的，由于对方财务困难，支持没有了，项目面临搁浅。
基金会需要宣传做支持，需要漂亮的简报，而邱建生他们不愿意搞太多活动，觉得折腾村民。这样一来，资助方没有获得期待中的社会声誉，经费的支持就容易出现问题。
目前，这些工作主要依赖邱建生统筹协调，张俊娜说，“邱老师是精神领袖，他一贯地乐观，也没有很多预设的目标。他相信我们都在尽力，能做成什么样就什么样。很多事情是受外在环境影响的，存在本身就是成功。”
底下的人跟他反映问题，他最常说的话就是 ：“没事，没事。”
邱建生是晏阳初的“铁杆粉丝”。2010年，晏阳初先生逝世20周年，邱建生在《南风窗》撰文《为中国找回晏阳初》。他说，我们这个时代，发现问题的人很多，解决问题的人太少，特别是知识阶层，这个理应天然具有社会使命的阶层，频繁出没于资本和官僚的觥筹交错之间，把自己的“根”——大众——抛诸脑后。
邱建生觉得，晏阳初的思想和精神之光不应从我们的天空遁迹。为此，邱建生停了下来，结束了“寻找”，开始“追逐”晏阳初的生活。然而，邱建生对晏阳初的“追逐”并不是偶像式的崇拜，而是其思想的后继者和实践者。
承继晏阳初的“火种”
与十年前的“轰轰烈烈”相比，现在的邱建生平静和淡泊了不少。成熟和沧桑开始在那张曾闪烁着光辉的脸上着墨，刻画着痕迹。
提起当年，邱建生并没多少言语。采访过邱建生的人，都说他惜言如金。但知道或了解过“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以下简称乡建学院）的人都明白，那是怎样的一段时光——一群青年人带着燃烧的激情，计划在世俗社会建造一个心中的“理想国”。
2003年7月19日，在当年晏阳初开展“平民教育”的河北定县翟城村，一声大鼓打破了多年的沉寂，迎风招展的彩旗，配合着撼天动地的鼓声，向世人展示迎接新生活的欢快情绪。
那一天，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成立。《中国改革》杂志社、晏阳初农村教育发展中心（晏研会）、中国社会服务及发展研究中心、“行动援助”中国办公室合作办起了这所学院，时任《中国改革》杂志社社长温铁军任院长。
那天，北京多所大学和相关机构约70名专家学者和学生齐聚翟城村，举行晏阳初塑像揭幕仪式。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以及来自香港、台湾甚至国外的志愿者，上千人参加了揭幕仪式。与此同时，“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与21世纪乡村建设座谈会”也同时举行。
经过多次主动请缨，邱建生成为常驻乡建学院的总干事。他虽然每天忙得不可开交，但乐在其中，日子过得如火如荼。陆续而来的志愿者们，在村里集资39万元买下的废弃学校里同吃同住，搞生态农业，参与合作社的工作。
2004年，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组织志愿者开始为村民们举办培训班。翟城有种植辣椒的习惯，学院联系专家来给村民讲辣椒管理，尽管下着雨，但一下子来了二三百人，教室里坐不下就在门口装了一个喇叭，许多人打着雨伞站在外面听；支书带人义务为学院修整宿舍，清运垃圾，开来一辆大铲车平整球场；村里还将50亩好地免费提供给学院，供学员实习及做可持续农耕的示范田……
那是学院和村里的蜜月期，也是邱建生的蜜月期，他把妻子也接到了翟城，把家安在了那里。
那个时候，因为乡建学院，邱建生他们曾多次高调地登上各种媒体。有记者这样总结：脱离官场、商场、学术界的正统评价标准，他们试图用自身命运辟出一个价值与机遇的岔路口。他们精力充沛，志在必得，他们竭力付出以期收获。他们初尝胜果，倍感欢欣。
痛并幸福着
然而，激情终归平静，春天总会过去。邱建生和他守护的乡建学院很快遭遇了很多质疑和问题。
这似乎是难以避免的。村民们以为，那么多知名人士和学者教授的到来，会给翟城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希望在短期内得到经济收益。然而，被寄予厚望的乡建学院并不是办厂而是办学，没有带来村民期待中的大笔资金，更没有什么项目或者工厂落户翟城。
不仅如此，在村民们看来，这帮城里来的学生娃把村里好好的地给种砸了，地里的草比苗还高。作为学院实验区的翟城合作社更是遇到了问题，卖农药、卖煤等小项目忙乱一季所得仅比存款利息高一点。2005年冬春之交的数月，翟城合作社没有召开过一次社员大会，甚至有社员说：“即使召集会议，我们也不去了。”
同年8月，一直关注NGO组织的作家寇延丁来到乡建学院。她说，尽管当时是最热的季节，但却是“学院的冬天”。“小邱的日子不好过，不仅有学院和村里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主管部门不支持，甚至有可能在这里办不下去了。”
然而，那个时候的邱建生面对这些困难显得异常“轻松”。也许是不愿直视，而将困难总是一带而过。“请让我们相信合作社本身具有的光辉将能驱散这些阴霾，因为‘它不是在刚强中，乃是在柔弱中成长的’。”
寇延丁后来在书中写到，“ 邱建生这人给我的感觉很奇特，他的文字、笑容以及困境之中不屈不挠的对未来的乐观期待总是会让我联想到羊，坚忍，执著，对幸福心怀感激，对磨难无动于衷。”
《民生周刊》记者试图提起那段经历，邱建生没有多说。似乎那是一段他不愿提及的过往。
幸好有他当时的日记，可以捕捉到他当时的一些思绪。里面没有对困难和艰辛的描述，反而在描写乡村的时候，时时流溢出一种宁静的喜悦。
他曾说，“我是从本性出发，做了一件我喜欢的事。学院确实是有很多很多困难，已经克服了很多，还有很多困难需要克服。但是，作为我个人，在经历这一切的时候，没有奉献感、崇高感、悲壮感、自我牺牲的感觉，没有，真的没有。乡村建设是我一直想做的一件事，是我打算做一生的一件事，我用了很多年、碰了很多壁才走到这一步。相对而言，遇到什么都不重要，能够做这件事本身让我觉得幸福。”
因为热爱，守望乡村成为邱建生的宿命。在采访的时候，邱建生说，“你试过把脚放在潺潺流淌的溪水里的感觉吗？这在城市里是没有的，这是自然的味道。”说这些话时，邱建生坚韧的一面再次展现，他黑白分明的眼睛清澈如水。
而这，也许正是吸引邱建生、并让他快乐的地方。他跟村民打交道、跟孩子们做朋友，不需要刻意沟通，而是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心情舒畅，内心透亮。 乡村之光一直闪耀
不过，邱建生身上并不缺少困难带来的磨砺，这也许是他对磨难无动于衷的原因。
邱建生，出生在福建农村，祖辈务农。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邱建生“鲤鱼跳龙门”，考上了集美大学，从农村走了出来。
跟很多农村孩子一样，邱建生不怕吃苦。为了减轻父亲的负担，邱建生最多做过三份家教，甚至去建筑工地打工，跟农民工交朋友。
对乡村以及农民的感情，让邱建生真切地感受到，物质的富足和现代文明属于城市，作为大多数的农民仍被排斥在外。这让他觉得不合理，应当改变。
毕业之后，尽管被分配到令人羡慕的国企工作，但是邱建生总是想做点什么。面对清闲的工作以及单位人所谈的与思想无关的话题，邱建生觉得是在“浪费青春”。
1996年，邱建生看到一本题为《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的书，正是这本书改变了邱建生的人生。1997年开始，他在家乡福建和北京等地奔走，发起成立“晏阳初研究会”。
也是这年，邱建生辞职，开始了他“寻找”的过程。听说河南一位老板要办农民大学，邱建生带着书赶了过去，告诉人家自己想参与。但是对方是企业办学，有其商业意图，沟通不畅。后来邱建生又听说一位女知青程炜在山西农村搞扶贫，还办了一所学校。他找到了大山深处的村庄，希望能在那里做志愿者。“那里很难，必须自己种地解决吃的问题。”这时，邱建生身上只剩几百块钱，粮食从种到收需要好几个月，如果留下，回程的路费都困难。
离开山西，邱建生大病了一场。他曾说，“那时候就好像孤身一个人在荒野里。”
2001年邱建生终于遇到曙光，他结识了温铁军，并于同年加盟《中国改革》杂志社，在乡建学院正式“落脚”下来。看到学院里来来往往的志愿者，邱建生曾感慨不已：“他们比我幸福，不用再经历寻找的痛苦。”
乡建学院2007年因办学资质问题被取缔，如今早已人去楼空，杂草丛生。而邱建生仍在寻找出口，尽管已没有当年那般豪情壮志，但内心依然在坚持。
如今的邱建生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乡村建设方面的博士，导师正是温铁军。邱建生说，“在城市里，那些没有乡村实践的人掌握着话语权和决策权，进入他们的话语，也许能获得一种改变。”
邱建生在网上一直以“乡村之光”为名，也许他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发现乡村，保护乡土文明。
如今，9个点、20多个年轻人正围绕在邱建生周边，他们在福建莆田、厦门、龙岩等地以社区大学和故乡农园为平台，搞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办网站、做宣传，跑基金会、争取项目经费，一切似乎从来没有停止过。
2009年11月，一个名为“新时期平民教育论坛”的活动在在中国人民大学晏阳初平民教育发展中心举办。作为主办方代表，邱建生做了“新时期平民教育实践”展示，他以厦门国仁工友之家为例，介绍了他们目前的平民教育模式：以社区学习中心为基础，受到了与会代表的赞许。
这一切的背后，仍然面临人员和经费的困难。一位名叫张俊娜的志愿者告诉《民生周刊》记者，经费一直是他们面临的问题。在山西有一个点，原来是三农慈善基金会支持的，由于对方财务困难，支持没有了，项目面临搁浅。
基金会需要宣传做支持，需要漂亮的简报，而邱建生他们不愿意搞太多活动，觉得折腾村民。这样一来，资助方没有获得期待中的社会声誉，经费的支持就容易出现问题。
目前，这些工作主要依赖邱建生统筹协调，张俊娜说，“邱老师是精神领袖，他一贯地乐观，也没有很多预设的目标。他相信我们都在尽力，能做成什么样就什么样。很多事情是受外在环境影响的，存在本身就是成功。”
底下的人跟他反映问题，他最常说的话就是 ：“没事，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