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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类的文化记忆，人种的文脉认同，常是一个民族心灵史的赓续。中国历朝历代杰出的诗人墨客，每将笔端定格于“子曰诗云”中的乡愁，便好似天赐，竟有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神来之笔，将一个炎黄子孙终生挣脱不去的乡愁，写到极致。
多少年来，在我这个半生漂泊的歌者心里，唯有台湾诗人余光中的《乡愁》，竟让我每吟每泣：“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
二
那时的我，垂髫之年，启蒙伊始。每天晨起，母亲即令我背诵《朱子家训》：“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并亲自检点。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虽从不逼我，却目光锋利，足以使我不寒而栗。再大一些，我便背诵《诗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所以，我比别的孩子早蒙，且常问母亲，何谓“窈窕淑女”？母亲虎下脸来：“等你长大，就知道了……”靠爬格子活命的父亲，说母亲对我操之过急，难道《诗经》背完，再背《春秋》《论语》？于是，她只有作罢。但稍后，她又叫我背《三字经》，我觉得好玩，嘎嘣一气三个豆：“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我若背得流畅，换回的即是母亲满脸的暖意。于是，临街的百年老店里，那三个刚出屉的葱肉包子，便是对我足额的赏赐。但我若是背得苦涩，早餐即被母亲夺去。晚上睡前，我要“描红”，多是颜真卿的书法。后来我临摹，母亲为我找的却是柳公权的字。我临摹得出色，母亲便答应，周末让父亲骑车带我去郊外兜风，去野河里钓鱼，她则去中菜市割肉买虾，打打牙祭。那时，我练着书法，常听见母亲在一旁嘟囔着“颜筋柳骨，字是人的门面”云云……那时，我觉得母亲在说鸟语，只是觉得“颜筋柳骨”念在嘴里，仿佛庐州府的蜜饯，嚼着带劲儿。
入小学后，三餐之前，我的临摹变成了默写和背诵唐诗宋词，写好背熟，赏钱五分。背写不优，母亲立即撤去桌上那碗得我外婆真传、令我入口即化的梅菜扣肉。于是，为了那曾比我八辈祖宗都亲的扣肉，我曾背得风生水起：“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至此，我便可以状如饕餮，大快朵颐。每有作家邻居赞誉我时，我那出身上海滩钟鸣鼎食之家的母亲，就笑吟吟地对夸我的人说：“到阿拉屋里厢漆雅歪（吃晚饭）。”今天，倘若我一路将“颜筋柳骨”支撑下来；那时，假如我咬紧牙关，把“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唐诗宋词，当成农民“食为天”的庄稼去种———眼下，我决不会仅仅是一个歌者！
我在混沌中长大，又在荒诞不经的莫名其妙中，离开省城，入马鞍山话剧团演戏。弱冠之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去学歌剧，临行前，竟对这个号称“江南一枝花”的明珠之城的印象，除了那一望不尽的钢厂，再就是江边的采石矶旁，还有一座诗仙李白的衣冠冢。
三
沐浴了十年的欧风美雨，年逾不惑的我再归故城庐州。
百年老店的古匾新颜，现代酒保与时俱进的吆五喝六，餐桌上的酒池肉林，食客啸聚山林似的猜拳行令，竟让我屡屡情何以堪，又喜不自禁。我仿佛牛蛙犹在井底，深山辟谷至今，不食人间烟火一般活着。十年一觉西洋梦，醒来却换了人间，古风散尽？但这毕竟是故乡，尽管它邯郸学步，骨子里却离我很近。因为乡音难改，包公祠里的牌位在供，明教寺里的晨钟悠悠，张辽“大战逍遥津”的宝刀不老，三孝口的碑文“节考”犹新，晚清重臣李鸿章曾纵横半街的相府幽深；因为肥西老母鸡的汤鲜，臭豆腐干的炸香，淮上酒家的西点，梅山路上的徽菜，小刘瓜子的留香，寻常人家窗框上的咸鱼腊肉，中菜市里的雪里蕻……哪一件不还是合肥方言中的“真得味”，百姓餐桌上传统的佳肴“鲜的没根”？于是，我便开始了在这阔别了十年的故土上，那并不刻意的寻找。但寻找什么？我茫然无知。
故乡人能否听懂鸟语般的西洋歌剧？土鸡在火鸡堆里争粮夺食的尴尬与挣扎，仿佛都是夏商殷周，武王伐纣。直叫我大有一种“文脉既隐，小丘称峰；健翅已远，残羽充鹏”的诚惶诚恐。但细细品来，又不值得如此劳神。历朝历代，游子荣归故里，又有哪一个不被“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浓汤灌晕，一觉醒来，不还是“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于是，一位身价过亿的发小，深刻地对我说：“你在洋邦列国唱过，但回家不唱，就是数典忘祖。想在哪儿唱？说！”他一言九鼎，我脱口而出：“江淮大戏院。”他说：“为何？”我说：“怀旧！”他又说：“你就不怕唱到一半，顶上掉下一块皖砖徽瓦？”我答：“能比罗马歌剧院的古砖还重？”
一架钢琴，一位“徽派”弹奏高手，一个得过国际声乐金奖的故乡新宠，踩着台上吱吱呀呀的地板，面对千余故人新秀、发小老叟，在这方曾是我垂髫时的记忆，新安文化的集散之地，徽派文脉的精神领域，刚低吟浅唱，又黄钟大吕，才如诉如泣，又穿越绝壁，又一次接上了故乡的地气，温故了黄梅戏的销魂，花鼓灯的荡气，倒七戏的悲切，四句推子的空灵，拉魂腔的窍走。然，我的曲目中，确有德意英法的“鸟语”，西洋歌剧咏叹的调律，但冥冥之中，我却怎么也挣脱不了那无形而强劲的民俗地气。那时的台下，每一位听众，仿佛都变成了“淮军”的死士，谁管你唱得好孬，只要发声，掌声吼声便众志成城，竟是余音绕梁，神鬼无语，大厦将倾。这样的独唱会，我终生不遇。然，除了我的看家本事，自然多是有关乡愁的歌曲。每每唱至于右任的《望乡词》，艾青的《我爱这土地》，我就鼻塞泪涌，“武功”废弛，这时，听众席里便有了嘤嘤的啜泣。
回到德国，我又遁入了佶屈聱牙的歌剧背诵，在劫难逃的孤独寂寞。熬受不住了，就给家里打越洋电话，却又不敢纵情。
四
一方矮矮的坟墓啊，外头的儿子还是盛年，母亲却长眠在里头。世上还有再短的文字，能把阴阳两界的大悲大恸，写得如此的无奈与沉痛？倘若一个人，没有失去过母亲，决不会有这样的万般无奈，更不可能有如此深刻的沉痛。
母亲落草时，恰逢外公在上海滩发财，他从一家米店的小伙计，直到一把抓下去，便能估出掌中的大米约有几两几钱之后，就东渡扶桑学习羊绒产品制造工艺。重返上海后，他就开办羊绒衣帽工厂，几度春秋，终成富翁。于是，遂将我母亲视为财神。可宁波人的规矩甚多，贵客临门，孩子不许上餐桌。但我母亲不管，谁要悖她，地板上一滚，外公那里，万事皆休。我母亲虽有女佣侍候，教会学堂读书汽车接送，家里有好吃的，为她独留一份，但她洁身自好，不仅品学兼优，而且督促兄妹读书，严格得要紧。我曾问母亲为何那样的早悟？她答这一切源自她的母亲。 外婆出身贫寒，虽少时读过私塾，又是三寸金莲，文化不厚，却知道叫母亲每天晨起，放声背诵元代曹伯启的《子规》，清代朱用纯的《朱子家训》。晚睡前，自然是临柳公权和颜真卿。外婆虽足不出户，却做一手好菜，且手不清闲，眼里有活。用人擦过的桌椅橱柜，洗过的锅碗瓢盆，她有时还要颠着小脚，再擦拭一遍。一桌人吃饭，谁的碗里掉出米粒，外婆便逼那人捡起吃掉。每年，外婆都要将家里不用的东西，穿旧的衣服，寄给宁波老家的穷苦亲戚……
母亲并未讲过有关外婆的太多事迹，但在我的印象中，外婆是一个善良俭朴、知书达理的典型旧时女人。后来外婆早逝，外公迎娶“四民银行”老板的女儿。后母为外公又添六子，但她从不教育，却嗜好麻将舞会，过着晨昏颠倒的日子。于是，我的母亲，就成了前后十二位兄妹的“学监”与启蒙老师。后母对“学监”很用心很尊重。母亲对后母既冷淡又钦佩———因为后母经常虐待我的两个小舅，又因为后母能把《红楼梦》倒背如流。
母亲十六岁时，后母得了一种不治的怪病，临死前，将自己所有藏书赠与我母亲，并泣不成声地攥紧我母亲的手“托孤”，恳求我母亲抓紧她六个孩子的学业，若不答应，死不瞑目……旧时的人死了，讲究法师超度，活人守灵。那晚风高月黑，该我母亲守灵，躺在棺椁里的后母，陡然嘘出一口长气，竟双目圆睁，直直坐起。我母亲见状，认定“诈尸”，吓得尖叫几声，魂飞魄散，颠得状如脱兔……
多少年后，我偶尔回国省亲，每当母亲提及我儿时的顽劣，面对更加缩小衰弱的母亲，我总是羞愧难当，无地自容。因为母亲经剖腹产后，才产下我这个十余斤重的浑种。因为，在“跑反”上海的那个夏日里，我为了一块“光明牌”的八毛钱冰砖，紧抱一根电线柱子，杀猪似的鬼哭狼嚎。那时举债度日的母亲，已根本无力掰开我的手臂，她在百般无奈之中，搜尽身上所有零钱后仍差几文，一个旧时的大家闺秀竟在连连向售货员的鞠躬中，取回冰砖，一直看着我大口吃尽……当我进京考学时，住亲戚家在外插队女儿的一间小房，时间久了，招人厌恶。母亲便将全月工资买上礼品，连同那封任何人读后都会动容的长信，一同寄往北京。而那时，我常常想象出头发花白的母亲，孤灯之下，用粘贴稿纸用的胶水，双手微颤，粘合尼龙袜子的破洞。当我拿到美国音乐学院的录取通知，因无保人，难以成行，母亲就在几夜失眠之后，终于给她“讳莫如深”了几十年的“海外关系”写信。
母亲年岁愈大，愈加少言寡语，谨慎内敛。但谁若要把她惹恼，她才不管你是多大的领导，一句话刺得对方跺脚蹿跳……我考上最高音乐学府后，母亲的业余作者连得国家、省内大奖，只要有人夸她，她顶多莞尔一笑。但同事若夸她儿子，这还得了，她仍像从前一样，立马请你到“阿拉屋里厢漆雅碗（吃晚饭）”。
母亲在我即将出国前夕，耳朵变得更灵，胆子变得更小。晚上，走廊里一有杂声，她立即像一只母鹿，竖起耳朵，仔细聆听。睡前，她总是检查几遍煤气是否关好，门窗是否锁牢，水龙头是否拧紧，吃剩的饭菜是否存进冰箱，床头的小桌上，是否确实摆着小瓶的安眠药……我从小到大，最不怕的就是母亲，因为，不管我再怎么浑蛋，母亲从不骂我揍我。但我最怕的，却是她那锋利的目光和短促的语言，竟叫我锥心一般痛彻，刮骨似的悚醒。因为，她知道我自尊心极强，面子极薄……
五
当我彻底“海归”之时，已知天命。虽依旧豪气干云，但毕竟“落日西飞滚滚，大江东去滔滔，夜来今日又明朝，蓦地青春过了”。那时母亲身体里的癌变，已逐渐扩散，人变得佝偻孱弱，气色暗涩，顶上毛发稀疏，脸庞上眼眶走形，让我完全对不上母亲中年时面色红润、中气十足的模样……
已有二十年不曾与母亲朝夕相处的我，拼着命似的想把二十年攒下的孝心，在一个早晨用尽。我常常买些母亲最喜爱吃但百姓不敢问津的东西，弄出些滑稽和幽默，讨母亲开心。但每次母亲都说：“你在外国发洋财了？我得的可是糖尿病。”
母亲每天起床后，仍旧把自己仔细梳洗一番，风度如昨，体面如旧。她常在被我逗得开怀大笑之中，五官错位，竟像是在哭泣。病入膏肓的母亲，常常一个人冲着床头柜上放着的外公照片发呆。呆着呆着，就落下泪来。但她那被泪水一路涌过的脸颊和嘴唇，好似又在微笑。母亲根本不想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灯枯油尽。我看得出来，她在努力着，将每一天都活得体面，讲究，干净。
母亲对我的关怀，虽话语不多，却事事都让我铭记在心。那夜，我偶感风寒，昏昏睡下，但间或仍有干咳。老母亲便一步一挪，扶着白墙移下楼梯，一手握瓶“蛇胆川贝液”，另一只手抖抖颤颤地端着一杯温开水，几经挪移，推门进来。就在她刚刚接近我脑袋的须臾，还未开口，竟将整整一杯温开水抖翻在我的头上……母亲盯牢我喝尽药汁，颤颤巍巍地离去后，我用枕巾几下擦干面颊脖颈上的水渍，却怎么也揩不去眼里的水雾，腮上的泪痕。
母亲最后一次去医院检查后，主治医生面色严峻地对我说：“你母亲必须立即住院特护，她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那天是冬至，出租车在外面等着，我和父亲用围巾、绒帽和大衣，将小老太太活活地裹成了一个厚厚的粽子。出门前，我突然对她说：“妈，让我背您出去。”她说：“我能走，又不是第一次住院。”父亲说：“孩子长到这么大，从来没有背过你，你就让他背一次吧！”
我背着母亲，出家门，过走廊，到车前，总共不到一分钟。但这短短的一分钟在我的感觉中，仿佛有二十年的漫长。因为我背上的母亲，整个身躯已轻得没了多少重量，让我觉得背上背的不是母亲，而是母亲身上穿的所有冬衣。
母亲刚住进医院特护后不久，就常说她要回家。我那时已有了单位，又正值年关，演出频繁。但只要演出结束后，我一出机场车站，头一件事便是直奔医院去看母亲。有时，一日三次，仍嫌太少……
经过化疗的母亲已形容枯槁，不成人形。几句话后，就疲劳至极，昏睡过去……那天中午，我坐在母亲床边，时间久了，自己也趴在床栏上沉沉睡去。没过多久，突然就被母亲那熟悉的梦魇尖叫声惊醒。母亲的尖叫声早已没了旧时的锐利与恐惧，那时续时断的厉喊，此刻变成了呻吟。我轻轻地摇醒母亲，用毛巾擦去她额头上沁出的汗珠，轻声问道：“妈，您又做噩梦了？”母亲虚弱地答道：“我梦见一个黑衣人……不停地和我说，跟我走吧……”
人类的文化记忆，人种的文脉认同，常是一个民族心灵史的赓续。中国历朝历代杰出的诗人墨客，每将笔端定格于“子曰诗云”中的乡愁，便好似天赐，竟有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神来之笔，将一个炎黄子孙终生挣脱不去的乡愁，写到极致。
多少年来，在我这个半生漂泊的歌者心里，唯有台湾诗人余光中的《乡愁》，竟让我每吟每泣：“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
二
那时的我，垂髫之年，启蒙伊始。每天晨起，母亲即令我背诵《朱子家训》：“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并亲自检点。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虽从不逼我，却目光锋利，足以使我不寒而栗。再大一些，我便背诵《诗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所以，我比别的孩子早蒙，且常问母亲，何谓“窈窕淑女”？母亲虎下脸来：“等你长大，就知道了……”靠爬格子活命的父亲，说母亲对我操之过急，难道《诗经》背完，再背《春秋》《论语》？于是，她只有作罢。但稍后，她又叫我背《三字经》，我觉得好玩，嘎嘣一气三个豆：“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我若背得流畅，换回的即是母亲满脸的暖意。于是，临街的百年老店里，那三个刚出屉的葱肉包子，便是对我足额的赏赐。但我若是背得苦涩，早餐即被母亲夺去。晚上睡前，我要“描红”，多是颜真卿的书法。后来我临摹，母亲为我找的却是柳公权的字。我临摹得出色，母亲便答应，周末让父亲骑车带我去郊外兜风，去野河里钓鱼，她则去中菜市割肉买虾，打打牙祭。那时，我练着书法，常听见母亲在一旁嘟囔着“颜筋柳骨，字是人的门面”云云……那时，我觉得母亲在说鸟语，只是觉得“颜筋柳骨”念在嘴里，仿佛庐州府的蜜饯，嚼着带劲儿。
入小学后，三餐之前，我的临摹变成了默写和背诵唐诗宋词，写好背熟，赏钱五分。背写不优，母亲立即撤去桌上那碗得我外婆真传、令我入口即化的梅菜扣肉。于是，为了那曾比我八辈祖宗都亲的扣肉，我曾背得风生水起：“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至此，我便可以状如饕餮，大快朵颐。每有作家邻居赞誉我时，我那出身上海滩钟鸣鼎食之家的母亲，就笑吟吟地对夸我的人说：“到阿拉屋里厢漆雅歪（吃晚饭）。”今天，倘若我一路将“颜筋柳骨”支撑下来；那时，假如我咬紧牙关，把“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唐诗宋词，当成农民“食为天”的庄稼去种———眼下，我决不会仅仅是一个歌者！
我在混沌中长大，又在荒诞不经的莫名其妙中，离开省城，入马鞍山话剧团演戏。弱冠之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去学歌剧，临行前，竟对这个号称“江南一枝花”的明珠之城的印象，除了那一望不尽的钢厂，再就是江边的采石矶旁，还有一座诗仙李白的衣冠冢。
三
沐浴了十年的欧风美雨，年逾不惑的我再归故城庐州。
百年老店的古匾新颜，现代酒保与时俱进的吆五喝六，餐桌上的酒池肉林，食客啸聚山林似的猜拳行令，竟让我屡屡情何以堪，又喜不自禁。我仿佛牛蛙犹在井底，深山辟谷至今，不食人间烟火一般活着。十年一觉西洋梦，醒来却换了人间，古风散尽？但这毕竟是故乡，尽管它邯郸学步，骨子里却离我很近。因为乡音难改，包公祠里的牌位在供，明教寺里的晨钟悠悠，张辽“大战逍遥津”的宝刀不老，三孝口的碑文“节考”犹新，晚清重臣李鸿章曾纵横半街的相府幽深；因为肥西老母鸡的汤鲜，臭豆腐干的炸香，淮上酒家的西点，梅山路上的徽菜，小刘瓜子的留香，寻常人家窗框上的咸鱼腊肉，中菜市里的雪里蕻……哪一件不还是合肥方言中的“真得味”，百姓餐桌上传统的佳肴“鲜的没根”？于是，我便开始了在这阔别了十年的故土上，那并不刻意的寻找。但寻找什么？我茫然无知。
故乡人能否听懂鸟语般的西洋歌剧？土鸡在火鸡堆里争粮夺食的尴尬与挣扎，仿佛都是夏商殷周，武王伐纣。直叫我大有一种“文脉既隐，小丘称峰；健翅已远，残羽充鹏”的诚惶诚恐。但细细品来，又不值得如此劳神。历朝历代，游子荣归故里，又有哪一个不被“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浓汤灌晕，一觉醒来，不还是“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于是，一位身价过亿的发小，深刻地对我说：“你在洋邦列国唱过，但回家不唱，就是数典忘祖。想在哪儿唱？说！”他一言九鼎，我脱口而出：“江淮大戏院。”他说：“为何？”我说：“怀旧！”他又说：“你就不怕唱到一半，顶上掉下一块皖砖徽瓦？”我答：“能比罗马歌剧院的古砖还重？”
一架钢琴，一位“徽派”弹奏高手，一个得过国际声乐金奖的故乡新宠，踩着台上吱吱呀呀的地板，面对千余故人新秀、发小老叟，在这方曾是我垂髫时的记忆，新安文化的集散之地，徽派文脉的精神领域，刚低吟浅唱，又黄钟大吕，才如诉如泣，又穿越绝壁，又一次接上了故乡的地气，温故了黄梅戏的销魂，花鼓灯的荡气，倒七戏的悲切，四句推子的空灵，拉魂腔的窍走。然，我的曲目中，确有德意英法的“鸟语”，西洋歌剧咏叹的调律，但冥冥之中，我却怎么也挣脱不了那无形而强劲的民俗地气。那时的台下，每一位听众，仿佛都变成了“淮军”的死士，谁管你唱得好孬，只要发声，掌声吼声便众志成城，竟是余音绕梁，神鬼无语，大厦将倾。这样的独唱会，我终生不遇。然，除了我的看家本事，自然多是有关乡愁的歌曲。每每唱至于右任的《望乡词》，艾青的《我爱这土地》，我就鼻塞泪涌，“武功”废弛，这时，听众席里便有了嘤嘤的啜泣。
回到德国，我又遁入了佶屈聱牙的歌剧背诵，在劫难逃的孤独寂寞。熬受不住了，就给家里打越洋电话，却又不敢纵情。
四
一方矮矮的坟墓啊，外头的儿子还是盛年，母亲却长眠在里头。世上还有再短的文字，能把阴阳两界的大悲大恸，写得如此的无奈与沉痛？倘若一个人，没有失去过母亲，决不会有这样的万般无奈，更不可能有如此深刻的沉痛。
母亲落草时，恰逢外公在上海滩发财，他从一家米店的小伙计，直到一把抓下去，便能估出掌中的大米约有几两几钱之后，就东渡扶桑学习羊绒产品制造工艺。重返上海后，他就开办羊绒衣帽工厂，几度春秋，终成富翁。于是，遂将我母亲视为财神。可宁波人的规矩甚多，贵客临门，孩子不许上餐桌。但我母亲不管，谁要悖她，地板上一滚，外公那里，万事皆休。我母亲虽有女佣侍候，教会学堂读书汽车接送，家里有好吃的，为她独留一份，但她洁身自好，不仅品学兼优，而且督促兄妹读书，严格得要紧。我曾问母亲为何那样的早悟？她答这一切源自她的母亲。 外婆出身贫寒，虽少时读过私塾，又是三寸金莲，文化不厚，却知道叫母亲每天晨起，放声背诵元代曹伯启的《子规》，清代朱用纯的《朱子家训》。晚睡前，自然是临柳公权和颜真卿。外婆虽足不出户，却做一手好菜，且手不清闲，眼里有活。用人擦过的桌椅橱柜，洗过的锅碗瓢盆，她有时还要颠着小脚，再擦拭一遍。一桌人吃饭，谁的碗里掉出米粒，外婆便逼那人捡起吃掉。每年，外婆都要将家里不用的东西，穿旧的衣服，寄给宁波老家的穷苦亲戚……
母亲并未讲过有关外婆的太多事迹，但在我的印象中，外婆是一个善良俭朴、知书达理的典型旧时女人。后来外婆早逝，外公迎娶“四民银行”老板的女儿。后母为外公又添六子，但她从不教育，却嗜好麻将舞会，过着晨昏颠倒的日子。于是，我的母亲，就成了前后十二位兄妹的“学监”与启蒙老师。后母对“学监”很用心很尊重。母亲对后母既冷淡又钦佩———因为后母经常虐待我的两个小舅，又因为后母能把《红楼梦》倒背如流。
母亲十六岁时，后母得了一种不治的怪病，临死前，将自己所有藏书赠与我母亲，并泣不成声地攥紧我母亲的手“托孤”，恳求我母亲抓紧她六个孩子的学业，若不答应，死不瞑目……旧时的人死了，讲究法师超度，活人守灵。那晚风高月黑，该我母亲守灵，躺在棺椁里的后母，陡然嘘出一口长气，竟双目圆睁，直直坐起。我母亲见状，认定“诈尸”，吓得尖叫几声，魂飞魄散，颠得状如脱兔……
多少年后，我偶尔回国省亲，每当母亲提及我儿时的顽劣，面对更加缩小衰弱的母亲，我总是羞愧难当，无地自容。因为母亲经剖腹产后，才产下我这个十余斤重的浑种。因为，在“跑反”上海的那个夏日里，我为了一块“光明牌”的八毛钱冰砖，紧抱一根电线柱子，杀猪似的鬼哭狼嚎。那时举债度日的母亲，已根本无力掰开我的手臂，她在百般无奈之中，搜尽身上所有零钱后仍差几文，一个旧时的大家闺秀竟在连连向售货员的鞠躬中，取回冰砖，一直看着我大口吃尽……当我进京考学时，住亲戚家在外插队女儿的一间小房，时间久了，招人厌恶。母亲便将全月工资买上礼品，连同那封任何人读后都会动容的长信，一同寄往北京。而那时，我常常想象出头发花白的母亲，孤灯之下，用粘贴稿纸用的胶水，双手微颤，粘合尼龙袜子的破洞。当我拿到美国音乐学院的录取通知，因无保人，难以成行，母亲就在几夜失眠之后，终于给她“讳莫如深”了几十年的“海外关系”写信。
母亲年岁愈大，愈加少言寡语，谨慎内敛。但谁若要把她惹恼，她才不管你是多大的领导，一句话刺得对方跺脚蹿跳……我考上最高音乐学府后，母亲的业余作者连得国家、省内大奖，只要有人夸她，她顶多莞尔一笑。但同事若夸她儿子，这还得了，她仍像从前一样，立马请你到“阿拉屋里厢漆雅碗（吃晚饭）”。
母亲在我即将出国前夕，耳朵变得更灵，胆子变得更小。晚上，走廊里一有杂声，她立即像一只母鹿，竖起耳朵，仔细聆听。睡前，她总是检查几遍煤气是否关好，门窗是否锁牢，水龙头是否拧紧，吃剩的饭菜是否存进冰箱，床头的小桌上，是否确实摆着小瓶的安眠药……我从小到大，最不怕的就是母亲，因为，不管我再怎么浑蛋，母亲从不骂我揍我。但我最怕的，却是她那锋利的目光和短促的语言，竟叫我锥心一般痛彻，刮骨似的悚醒。因为，她知道我自尊心极强，面子极薄……
五
当我彻底“海归”之时，已知天命。虽依旧豪气干云，但毕竟“落日西飞滚滚，大江东去滔滔，夜来今日又明朝，蓦地青春过了”。那时母亲身体里的癌变，已逐渐扩散，人变得佝偻孱弱，气色暗涩，顶上毛发稀疏，脸庞上眼眶走形，让我完全对不上母亲中年时面色红润、中气十足的模样……
已有二十年不曾与母亲朝夕相处的我，拼着命似的想把二十年攒下的孝心，在一个早晨用尽。我常常买些母亲最喜爱吃但百姓不敢问津的东西，弄出些滑稽和幽默，讨母亲开心。但每次母亲都说：“你在外国发洋财了？我得的可是糖尿病。”
母亲每天起床后，仍旧把自己仔细梳洗一番，风度如昨，体面如旧。她常在被我逗得开怀大笑之中，五官错位，竟像是在哭泣。病入膏肓的母亲，常常一个人冲着床头柜上放着的外公照片发呆。呆着呆着，就落下泪来。但她那被泪水一路涌过的脸颊和嘴唇，好似又在微笑。母亲根本不想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灯枯油尽。我看得出来，她在努力着，将每一天都活得体面，讲究，干净。
母亲对我的关怀，虽话语不多，却事事都让我铭记在心。那夜，我偶感风寒，昏昏睡下，但间或仍有干咳。老母亲便一步一挪，扶着白墙移下楼梯，一手握瓶“蛇胆川贝液”，另一只手抖抖颤颤地端着一杯温开水，几经挪移，推门进来。就在她刚刚接近我脑袋的须臾，还未开口，竟将整整一杯温开水抖翻在我的头上……母亲盯牢我喝尽药汁，颤颤巍巍地离去后，我用枕巾几下擦干面颊脖颈上的水渍，却怎么也揩不去眼里的水雾，腮上的泪痕。
母亲最后一次去医院检查后，主治医生面色严峻地对我说：“你母亲必须立即住院特护，她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那天是冬至，出租车在外面等着，我和父亲用围巾、绒帽和大衣，将小老太太活活地裹成了一个厚厚的粽子。出门前，我突然对她说：“妈，让我背您出去。”她说：“我能走，又不是第一次住院。”父亲说：“孩子长到这么大，从来没有背过你，你就让他背一次吧！”
我背着母亲，出家门，过走廊，到车前，总共不到一分钟。但这短短的一分钟在我的感觉中，仿佛有二十年的漫长。因为我背上的母亲，整个身躯已轻得没了多少重量，让我觉得背上背的不是母亲，而是母亲身上穿的所有冬衣。
母亲刚住进医院特护后不久，就常说她要回家。我那时已有了单位，又正值年关，演出频繁。但只要演出结束后，我一出机场车站，头一件事便是直奔医院去看母亲。有时，一日三次，仍嫌太少……
经过化疗的母亲已形容枯槁，不成人形。几句话后，就疲劳至极，昏睡过去……那天中午，我坐在母亲床边，时间久了，自己也趴在床栏上沉沉睡去。没过多久，突然就被母亲那熟悉的梦魇尖叫声惊醒。母亲的尖叫声早已没了旧时的锐利与恐惧，那时续时断的厉喊，此刻变成了呻吟。我轻轻地摇醒母亲，用毛巾擦去她额头上沁出的汗珠，轻声问道：“妈，您又做噩梦了？”母亲虚弱地答道：“我梦见一个黑衣人……不停地和我说，跟我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