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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和罗斯福总统夫人爱莲娜见过面，在肯尼迪手下当过差，熟悉华府政要；脍炙人口的经典轻喜剧《当哈利遇上莎莉》、《西雅图不眠夜》、《电子情书》全部出自她手，使她三度获得奥斯卡最佳剧本提名；可能因为人生经历过于丰富，美国文、政、影坛三栖奇女子诺拉·埃芙蓉才会感叹：“我什么都不记得”！近日她以此话为题出版新书，畅谈自己一生的种种趣味琐碎。
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当被问到如果她现在能重新开始作家生涯，是否会开通博客，69岁的诺拉·埃芙蓉（Nora Ephron）笑着说道：“如果我再年轻一点，像我这样总有话要说个不停的人，一定会写博客。”她的新书《我什么都不记得》由23篇文章组成，诺拉以拉家常的方式，从反越战游行写到日常起居，从《新闻周刊》的工作写到自己的亲朋好友，在经历了人生种种跌宕起伏之后，她的文字愈发平易近人，幽默可亲。
一门四女子，都是剧作家
无论是从职场上看，还是从个人生活上看，诺拉的人生就像一面镜子，反映出了美国女性过去半个世纪的解放史。而她的新书，正是这面镜子中最闪光的一个亮点。
诺拉出生在纽约一个犹太家庭，由于她的父母亨利和菲比都靠写剧本在好莱坞打拼，因此诺拉的青少年时代都是在西岸纸醉金迷的贝弗利山度过的。可能是在家庭遗传和生活环境的双重影响下，诺拉和她的3个妹妹全都是剧作家和小说家。正因如此，这个满门都是才女的家庭有很多独特之处。诺拉的母亲就曾说过：“天下剧本一大抄”，不过这里的“抄”并非指抄袭其他作品，而是抄袭“生活”。诺拉的妹妹达莉拉小时候曾经不小心把自己的头卡在了家里楼梯的铁栏杆里，结果8个月之后，这个桥段就出现在了父母为导演基米·斯图尔特写的一部电影里。而晚餐桌则成了4个女儿较量谁更能口吐莲花的舞台，诺拉有时甚至会觉得，自己的家庭生活本身就是一部长得惊人的剧本。诺拉离开家，考取美国著名女子学校威尔斯利大学的经历，也被她父母改编成了一个南加州女孩到东岸求学的家庭剧。本来诺拉对此毫不知情，直到有一天，她发现电影中女主角的台词居然和自己写给父母的信一模一样，而影片中扮演她的是芭比般的金发女郎桑德拉·迪——这可不是威尔斯利才女希望自己成为的形象。
“虽然事情已过去了50年，但我还是一直很好奇，为什么父母不告诉我引用了我在信里写的话，一想到这件事我就想笑，它令我兴奋。我希望我的父母能获得很多成功，很多快乐。”诺拉在新书中这样写道。
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诺拉父母在中年以后，竟双双染上了酒瘾。正如她所说的：“酒鬼父母让人困惑，他们是你爸妈，所以你爱他们，但他们酩酊大醉时，却又如此可恨。”1971年，57岁的母亲菲比因酒精中毒去世，即便如此，在她弥留之际，还在告诉女儿说：“赶快记笔记。”
由于家庭传统使然，诺拉也颇具把悲剧变喜剧的能力。2000年在她父亲去世8年之际，她又将父亲的故事“复活”在了自己的电影《来电传情》（Hanging up）中，讲述一名酒鬼剧作家日益严重的老年痴呆症，让3个女儿生活陷入混乱的家庭故事。
知道“深喉”身份的第五人
“水门事件”成就了她，让她获得了第一份真正的编剧工作。
诺拉一共结过三次婚，她的第一任丈夫和现任丈夫都是剧作家，最富戏剧性的，莫过于她和第二任丈夫，美国历史上最著名和最重要记者之一、“水门事件”报道者卡尔·伯恩斯坦的恩怨纠葛。
诺拉和伯恩斯坦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结合，此后不久，供职于《华盛顿邮报》的伯恩斯坦便因和同事鲍勃·伍德沃德一起，揭露了共和党总统尼克松为寻求连任，在华盛顿水门大厦共和党办公室安装窃听器的丑闻，最终导致了尼克松提前辞职。而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也因为此事，永垂美国新闻史册。后来诺拉应丈夫要求，帮助鲍勃把揭露“水门事件”全过程的纪实文学《惊天大阴谋》（All the President's Men）改写成了剧本，交给了大导演威廉姆·古德曼。虽然诺拉的剧本最终并未被古德曼全部采用，但这是她获得的第一份真正的编剧工作。
在第一个儿子雅各布出生后，1980年诺拉怀上了第二个儿子麦克斯。然而在她怀孕期间，却传来了伯恩斯坦出轨的丑闻，而且对方还是两人共同的朋友、有夫之妇、英国女政治家玛格丽特·杰（当时驻美国的英国大使夫人，后来英国工党的著名女领袖和劳动部大臣）。诺拉曾一度痛苦得和玛格丽特的丈夫抱头痛哭，但她很快找到了“宣泄出口”。1983年，诺拉把这段三角恋写进了半自传体小说《心火》（Heartburn）中，把丈夫化身的男主角写成了“能和百叶窗做爱”的变态狂。这本书大受欢迎，并且在1986年被改编成同名电影，捧红了现在的老戏骨、“普拉达女魔头”梅尔·斯特里普。诺拉虽然情场失意，但这本书让她的戏剧创作事业一炮而红，她用得到的版税买了大房子，而伯恩斯坦则一度为此暴跳如雷，恐吓要控告这部电影，却最终不了了之。
许多年来，关于“水门事件”的谜团有很多，其中最扑朔迷离的就是谁是向记者提供情报的告密者—代号为“深喉”的人？据说世界上只有4个人知道“深喉”的真正身份—参与报道的两名记者、时任《华盛顿邮报》的主编本·布拉德利，还有就是“深喉”自己。然而，随着诺拉和伯恩斯坦关系交恶，她几度声称自己是猜中“深喉”身份的第五人。因为根据伯恩斯坦当时留下的一些线索，他经常和一个称之为“朋友”的人联系，名字是“马克·菲尔特（Mark Felt）。但有趣的是，当时诺拉并未引起媒体的注意，以至于很多年以来，“深喉”的身份一直成谜。直到2008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前二把手，95岁的马克·菲尔特本人在弥留之际，向社会公布了自己就是“深喉”，才证实了诺拉当年所言不虚。
“选择性失忆”
问题是，如果有些事你已经记不得了，那么那些事情真的发生过吗？这是诺拉在《我什么都不记得》之中，提出的一个关于年龄和人生的命题：“从某种意义而言，我浪费了自己的生命，毕竟如果连自己都不记得了，那么还有谁能替我想起呢？”
在她的新书中，诺拉给出了两个单子，一个是“她死后不会想念的事情”：电子邮件、福克斯新闻网、变干的皮肤、每晚必须的卸妆；另一个则是“死后会想念的事情”：孩子、丈夫、早晨做的鸡蛋卷和感恩节大餐。
人生苦短，诺拉最理想的状态就是“选择性失忆”，而在她一生中，和政治相比，诺拉更钟情于传媒和写作，而她始终认为，自己真正的角色是一名记者。从威尔斯利女子大学毕业后，诺拉曾获得了在白宫为肯尼迪总统工作的实习生职位，但她更喜欢写些讽刺性的文章，因此开始了在《纽约时报》为期5年的记者生涯；她虽然认为和罗斯福夫人爱莲娜这位“伟大的女性”会面非常荣幸，但已经完全想不起这位前第一夫人对她都说了些什么；她挖到了流行音乐巨星鲍勃·迪伦和第一任妻子萨拉秘密结婚的八卦，却在采访反越战游行中，为了和情人幽会而一晌贪欢，错过了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时机。
在大多数人面对一道道人生的选择题瞻前顾后，或是被贪欲蒙住双眼，总是“渴望”更多的时候，诺拉却潇洒地挥一挥衣袖，宁可“什么都不记得”。那些让她失望、倒胃口的人和事，比如政客、前夫，似乎从来没真正困扰过她，反倒成了她自嘲自解的好素材。可能这就是她看起来根本不像快70岁的人的原因。现在，她每天依旧神采奕奕地穿着一条黑色紧身裤出现在纽约麦迪逊大道的美发沙龙里，观察自己，观察别人，然后把连珠妙语变成铅字。 ■
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当被问到如果她现在能重新开始作家生涯，是否会开通博客，69岁的诺拉·埃芙蓉（Nora Ephron）笑着说道：“如果我再年轻一点，像我这样总有话要说个不停的人，一定会写博客。”她的新书《我什么都不记得》由23篇文章组成，诺拉以拉家常的方式，从反越战游行写到日常起居，从《新闻周刊》的工作写到自己的亲朋好友，在经历了人生种种跌宕起伏之后，她的文字愈发平易近人，幽默可亲。
一门四女子，都是剧作家
无论是从职场上看，还是从个人生活上看，诺拉的人生就像一面镜子，反映出了美国女性过去半个世纪的解放史。而她的新书，正是这面镜子中最闪光的一个亮点。
诺拉出生在纽约一个犹太家庭，由于她的父母亨利和菲比都靠写剧本在好莱坞打拼，因此诺拉的青少年时代都是在西岸纸醉金迷的贝弗利山度过的。可能是在家庭遗传和生活环境的双重影响下，诺拉和她的3个妹妹全都是剧作家和小说家。正因如此，这个满门都是才女的家庭有很多独特之处。诺拉的母亲就曾说过：“天下剧本一大抄”，不过这里的“抄”并非指抄袭其他作品，而是抄袭“生活”。诺拉的妹妹达莉拉小时候曾经不小心把自己的头卡在了家里楼梯的铁栏杆里，结果8个月之后，这个桥段就出现在了父母为导演基米·斯图尔特写的一部电影里。而晚餐桌则成了4个女儿较量谁更能口吐莲花的舞台，诺拉有时甚至会觉得，自己的家庭生活本身就是一部长得惊人的剧本。诺拉离开家，考取美国著名女子学校威尔斯利大学的经历，也被她父母改编成了一个南加州女孩到东岸求学的家庭剧。本来诺拉对此毫不知情，直到有一天，她发现电影中女主角的台词居然和自己写给父母的信一模一样，而影片中扮演她的是芭比般的金发女郎桑德拉·迪——这可不是威尔斯利才女希望自己成为的形象。
“虽然事情已过去了50年，但我还是一直很好奇，为什么父母不告诉我引用了我在信里写的话，一想到这件事我就想笑，它令我兴奋。我希望我的父母能获得很多成功，很多快乐。”诺拉在新书中这样写道。
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诺拉父母在中年以后，竟双双染上了酒瘾。正如她所说的：“酒鬼父母让人困惑，他们是你爸妈，所以你爱他们，但他们酩酊大醉时，却又如此可恨。”1971年，57岁的母亲菲比因酒精中毒去世，即便如此，在她弥留之际，还在告诉女儿说：“赶快记笔记。”
由于家庭传统使然，诺拉也颇具把悲剧变喜剧的能力。2000年在她父亲去世8年之际，她又将父亲的故事“复活”在了自己的电影《来电传情》（Hanging up）中，讲述一名酒鬼剧作家日益严重的老年痴呆症，让3个女儿生活陷入混乱的家庭故事。
知道“深喉”身份的第五人
“水门事件”成就了她，让她获得了第一份真正的编剧工作。
诺拉一共结过三次婚，她的第一任丈夫和现任丈夫都是剧作家，最富戏剧性的，莫过于她和第二任丈夫，美国历史上最著名和最重要记者之一、“水门事件”报道者卡尔·伯恩斯坦的恩怨纠葛。
诺拉和伯恩斯坦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结合，此后不久，供职于《华盛顿邮报》的伯恩斯坦便因和同事鲍勃·伍德沃德一起，揭露了共和党总统尼克松为寻求连任，在华盛顿水门大厦共和党办公室安装窃听器的丑闻，最终导致了尼克松提前辞职。而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也因为此事，永垂美国新闻史册。后来诺拉应丈夫要求，帮助鲍勃把揭露“水门事件”全过程的纪实文学《惊天大阴谋》（All the President's Men）改写成了剧本，交给了大导演威廉姆·古德曼。虽然诺拉的剧本最终并未被古德曼全部采用，但这是她获得的第一份真正的编剧工作。
在第一个儿子雅各布出生后，1980年诺拉怀上了第二个儿子麦克斯。然而在她怀孕期间，却传来了伯恩斯坦出轨的丑闻，而且对方还是两人共同的朋友、有夫之妇、英国女政治家玛格丽特·杰（当时驻美国的英国大使夫人，后来英国工党的著名女领袖和劳动部大臣）。诺拉曾一度痛苦得和玛格丽特的丈夫抱头痛哭，但她很快找到了“宣泄出口”。1983年，诺拉把这段三角恋写进了半自传体小说《心火》（Heartburn）中，把丈夫化身的男主角写成了“能和百叶窗做爱”的变态狂。这本书大受欢迎，并且在1986年被改编成同名电影，捧红了现在的老戏骨、“普拉达女魔头”梅尔·斯特里普。诺拉虽然情场失意，但这本书让她的戏剧创作事业一炮而红，她用得到的版税买了大房子，而伯恩斯坦则一度为此暴跳如雷，恐吓要控告这部电影，却最终不了了之。
许多年来，关于“水门事件”的谜团有很多，其中最扑朔迷离的就是谁是向记者提供情报的告密者—代号为“深喉”的人？据说世界上只有4个人知道“深喉”的真正身份—参与报道的两名记者、时任《华盛顿邮报》的主编本·布拉德利，还有就是“深喉”自己。然而，随着诺拉和伯恩斯坦关系交恶，她几度声称自己是猜中“深喉”身份的第五人。因为根据伯恩斯坦当时留下的一些线索，他经常和一个称之为“朋友”的人联系，名字是“马克·菲尔特（Mark Felt）。但有趣的是，当时诺拉并未引起媒体的注意，以至于很多年以来，“深喉”的身份一直成谜。直到2008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前二把手，95岁的马克·菲尔特本人在弥留之际，向社会公布了自己就是“深喉”，才证实了诺拉当年所言不虚。
“选择性失忆”
问题是，如果有些事你已经记不得了，那么那些事情真的发生过吗？这是诺拉在《我什么都不记得》之中，提出的一个关于年龄和人生的命题：“从某种意义而言，我浪费了自己的生命，毕竟如果连自己都不记得了，那么还有谁能替我想起呢？”
在她的新书中，诺拉给出了两个单子，一个是“她死后不会想念的事情”：电子邮件、福克斯新闻网、变干的皮肤、每晚必须的卸妆；另一个则是“死后会想念的事情”：孩子、丈夫、早晨做的鸡蛋卷和感恩节大餐。
人生苦短，诺拉最理想的状态就是“选择性失忆”，而在她一生中，和政治相比，诺拉更钟情于传媒和写作，而她始终认为，自己真正的角色是一名记者。从威尔斯利女子大学毕业后，诺拉曾获得了在白宫为肯尼迪总统工作的实习生职位，但她更喜欢写些讽刺性的文章，因此开始了在《纽约时报》为期5年的记者生涯；她虽然认为和罗斯福夫人爱莲娜这位“伟大的女性”会面非常荣幸，但已经完全想不起这位前第一夫人对她都说了些什么；她挖到了流行音乐巨星鲍勃·迪伦和第一任妻子萨拉秘密结婚的八卦，却在采访反越战游行中，为了和情人幽会而一晌贪欢，错过了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时机。
在大多数人面对一道道人生的选择题瞻前顾后，或是被贪欲蒙住双眼，总是“渴望”更多的时候，诺拉却潇洒地挥一挥衣袖，宁可“什么都不记得”。那些让她失望、倒胃口的人和事，比如政客、前夫，似乎从来没真正困扰过她，反倒成了她自嘲自解的好素材。可能这就是她看起来根本不像快70岁的人的原因。现在，她每天依旧神采奕奕地穿着一条黑色紧身裤出现在纽约麦迪逊大道的美发沙龙里，观察自己，观察别人，然后把连珠妙语变成铅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