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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位七旬老人身上，能感受到久违的大家礼仪：我们在楼下按响门铃，老人即伫立电梯口，静候来客；访谈间隙，尽管坐得有数步之隔，他挪动并不轻便的身躯，走过来为我们的茶杯倒满开水，临别时坚持送到电梯口看着我们进电梯……
东亚问题研究是他的职业，也是兴趣。对于当下热门的钓鱼岛、南沙等问题，他有自己的看法：“我们讲钓鱼岛问题，讲南沙问题，不是从国际法跟国际政治的角度去讲这些问题，都是从历史去讲：‘它自古以来都是中国的领土。’我们从这一点来捍卫这个领土，来演绎这个领土的意义。这个逻辑在西方是行不通的。”
职业工作之外，他最关心的还是近代史、祖父章太炎。
“我们生活在一个他无处不在的家庭里面。祖母很长寿，将近一百岁，在我四十多岁以后、1980年才去世。我们就是在这个家庭当中熏陶而来的。家里每间房里都是藏书，到‘文革’还维持，还有5个客厅。”
这个拥有5个客厅的家，就是章太炎在苏州锦帆路的住所。章太炎1934年从上海正式移居苏州，开办太炎国学讲习会，讲学和居住都在同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在当时还有一个院子，以及一个大花园——当然，现在已经拆得差不多了。
覆巢之下无完卵
幼时，每一个到来的长辈，都跟章念驰说起他的祖父。所有话题都从章太炎展开，谈其著作、活动，一切一切。自懂事起，章念驰就意识到自己有一个了不起的祖父。这种影响并未被新的教育方式取代。在那个年代，他成了“不可以教育好的孩子”。中学毕业的时候，章念驰的毕业评语写着：“政治立场模糊，家庭影响不轻。”
特殊的身份，如此沉重的评断，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无尽困扰，荒废了读书治学宝贵的光阴。
章门弟子朱希祖的儿子朱偰也有类似经历。建国后，朱偰任南京大学教授、江苏省文化局局长。他是柏林大学经济学博士，但写过很多关于历史的文章。
“像《金陵历史考》这些东西，没有人超越他。”章念驰说。
“朱偰的诗词比闻一多他们都要好得多得多，但他从来没有从事过文学。道理很简单，他从小在他父亲身边长大，父亲平时灌输他的东西、诗词文学，自小耳濡目染。一个人三四岁如果经常接触这些传统的诗词的话，自然而然长大以后会念会作。”
他话音一顿：“朱偰对于保护南京的历史界做了很大贡献，不亚于梁思成。最后为了这问题他被打成右派了。后来‘文革’的时候自杀了。遗言说：我没有错。”
章念驰感慨：“这就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良知。”
覆巢之下无完卵，章门弟子的后人不能幸免，章太炎的后人更不在话下。
首当其冲的还是章太炎。章太炎1936年在苏州去世后，国民政府承诺为其举行国葬，但由于日军侵华，不了了之，家人把他草草葬于苏州家中的后花园内。苏州沦陷后，日军闯进章宅，看见新墓，疑有陪葬宝物，要强行开挖。留守的老家人奋起阻止，遭到日军毒打。后来一个日本军官赶到现场，得悉是章太炎的墓后，喝退闹事士兵。
数日后，这位军官还前来祭奠一番，在墓旁立下一根木柱，上写“章太炎之墓”。从此之后，再没有日本士兵来此骚扰。
1955年，章太炎被迁葬至杭州西湖边上，与抗清名将张苍水之墓毗邻而居。“文革”期间，红卫兵一边欢呼着将章太炎封为“法家”、“最革命派”，一边将章墓夷为平地，将其遗体曝于荒野，一口楠木棺材也被劫走。
1971年，风雨飘摇，周建人路经章墓，看见满目疮痍，老泪纵横。久久伫立后，说：“我相信，我们的民族是一定会好起来的。”
父亲章导自1949年之后，就一直被进行“无休无止的劳改”。章念驰在上海求学、工作，大部分时间不能与他见面。
谈起那段经历，章念驰意寄沉慨：“‘文革’的结束，我们比别人更加懂得什么是种族歧视，什么是宗教信仰，什么叫家庭的影响，这些东西我们比任何人更懂得。当你被划为异类的时候，你该付出多少的代价。当这个时候你懂得路是靠自己去走的，你要教育好自己的子女你要付出多少的努力。所以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就有一个信念：你没有权利休息，你没有权利不努力。”
所有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遭遇，章念驰都品尝过，甚至更重，因为祖父是“资产阶级革命家”。
“我们不愿意再去谈这些事。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哀。中华民族自己翻过了这段历史。但这段历史会不会重演呢？还是会的。‘文革’重演也不奇怪，再来一次也照模照样，完全有这种条件——如果我们不记住历史的话，历史是很快重演的。”
他明确表态不愿去回忆那段历史，但多次欲言又止。他记住了历史，也记住了要往前看。
一个陌生人研究另一个陌生人
1978年，章念驰进入上海社科院，主要从事近代史的研究。对于他来说，看近代史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因为那“简直不像历史”。这种痛苦延续到了今天。
“《辛亥革命》这部电影，拍到章太炎，说他因《苏报》案被关在牢里，当他听到要被释放时，高兴得唱起‘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来，表达了他无限兴奋的心情……把章太炎变成那么一个浅薄的、投机钻营的、非常在意自己得失的人。这是非常悲哀的。一百年来，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研究，下降到如此的水平。”
章念驰的悲哀不无缘由。即便是学者的研究，也把更多精力、更多赞誉放到了孙中山的同盟会上，而不是章太炎的光复会。
“毫无疑问，在如今，被肯定的是同盟会，它是正宗，是孙中山的代表，今天还有巨大的政治影响，我们还要统一战线，还要统一台湾，还要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有巨大的政治需要，有一大批人是从事这项工作的。”
在章念驰看来，对于同盟会和光复会在历史上的关系与贡献，很多人“说不清”。
“辛亥革命100周年时，稍微可以说一点陶成章是被蒋介石谋杀的，这是辛亥革命90年、80年、70年时不敢说的话。而100周年时，人家开始说，宋教仁也是被他们（陈其美）杀死的。开始把真实的历史还原。但我们搞历史的，没人不知道是陈其美杀死的。我们不至于傻到这些问题都搞不清楚。陈炯明炮轰所谓的元帅府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出现了一些文章为他平反，来纠正历史。但是声音是很微弱的。” 对于从事祖父的研究工作，他一再强调自己是“一个陌生人研究另一个陌生人”，希望做到“断感情、汰华辞”——这也是章太炎自诂经精舍时代起就建立的宗旨。谈话当中，章念驰极少称“我的祖父”，而是径直说“章太炎”。
这个“陌生人”的最大心愿，就是希望能把祖父的全集补齐。4年前他中风一次，“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时间”，就把台湾问题的研究搁在一边，全力投往祖父全集的编辑工作上。
中风之前，他朝乾夕惕，要求自己每晚工作读书的时间不少于6小时，不工作到凌晨一两点就不心安。他着重提到，自己一步步通过考核成为教授，是上海市政府参事中惟一没有大学学历的人。如今身体状况不允许熬夜，他觉得“很惭愧”。
关于维新与革命，这位革命家的后裔完全不同意“君主立宪能促使中国成为第二个英国”的观点。他承认，近百年来中国人经受了各种革命的副作用，变得讨厌革命，但原因恰恰是人们对于那一段革命史并不熟悉，不清楚他们的理念，理解不了当时士人对晚晴政府的失望，无法感受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的悲情。
革命与维新，并非绝对不可变易，要看其是否具备时代合理性。在章念驰看来，中国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行的就是维新，在当时的情形下，比采取革命手段要好，这跟晚清的革命一样，都具备历史的合理性。
“写这段历史，不容易，很难。”
没人比鲁迅更了解章太炎
“有学问的革命家”，是鲁迅晚年最后的文章里对乃师章太炎的评价。这个评价被很多人引用，成为经典。
鲁迅未必是章太炎最得意的弟子。新近出的《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辑录了章氏在东京讲授《说文解字》时，弟子钱玄同、朱希祖、鲁迅三人的笔记，其中记得最好的是钱玄同，其次是朱希祖。章念驰说，“记得最没有功力的就是鲁迅，因为他不是研究这个的。”
章太炎的学问植基于小学（文字、音韵、训诂），仅是一部《说文解字》，他就读了72遍。在《苏报》案庭审现场，他曾利用小学素养把自己骂光绪的“小丑”二字解为“小孩子”、“小东西”，令法官瞠目。
但在章念驰看来，这并不影响鲁迅对章太炎的理解。鲁迅对老师的这一评价，有其深意。当时的国民政府，千方百计地想抹去光复会、章太炎对革命的贡献，于是强调他学术上的成就与贡献，把他定位为一个学术上的大儒，否定其革命贡献。
这种背景下，鲁迅执笔为老师辩诬。“为什么鲁迅一生很少赞颂孙中山，为什么鲁迅一辈子不原谅蒋介石，这都跟他和老师的经历有关……一部革命史变成了一党党史，这是最大的悲哀。”
自然，谈到章太炎，不能不谈到孙中山。章念驰说，“孙中山跟其他所有人拍的照片，都是坐在中间的，从来不会让在边上。但只要跟章太炎坐在一起拍照，都是章坐在中间，孙坐在旁边。孙中山一生的著作从来没有请其他人写过前言序言，但是他最重要的四篇文章都是章太炎写的序言。”
章念驰之语并非虚言。辛亥之前，章士钊曾编写《孙逸仙》一书，他说：“其时天下固懵然不知孙氏为何人也。”孙本人20世纪初期在日本，也并不受留学生、华侨的待见，其间偶然来往的人，对孙也总是“觉得奇怪，要来看古董，并没有热心救汉的意思”。因《苏报》案被囚的章太炎为此书撰写题辞。而孙中山自此“一经品题，声价百倍”。
在当时最上流的知识精英中，康、梁把孙视为陈胜、吴广般的草莽，不与同流。有了章太炎和章士钊的追捧，孙中山才得以声名鹊起。不过，正如余英时所言，在革命后期，孙中山变得更加重视会党人物，对于革命早期的知识精英，则渐渐疏远。
尽管分歧多多，孙中山病危时，深谙中医的章太炎还曾焦急地为他开了个药方，但为时已晚。孙中山逝世后，章太炎希望能为其写墓志铭，认为“其墓志铭唯我能胜，亦只有我有资格写”。这一意愿因遭到蒋介石反对而作罢。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人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尽管还存在，但已远逊此前。这也是上世纪20年代末国民政府没收章太炎祖屋的一个“远因”。
我们后辈都是庸才而已
日本学者河田悌一称章太炎为“否定的思想家”。这大概是除了世俗层面的“章疯子”之外，章太炎的另一著名“标签”。章太炎在那个时代的学人中显得“摇曳多姿”：反儒，反立宪，反代议，反袁世凯，反国民党，反北洋军阀，反共，反白话文……
章念驰说：“作为一个思想家，他是很可悲的。作为一个思想家就意味着他要超越一般常人，而超越一般常人首先需要看到一个新生事物一些负面的地方。所以他的特点就是早上还在歌颂新的主义的时候，晚上就已经开始反对这个主义后面一些阴影的东西。”
“往往大的思想家都是如此，没有大的思想家是一贯如一的。”
记者追问：“太炎的各种反对背后，有哪些一以贯之的理念或立场？”
章念驰承认，这是他觉得祖父有所欠缺的地方，也是那个时代的人的特点，“他们赞成一种新的主张有余，反对负面的东西也非常充分，但他们建立新东西的能力是不够的。在反对一个旧东西的时候，提供一个新的思想、一个新的逻辑和背景，他们往往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就这一点，他希望为祖父说上两句，似乎也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即便如此，章念驰还是很自信，认为章太炎是不需要刻意纪念的，因为自然会有人纪念他。在他眼中，没有人比祖父章太炎更爱这个国家，“爱这个国家的文化，爱这个国家的人民；在学问思想上，章太炎是一座富矿，取之不尽。”
“大师以后没有大师，大树底下长不出大树。一棵大树底下，多少个时代，都再也长不出一棵大树，余荫之下不出大树。所以我们后辈都是一些庸才而已。”
在2006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等机构主持的“国学大师”评选中，入选的蔡元培、鲁迅等人，是否具有国学大师的能力，都有争议，惟独章太炎最无争议。章太炎殁后，最有能力继承其学问的黄侃，因为早逝，未能留下专门著作；其次是钱玄同，然而却早早“背叛师门”，成为“疑古君”（周作人语）。其余的弟子如朱希祖等，虽然在学术上成绩斐然，然而均未能在气象上逼近章太炎。
至于今人，则更是自郐而下。
曾有博士生因为要做关于章太炎的论文来拜访章念驰。对于章念驰来说，和博士生交流，显然比接待媒体朋友更舒心，媒体总问些幼稚皮毛的傻问题，更关注那些奇闻轶事。
章念驰说，这些博士生做的论文都很像样，不过，“他们最后都变成了第二个章太炎，疯疯傻傻的章太炎。”
“怎么讲？”
“他们大致上不会有什么手段去争点小权，因为章太炎的学问太深了，要他耗尽所有的精力和能力，所以他们思想是很富有的，著作是非常受人尊敬。但是呢，普遍就是穷书生。唉。”
（感谢章太炎故居的王永翔先生、费杰先生协助采访，实习记者罗杵增对本文亦有贡献）
章太炎有3个女儿、两个儿子。3个女儿为原配王氏所生，她们名字的读音都令人非常头疼：章?（lǐ），章叕（zhuó），章?（zhaň）。王氏去世后，章太炎于1913年和汤国梨结婚，生下两个儿子，长子章导，次子章奇。
章导和章奇，一个从事土木工程，一个学了化学，都与乃父名世的学问不沾边。次子章奇1948年去了美国，单身无子，目前已近百岁高龄，在美国的养老院颐养天年。长子章导与母亲迎接了新政权的到来，5个子女也在红色中国里成长，他们分别是：章念祖、章念辉（女）、章念驰、章念靖（女）、章念翔。
3个男孙只有一个儿子，已经快50岁，单身至今，并无子嗣。从传统理念上来看，太炎的直系后裔，戛然止于曾孙一辈。
章太炎孙辈5人，志业各异，只有章念驰从事的工作与祖父最接近。他出生于1942年，1978年起进入上海社科院，从事近代史研究兼《章太炎全集》的整理出版工作，此外还担任东亚研究所所长一职，是上海市政府参事，至今仍在工作。
东亚问题研究是他的职业，也是兴趣。对于当下热门的钓鱼岛、南沙等问题，他有自己的看法：“我们讲钓鱼岛问题，讲南沙问题，不是从国际法跟国际政治的角度去讲这些问题，都是从历史去讲：‘它自古以来都是中国的领土。’我们从这一点来捍卫这个领土，来演绎这个领土的意义。这个逻辑在西方是行不通的。”
职业工作之外，他最关心的还是近代史、祖父章太炎。
“我们生活在一个他无处不在的家庭里面。祖母很长寿，将近一百岁，在我四十多岁以后、1980年才去世。我们就是在这个家庭当中熏陶而来的。家里每间房里都是藏书，到‘文革’还维持，还有5个客厅。”
这个拥有5个客厅的家，就是章太炎在苏州锦帆路的住所。章太炎1934年从上海正式移居苏州，开办太炎国学讲习会，讲学和居住都在同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在当时还有一个院子，以及一个大花园——当然，现在已经拆得差不多了。
覆巢之下无完卵
幼时，每一个到来的长辈，都跟章念驰说起他的祖父。所有话题都从章太炎展开，谈其著作、活动，一切一切。自懂事起，章念驰就意识到自己有一个了不起的祖父。这种影响并未被新的教育方式取代。在那个年代，他成了“不可以教育好的孩子”。中学毕业的时候，章念驰的毕业评语写着：“政治立场模糊，家庭影响不轻。”
特殊的身份，如此沉重的评断，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无尽困扰，荒废了读书治学宝贵的光阴。
章门弟子朱希祖的儿子朱偰也有类似经历。建国后，朱偰任南京大学教授、江苏省文化局局长。他是柏林大学经济学博士，但写过很多关于历史的文章。
“像《金陵历史考》这些东西，没有人超越他。”章念驰说。
“朱偰的诗词比闻一多他们都要好得多得多，但他从来没有从事过文学。道理很简单，他从小在他父亲身边长大，父亲平时灌输他的东西、诗词文学，自小耳濡目染。一个人三四岁如果经常接触这些传统的诗词的话，自然而然长大以后会念会作。”
他话音一顿：“朱偰对于保护南京的历史界做了很大贡献，不亚于梁思成。最后为了这问题他被打成右派了。后来‘文革’的时候自杀了。遗言说：我没有错。”
章念驰感慨：“这就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良知。”
覆巢之下无完卵，章门弟子的后人不能幸免，章太炎的后人更不在话下。
首当其冲的还是章太炎。章太炎1936年在苏州去世后，国民政府承诺为其举行国葬，但由于日军侵华，不了了之，家人把他草草葬于苏州家中的后花园内。苏州沦陷后，日军闯进章宅，看见新墓，疑有陪葬宝物，要强行开挖。留守的老家人奋起阻止，遭到日军毒打。后来一个日本军官赶到现场，得悉是章太炎的墓后，喝退闹事士兵。
数日后，这位军官还前来祭奠一番，在墓旁立下一根木柱，上写“章太炎之墓”。从此之后，再没有日本士兵来此骚扰。
1955年，章太炎被迁葬至杭州西湖边上，与抗清名将张苍水之墓毗邻而居。“文革”期间，红卫兵一边欢呼着将章太炎封为“法家”、“最革命派”，一边将章墓夷为平地，将其遗体曝于荒野，一口楠木棺材也被劫走。
1971年，风雨飘摇，周建人路经章墓，看见满目疮痍，老泪纵横。久久伫立后，说：“我相信，我们的民族是一定会好起来的。”
父亲章导自1949年之后，就一直被进行“无休无止的劳改”。章念驰在上海求学、工作，大部分时间不能与他见面。
谈起那段经历，章念驰意寄沉慨：“‘文革’的结束，我们比别人更加懂得什么是种族歧视，什么是宗教信仰，什么叫家庭的影响，这些东西我们比任何人更懂得。当你被划为异类的时候，你该付出多少的代价。当这个时候你懂得路是靠自己去走的，你要教育好自己的子女你要付出多少的努力。所以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就有一个信念：你没有权利休息，你没有权利不努力。”
所有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遭遇，章念驰都品尝过，甚至更重，因为祖父是“资产阶级革命家”。
“我们不愿意再去谈这些事。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哀。中华民族自己翻过了这段历史。但这段历史会不会重演呢？还是会的。‘文革’重演也不奇怪，再来一次也照模照样，完全有这种条件——如果我们不记住历史的话，历史是很快重演的。”
他明确表态不愿去回忆那段历史，但多次欲言又止。他记住了历史，也记住了要往前看。
一个陌生人研究另一个陌生人
1978年，章念驰进入上海社科院，主要从事近代史的研究。对于他来说，看近代史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因为那“简直不像历史”。这种痛苦延续到了今天。
“《辛亥革命》这部电影，拍到章太炎，说他因《苏报》案被关在牢里，当他听到要被释放时，高兴得唱起‘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来，表达了他无限兴奋的心情……把章太炎变成那么一个浅薄的、投机钻营的、非常在意自己得失的人。这是非常悲哀的。一百年来，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研究，下降到如此的水平。”
章念驰的悲哀不无缘由。即便是学者的研究，也把更多精力、更多赞誉放到了孙中山的同盟会上，而不是章太炎的光复会。
“毫无疑问，在如今，被肯定的是同盟会，它是正宗，是孙中山的代表，今天还有巨大的政治影响，我们还要统一战线，还要统一台湾，还要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有巨大的政治需要，有一大批人是从事这项工作的。”
在章念驰看来，对于同盟会和光复会在历史上的关系与贡献，很多人“说不清”。
“辛亥革命100周年时，稍微可以说一点陶成章是被蒋介石谋杀的，这是辛亥革命90年、80年、70年时不敢说的话。而100周年时，人家开始说，宋教仁也是被他们（陈其美）杀死的。开始把真实的历史还原。但我们搞历史的，没人不知道是陈其美杀死的。我们不至于傻到这些问题都搞不清楚。陈炯明炮轰所谓的元帅府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出现了一些文章为他平反，来纠正历史。但是声音是很微弱的。” 对于从事祖父的研究工作，他一再强调自己是“一个陌生人研究另一个陌生人”，希望做到“断感情、汰华辞”——这也是章太炎自诂经精舍时代起就建立的宗旨。谈话当中，章念驰极少称“我的祖父”，而是径直说“章太炎”。
这个“陌生人”的最大心愿，就是希望能把祖父的全集补齐。4年前他中风一次，“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时间”，就把台湾问题的研究搁在一边，全力投往祖父全集的编辑工作上。
中风之前，他朝乾夕惕，要求自己每晚工作读书的时间不少于6小时，不工作到凌晨一两点就不心安。他着重提到，自己一步步通过考核成为教授，是上海市政府参事中惟一没有大学学历的人。如今身体状况不允许熬夜，他觉得“很惭愧”。
关于维新与革命，这位革命家的后裔完全不同意“君主立宪能促使中国成为第二个英国”的观点。他承认，近百年来中国人经受了各种革命的副作用，变得讨厌革命，但原因恰恰是人们对于那一段革命史并不熟悉，不清楚他们的理念，理解不了当时士人对晚晴政府的失望，无法感受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的悲情。
革命与维新，并非绝对不可变易，要看其是否具备时代合理性。在章念驰看来，中国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行的就是维新，在当时的情形下，比采取革命手段要好，这跟晚清的革命一样，都具备历史的合理性。
“写这段历史，不容易，很难。”
没人比鲁迅更了解章太炎
“有学问的革命家”，是鲁迅晚年最后的文章里对乃师章太炎的评价。这个评价被很多人引用，成为经典。
鲁迅未必是章太炎最得意的弟子。新近出的《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辑录了章氏在东京讲授《说文解字》时，弟子钱玄同、朱希祖、鲁迅三人的笔记，其中记得最好的是钱玄同，其次是朱希祖。章念驰说，“记得最没有功力的就是鲁迅，因为他不是研究这个的。”
章太炎的学问植基于小学（文字、音韵、训诂），仅是一部《说文解字》，他就读了72遍。在《苏报》案庭审现场，他曾利用小学素养把自己骂光绪的“小丑”二字解为“小孩子”、“小东西”，令法官瞠目。
但在章念驰看来，这并不影响鲁迅对章太炎的理解。鲁迅对老师的这一评价，有其深意。当时的国民政府，千方百计地想抹去光复会、章太炎对革命的贡献，于是强调他学术上的成就与贡献，把他定位为一个学术上的大儒，否定其革命贡献。
这种背景下，鲁迅执笔为老师辩诬。“为什么鲁迅一生很少赞颂孙中山，为什么鲁迅一辈子不原谅蒋介石，这都跟他和老师的经历有关……一部革命史变成了一党党史，这是最大的悲哀。”
自然，谈到章太炎，不能不谈到孙中山。章念驰说，“孙中山跟其他所有人拍的照片，都是坐在中间的，从来不会让在边上。但只要跟章太炎坐在一起拍照，都是章坐在中间，孙坐在旁边。孙中山一生的著作从来没有请其他人写过前言序言，但是他最重要的四篇文章都是章太炎写的序言。”
章念驰之语并非虚言。辛亥之前，章士钊曾编写《孙逸仙》一书，他说：“其时天下固懵然不知孙氏为何人也。”孙本人20世纪初期在日本，也并不受留学生、华侨的待见，其间偶然来往的人，对孙也总是“觉得奇怪，要来看古董，并没有热心救汉的意思”。因《苏报》案被囚的章太炎为此书撰写题辞。而孙中山自此“一经品题，声价百倍”。
在当时最上流的知识精英中，康、梁把孙视为陈胜、吴广般的草莽，不与同流。有了章太炎和章士钊的追捧，孙中山才得以声名鹊起。不过，正如余英时所言，在革命后期，孙中山变得更加重视会党人物，对于革命早期的知识精英，则渐渐疏远。
尽管分歧多多，孙中山病危时，深谙中医的章太炎还曾焦急地为他开了个药方，但为时已晚。孙中山逝世后，章太炎希望能为其写墓志铭，认为“其墓志铭唯我能胜，亦只有我有资格写”。这一意愿因遭到蒋介石反对而作罢。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人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尽管还存在，但已远逊此前。这也是上世纪20年代末国民政府没收章太炎祖屋的一个“远因”。
我们后辈都是庸才而已
日本学者河田悌一称章太炎为“否定的思想家”。这大概是除了世俗层面的“章疯子”之外，章太炎的另一著名“标签”。章太炎在那个时代的学人中显得“摇曳多姿”：反儒，反立宪，反代议，反袁世凯，反国民党，反北洋军阀，反共，反白话文……
章念驰说：“作为一个思想家，他是很可悲的。作为一个思想家就意味着他要超越一般常人，而超越一般常人首先需要看到一个新生事物一些负面的地方。所以他的特点就是早上还在歌颂新的主义的时候，晚上就已经开始反对这个主义后面一些阴影的东西。”
“往往大的思想家都是如此，没有大的思想家是一贯如一的。”
记者追问：“太炎的各种反对背后，有哪些一以贯之的理念或立场？”
章念驰承认，这是他觉得祖父有所欠缺的地方，也是那个时代的人的特点，“他们赞成一种新的主张有余，反对负面的东西也非常充分，但他们建立新东西的能力是不够的。在反对一个旧东西的时候，提供一个新的思想、一个新的逻辑和背景，他们往往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就这一点，他希望为祖父说上两句，似乎也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即便如此，章念驰还是很自信，认为章太炎是不需要刻意纪念的，因为自然会有人纪念他。在他眼中，没有人比祖父章太炎更爱这个国家，“爱这个国家的文化，爱这个国家的人民；在学问思想上，章太炎是一座富矿，取之不尽。”
“大师以后没有大师，大树底下长不出大树。一棵大树底下，多少个时代，都再也长不出一棵大树，余荫之下不出大树。所以我们后辈都是一些庸才而已。”
在2006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等机构主持的“国学大师”评选中，入选的蔡元培、鲁迅等人，是否具有国学大师的能力，都有争议，惟独章太炎最无争议。章太炎殁后，最有能力继承其学问的黄侃，因为早逝，未能留下专门著作；其次是钱玄同，然而却早早“背叛师门”，成为“疑古君”（周作人语）。其余的弟子如朱希祖等，虽然在学术上成绩斐然，然而均未能在气象上逼近章太炎。
至于今人，则更是自郐而下。
曾有博士生因为要做关于章太炎的论文来拜访章念驰。对于章念驰来说，和博士生交流，显然比接待媒体朋友更舒心，媒体总问些幼稚皮毛的傻问题，更关注那些奇闻轶事。
章念驰说，这些博士生做的论文都很像样，不过，“他们最后都变成了第二个章太炎，疯疯傻傻的章太炎。”
“怎么讲？”
“他们大致上不会有什么手段去争点小权，因为章太炎的学问太深了，要他耗尽所有的精力和能力，所以他们思想是很富有的，著作是非常受人尊敬。但是呢，普遍就是穷书生。唉。”
（感谢章太炎故居的王永翔先生、费杰先生协助采访，实习记者罗杵增对本文亦有贡献）
章太炎有3个女儿、两个儿子。3个女儿为原配王氏所生，她们名字的读音都令人非常头疼：章?（lǐ），章叕（zhuó），章?（zhaň）。王氏去世后，章太炎于1913年和汤国梨结婚，生下两个儿子，长子章导，次子章奇。
章导和章奇，一个从事土木工程，一个学了化学，都与乃父名世的学问不沾边。次子章奇1948年去了美国，单身无子，目前已近百岁高龄，在美国的养老院颐养天年。长子章导与母亲迎接了新政权的到来，5个子女也在红色中国里成长，他们分别是：章念祖、章念辉（女）、章念驰、章念靖（女）、章念翔。
3个男孙只有一个儿子，已经快50岁，单身至今，并无子嗣。从传统理念上来看，太炎的直系后裔，戛然止于曾孙一辈。
章太炎孙辈5人，志业各异，只有章念驰从事的工作与祖父最接近。他出生于1942年，1978年起进入上海社科院，从事近代史研究兼《章太炎全集》的整理出版工作，此外还担任东亚研究所所长一职，是上海市政府参事，至今仍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