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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味夸大财富，人人渴望撞上数字神话的疯狂时期。特别是尼葛洛庞帝的“资本为数字经济燃烧”，几乎征服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联邦制药董事长蔡金乐先生，在如此“力拔山兮”的狂躁大势之下，说的却是“爱国主义”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仅仅一两年的工夫，今天，一些超级大国开始准备为偏执和狂热付出高昂的社会成本代价。红极一时的CEO们必须面对“再就业工程”。整个世界浮躁和尘埃纷纷落定。人们重新反思：企业的责任，财富的偏离，资本的律动。这时候，那些一步一个脚印，无级变速、平衡上升的企业；尤其是那些以国家、社会、民族利益为重的企业，毫不造作的显现出来。
联邦制药的商业模式在今天更有说服力。
故事一
6月的第一个周末，下午4点，北京人民大会堂。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内医药方面的有关专家，正在认真论证珠海联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将与美国UBI公司合作开发生物工程药品的项目。现在的情况是“联邦”人已经跻身于这个领域的前沿，只要抬脚射门就有争得世界第一的可能。
这不是一般的技术合作，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斥资问题。联邦制药董事长蔡金乐先生透露，“此举厉害”。据说一旦成功，将意味着人类可以获得由氨基酸合成的某种抗原，从而对新一代疾病谱中最为关注的现代病起到免疫及预防作用。
当然，这是一项极具冒险性的尝试。要把实验室的成果进行市场转化，后果未卜，却耗资巨大。据说，蔡先生将用买断UBI公司股权的方式，获得此项技术的控制权。之后，中美双方将在各自的制药企业之间进行同步的产品试验、开发。这位踌躇满志的中国药界成功人士，不讳言其中的“气魄”和“胆量”。他甚至说到颇沉重的字眼——“拼！”
“我们民族的制药工业怎么发展？怎么竞争？怎么站起来？出路在哪里？是继续做普通药还是向高科技冲刺？”蔡先生坦言，这样的问题在自己的头脑中想了很久。因此，一旦有机会，他是不会轻易让它跑掉的。
论规模，“联邦”算不上中国制药企业的“大阿哥”；论时间，不过8年的经历。挑头的事按理轮不到他。
企业家的思维方式决定一个企业的运势。蔡先生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总是离不开国家、民族——“国力的竞争在于企业，我们不去做，哪有国家的强盛？”于是，他的事业一次又一次从这种激昂情绪中走过来。“激昂”锻造出联邦制药不可抵挡的核心能量。
故事二
1994年，“联邦”在中国珠海一片撂荒地上破土。当年，蔡先生一掷数亿港币。说实话，连第一口淡水井都是自己打的。基础设施几乎是零。对国家，他没有一丝抱怨，这份苦他吃得心甘。
当年，他回敬给这片撂荒地的是一座国际化的医药公司和一座占地36000平方米的现代化药品制剂厂。
蔡先生性格执拗，“咬定青山”，风来雨去，不为所动。“必须是世界最前卫的设计和最精当的设备。”他说。事实上，从第一块砖头开始，他就把未来的企业设定在GMP标准上（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多么不谙时务！当时国内的行情是，“要想当县长，首先办药厂”。“低水平、广覆盖”在制药行业尤为突出。在有利可图的驱动下，中国大地，家家点火。更重要的是，国家法规以及行政管理部门，还没有把这种国际通行的GMP标准摆在桌面上。这种“空子”对于中国的制药企业，无疑是“难得的商机”。但是，大势之下，联邦制药为了广大消费者用药的绝对安全，居然自觉地为自己设置了这道相当高的门槛。
“如果只是建个药厂，赚点钱走人，那不是我要做的事情”。蔡先生把“为自己的国家建一个现代化的、符合GMP标准的、世代相传的制药企业”，称之为“投资建厂的目的”。理由很简单，“外国人能做到的事，我们应该可以做到”。这种不甘示弱的民族气节，恰恰决定了一个企业的发展前景。
事随人愿。1997年，联邦制药成为中国境内第一个全方位通过GMP认证的企业（包括粉针、片剂、口服液、胶囊剂、冻干共5大剂型）。自此，中国药业的新生代在混沌中脱颖。
上个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司司长白慧良先生证实，国家已经开始对7000多家制药企业进行GMP强制认证。达不到标准的，没商量，关门。试想一下，一个没有生产规范和质量标准的制药企业，它的命数能有多久？而它对于患者生命的责任又体现在哪里？
蔡先生明智。他深谙制药工作者的立身之本。因此他能把握住崇高之中的缜密和严谨。当然，企业日后与国际对接、走向世界的基础必须是从脚跟铸起。于是，在自己的国土上，他甘愿扮演“先驱”的角色。
故事三
1996年，联邦制药还是襁褓之中，却已经早熟。或许是印证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蔡先生一直把自己的国家看成“并不富裕的母亲”，而自己俯首甘为孝顺孩子——
“为什么中国的百姓依然停留在落后的用药状态？”整个世界的基础抗生素已经从青霉素走到半合成青霉素时代（氨苄、羟氨苄、头孢菌素等）；“为什么十余亿人，尤其是孩子们，无奈地忍受青霉素试验的疼痛、恐惧，而我们的制药企业竟可以闻而未闻，视而不见？”“为什么直到90年代中，半合成青霉素还只能依赖进口？”而其中昂贵的价格又有多少国人可以受用得起……“我们这么多大型的原料药厂都干什么去了？这种并不高明的制药工艺竟能卡住这么一个泱泱大国的脖子？难道我们不能用自己的产品将它们抵制在国门之外？”
一连串的想不通。这种置疑不知更应该属于哪部分人的职能范畴？反正当时，如此耿耿于怀者在诺大个中国，似乎莫过于蔡先生。“真的很气！”一气之下，“唉，我来试一把。”真要改变依靠进口的被动，不妨先建一座月产量100吨的氨苄、羟氨苄原料药大厂。
于是蔡先生二掷数亿港币。建原料药厂的气魄更大——200000平方米。按常理，等待“国企”挑大梁是最稳妥的选择。原本这种基础原料应该是国家的职责范围。
商海历练，蔡先生明白此举将是惊险迭起：一个稚嫩的民营企业要和庞大的“国有”叫劲儿；更重要的是，他还要和老牌的“国际”在价格上抗争。很显然，与单纯生产制剂相比，他可能失去获取最大利润的机会。但是，他懂得放弃“利润第一”的口号。这并非纯属于高尚的动机。因为他不同于常人。在一般人的眼里，企业的目的就是赚钱。但在他看来，民族的荣誉、人民的利益更重要。
其实，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往往不是踩着地雷，而是占尽先机。但是，这种“冒险”最起码的本钱是激情和热血。联邦制药的“使命感”势如破竹。原料药厂一动手，当年过关。更让蔡先生欣慰的是，紧跟着，大“国有”们也陆续告罄。两年的工夫，到1998年，中国原料药的局面彻底改变。半合成青霉素进口终于画上历史的句号。
之后，联邦制药引发了一场青霉素剂型的革命。这是建立在新一代原料药基础上的新产品——口服剂型。于是，青霉素最古老的针剂和皮试，在中国这个最广阔的市场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随即中国百姓用药的观念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为口服的方便和带有丝丝甜味，孩子们不再谈“药”色变。
“不，不能说我做得最早。”对于做原料药的“一气之下”，蔡先生称之为“只是抛砖引玉”。这么一激将，让大“国有”们一拖数年的改造项目进程大大加快。这似乎更是他的目的。
故事四
“爱国”不是一句空话。企业家最大的“爱国”是敢于承担起社会的责任。
21世纪社会对于成功人士的标准，已经不仅仅是以财富论英雄，而是对人的素质提出“整和艺术”的概念。一位明智的企业家，越来越多考虑的不应该是利润，而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他们会主动地肩负起对消费者、对客户、对员工特殊的责任。
“平民风格”是联邦制药基于国民经济状况实施的“为人民服务”战略。他们在投资成本很高的前提下，承诺“让并不富裕的人同样享用高质量的药品”。这本身是一道难题。但让人惊奇的是，他们竟能在销售手段上创出奇迹——“卖半包，甚至几粒”。如此，云南大山里的农民们，挑担柴火到集市，变卖之后，可以买几粒“联邦”的“阿莫仙”带回家；湖南的乡村教师；新疆的牧民……总之，最基层的消费者都能接受“联邦”。
蔡先生属于大彻大悟的企业家。他深谙发展与平衡的关系。遵循取之于社会，回报于社会的道理。比如，他会把目光放到很远，为国家后续的医药人才建立3800万的“联邦奖学金”。又比如，他有感于中国的医学专家们医术高超，辛苦有加。于是，出资请人，为他们树碑立传。当然，抗洪救灾，他觉得责无旁贷；西部大开发，他积极响应。据说与“四川抗生素厂”合作，一投就是3000多万……
蔡先生的责任感更表现在对精神启迪的贡献。“物质不是中国下一代的最缺”。为此，他已经连续4年，年年亲临设立“联邦奖学金”的38所大学，用亲身经历为年轻人讲述“贫穷无过”、“爱心传递”、鼓动“成功属于每一个人”……他会把父辈用手和用马达轧甘蔗，完全不同的初始体味，讲给孩子们听。美好生活需要动力马达去替代愚昧落后……就这样，他把和年轻人的沟通看得非常重要，哪怕是晚上，甚至疲惫不堪，也不放弃这种沟通。他说：“一见到他们，我觉得自己立刻变得年轻。”
其实真正成功人士，自己未必清楚并在意个人的成果价值。在公众场合，蔡先生习惯称自己是“一个制药工作者”。而且非常自然，不带有一点沽名钓誉。他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到，“制药业本身是为人类带来健康和幸福的事业”，这样的事业是人生最高的荣耀。
结果
联邦制药，扛着爱国旗帜，一路高歌猛进走过来。
近年，适逢药品价格调整。制药企业随即出现利润缩水。跌宕之时，更显英雄本色。从企业年度财政报告国内市场显示：1995年完成销售收入2.6亿，1996年5.6亿，1997年8亿，1998年10亿，1999年13亿，2000年15亿，2001年18亿。
2001年，联邦制药一座现代化的科技大楼崛起。企业的技术储备因此更上一层楼。为什么“信心倍增”？蔡先生欣慰，“8年，证明我们的路子是正确的”。如果说当初他对中国市场百舸争流，胜数难测，那么现在，一览众山小。
今天，联邦制药已经构筑起向世界科技前沿冲刺的基础平台——自行研制开发生物类制品；向一类药品进发。这些即将成为他们下一轮的主攻方向。显然，他们正欲摆脱芸芸众生，浮上更高层面。
“这是一条不归路”。蔡先生会有更宏伟的下一步。
仅仅一两年的工夫，今天，一些超级大国开始准备为偏执和狂热付出高昂的社会成本代价。红极一时的CEO们必须面对“再就业工程”。整个世界浮躁和尘埃纷纷落定。人们重新反思：企业的责任，财富的偏离，资本的律动。这时候，那些一步一个脚印，无级变速、平衡上升的企业；尤其是那些以国家、社会、民族利益为重的企业，毫不造作的显现出来。
联邦制药的商业模式在今天更有说服力。
故事一
6月的第一个周末，下午4点，北京人民大会堂。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内医药方面的有关专家，正在认真论证珠海联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将与美国UBI公司合作开发生物工程药品的项目。现在的情况是“联邦”人已经跻身于这个领域的前沿，只要抬脚射门就有争得世界第一的可能。
这不是一般的技术合作，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斥资问题。联邦制药董事长蔡金乐先生透露，“此举厉害”。据说一旦成功，将意味着人类可以获得由氨基酸合成的某种抗原，从而对新一代疾病谱中最为关注的现代病起到免疫及预防作用。
当然，这是一项极具冒险性的尝试。要把实验室的成果进行市场转化，后果未卜，却耗资巨大。据说，蔡先生将用买断UBI公司股权的方式，获得此项技术的控制权。之后，中美双方将在各自的制药企业之间进行同步的产品试验、开发。这位踌躇满志的中国药界成功人士，不讳言其中的“气魄”和“胆量”。他甚至说到颇沉重的字眼——“拼！”
“我们民族的制药工业怎么发展？怎么竞争？怎么站起来？出路在哪里？是继续做普通药还是向高科技冲刺？”蔡先生坦言，这样的问题在自己的头脑中想了很久。因此，一旦有机会，他是不会轻易让它跑掉的。
论规模，“联邦”算不上中国制药企业的“大阿哥”；论时间，不过8年的经历。挑头的事按理轮不到他。
企业家的思维方式决定一个企业的运势。蔡先生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总是离不开国家、民族——“国力的竞争在于企业，我们不去做，哪有国家的强盛？”于是，他的事业一次又一次从这种激昂情绪中走过来。“激昂”锻造出联邦制药不可抵挡的核心能量。
故事二
1994年，“联邦”在中国珠海一片撂荒地上破土。当年，蔡先生一掷数亿港币。说实话，连第一口淡水井都是自己打的。基础设施几乎是零。对国家，他没有一丝抱怨，这份苦他吃得心甘。
当年，他回敬给这片撂荒地的是一座国际化的医药公司和一座占地36000平方米的现代化药品制剂厂。
蔡先生性格执拗，“咬定青山”，风来雨去，不为所动。“必须是世界最前卫的设计和最精当的设备。”他说。事实上，从第一块砖头开始，他就把未来的企业设定在GMP标准上（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多么不谙时务！当时国内的行情是，“要想当县长，首先办药厂”。“低水平、广覆盖”在制药行业尤为突出。在有利可图的驱动下，中国大地，家家点火。更重要的是，国家法规以及行政管理部门，还没有把这种国际通行的GMP标准摆在桌面上。这种“空子”对于中国的制药企业，无疑是“难得的商机”。但是，大势之下，联邦制药为了广大消费者用药的绝对安全，居然自觉地为自己设置了这道相当高的门槛。
“如果只是建个药厂，赚点钱走人，那不是我要做的事情”。蔡先生把“为自己的国家建一个现代化的、符合GMP标准的、世代相传的制药企业”，称之为“投资建厂的目的”。理由很简单，“外国人能做到的事，我们应该可以做到”。这种不甘示弱的民族气节，恰恰决定了一个企业的发展前景。
事随人愿。1997年，联邦制药成为中国境内第一个全方位通过GMP认证的企业（包括粉针、片剂、口服液、胶囊剂、冻干共5大剂型）。自此，中国药业的新生代在混沌中脱颖。
上个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司司长白慧良先生证实，国家已经开始对7000多家制药企业进行GMP强制认证。达不到标准的，没商量，关门。试想一下，一个没有生产规范和质量标准的制药企业，它的命数能有多久？而它对于患者生命的责任又体现在哪里？
蔡先生明智。他深谙制药工作者的立身之本。因此他能把握住崇高之中的缜密和严谨。当然，企业日后与国际对接、走向世界的基础必须是从脚跟铸起。于是，在自己的国土上，他甘愿扮演“先驱”的角色。
故事三
1996年，联邦制药还是襁褓之中，却已经早熟。或许是印证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蔡先生一直把自己的国家看成“并不富裕的母亲”，而自己俯首甘为孝顺孩子——
“为什么中国的百姓依然停留在落后的用药状态？”整个世界的基础抗生素已经从青霉素走到半合成青霉素时代（氨苄、羟氨苄、头孢菌素等）；“为什么十余亿人，尤其是孩子们，无奈地忍受青霉素试验的疼痛、恐惧，而我们的制药企业竟可以闻而未闻，视而不见？”“为什么直到90年代中，半合成青霉素还只能依赖进口？”而其中昂贵的价格又有多少国人可以受用得起……“我们这么多大型的原料药厂都干什么去了？这种并不高明的制药工艺竟能卡住这么一个泱泱大国的脖子？难道我们不能用自己的产品将它们抵制在国门之外？”
一连串的想不通。这种置疑不知更应该属于哪部分人的职能范畴？反正当时，如此耿耿于怀者在诺大个中国，似乎莫过于蔡先生。“真的很气！”一气之下，“唉，我来试一把。”真要改变依靠进口的被动，不妨先建一座月产量100吨的氨苄、羟氨苄原料药大厂。
于是蔡先生二掷数亿港币。建原料药厂的气魄更大——200000平方米。按常理，等待“国企”挑大梁是最稳妥的选择。原本这种基础原料应该是国家的职责范围。
商海历练，蔡先生明白此举将是惊险迭起：一个稚嫩的民营企业要和庞大的“国有”叫劲儿；更重要的是，他还要和老牌的“国际”在价格上抗争。很显然，与单纯生产制剂相比，他可能失去获取最大利润的机会。但是，他懂得放弃“利润第一”的口号。这并非纯属于高尚的动机。因为他不同于常人。在一般人的眼里，企业的目的就是赚钱。但在他看来，民族的荣誉、人民的利益更重要。
其实，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往往不是踩着地雷，而是占尽先机。但是，这种“冒险”最起码的本钱是激情和热血。联邦制药的“使命感”势如破竹。原料药厂一动手，当年过关。更让蔡先生欣慰的是，紧跟着，大“国有”们也陆续告罄。两年的工夫，到1998年，中国原料药的局面彻底改变。半合成青霉素进口终于画上历史的句号。
之后，联邦制药引发了一场青霉素剂型的革命。这是建立在新一代原料药基础上的新产品——口服剂型。于是，青霉素最古老的针剂和皮试，在中国这个最广阔的市场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随即中国百姓用药的观念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为口服的方便和带有丝丝甜味，孩子们不再谈“药”色变。
“不，不能说我做得最早。”对于做原料药的“一气之下”，蔡先生称之为“只是抛砖引玉”。这么一激将，让大“国有”们一拖数年的改造项目进程大大加快。这似乎更是他的目的。
故事四
“爱国”不是一句空话。企业家最大的“爱国”是敢于承担起社会的责任。
21世纪社会对于成功人士的标准，已经不仅仅是以财富论英雄，而是对人的素质提出“整和艺术”的概念。一位明智的企业家，越来越多考虑的不应该是利润，而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他们会主动地肩负起对消费者、对客户、对员工特殊的责任。
“平民风格”是联邦制药基于国民经济状况实施的“为人民服务”战略。他们在投资成本很高的前提下，承诺“让并不富裕的人同样享用高质量的药品”。这本身是一道难题。但让人惊奇的是，他们竟能在销售手段上创出奇迹——“卖半包，甚至几粒”。如此，云南大山里的农民们，挑担柴火到集市，变卖之后，可以买几粒“联邦”的“阿莫仙”带回家；湖南的乡村教师；新疆的牧民……总之，最基层的消费者都能接受“联邦”。
蔡先生属于大彻大悟的企业家。他深谙发展与平衡的关系。遵循取之于社会，回报于社会的道理。比如，他会把目光放到很远，为国家后续的医药人才建立3800万的“联邦奖学金”。又比如，他有感于中国的医学专家们医术高超，辛苦有加。于是，出资请人，为他们树碑立传。当然，抗洪救灾，他觉得责无旁贷；西部大开发，他积极响应。据说与“四川抗生素厂”合作，一投就是3000多万……
蔡先生的责任感更表现在对精神启迪的贡献。“物质不是中国下一代的最缺”。为此，他已经连续4年，年年亲临设立“联邦奖学金”的38所大学，用亲身经历为年轻人讲述“贫穷无过”、“爱心传递”、鼓动“成功属于每一个人”……他会把父辈用手和用马达轧甘蔗，完全不同的初始体味，讲给孩子们听。美好生活需要动力马达去替代愚昧落后……就这样，他把和年轻人的沟通看得非常重要，哪怕是晚上，甚至疲惫不堪，也不放弃这种沟通。他说：“一见到他们，我觉得自己立刻变得年轻。”
其实真正成功人士，自己未必清楚并在意个人的成果价值。在公众场合，蔡先生习惯称自己是“一个制药工作者”。而且非常自然，不带有一点沽名钓誉。他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到，“制药业本身是为人类带来健康和幸福的事业”，这样的事业是人生最高的荣耀。
结果
联邦制药，扛着爱国旗帜，一路高歌猛进走过来。
近年，适逢药品价格调整。制药企业随即出现利润缩水。跌宕之时，更显英雄本色。从企业年度财政报告国内市场显示：1995年完成销售收入2.6亿，1996年5.6亿，1997年8亿，1998年10亿，1999年13亿，2000年15亿，2001年18亿。
2001年，联邦制药一座现代化的科技大楼崛起。企业的技术储备因此更上一层楼。为什么“信心倍增”？蔡先生欣慰，“8年，证明我们的路子是正确的”。如果说当初他对中国市场百舸争流，胜数难测，那么现在，一览众山小。
今天，联邦制药已经构筑起向世界科技前沿冲刺的基础平台——自行研制开发生物类制品；向一类药品进发。这些即将成为他们下一轮的主攻方向。显然，他们正欲摆脱芸芸众生，浮上更高层面。
“这是一条不归路”。蔡先生会有更宏伟的下一步。