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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住房抵押贷款问题引发了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复苏之路一波三折，前景依然存在众多变数。但是，美国的出口却像是暗淡迷途中的一盏明灯，隐约地照亮了美国经济复苏的路程。某种意义上，美国经济能够实现一定的复苏，出口拉动的贡献是实质性的。
出口实现高增长
IMF在 4月 17日提高了对 2012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水平——从3.3%至3.5%，美国经济增长预测值从1.8%提升至2.1%。出口的较高增长是美国经济复苏和经济增长预测上调的重要原因。
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当年，美国出口遭受了巨大的冲击，当年出口增速下滑了3%。对欧洲和日本的出口明显萎缩，对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增长也明显放缓，其中对中国出口创出五年的最低增速。2009年美国出口却没有因全球总需求回暖而明显复苏，货物出口甚至出现了高达17.9%的负增长。
2010年是美国出口局势的转折点。该年3月，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式提出美国五年“出口倍增计划”。五年出口规模实现倍增，意味着出口平均年增长率要达到15%。该计划刚刚出台时，大部分市场人士和政治人士都认为这是奥巴马总统在玩政治游戏，美国出口根本不可能实现如此高速的增长。但是，2010年美国全年出口增长速度达到16.6%。美国的出口规模超过了德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出口国。
2011年以来，美国出口继续保持较高水平增长，这是经济增长和失业改善的重要内在推动力。2011年美国商品和服务出口首次突破2万亿美元，达2.1万亿美元，比2010年增长了17%。更重要的是，出口对就业的提振十分明显。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2011年970万个就业岗位从出口部门的高速增长中获益。2010年以来，美国出口倍增计划取得了重大进展，取得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对新兴经济体的出口扩张是美国出口保持较高增长的重要原因。虽然加拿大、欧洲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是美国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但是，美国出口发达国家的商品和服务规模占比却从2007年的65.24%下降至2010年的60.45%；而同期出口新兴经济体的规模占比从34.6%提升至39.43%，其中拉美和东亚是出口增速最快的两个地区。
2009年中期至2011年中期，美国出口领域增长最快的十个子行业分别是矿物燃料、汽车及其零配件、发动机、通用机械、贵重金属与保持、塑料、有机化工、光学仪器与医疗设备、谷物和钢铁，十个行业的出口规模占比超过了70%。特别是矿物燃料出口中的页岩油，两年中增长了150%，这个领域有可能成为能源领域的一大创新，主要得益于美国石油行业的技术创新。2009～2011年，美国谷物出口增长接近100%，农产品出口整体增长超过60%。
出口高增长是如何实现的
一些研究认为，弱美元为美国出口提供了相对的优势。2009年1季度，美元指数创出了金融海啸爆发之后的新高，近90，随后持续下降——代表着避险情绪的逐步缓解，至2012年4月底，美元指数为79。整体而言，美元处在一个弱势下行过程中，从2009年初至今，美元指数下跌了约12%。这的确为美国出口提供了价格优势。弱美元最大的推手无疑是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和持续了两轮的量化宽松政策，这是弱美元的宏观货币条件。
然而更重要的是，美国出口的持续增长与美国政府五年期的出口倍增计划直接相关。出口倍增计划具有坚实的政策基础。根据该计划的内在要求，美国政府出台了系统性的配套政策：一是加强核心领导团队，成立由总统直接管理的出口“内阁”，全面负责推进出口倍增计划，特别是2010年8月起对战后的出口管制制度进行改革。二是政府通过有效的多边、双边或区域贸易协商降低外国关税，消除非关税壁垒。2011年10月21日，美国签署了与哥伦比亚、巴拿马和韩国的三份自由贸易协议。三是提供扩大出口的种种便利，比如改革企业所得税、扩大海外派驻贸易促进人员的规模、加强出口的金融支持、政策性银行的贸易促进等多项措施。四是农业和中小企业出口的政策安排。五是通过商务部国际贸易局，支持出口能力发展建设，重点保障出口大项目，同时鼓励发展新的市场或施行对外出口。根据商务部的统计，仅2011年全美共计6000多家企业——其中3000余家是中小企业，开辟了新的出口市场或首次对外出口产品。
企业出口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是出口增长的重要微观基础。2010年，美国出口产品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占比最大，制造业超过60%，服务业约35%。而从结构上讲，大部分出口仍然是大企业完成的。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政府加强了对制造业部门的政策支持，宏观经济整体也从金融、房地产等金融经济部门向实体经济回归，制造业的优势重新凸现。制造业部门自身的发展积极性比较高，美国公司繁荣在 2011年底达到了新的高度。《华尔街日报》的一项调查显示，截至 2011年底，美国大型公司已走出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得益于国内需求的回升和出口的扩张，产能和产出增长明显，毛利率和净利润水平提升，同时现金流也非常充足。标准普尔500指数成分公司2011年的销售总额、利润和雇佣等情况，已经超过危机前 2007年的水平。
中国从中能读出什么
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出口遭遇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最大风险。2008年出口同比增长为17.8%，比2007年下滑了5.7个百分点，2009年甚至陷入了13.9%的负增长。2010年之后，中国的出口才回归到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2010年同比增长34.7%，2011年增长22.5%。2011年以来，中国的出口面临了较大的回调压力，出口增速回落，而且2011年1季度就出现了1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2012年出口增速持续回落，1季度出口增长仅7.6%。
中国政府也出台了众多的措施来刺激出口的增长。2008年8月至2009年12月间，七次上调出口退税率，总体提高了优势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及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尤以劳动密集型产品提高幅度最大。但和美国不一样的是，中国出口部门的能动性相对较低，大型企业的出口优势并没有显现，反而是民营企业对出口的能动性在提高，2012年1季度民营企业对出口增长的贡献超过一半。
从中美两国的出口促进政策和私人部门的主动性来看，美国对于出口促进更加具有系统性，是一个基于国家层面的系统性出口促进计划；而中国更多是集中在贸易管理部门的政策刺激。同时，美国更加关注公平、开放、有序的贸易环境的建设，在行政方面的干预相对较少，比如采用公司所得税而不是出口退税来影响企业的出口行为。还有，私人部门的能动性存在差异，中国的企业部门的盈利能力在降低，没有像美国那样出现公司繁荣的景象——2012年1季度工业企业利润同比降低了1.3%，而美国大型企业则处在盈利的高峰。最后，美国出口的高速增长与制造业部门的振兴与创新相结合，而中国的制造业正面临上游成本上升和下游需求不足的双重压力。
实际上，中国出口增长回落的政策合意度在提升，并不一定要出台更多的出口促进政策。2011年中国的贸易政策就是稳出口、促进口、降顺差。贸易部门实际上正在向政策的合意路径回归，这也是中国改变出口驱动的增长模式的一个必然结果。因此，我们不必对美国出口高增长“眼红”。只要出口不出现暴跌、不出现危及经济进而硬着陆的境况，维持现有政策是较好的政策选择。当然，政府可以在维持公平和开放的贸易环境、采用价格手段和促进中小企业出口等方面采取更多的政策措施。更重要的是，通过经济结构调整、通过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和福利社会，将增长模式从外需向内需转换。出口回落、出现逆差、外储降低，这些是中国内外经济再平衡的一个必然而合意的结果。
出口实现高增长
IMF在 4月 17日提高了对 2012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水平——从3.3%至3.5%，美国经济增长预测值从1.8%提升至2.1%。出口的较高增长是美国经济复苏和经济增长预测上调的重要原因。
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当年，美国出口遭受了巨大的冲击，当年出口增速下滑了3%。对欧洲和日本的出口明显萎缩，对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增长也明显放缓，其中对中国出口创出五年的最低增速。2009年美国出口却没有因全球总需求回暖而明显复苏，货物出口甚至出现了高达17.9%的负增长。
2010年是美国出口局势的转折点。该年3月，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式提出美国五年“出口倍增计划”。五年出口规模实现倍增，意味着出口平均年增长率要达到15%。该计划刚刚出台时，大部分市场人士和政治人士都认为这是奥巴马总统在玩政治游戏，美国出口根本不可能实现如此高速的增长。但是，2010年美国全年出口增长速度达到16.6%。美国的出口规模超过了德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出口国。
2011年以来，美国出口继续保持较高水平增长，这是经济增长和失业改善的重要内在推动力。2011年美国商品和服务出口首次突破2万亿美元，达2.1万亿美元，比2010年增长了17%。更重要的是，出口对就业的提振十分明显。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2011年970万个就业岗位从出口部门的高速增长中获益。2010年以来，美国出口倍增计划取得了重大进展，取得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对新兴经济体的出口扩张是美国出口保持较高增长的重要原因。虽然加拿大、欧洲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是美国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但是，美国出口发达国家的商品和服务规模占比却从2007年的65.24%下降至2010年的60.45%；而同期出口新兴经济体的规模占比从34.6%提升至39.43%，其中拉美和东亚是出口增速最快的两个地区。
2009年中期至2011年中期，美国出口领域增长最快的十个子行业分别是矿物燃料、汽车及其零配件、发动机、通用机械、贵重金属与保持、塑料、有机化工、光学仪器与医疗设备、谷物和钢铁，十个行业的出口规模占比超过了70%。特别是矿物燃料出口中的页岩油，两年中增长了150%，这个领域有可能成为能源领域的一大创新，主要得益于美国石油行业的技术创新。2009～2011年，美国谷物出口增长接近100%，农产品出口整体增长超过60%。
出口高增长是如何实现的
一些研究认为，弱美元为美国出口提供了相对的优势。2009年1季度，美元指数创出了金融海啸爆发之后的新高，近90，随后持续下降——代表着避险情绪的逐步缓解，至2012年4月底，美元指数为79。整体而言，美元处在一个弱势下行过程中，从2009年初至今，美元指数下跌了约12%。这的确为美国出口提供了价格优势。弱美元最大的推手无疑是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和持续了两轮的量化宽松政策，这是弱美元的宏观货币条件。
然而更重要的是，美国出口的持续增长与美国政府五年期的出口倍增计划直接相关。出口倍增计划具有坚实的政策基础。根据该计划的内在要求，美国政府出台了系统性的配套政策：一是加强核心领导团队，成立由总统直接管理的出口“内阁”，全面负责推进出口倍增计划，特别是2010年8月起对战后的出口管制制度进行改革。二是政府通过有效的多边、双边或区域贸易协商降低外国关税，消除非关税壁垒。2011年10月21日，美国签署了与哥伦比亚、巴拿马和韩国的三份自由贸易协议。三是提供扩大出口的种种便利，比如改革企业所得税、扩大海外派驻贸易促进人员的规模、加强出口的金融支持、政策性银行的贸易促进等多项措施。四是农业和中小企业出口的政策安排。五是通过商务部国际贸易局，支持出口能力发展建设，重点保障出口大项目，同时鼓励发展新的市场或施行对外出口。根据商务部的统计，仅2011年全美共计6000多家企业——其中3000余家是中小企业，开辟了新的出口市场或首次对外出口产品。
企业出口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是出口增长的重要微观基础。2010年，美国出口产品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占比最大，制造业超过60%，服务业约35%。而从结构上讲，大部分出口仍然是大企业完成的。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政府加强了对制造业部门的政策支持，宏观经济整体也从金融、房地产等金融经济部门向实体经济回归，制造业的优势重新凸现。制造业部门自身的发展积极性比较高，美国公司繁荣在 2011年底达到了新的高度。《华尔街日报》的一项调查显示，截至 2011年底，美国大型公司已走出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得益于国内需求的回升和出口的扩张，产能和产出增长明显，毛利率和净利润水平提升，同时现金流也非常充足。标准普尔500指数成分公司2011年的销售总额、利润和雇佣等情况，已经超过危机前 2007年的水平。
中国从中能读出什么
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出口遭遇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最大风险。2008年出口同比增长为17.8%，比2007年下滑了5.7个百分点，2009年甚至陷入了13.9%的负增长。2010年之后，中国的出口才回归到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2010年同比增长34.7%，2011年增长22.5%。2011年以来，中国的出口面临了较大的回调压力，出口增速回落，而且2011年1季度就出现了1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2012年出口增速持续回落，1季度出口增长仅7.6%。
中国政府也出台了众多的措施来刺激出口的增长。2008年8月至2009年12月间，七次上调出口退税率，总体提高了优势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及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尤以劳动密集型产品提高幅度最大。但和美国不一样的是，中国出口部门的能动性相对较低，大型企业的出口优势并没有显现，反而是民营企业对出口的能动性在提高，2012年1季度民营企业对出口增长的贡献超过一半。
从中美两国的出口促进政策和私人部门的主动性来看，美国对于出口促进更加具有系统性，是一个基于国家层面的系统性出口促进计划；而中国更多是集中在贸易管理部门的政策刺激。同时，美国更加关注公平、开放、有序的贸易环境的建设，在行政方面的干预相对较少，比如采用公司所得税而不是出口退税来影响企业的出口行为。还有，私人部门的能动性存在差异，中国的企业部门的盈利能力在降低，没有像美国那样出现公司繁荣的景象——2012年1季度工业企业利润同比降低了1.3%，而美国大型企业则处在盈利的高峰。最后，美国出口的高速增长与制造业部门的振兴与创新相结合，而中国的制造业正面临上游成本上升和下游需求不足的双重压力。
实际上，中国出口增长回落的政策合意度在提升，并不一定要出台更多的出口促进政策。2011年中国的贸易政策就是稳出口、促进口、降顺差。贸易部门实际上正在向政策的合意路径回归，这也是中国改变出口驱动的增长模式的一个必然结果。因此，我们不必对美国出口高增长“眼红”。只要出口不出现暴跌、不出现危及经济进而硬着陆的境况，维持现有政策是较好的政策选择。当然，政府可以在维持公平和开放的贸易环境、采用价格手段和促进中小企业出口等方面采取更多的政策措施。更重要的是，通过经济结构调整、通过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和福利社会，将增长模式从外需向内需转换。出口回落、出现逆差、外储降低，这些是中国内外经济再平衡的一个必然而合意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