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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风暴中心的是政变上台并执政至今的穆沙拉夫总统，处于对立面的则是巴最高法院、以两位前总理谢里夫和贝布托为代表的民主派、以及极端伊斯兰宗教力量。尽管后者各自的出发点不一，所要达到的目标程度不一，但结束由穆沙拉夫一人把持国政的现状则是共同目标
9月10日，选择又一次摆在巴基斯坦前总理纳瓦兹谢里夫（Nawaz Sharif）面前：是接受政府的“洗钱”指控而遭到监禁，还是再次回到七年前的被驱逐地沙特阿拉伯？同上次一样，谢里夫选择了后者。他在返回故土后，仅在机场停留了四个小时。
在这次机场对抗的背后，是一场从今年3月起一直持续至今的、席卷巴基斯坦的国内政治风暴。处于风暴中心的是1999年通过政变上台并执政至今的穆沙拉夫总统。处于对立面的则是巴最高法院，以谢里夫和另一位前总理贝布托为代表的民主派，以及极端的伊斯兰宗教力量。尽管后者各自的出发点不一，所要达到的目标程度不一，但结束由穆沙拉夫一人把持国政的现状，则是上述各种势力的共同目标。
我方唱罢你登场
今年3月，穆沙拉夫以滥用职权为由，暂停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乔杜里的职务。这一决定引发了来自巴国内司法界、知识分子以及主流的反对党席卷国内的街头抗议。僵局持续四个月后，巴最高法院最终作出裁定，重新恢复乔杜里的职务，并判穆沙拉夫之前的行为违宪。
恢复职务以后，乔杜里开始借助司法向穆沙拉夫发出进一步挑战。8月23日，最高法院宣布解除禁止谢里夫回国的禁令，指出后者作为巴基斯坦公民，拥有不可褫夺的返回祖国的权利。
在1999年穆沙拉夫发动政变解散政府后，曾两任总理的谢里夫于2000年被巴反恐法庭以贪污腐败、劫机、逃税、挪用公款及恐怖主义等罪名判处终生监禁。根据与政府达成的协议，谢里夫当年开始流亡沙特十年，以换取取消其终身监禁的刑罚。
最高法院的裁决解除了谢里夫回国的法律障碍，因此才有9月10日后者的高调回归。
而在谢里夫积极策划回国之旅的同时，另一位在巴基斯坦1988年后十年和平宪政时期担任总理的贝布托也为回国重新投入政坛紧锣密鼓地做准备。贝布托领导着巴最大反对党人民党，1999年以受贿罪被判五年徒刑后流亡海外。
不同于谢里夫公开挑战穆沙拉夫的做法，贝布托采取同后者有条件地合作，即穆沙拉夫放弃现任的陆军参谋长一职，来换取人民党对其连任总统的支持。
穆沙拉夫与极端伊斯兰宗教力量间的矛盾，则是巴基斯坦政坛的一个新变量。1999年穆沙拉夫发动政变上台时，保守的伊斯兰力量曾是其坚定的支持者。
巴军方同伊斯兰宗教力量的结盟由来已久。1971年，巴基斯坦在同当时东巴基斯坦（今孟加拉国）的冲突中，巴军方曾请求伊斯兰力量帮助镇压东巴的民族主义分子。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齐亚哈克将军统治期间，来自美国和沙特的军事援助，就是通过巴军方向阿富汗抵抗苏联的伊斯兰圣战者组织提供的。而印巴克什米尔冲突，对所谓伊斯兰“自由战士”支持，更是成为巴执政当局同印度之争的“王牌”。
这种源自长期共同战略利益结成的同盟关系，也解释了巴政府最初对由普什图族为主的塔利班学生军的支持，以及至今巴国内仍存在对塔利班的同情因素。
随着穆沙拉夫在“911事件”后成为美国反恐战争的关键盟友，以及在国内进行的自由化改革，两者曾经的一致阵线已逐步解体。矛盾最近一次的爆发则是在7月10日。穆沙拉夫当日下令对藏匿在首都伊斯兰堡市中心“红色清真寺”内的非法伊斯兰武装分子进行军事打击。军事活动造成至少87人死亡，包括11名政府军士兵。这就是著名的“红色清真寺事件”。事件造成穆沙拉夫同国内宗教激进力量的对抗达到一个新高度，并进而对穆沙拉夫的执政基础形成侵蚀。
选举悬念
上述几股势力对穆沙拉夫政权形成的合围之势，以及由此产生的巴基斯坦内政的种种变化，同即将发生的两大事件紧密联系。首先是将于9月中旬至10月中旬举行的总统选举，其次是拟于年底或明年初举行的议会选举。
由于巴基斯坦总统一职系由国民议会、参议院以及四个省议会间接选举产生，穆沙拉夫如欲连任，需要得到议会多数的支持。在现议会中，支持穆沙拉夫的穆斯林联盟（领袖派）及其盟友在国民议会342个席位中拥有200席，而在参议院100席中拥有58席。因此，在现议会构成框架下，穆沙拉夫寻求第二届任期的努力当可奏效。
穆沙拉夫希望总统与其权力基础陆军参谋长职位二者兼得，但巴基斯坦宪法不允许穆沙拉夫在出任文职总统的同时继续把握军权。穆沙拉夫之所以能在出任文职的同时身兼军职，主要因为他在2004年10月得到当时的国民议会和参议院认可，允许其在总统当年12月31日后继续兼任陆军参谋长。但乔杜里主持下的最高法院一直反对穆沙拉夫同时出任总统和军事首长。观察家普遍认为，穆沙拉夫年初解除乔杜里职务，就是出于在选前消除对连任不利因素的考虑。
既然根据宪法穆沙拉夫无法同时身兼两职，最高法院又不太可能网开一面，穆沙拉夫如欲留任军职，就需要修改宪法。但修改宪法需要三分之二议会多数同意，而现有执政联盟掌握的席位尚无法实现修改宪法的目标。
相较之下，贝布托领导的人民党目前在国民议会和参议院中分别拥有81席和11席，属于议会最大反对党。而谢里夫所在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在国民议会和参议院中仅握有19席和4席，力量相对较弱。
此外，由于谢里夫成长在一个以产业起家的大家族，属于主张重视产业发展的自由改革派，同时又带有浓厚代议制民主情结，一心希望加强议会和总理权力。这使得他同行伍出身、强调实行总统制的穆沙拉夫之间，有着几乎难以跨越的执政理念隔阂。
贝布托虽然表面上与谢里夫同属民主阵营，但前者出身于依靠于土地的政治世家，其统治难以摆脱传统家族政治色彩。这种治理风格使得穆沙拉夫在考虑选择政治盟友时，更加倾向于贝布托的人民党。
然而，贝布托在开出的合作条件中，要求穆沙拉夫放弃军职。这意味着，人民党并不会在修改宪法允许穆沙拉夫兼任陆军参谋长方面有所让步。因此，穆沙拉夫向人民党抛出橄榄枝的举动，必然另有其因。
实际上，纵使穆沙拉夫连任总统无虞，如果他不能同时保证在议会获得多数，他在第二届任期内政策的推行也将受到掣肘。这是因为，根据2003年通过的巴基斯坦宪法第17修正案，总统经最高法院批准后有权解散议会，与总理协商后有权任免三军领导人。考虑到目前已经恢复相当独立性的最高法院，再失去议会多数支持的总统的权力势必遭到进一步削弱。
穆沙拉夫在议会中的支持者穆斯林联盟（领袖派）尽管目前处于议会第一大党地位，但其主要成员来自2001年从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出走的党员，而谢里夫的回归努力以及由此带来的连带效应，有可能使得这些出走党员重新回到谢里夫阵营，造成领袖派席位的流失。因此，分析普遍认为，一旦议会选举开始，领袖派很可能丢掉第一大党的位置，从而使得人民党、谢里夫派等民主派成为议会主导力量。
鉴于此，穆沙拉夫拉拢相对容易共事的人民党就在情理之中。
一番政治乱象的背后，是交织其中的各种矛盾利益体的纵横捭阖。尽管巴基斯坦的政治走势目前仍未可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再次驱逐谢里夫，不可避免地将激化政府同最高法院的矛盾；而纷争倘若在法律框架下得以化解，则幸莫大焉。令人担心的是，内忧外患下的穆沙拉夫，倘以“非常时用非常法”的态度来处理问题，可能引发政局进一步的动荡。一旦动荡导致本就不稳的边境地区“狼烟四起”，则最后的结果不仅是巴国内的政治危机，更会引发新一轮的地区局势恶化。
9月10日，选择又一次摆在巴基斯坦前总理纳瓦兹谢里夫（Nawaz Sharif）面前：是接受政府的“洗钱”指控而遭到监禁，还是再次回到七年前的被驱逐地沙特阿拉伯？同上次一样，谢里夫选择了后者。他在返回故土后，仅在机场停留了四个小时。
在这次机场对抗的背后，是一场从今年3月起一直持续至今的、席卷巴基斯坦的国内政治风暴。处于风暴中心的是1999年通过政变上台并执政至今的穆沙拉夫总统。处于对立面的则是巴最高法院，以谢里夫和另一位前总理贝布托为代表的民主派，以及极端的伊斯兰宗教力量。尽管后者各自的出发点不一，所要达到的目标程度不一，但结束由穆沙拉夫一人把持国政的现状，则是上述各种势力的共同目标。
我方唱罢你登场
今年3月，穆沙拉夫以滥用职权为由，暂停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乔杜里的职务。这一决定引发了来自巴国内司法界、知识分子以及主流的反对党席卷国内的街头抗议。僵局持续四个月后，巴最高法院最终作出裁定，重新恢复乔杜里的职务，并判穆沙拉夫之前的行为违宪。
恢复职务以后，乔杜里开始借助司法向穆沙拉夫发出进一步挑战。8月23日，最高法院宣布解除禁止谢里夫回国的禁令，指出后者作为巴基斯坦公民，拥有不可褫夺的返回祖国的权利。
在1999年穆沙拉夫发动政变解散政府后，曾两任总理的谢里夫于2000年被巴反恐法庭以贪污腐败、劫机、逃税、挪用公款及恐怖主义等罪名判处终生监禁。根据与政府达成的协议，谢里夫当年开始流亡沙特十年，以换取取消其终身监禁的刑罚。
最高法院的裁决解除了谢里夫回国的法律障碍，因此才有9月10日后者的高调回归。
而在谢里夫积极策划回国之旅的同时，另一位在巴基斯坦1988年后十年和平宪政时期担任总理的贝布托也为回国重新投入政坛紧锣密鼓地做准备。贝布托领导着巴最大反对党人民党，1999年以受贿罪被判五年徒刑后流亡海外。
不同于谢里夫公开挑战穆沙拉夫的做法，贝布托采取同后者有条件地合作，即穆沙拉夫放弃现任的陆军参谋长一职，来换取人民党对其连任总统的支持。
穆沙拉夫与极端伊斯兰宗教力量间的矛盾，则是巴基斯坦政坛的一个新变量。1999年穆沙拉夫发动政变上台时，保守的伊斯兰力量曾是其坚定的支持者。
巴军方同伊斯兰宗教力量的结盟由来已久。1971年，巴基斯坦在同当时东巴基斯坦（今孟加拉国）的冲突中，巴军方曾请求伊斯兰力量帮助镇压东巴的民族主义分子。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齐亚哈克将军统治期间，来自美国和沙特的军事援助，就是通过巴军方向阿富汗抵抗苏联的伊斯兰圣战者组织提供的。而印巴克什米尔冲突，对所谓伊斯兰“自由战士”支持，更是成为巴执政当局同印度之争的“王牌”。
这种源自长期共同战略利益结成的同盟关系，也解释了巴政府最初对由普什图族为主的塔利班学生军的支持，以及至今巴国内仍存在对塔利班的同情因素。
随着穆沙拉夫在“911事件”后成为美国反恐战争的关键盟友，以及在国内进行的自由化改革，两者曾经的一致阵线已逐步解体。矛盾最近一次的爆发则是在7月10日。穆沙拉夫当日下令对藏匿在首都伊斯兰堡市中心“红色清真寺”内的非法伊斯兰武装分子进行军事打击。军事活动造成至少87人死亡，包括11名政府军士兵。这就是著名的“红色清真寺事件”。事件造成穆沙拉夫同国内宗教激进力量的对抗达到一个新高度，并进而对穆沙拉夫的执政基础形成侵蚀。
选举悬念
上述几股势力对穆沙拉夫政权形成的合围之势，以及由此产生的巴基斯坦内政的种种变化，同即将发生的两大事件紧密联系。首先是将于9月中旬至10月中旬举行的总统选举，其次是拟于年底或明年初举行的议会选举。
由于巴基斯坦总统一职系由国民议会、参议院以及四个省议会间接选举产生，穆沙拉夫如欲连任，需要得到议会多数的支持。在现议会中，支持穆沙拉夫的穆斯林联盟（领袖派）及其盟友在国民议会342个席位中拥有200席，而在参议院100席中拥有58席。因此，在现议会构成框架下，穆沙拉夫寻求第二届任期的努力当可奏效。
穆沙拉夫希望总统与其权力基础陆军参谋长职位二者兼得，但巴基斯坦宪法不允许穆沙拉夫在出任文职总统的同时继续把握军权。穆沙拉夫之所以能在出任文职的同时身兼军职，主要因为他在2004年10月得到当时的国民议会和参议院认可，允许其在总统当年12月31日后继续兼任陆军参谋长。但乔杜里主持下的最高法院一直反对穆沙拉夫同时出任总统和军事首长。观察家普遍认为，穆沙拉夫年初解除乔杜里职务，就是出于在选前消除对连任不利因素的考虑。
既然根据宪法穆沙拉夫无法同时身兼两职，最高法院又不太可能网开一面，穆沙拉夫如欲留任军职，就需要修改宪法。但修改宪法需要三分之二议会多数同意，而现有执政联盟掌握的席位尚无法实现修改宪法的目标。
相较之下，贝布托领导的人民党目前在国民议会和参议院中分别拥有81席和11席，属于议会最大反对党。而谢里夫所在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在国民议会和参议院中仅握有19席和4席，力量相对较弱。
此外，由于谢里夫成长在一个以产业起家的大家族，属于主张重视产业发展的自由改革派，同时又带有浓厚代议制民主情结，一心希望加强议会和总理权力。这使得他同行伍出身、强调实行总统制的穆沙拉夫之间，有着几乎难以跨越的执政理念隔阂。
贝布托虽然表面上与谢里夫同属民主阵营，但前者出身于依靠于土地的政治世家，其统治难以摆脱传统家族政治色彩。这种治理风格使得穆沙拉夫在考虑选择政治盟友时，更加倾向于贝布托的人民党。
然而，贝布托在开出的合作条件中，要求穆沙拉夫放弃军职。这意味着，人民党并不会在修改宪法允许穆沙拉夫兼任陆军参谋长方面有所让步。因此，穆沙拉夫向人民党抛出橄榄枝的举动，必然另有其因。
实际上，纵使穆沙拉夫连任总统无虞，如果他不能同时保证在议会获得多数，他在第二届任期内政策的推行也将受到掣肘。这是因为，根据2003年通过的巴基斯坦宪法第17修正案，总统经最高法院批准后有权解散议会，与总理协商后有权任免三军领导人。考虑到目前已经恢复相当独立性的最高法院，再失去议会多数支持的总统的权力势必遭到进一步削弱。
穆沙拉夫在议会中的支持者穆斯林联盟（领袖派）尽管目前处于议会第一大党地位，但其主要成员来自2001年从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出走的党员，而谢里夫的回归努力以及由此带来的连带效应，有可能使得这些出走党员重新回到谢里夫阵营，造成领袖派席位的流失。因此，分析普遍认为，一旦议会选举开始，领袖派很可能丢掉第一大党的位置，从而使得人民党、谢里夫派等民主派成为议会主导力量。
鉴于此，穆沙拉夫拉拢相对容易共事的人民党就在情理之中。
一番政治乱象的背后，是交织其中的各种矛盾利益体的纵横捭阖。尽管巴基斯坦的政治走势目前仍未可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再次驱逐谢里夫，不可避免地将激化政府同最高法院的矛盾；而纷争倘若在法律框架下得以化解，则幸莫大焉。令人担心的是，内忧外患下的穆沙拉夫，倘以“非常时用非常法”的态度来处理问题，可能引发政局进一步的动荡。一旦动荡导致本就不稳的边境地区“狼烟四起”，则最后的结果不仅是巴国内的政治危机，更会引发新一轮的地区局势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