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从兰州向西，进入河西走廊的第一站是武威。
武威位于河西走廊的东部，是前121年西汉武帝派霍去病出击河西击溃匈奴，决定在河西设郡置县时最后一个设郡的地方，时间大约在汉宣帝地节三年（前67）。武威郡当时领十县，郡治最早在今天武威市民勤县东北部，不久即内移至姑臧县（今武威市凉州区）。在此之前，武威一带为匈奴休屠王驻牧地。休屠王是匈奴驻河西东部的休屠部落首领，掌管着匈奴的祭天金人（大约是匈奴人原始宗教膜拜的铜像，也有人疑其为中国最早的佛像）。前121年，霍去病两击河西，休屠王与居于今天张掖一带的另一匈奴部落首领浑邪王同被汉军打败，损失惨重，父母、王子等也成了汉朝的俘虏，祭天金人也被霍去病夺去。匈奴单于伊稚斜大怒，欲召二王问罪，二人害怕，于是商量降汉。就在即将付诸实施时，休屠王有意反悔，被浑邪王所杀，于是休屠、浑邪二部落4万余众在浑邪王率领下降汉，汉武帝派霍去病在黄河边迎接，并于今天甘肃、陕西和内蒙古等地设五属国予以安置。在武威市凉州区四坝乡三岔村附近，至今仍可以看到残留的休屠王王城遗址。
武威虽然建郡时间较晚，但由于地处河西东部，扼河西地区咽喉，地理位置特殊，加之土肥水丰，十分利于屯田农作，到了西汉末年，这里的人口就有了很大发展，一度出现了“边城晏闭，牛羊布野”的繁荣景象，使武威在随后的历史时期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很快成为河西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并以河西地区的首府而著称于世。
前106年，汉武帝将全国划分为13部，每部置刺史一名，这就是有名的13刺史部。河西四郡归凉州刺史部管辖，以地处西方、气候寒凉而得名，凉州之名由此始。刺史部是中央派驻各地的监察机构，起初并无固定治所。至东汉时逐渐演变为正式的地方政区，凉州刺史部治今天的甘肃东部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三国时期，河西地区属于曹魏政权。220年，魏文帝曹丕置凉州，州治在姑臧，领河西四郡及今兰州、青海南部和内蒙古西部等地域，武威自此始称凉州。此后，凉州一名也多被用来称呼以河西为中心的黄河上游广大地区。
武威的进一步发展，是在301~460年的五凉时期。这一时期，西晋政权刚刚经历了血雨腥风的“八王之乱”，鲜卑、匈奴、羯、氐等少数民族乘机起兵，中原大地四分五裂的局面愈演愈烈。而这时的凉州地区，却因远离战乱中心而“独安”，成为许多有识之士眼中惟一的“避难之土”。西晋散骑常侍张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请求赴任凉州，“阴图保据河西”，使自己的家族免遭祸患。301年初，张轨以护羌校尉、凉州刺史身份来到姑臧就任。
张轨来到凉州后，轻徭役，薄赋敛，立学校，建军队，修文偃武，在重建封建秩序的同时，不忘全力支持西晋政权，维护国家统一局面。此时，中原地区已经成为民族仇杀的战场，在张轨治理下，河西地区政治较为稳定，社会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于是中原、陇右人口大量西迁，难民如潮水般拥入河西地区。张轨等对此采取了积极接纳和妥善安置的态度，使河西人口陡然增多，也为河西地区的进一步开发创造了条件。张轨之后，其子张、张茂等继承了他的遗命，保持了河西地区的发展势头。324年5月，张之子张骏继位凉州牧、西平公，使河西地区特别是姑臧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张骏在位期间，趁着中原内乱，除向东进击，不断巩固前凉辖境外，还积极向西发展，伐龟兹、鄯善，并在今吐鲁番地区设置了高昌郡，代表中原政权首次在西域地区设郡置县，充分显示了中原政权对西域地区的行政管辖权。此后，西域诸国均遣使“诣姑臧奉贡”。这一时期，前凉政权“南逾河、湟，东至秦、陇，西至葱岭，北暨居延”，占有今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的大部分土地，成为当时中国北方地区除后赵石勒之外最大的一个政权，也是前凉政权建立以来版图最大的时期。著名的“姑臧七城”就在此时由张骏筑成。
姑臧城最早由匈奴人所筑，但规模要小得多。直到张轨到来之后，以匈奴所筑姑臧旧城为中心，历经张、张茂，至张骏时，最终围绕旧城又筑起了六座小城，合称姑臧七城。大城之内，七座城池连环相接，城与城之间街衢相通，有门22座，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宫南市北的都城建筑布局，创造了宫北市南的新格局，显示出了宏大的气魄，并直接影响到北魏及隋、唐等朝代的都城建设，在中国的都城建设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十六国之后，北魏及隋、唐等朝代的都城建设，都深受姑臧城市布局的影响。而在五凉时期，除西凉之外，其他四凉均建都于姑臧。武威的发展对河西地区的重要影响由此也可见一斑。
前凉时期，佛教在武威乃至河西地区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张轨的孙子张天锡亲自参加佛经的翻译。382年，前秦皇帝苻坚风闻龟兹人鸠摩罗什的佛法大名，派大将吕光西征龟兹，迎接鸠摩罗什东归。吕光在带着罗什东返时，得知苻坚败亡的消息，立即停止东返，在姑臧建立后凉，罗什因此也在武威停留16年，潜心研习汉语，观察汉地社会风情，宣讲佛教，翻译佛经，为凉州佛教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401年，罗什被后秦姚兴迎至长安，开始了他佛经翻译家的生涯。他去世后，留有遗言：所译之经，“若没有违背原意，火化时舌头不烂”，并要求将他的“不烂之舌”葬于姑臧。于是人们在罗什死后，于凉州罗什寺内建起了罗什塔，成了后代僧众所敬仰朝拜的名刹古寺。
到了北凉时期，国主沮渠蒙逊更是以倡导佛教而著名。沮渠蒙逊虽非汉族，但他十分崇尚汉文化，“事佛尤甚”。由于统治者的提倡，佛教从西域进入河西，便首先在姑臧发展起来，然后向中原及姑臧周围辐射和传播。北凉时期在姑臧等地所译佛经数量，比其他四凉译经的总和还要多。此外，沮渠蒙逊时期还在北凉境内大开石窟，自东向西依次有天梯山、金塔寺、马蹄寺、文殊山、昌马以及榆林窟和莫高窟等大型石窟寺，小型石窟不计其数，使河西地区石窟林立，居全国之冠。以武威天梯山为代表的凉州石窟，艺术来源于西域龟兹、于阗，尤其是设大型佛像于石窟之中、佛像贴于崖壁的模式，追根溯源，当源自阿富汗犍陀罗时期著名的巴米杨石窟。在传入西域后，先在龟兹，后于北凉时期在河西地区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并由此向东传播，直接影响并诞生了永靖炳灵寺石窟、固原须弥山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大同云岗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等，有学者称其为中国佛教造像中的“凉州模式”。
天梯山石窟位于武威市东南50余公里处张义乡境内的天梯山崖壁上。天梯山为祁连山余脉，因山势险要、行之如走天梯而得名。天梯山在319年左右就有道家在这里活动的记载。到了北凉时期（401），沮渠蒙逊弘扬佛教，在天梯山及河西境内大开石窟，造大佛像，“千变万化，惊人眩目”，使天梯山石窟以“凉州石窟”之名而著称于世。20世纪以来，许多专家学者经多方考察论证，认定天梯山石窟即为北凉沮渠蒙逊时期开凿的凉州石窟，并确认了第1、4窟为北凉时期所开，其内壁画、塑像保存较好。其余洞窟多为北魏及隋、唐时所开。1959年11月，因在石窟前修建黄羊河水库，由甘肃省博物馆和敦煌研究院负责，对天梯山石窟所存40余身塑像和200余平方米壁画进行了搬迁。对于建于唐代，藏有高28米石胎泥塑大佛及弟子、菩萨和天王、力士的惟一巨型穹窿顶大窟第13窟未做任何保护，水库建成后，任由库水淹没至该窟大佛胸部以下。泥塑部分很快融化、脱落，惟有与山崖一体的石胎佛身支撑着大佛的胸部以上。除大佛头部毁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外，其余6尊弟子、天王塑像胸部以上保存尚好。
随着时光的流逝，凉州石窟的重要历史地位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所认识。1992年5月，在国家文物局和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天梯山石窟的抢救和修复工程终于动工了。首先修建了大佛龛前高20余米、长50余米的窟前围堰，将库水阻挡在佛龛之外。之后又维修和复建了龛内佛像残损部分，全部工程于1994年9月竣工，使天梯山大佛以崭新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完善和准备，1999年10月，沉寂已久的天梯山石窟重新向世人开放。
20世纪以来，在武威发现了数以万计的各类出土文物，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在武威城外一座被称为“雷台”的土台下面所发现的东汉晚期的墓葬和相关出土文物。
雷台是位于武威城北一座南北长106米、东西宽60米、高约8.5米的长方形人工夯筑土台。1969年9月22日，在当时“深挖洞”政策的影响下，当地生产队社员将战备地道的施工点选在了高大的雷台下面。挖下去没多久，就在雷台下面发现了一座规模宏大，青砖包砌，有着墓道、甬道、前室、中室、后室和三间耳室的大型东汉墓葬。其规模迄今在整个河西走廊乃至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地所发现的明代以前墓葬中都是最大的。该墓在历史上虽然数次被盗，但仍然出土了金、银、铜、铁、玉、石、陶等器物230余件，收缴墓中铺地铜钱近3万枚。其中十分珍贵的文物，就是那一套由近百件铜人、铜车、铜马组成的铜车马仪仗俑。尤其是一件通高34.5厘米、长45厘米，形制独特的马踏飞燕铜雕，古代大师以骏马奔驰时连飞燕都可以踩在蹄下的造型，既表现出了骏马奔跑时的神速，又隐含着充斥汉代宫廷的那种对“天马行空，独来独往”至高哲学理念的渴望之情，同时还科学而高明地解决了三维立体雕塑中表现飞奔的骏马时所不易解决的站立问题。整件作品构思之独特、造型之优美、制作之精致，无论在中国美术史还是世界艺术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这就是后来名闻中外的“铜奔马”。铜奔马的横空出世，在世界范围内，为武威和中国赢来了极大的声誉。
武威作为河西地区的首府，对河西地区军事、政治、经济、宗教、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与“河西文化”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文化艺术方面，以《凉州词》为代表的唐代边塞诗风靡唐宋，影响至今。唐代诗人岑参“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的名句，常常将人带入悠悠的历史岁月中。以凉州为基地，以吸纳西域龟兹乐舞为主、与中原乐舞融合而成的西凉乐舞，自前凉时候起就传入中原地区，北魏时进入宫廷，随后普及流行于民间，至隋唐时被定为国乐，成为宫廷宴乐中的主要曲目。到了唐代，西凉乐经唐玄宗加工整理为著名的《霓裳羽衣舞》，使其达到了中国古典乐舞发展中前所未有的高峰。
武威位于河西走廊的东部，是前121年西汉武帝派霍去病出击河西击溃匈奴，决定在河西设郡置县时最后一个设郡的地方，时间大约在汉宣帝地节三年（前67）。武威郡当时领十县，郡治最早在今天武威市民勤县东北部，不久即内移至姑臧县（今武威市凉州区）。在此之前，武威一带为匈奴休屠王驻牧地。休屠王是匈奴驻河西东部的休屠部落首领，掌管着匈奴的祭天金人（大约是匈奴人原始宗教膜拜的铜像，也有人疑其为中国最早的佛像）。前121年，霍去病两击河西，休屠王与居于今天张掖一带的另一匈奴部落首领浑邪王同被汉军打败，损失惨重，父母、王子等也成了汉朝的俘虏，祭天金人也被霍去病夺去。匈奴单于伊稚斜大怒，欲召二王问罪，二人害怕，于是商量降汉。就在即将付诸实施时，休屠王有意反悔，被浑邪王所杀，于是休屠、浑邪二部落4万余众在浑邪王率领下降汉，汉武帝派霍去病在黄河边迎接，并于今天甘肃、陕西和内蒙古等地设五属国予以安置。在武威市凉州区四坝乡三岔村附近，至今仍可以看到残留的休屠王王城遗址。
武威虽然建郡时间较晚，但由于地处河西东部，扼河西地区咽喉，地理位置特殊，加之土肥水丰，十分利于屯田农作，到了西汉末年，这里的人口就有了很大发展，一度出现了“边城晏闭，牛羊布野”的繁荣景象，使武威在随后的历史时期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很快成为河西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并以河西地区的首府而著称于世。
前106年，汉武帝将全国划分为13部，每部置刺史一名，这就是有名的13刺史部。河西四郡归凉州刺史部管辖，以地处西方、气候寒凉而得名，凉州之名由此始。刺史部是中央派驻各地的监察机构，起初并无固定治所。至东汉时逐渐演变为正式的地方政区，凉州刺史部治今天的甘肃东部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三国时期，河西地区属于曹魏政权。220年，魏文帝曹丕置凉州，州治在姑臧，领河西四郡及今兰州、青海南部和内蒙古西部等地域，武威自此始称凉州。此后，凉州一名也多被用来称呼以河西为中心的黄河上游广大地区。
武威的进一步发展，是在301~460年的五凉时期。这一时期，西晋政权刚刚经历了血雨腥风的“八王之乱”，鲜卑、匈奴、羯、氐等少数民族乘机起兵，中原大地四分五裂的局面愈演愈烈。而这时的凉州地区，却因远离战乱中心而“独安”，成为许多有识之士眼中惟一的“避难之土”。西晋散骑常侍张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请求赴任凉州，“阴图保据河西”，使自己的家族免遭祸患。301年初，张轨以护羌校尉、凉州刺史身份来到姑臧就任。
张轨来到凉州后，轻徭役，薄赋敛，立学校，建军队，修文偃武，在重建封建秩序的同时，不忘全力支持西晋政权，维护国家统一局面。此时，中原地区已经成为民族仇杀的战场，在张轨治理下，河西地区政治较为稳定，社会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于是中原、陇右人口大量西迁，难民如潮水般拥入河西地区。张轨等对此采取了积极接纳和妥善安置的态度，使河西人口陡然增多，也为河西地区的进一步开发创造了条件。张轨之后，其子张、张茂等继承了他的遗命，保持了河西地区的发展势头。324年5月，张之子张骏继位凉州牧、西平公，使河西地区特别是姑臧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张骏在位期间，趁着中原内乱，除向东进击，不断巩固前凉辖境外，还积极向西发展，伐龟兹、鄯善，并在今吐鲁番地区设置了高昌郡，代表中原政权首次在西域地区设郡置县，充分显示了中原政权对西域地区的行政管辖权。此后，西域诸国均遣使“诣姑臧奉贡”。这一时期，前凉政权“南逾河、湟，东至秦、陇，西至葱岭，北暨居延”，占有今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的大部分土地，成为当时中国北方地区除后赵石勒之外最大的一个政权，也是前凉政权建立以来版图最大的时期。著名的“姑臧七城”就在此时由张骏筑成。
姑臧城最早由匈奴人所筑，但规模要小得多。直到张轨到来之后，以匈奴所筑姑臧旧城为中心，历经张、张茂，至张骏时，最终围绕旧城又筑起了六座小城，合称姑臧七城。大城之内，七座城池连环相接，城与城之间街衢相通，有门22座，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宫南市北的都城建筑布局，创造了宫北市南的新格局，显示出了宏大的气魄，并直接影响到北魏及隋、唐等朝代的都城建设，在中国的都城建设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十六国之后，北魏及隋、唐等朝代的都城建设，都深受姑臧城市布局的影响。而在五凉时期，除西凉之外，其他四凉均建都于姑臧。武威的发展对河西地区的重要影响由此也可见一斑。
前凉时期，佛教在武威乃至河西地区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张轨的孙子张天锡亲自参加佛经的翻译。382年，前秦皇帝苻坚风闻龟兹人鸠摩罗什的佛法大名，派大将吕光西征龟兹，迎接鸠摩罗什东归。吕光在带着罗什东返时，得知苻坚败亡的消息，立即停止东返，在姑臧建立后凉，罗什因此也在武威停留16年，潜心研习汉语，观察汉地社会风情，宣讲佛教，翻译佛经，为凉州佛教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401年，罗什被后秦姚兴迎至长安，开始了他佛经翻译家的生涯。他去世后，留有遗言：所译之经，“若没有违背原意，火化时舌头不烂”，并要求将他的“不烂之舌”葬于姑臧。于是人们在罗什死后，于凉州罗什寺内建起了罗什塔，成了后代僧众所敬仰朝拜的名刹古寺。
到了北凉时期，国主沮渠蒙逊更是以倡导佛教而著名。沮渠蒙逊虽非汉族，但他十分崇尚汉文化，“事佛尤甚”。由于统治者的提倡，佛教从西域进入河西，便首先在姑臧发展起来，然后向中原及姑臧周围辐射和传播。北凉时期在姑臧等地所译佛经数量，比其他四凉译经的总和还要多。此外，沮渠蒙逊时期还在北凉境内大开石窟，自东向西依次有天梯山、金塔寺、马蹄寺、文殊山、昌马以及榆林窟和莫高窟等大型石窟寺，小型石窟不计其数，使河西地区石窟林立，居全国之冠。以武威天梯山为代表的凉州石窟，艺术来源于西域龟兹、于阗，尤其是设大型佛像于石窟之中、佛像贴于崖壁的模式，追根溯源，当源自阿富汗犍陀罗时期著名的巴米杨石窟。在传入西域后，先在龟兹，后于北凉时期在河西地区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并由此向东传播，直接影响并诞生了永靖炳灵寺石窟、固原须弥山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大同云岗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等，有学者称其为中国佛教造像中的“凉州模式”。
天梯山石窟位于武威市东南50余公里处张义乡境内的天梯山崖壁上。天梯山为祁连山余脉，因山势险要、行之如走天梯而得名。天梯山在319年左右就有道家在这里活动的记载。到了北凉时期（401），沮渠蒙逊弘扬佛教，在天梯山及河西境内大开石窟，造大佛像，“千变万化，惊人眩目”，使天梯山石窟以“凉州石窟”之名而著称于世。20世纪以来，许多专家学者经多方考察论证，认定天梯山石窟即为北凉沮渠蒙逊时期开凿的凉州石窟，并确认了第1、4窟为北凉时期所开，其内壁画、塑像保存较好。其余洞窟多为北魏及隋、唐时所开。1959年11月，因在石窟前修建黄羊河水库，由甘肃省博物馆和敦煌研究院负责，对天梯山石窟所存40余身塑像和200余平方米壁画进行了搬迁。对于建于唐代，藏有高28米石胎泥塑大佛及弟子、菩萨和天王、力士的惟一巨型穹窿顶大窟第13窟未做任何保护，水库建成后，任由库水淹没至该窟大佛胸部以下。泥塑部分很快融化、脱落，惟有与山崖一体的石胎佛身支撑着大佛的胸部以上。除大佛头部毁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外，其余6尊弟子、天王塑像胸部以上保存尚好。
随着时光的流逝，凉州石窟的重要历史地位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所认识。1992年5月，在国家文物局和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天梯山石窟的抢救和修复工程终于动工了。首先修建了大佛龛前高20余米、长50余米的窟前围堰，将库水阻挡在佛龛之外。之后又维修和复建了龛内佛像残损部分，全部工程于1994年9月竣工，使天梯山大佛以崭新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完善和准备，1999年10月，沉寂已久的天梯山石窟重新向世人开放。
20世纪以来，在武威发现了数以万计的各类出土文物，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在武威城外一座被称为“雷台”的土台下面所发现的东汉晚期的墓葬和相关出土文物。
雷台是位于武威城北一座南北长106米、东西宽60米、高约8.5米的长方形人工夯筑土台。1969年9月22日，在当时“深挖洞”政策的影响下，当地生产队社员将战备地道的施工点选在了高大的雷台下面。挖下去没多久，就在雷台下面发现了一座规模宏大，青砖包砌，有着墓道、甬道、前室、中室、后室和三间耳室的大型东汉墓葬。其规模迄今在整个河西走廊乃至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地所发现的明代以前墓葬中都是最大的。该墓在历史上虽然数次被盗，但仍然出土了金、银、铜、铁、玉、石、陶等器物230余件，收缴墓中铺地铜钱近3万枚。其中十分珍贵的文物，就是那一套由近百件铜人、铜车、铜马组成的铜车马仪仗俑。尤其是一件通高34.5厘米、长45厘米，形制独特的马踏飞燕铜雕，古代大师以骏马奔驰时连飞燕都可以踩在蹄下的造型，既表现出了骏马奔跑时的神速，又隐含着充斥汉代宫廷的那种对“天马行空，独来独往”至高哲学理念的渴望之情，同时还科学而高明地解决了三维立体雕塑中表现飞奔的骏马时所不易解决的站立问题。整件作品构思之独特、造型之优美、制作之精致，无论在中国美术史还是世界艺术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这就是后来名闻中外的“铜奔马”。铜奔马的横空出世，在世界范围内，为武威和中国赢来了极大的声誉。
武威作为河西地区的首府，对河西地区军事、政治、经济、宗教、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与“河西文化”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文化艺术方面，以《凉州词》为代表的唐代边塞诗风靡唐宋，影响至今。唐代诗人岑参“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的名句，常常将人带入悠悠的历史岁月中。以凉州为基地，以吸纳西域龟兹乐舞为主、与中原乐舞融合而成的西凉乐舞，自前凉时候起就传入中原地区，北魏时进入宫廷，随后普及流行于民间，至隋唐时被定为国乐，成为宫廷宴乐中的主要曲目。到了唐代，西凉乐经唐玄宗加工整理为著名的《霓裳羽衣舞》，使其达到了中国古典乐舞发展中前所未有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