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夏，北京清华国学研究院要在全国招收32名研究生，王力对国学研究有浓厚的兴趣，报名应考。这次入学考试试题出得很奇特。全部试题是要回答“四个100”，即：100个古人名，要写出每个人所处的朝代和主要著述；100个古地名，要答出各是今天的什么地方；100部书名，要答出各部书的作者是谁；100句诗词，要答出各出自哪首诗词。王力学历虽然很浅，国学的根底却不浅。他在试场上交出了一份好答卷，当年被清华国学研究院录取了。
　　
　　师从王国维
　　
　　王力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上的第一堂课，是听王国维讲《诗经》。王国维是国学大师，王力久仰其名。在他的想象中，能写出像《人间词话》那样才气横溢、词清句丽文章的王国维，必定是位仪表堂堂、风度翩翩的大学者。当王国维踏进教室时，王力不禁大吃一惊。原来这位国学大师竟是个小老头。他头戴瓜皮帽，帽子下面拖着一条小辫子，身穿长棉袍，腰间还系着一条蓝带子。王国维以“清朝遗老”自居，政治上保守，这是王力早就知道的，但却未曾料到，在推翻清王朝十多年后，他竟连清朝的服饰还保留着。
　　王国维的这节《诗经》课，讲得很朴实，见解又很精辟新颖，他深感受益。以后王力听了王国维主讲的其他几门课，都有同样的感受。王国维讲课逻辑性强，凡经他做过精深研究的课题，都有谨严分析，有肯定的结论。但是，当他碰到某些问题时，又常以“这个我不懂”一句就带了过去，有时一节课下来，他竟说了几个“我不懂”的问题。起初王力感到不满足，他想，老师是传道解惑的，怎么常说“我不懂”呢?后来王力才慢慢体会到，这正是王国维治学严谨的表现。做学问的人，不懂就是不懂，万万不能不懂装懂。
　　1927年夏，正当王力快要毕业时，突然传来王国维失踪的消息。大家纷纷出动找寻，及至找到颐和园昆明湖畔，王力看到老师的尸体湿淋淋的，用一张破席裹着，不禁痛哭失声。他带着极其悲痛的心情回到了研究院，洒泪写下了挽诗《哭静安师》：似此良师何处求?山颓梁坏恨悠悠。一自童时哭王父，十年忍泪为公流!
　　
　　师从梁启超
　　
　　梁启超也是王力的老师。他与王国维的性格和政见迥异。他主张改良旧政治，变法维新，是清末名声显赫的改革派政论家。他给学生讲中国通史，在讲到历代兴衰的历史时，常常表现出忧国忧民的强烈感情。王力除了在课堂上受到他的教诲，在课余的接触中，也受到不少教益。梁启超的文章和诗词都写得很好，王力喜读他的诗文，所以常爱到梁启超家谈论诗文，并常常当面请教于他，亲聆他的教诲。
　　有段时间，梁启超因妻子病逝，爱子远行，加上列强侵略，内战频仍，情绪抑郁，就常搞集句对联；借以消愁。王力也有集联的雅兴，就常到老师家看老师的集联，同时也带上自己的集联，请老师指点。一天，老师挥毫写就了一幅集联赠给王力。这集联是：人在画桥西，冷香飞上诗句；酒醒明月下，梦魂欲渡苍茫。
　　
　　师从陈寅恪、赵元任
　　
　　陈寅恪是位学问渊博的大学问家。他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都有精深的研究；他精通十多种文字，甚至连梵文、西夏文、突厥文等古僻的文字，也能辨认；他还精通佛教经典，对佛教文学很有研究，为国内外学者所推崇。他主讲佛教文学，那渊博的知识，掌握语言文字的过人本领，也令王力十分敬佩。王力师从于他，受益匪浅。
　　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中，要以赵元任对王力影响至大至深。
　　当时赵元任主讲音韵学，他的语言天赋是惊人的。据说有一次，他与来自各个不同地方的8人共餐，席间宾主言谈甚欢。赵元任请他们用各自的方言交谈，第一次共餐，他就听得懂他们的方言；第二次再共餐，他竟能与同桌的八人用八种方言谈话。这种语言天赋，使他掌握了英、法、德、日等多种外语，从中接受了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并将它用到了音韵学的研究上，这就为前人所不及。在他的影响下，王力下决心去学外语。以“言有易，言无难”六字作为座右铭，王力常对人说：“赵先生这句话，我一辈子受用。”
　　王力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学习只有短短的一年，但对他的学问和事业却影响至大。他曾经说过：“在研究院的一年，有了名师的指点，我懂得了到底应该怎么做学问。”
　　
　　(摘自《中国学术大师系列——国文通才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