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引言
博彩业是由彩票、以人或动物为对象的竞猜游戏和卡西诺娱乐场三个分支产业共同组成的。各国政府根据利弊权衡进行博彩产品的有条件供给，菲律宾、马来西亚、美国等赌博已经合法化，但在我国只有彩票合法发行，赛马和娱乐场未开禁。
1987年，我国为筹集公益金陆续推出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22年来，我国彩票销售整体有了较快的发展，呈现一种加速上涨的趋势，自体育彩票发行起以年均30.65％的速度增长。根据世界彩票权威刊物《LaFleurs2008年世界彩票年鉴》统计，2007年中国彩票销量(包括内地与台湾)位居各国排行榜第4位，彩票总销量达169亿美元，占世界销售总额7.53％，仅次于美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根据财政部网站消息，2009年彩票销售创历史新高达到1324.79亿元，同比增长25％。彩票业发展表明我国博彩市场需求旺盛，彩票消费已融入人们的生活中，成为一种经济现象。
但是由于赛马和赌场未开禁，我国地下赌博日益猖獗。早在2005年第三届“博彩产业与公益事业”国际学术研讨会披露，每年有将近6000亿元人民币的资金流向国外及港澳地区的赌场和赛马场。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称，中国内地每年参与赌博的资金估计达到了惊人的1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很多钱都参与到网上对远在欧洲的足球赛的赌博。近来爆出的赌球案反映地下赌球在内地大有市场，合法发行的足彩很难与赌球的吸引力相对抗。2007年足彩销量为57.67亿元，同比增长47.2％，据保守计算地下赌球已超200亿，远超足球彩票的销售额。
合法彩票的市场规模快速扩张，但吸引力仍然不比地下赌博，博彩市场分割严重。在此背景下，有学者再次提出开禁赛马和赌场的建议，认为将赌博合法化才能防治地下私赌及赌资出境，严禁的措施只会使地下博彩更猖獗。国内开放博彩业的呼声很高，不过也有强烈的反对意见，认为违反社会道德。
地下赌博的危害给政府敲响了警钟，同时博彩的巨大收益也为政府所关注，得与失的权衡会使政策制定者无所适从，我国博彩市场陷入囚徒困境。从博彩行为、开放的成本与收益、打击私赌的效果三个层次分析，本文认为赌博合法化不恰当，应该在完善彩票发行，开发新品种、新玩法，兼顾娱乐与打私的基础上加强博彩业的管理和整治力度。
二、赌博业开放可行性分析
从经济学角度看，无论博彩业采取何种发展路径，首先要阐明的是博彩业发展的起点是博彩行为，即使获得的资金用于合理的用途也不能证明其合理性。其次从行为的结果看，全社会从博彩活动中得到的正面收益必须大于负面效应，才能发挥福利效应。最后要论证假如全面开放博彩业，是否能有效发挥防治赌资出境和国内私赌的作用。
(一)从行为角度看。博彩行为既是一种经济行为，但也具有容易上瘾可能向非理性转化的特殊性质
传统经济学的理性范式无法解释博彩消费行为，行为经济将人的心理与行为相结合得以合理解释。赌者基于寻求刺激、娱乐和过度自信等心理参与赌博，容易产生病态或上瘾者问题。1997年哈佛医学院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自1977年亚特兰大赌博合法化以来，美国具有赌博不适症的人上升了55％，问题赌博者(因赌博而导致说谎、欺骗、偷盗、焦虑)也从4％增加到7％，使个体产生强迫性参与、滋生犯罪因索、导致堕落等。
彩票能够合法化因为购彩与赌博行为有实质差别。赌博具有私人赢利性，彩票具有公益性；赌博具有一定的技巧性。而彩票只是机会游戏。这些特征意味着彩票消费与赌博行为相比，更多是出于公益性和娱乐性，而赌博更多是为了获得财富，技巧性的存在使赌者更易上瘾，弄虚作假。
(二)赌博产生的成本与收益，无论是微观还是宏观的角度，都是成本大于收益
赌博带来的成本有三类：个人成本、家庭成本和社会成本，个人成本主要是金钱和精力的损失，严重的如同吸毒一样成瘾，由此导致家庭成本，家庭其他成员的生活、身心受影响，产生家庭矛盾；个人与家庭成本的积聚带来社会成本。赌博行为的失控，往往关联到其他失控的行为，危害社会稳定，也将给社会道德乃至社会生产带来严重影响，助长不劳而获的心理。可以说赌博是对社会的威胁和毒害，这些危害无法准确计量和控制。
从赌博产生的收益上看，赌博是娱乐消费，在刺激消费、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提供就业发挥着与第三产业类似的作用。虽然，美国的拉斯维加斯、摩洛哥的蒙特卡罗和澳门通过发展赌博带动旅游业，使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对于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来说，期望通过赌博业繁荣经济是一种畸形的发展策略，赌博业本身不是实质生产。
(三)最后，赌博业开禁能否收到防治赌资出境和国内私赌的效果?答案是否定的
这一点从彩票已经合法发行但私彩屡禁不止的现象可以证明。私彩现象在我国泛滥，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尤为猖獗。根据调查，彩民大多倾向购买私彩，原因是私彩没有公益金的提取，兑奖金额较高，因此大有市场。再以香港赛马为例，合法赛马推出已经数十年，但外围马仍然十分兴旺，外围投注额占到赛马总投注额的将近五成；欧洲足彩乃至合法赌球已经推出多年，但地下赌球同样盛行。
三、总结
博彩活动利弊共存，在得与失的权衡中，本文认为开禁赛马和赌场不仅无法确切、有效解决现有问题，还会产生各种矛盾和问题，政府在有效监控上面临难题。
面对地下赌博的泛滥，公彩管理部门与政府应完善职能。在整治策略上，一方面要完善现有彩票的品种和玩法，以合法途径吸引一部分赌球资金所得可以用于公共福利。据报道，足球彩票发行中自身的失误和局限性，是促成地下赌球扩大的原因。比如赌球内部人士曾透露，2002～2003赛季，足球彩票放弃英超足彩，地下庄家收受的投注中大约有2／3是针对英超赛事。因此，通过足彩品种和玩法的完善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地下赌球的问题。地下赌博与私彩较之合法彩票在玩法、奖金设置等更加吸引人，更具刺激性，因此在彩票发行上，仅仅强调公益性远远不够，要能够为大众提供丰富的娱乐产品，用市场的手段打击私彩。
另外一方面，是通过各种法律手段，对“赌球”等地下赌博的违法犯罪活动实行坚决打击，彻底清查足球内部人士控制和操纵的丑恶行径。通过网络进行的境外赌博行为，需要立法部门和执行部门切实整治。必须两手抓，在禁赌、严厉打击私赌的基础上进行合法彩票的完善。
博彩业是由彩票、以人或动物为对象的竞猜游戏和卡西诺娱乐场三个分支产业共同组成的。各国政府根据利弊权衡进行博彩产品的有条件供给，菲律宾、马来西亚、美国等赌博已经合法化，但在我国只有彩票合法发行，赛马和娱乐场未开禁。
1987年，我国为筹集公益金陆续推出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22年来，我国彩票销售整体有了较快的发展，呈现一种加速上涨的趋势，自体育彩票发行起以年均30.65％的速度增长。根据世界彩票权威刊物《LaFleurs2008年世界彩票年鉴》统计，2007年中国彩票销量(包括内地与台湾)位居各国排行榜第4位，彩票总销量达169亿美元，占世界销售总额7.53％，仅次于美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根据财政部网站消息，2009年彩票销售创历史新高达到1324.79亿元，同比增长25％。彩票业发展表明我国博彩市场需求旺盛，彩票消费已融入人们的生活中，成为一种经济现象。
但是由于赛马和赌场未开禁，我国地下赌博日益猖獗。早在2005年第三届“博彩产业与公益事业”国际学术研讨会披露，每年有将近6000亿元人民币的资金流向国外及港澳地区的赌场和赛马场。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称，中国内地每年参与赌博的资金估计达到了惊人的1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很多钱都参与到网上对远在欧洲的足球赛的赌博。近来爆出的赌球案反映地下赌球在内地大有市场，合法发行的足彩很难与赌球的吸引力相对抗。2007年足彩销量为57.67亿元，同比增长47.2％，据保守计算地下赌球已超200亿，远超足球彩票的销售额。
合法彩票的市场规模快速扩张，但吸引力仍然不比地下赌博，博彩市场分割严重。在此背景下，有学者再次提出开禁赛马和赌场的建议，认为将赌博合法化才能防治地下私赌及赌资出境，严禁的措施只会使地下博彩更猖獗。国内开放博彩业的呼声很高，不过也有强烈的反对意见，认为违反社会道德。
地下赌博的危害给政府敲响了警钟，同时博彩的巨大收益也为政府所关注，得与失的权衡会使政策制定者无所适从，我国博彩市场陷入囚徒困境。从博彩行为、开放的成本与收益、打击私赌的效果三个层次分析，本文认为赌博合法化不恰当，应该在完善彩票发行，开发新品种、新玩法，兼顾娱乐与打私的基础上加强博彩业的管理和整治力度。
二、赌博业开放可行性分析
从经济学角度看，无论博彩业采取何种发展路径，首先要阐明的是博彩业发展的起点是博彩行为，即使获得的资金用于合理的用途也不能证明其合理性。其次从行为的结果看，全社会从博彩活动中得到的正面收益必须大于负面效应，才能发挥福利效应。最后要论证假如全面开放博彩业，是否能有效发挥防治赌资出境和国内私赌的作用。
(一)从行为角度看。博彩行为既是一种经济行为，但也具有容易上瘾可能向非理性转化的特殊性质
传统经济学的理性范式无法解释博彩消费行为，行为经济将人的心理与行为相结合得以合理解释。赌者基于寻求刺激、娱乐和过度自信等心理参与赌博，容易产生病态或上瘾者问题。1997年哈佛医学院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自1977年亚特兰大赌博合法化以来，美国具有赌博不适症的人上升了55％，问题赌博者(因赌博而导致说谎、欺骗、偷盗、焦虑)也从4％增加到7％，使个体产生强迫性参与、滋生犯罪因索、导致堕落等。
彩票能够合法化因为购彩与赌博行为有实质差别。赌博具有私人赢利性，彩票具有公益性；赌博具有一定的技巧性。而彩票只是机会游戏。这些特征意味着彩票消费与赌博行为相比，更多是出于公益性和娱乐性，而赌博更多是为了获得财富，技巧性的存在使赌者更易上瘾，弄虚作假。
(二)赌博产生的成本与收益，无论是微观还是宏观的角度，都是成本大于收益
赌博带来的成本有三类：个人成本、家庭成本和社会成本，个人成本主要是金钱和精力的损失，严重的如同吸毒一样成瘾，由此导致家庭成本，家庭其他成员的生活、身心受影响，产生家庭矛盾；个人与家庭成本的积聚带来社会成本。赌博行为的失控，往往关联到其他失控的行为，危害社会稳定，也将给社会道德乃至社会生产带来严重影响，助长不劳而获的心理。可以说赌博是对社会的威胁和毒害，这些危害无法准确计量和控制。
从赌博产生的收益上看，赌博是娱乐消费，在刺激消费、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提供就业发挥着与第三产业类似的作用。虽然，美国的拉斯维加斯、摩洛哥的蒙特卡罗和澳门通过发展赌博带动旅游业，使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对于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来说，期望通过赌博业繁荣经济是一种畸形的发展策略，赌博业本身不是实质生产。
(三)最后，赌博业开禁能否收到防治赌资出境和国内私赌的效果?答案是否定的
这一点从彩票已经合法发行但私彩屡禁不止的现象可以证明。私彩现象在我国泛滥，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尤为猖獗。根据调查，彩民大多倾向购买私彩，原因是私彩没有公益金的提取，兑奖金额较高，因此大有市场。再以香港赛马为例，合法赛马推出已经数十年，但外围马仍然十分兴旺，外围投注额占到赛马总投注额的将近五成；欧洲足彩乃至合法赌球已经推出多年，但地下赌球同样盛行。
三、总结
博彩活动利弊共存，在得与失的权衡中，本文认为开禁赛马和赌场不仅无法确切、有效解决现有问题，还会产生各种矛盾和问题，政府在有效监控上面临难题。
面对地下赌博的泛滥，公彩管理部门与政府应完善职能。在整治策略上，一方面要完善现有彩票的品种和玩法，以合法途径吸引一部分赌球资金所得可以用于公共福利。据报道，足球彩票发行中自身的失误和局限性，是促成地下赌球扩大的原因。比如赌球内部人士曾透露，2002～2003赛季，足球彩票放弃英超足彩，地下庄家收受的投注中大约有2／3是针对英超赛事。因此，通过足彩品种和玩法的完善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地下赌球的问题。地下赌博与私彩较之合法彩票在玩法、奖金设置等更加吸引人，更具刺激性，因此在彩票发行上，仅仅强调公益性远远不够，要能够为大众提供丰富的娱乐产品，用市场的手段打击私彩。
另外一方面，是通过各种法律手段，对“赌球”等地下赌博的违法犯罪活动实行坚决打击，彻底清查足球内部人士控制和操纵的丑恶行径。通过网络进行的境外赌博行为，需要立法部门和执行部门切实整治。必须两手抓，在禁赌、严厉打击私赌的基础上进行合法彩票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